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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帝第一書》又稱《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呈》，撰寫於光緒十四年十月，該書是研究康有為早期變法思想的重要文獻，康氏在此次上書中， “罔知忌諱”，“幹冒宸嚴”，大膽揭露了清政府國事敗壞，內政不修，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強烈要求，並建議仿照漢朝議郎，設立訓政之官，儘管該書仍然帶清流派之特色，然而，它卻充分顯示了維新派代表人物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虎虎生氣。此書與帝師翁同龢關係頗為密切。黃彰健先生與拙著《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曾對翁、康這一時期關係予以探討。最近，在美國見到了萬戈先生家藏翁同龢未刊史料，其中包括康氏之摘抄本。這一重要史料的發現，使我覺得對康氏《第一書》及康、翁關係很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翁氏為何未曾代遞康氏《第一書》?
翁同龢當時既是帝師，又是戶部尚書，並分管翰林院事務，他學問淵博，正色立朝，因此，康有為當時曾指望翁同龢等人的推薦，以打開通向清朝權力中樞的道路。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光緒十四年記載：
九月游西山，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 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
康氏上書翁氏敦促變法事在《翁文恭公日記》中得到證實。光緒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翁氏記曰：
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
康有為欲見翁同龢的願望雖然未能實現，但他並未灰心，並且很快寫成了《上清帝第一書》。該書通過他人轉遞，又到了翁氏手中。對其中原委，康氏《自編年譜》記曰：
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萬言書， 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黃仲弢編修紹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禦仁守，實左右其事。自黎純齋（庶昌）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
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有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 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為賢也，則彼可來見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
照康氏自述推斷，翁同龢未遞《第一書》之原因，是由於書中有“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而“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康氏此說與坊間流傳的《翁文恭公日記》影印本雖不盡吻合，亦相去不遠。翁氏《日記》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記曰：
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只生釁耳，決許覆謝之。
但是，由新發現之史料證明，無論是康氏《自編年譜》還是翁氏《日記》，對翁氏未遞《第一書》的原因揭示得都似是而非。新發現翁氏光緒十四年《雜記冊》中對翁氏未遞第一書另有新說。該書謂：
南海布衣康祖詒，擬上封事，由成均代遞，同鄉京官無結，未遞。其人初稱布衣，繼稱蔭監，乃康國器之侄孫也。
據此可知，翁同龢未遞《第一書》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康有為上書前沒有取得同鄉京官的印結，與清代上書體制不合，故未能代遞。
所謂印結是同鄉京官出具的有關康氏身世的證明。這是清代無上書資格的人要向朝廷進言，通常須要交驗的憑據。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曾上達天聽，當時由都察院呈遞時，即附有康有為所取得的同鄉京官印結。據都察院左都禦史裕德等人的《代遞康有為摺》所雲：
據廣東進士康有為條陳善後事宜一件，赴臣衙門呈請代奏。臣等公同閱看，該呈詞尚無違礙之處。既據該進士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遞前來，臣等未敢壅于上聞。再，原呈字數較多，若照例抄錄進呈，恐致耽延時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謹將原呈一件，恭呈御覽，伏乞聖覽。謹奏。
而康有為的《第一書》是在未取得同鄉京官印結的情況下，由私人轉到翁氏之手。因此，翁同龢不願冒違制的風險，而呈遞一份易遭非議的上書。
當然，翁氏開始對康有為印象不佳，也可能是未呈遞《第一書》原因之一。因為康氏起初稱“布衣”，繼而又稱“蔭監”，前後不一，自然會引起翁氏之疑慮。加上翁氏當時思想尚趨守舊，對新法的認識也不像日後那樣清楚。凡此諸種因素促成他作出“決計覆謝之”的決定。
二、《上清帝第一書》深深打動了翁同龢
翁同龢雖然未代遞康氏《第一書》，然而，並不等於康氏的《第一書》對翁氏並未造成什麼影響，實際上恰恰相反，康有為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筆，以及他改革朝政的計畫都深深打動了翁同龢。儘管現今傳世的翁氏《日記》以及此次新發現的史料，都沒有直接記載康有為的《第一書》在翁氏心目中留下了何種深刻的印象。但是，一個無法抹掉的事實是：翁同龢作為帝師之尊，卻能花很大氣力，將康氏撰寫的《第一書》作了詳細的摘抄，有不少段落都是一字不少的照錄。試想，如果翁氏認為康有為的上書無足輕重的話，他能花這麼大氣力去抄錄嗎?
