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後期至今十余年間，史學界編撰歷史人物傳記蔚然成風，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歷代帝王的傳記。不僅立傳對象已從較有作為的皇帝延及一般平庸之輩，而且往往有同一帝王的多種傳記連續出版，如清朝乾隆帝的傳記先後已有五六種面世。看來，傳記史學大有方興未艾、一發不收之勢。這種史學現象，遲早會成為史學史研究要審視與反思的課題。本文不揣譾陋，擬結合幾種乾隆皇帝傳的比較評析而略陳己見，以就正于方家，待之於來者。 

一、幾種乾隆帝傳記的成就 

十八世紀末即1799年，清朝乾隆帝逝世，迄今已將近兩個世紀。回顧歷史，這位封建君主無疑是當時中國最有社會影響的人物，史學界將之作為研究與評述的物件，理所當然。於是本世紀最後十年內，乾隆皇帝傳接踵而出，以出版時間為序，約計有： 

周遠廉著《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以下簡稱《大傳》） 

白新良著《乾隆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孫文良、張傑、鄭川水合著《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唐文基、羅慶泗合著《乾隆傳》，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郭成康、成崇德等多人合著《乾隆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以下簡稱《全傳》）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8 月出版了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時代》一書，作者在《前言》中聲明：“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傳記，也不是關於十八世紀中國史的全面敍述。”因此，不應作為一種乾隆帝傳記來比較評析，