翁氏對康有為《第一書》印象深刻，還可以從另外一件事得到證明。據康氏《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記載：
時翁常熟以師傅當國，憾於割台事， 有變法之心，來訪不遇，乃就而謁之。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之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云。乃與論變法之事，反復講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論治之書，時未知上之無權，面責常熟，力任變法，推見（薦）賢才。
上文中翁氏訪康不遇，據我的推測應是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的事。翁氏是日記曰：
入署……歸時略早。飯後李蒓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
此處李蒓客應是康有為。因為李蒓客卒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絕不可能於次年閏五月訪翁；再者，李氏於光緒庚寅補山西道監察禦史，巡視北城，屢上封事，不避權貴，時已年過六旬，何能目為“狂生”?故可斷定，必康有為無疑。戊戌政變後翁同龢如驚弓之鳥，擔心舊黨落井下石，故對甲午至戊戌間之《日記》多有改刪，盡力掩飾他與康有為之交往，對於此處改刪，我已掌握進一步的確鑿證據，擬另撰專文，予以探討。此處只是想說明乙未閏五月翁、康互訪是確有其事的。
時隔六、七年之久，翁氏還就未遞《第一書》向康氏致歉，並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雲”。可見翁氏不僅摘錄《第一書》，而且還時加省覽，該書對翁氏影響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三、《上清帝第一書》翁氏摘抄本之史料價值
通常說來，康氏之《第一書》是歷次變法條陳中改動較少的一次。因為《第一書》在戊戌政變以前已有多種刊本傳世。諸如光緒二十年桂林冷風熱血齋刊印的《救世芻言》，光緒二十二年上海時務報館代印的《南海先生四上書記》及光緒二十三年慎記書莊石印本《四上書記》等都刊有第一書，此外《皇朝經世文編》、《康南海書牘》等亦載有此書。《第一書》之手蹟亦見於有正書局刊印的《南海先生遺稿》。湯志鈞先生《康有為政論集》與黃彰健先生《康有為戊戌奏稿辨偽並論今傳康戊戌以前各次上書是否與當時遞呈原件內容相合》曾對《第一書》的各種版本進行爬梳考訂，並認為《遺稿》所收應為康氏第一書最可信據之本。然而， 《遺稿》刊佈甚晚。據翦伯贊《戊戌變法書目解題》雲：
南海先生遺稿一冊，民國十年影印本。是書系影印康有為光緒十四年第一上書原稿，並附沈曾植批改原蹟。與外間所傳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內容稍有不同。
民國十年刊佈之手蹟，是否是光緒十四年向清廷呈遞之原件?看來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第一書》翁氏摘抄本的發現，對於厘清康氏此書各種版本的正誤，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只要將翁氏摘抄本與《遺稿》所刊第一書稍加對照，便不難發現二者內容詳略有明顯差別。
比如，康氏在論述中法戰爭之後，中國面臨列強交迫之危局時，《遺稿》稱：
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德羅堡都城運兵炮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
翁氏《第一書》摘抄本則作：
俄築鐵路，前歲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築，其一已在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內可至琿春，從其彼得羅城運兵炮來，九日可至，則我盛京國本，禍不旋踵。
又如，《遺稿》所刊《第一書》謂：
英之得緬甸，一日而舉之，與我滇為界矣，滇五金之礦，垂涎久矣。其窺衛藏也， 在道光十九年，已陰圖其地，至今乃作釁焉。而翁氏摘抄本則謂：
英一日而舉緬甸，與我滇僅隔怒江之夷，五金之礦，垂涎久矣，其窺衛藏也，在道光十九年，今乃作釁焉。
再如，《遺稿》所載《第一書》在論述須慎聲色之防時雲：
明年皇上大婚禮成，親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聲色之防。
而翁氏摘抄本則雲：
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將裁，血氣未定。 宜慎聲色之防。
翁氏不惜氣力，對康氏第一書詳加摘抄，但是，無論如何，摘抄本只能比康氏原呈字句減少，而絕不可能任意添加，上引三段文句中大多數加點的字句，在《遺稿》中都刊落了，我以為這些地方都是康有為對《第一書》進行改刪的明顯證據。至於在個別詞句方面，《遺稿》所刊《第一書》之改動痕蹟更是枚不勝舉。諸如：
翁氏抄本謂：“奉天山湧水溢，高數丈”，而《遺稿》則作：“奉天大水，山湧川溢，淹州縣十餘”；翁氏抄本謂：“今聞諸種，亦合尊法神父為總統焉”，而《遺稿》則作“比聞諸夷，合尊法神父為總統焉”；翁氏抄本謂：“將來東南諸島，紛紛效尤”，而《遺稿》則作“將來南洋諸島，紛紛效尤”；翁氏抄本謂：“庸有濟乎”，《遺稿》則作“庸有幸乎”；翁氏抄本作“先帝所經營”，而《遺稿》則作“列聖所經營”。凡此種種，都可能是康有為作了潤刪改動，一般說來，《遺稿》所刊《第一書》比翁氏摘抄本文字要優美一些，論說亦更加有力合理。
至於人們往往比較關注的議郎問題，翁氏亦作了較詳細地摘抄，其文曰：
通之之道，在霽威嚴之尊，去堂陛之隔， 使臣下人人能（遺稿作“得”）盡其言於前， 人人得獻其才于上。周有土訓誦訓之官， 漢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議郎等官，今若設訓議之官，召耆賢以抒下情，則遠洞萬里之外矣。
可見，康有為後來在《公車上書》與《上清帝第三書》中建議光緒皇帝因用漢制，設立議郎，輪班入值，以備顧問，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皆令會議，三占從二，下部施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早在《第一書》中已見端倪矣。
翁氏抄本的美中不足之處，是翁同對《第一書》的摘錄頗有些前繁後簡，雖然，他刪去的不少是康氏引用的《周禮》、《禮記》、《左傳》等古典文獻，但是，如果翁同龢倘能把後半部分摘錄得更加詳細，那麼，我們一定能夠看到康氏改刪《第一書》的更多實據。總而言之，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翁氏摘抄本的發現，確實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它為史學界研究康有為早期的變法思想，考訂康有為的早期上書，提供了一個弭足珍貴，又十分可靠的史料。
（資料來源：《晚清軼聞叢攷》巴蜀書社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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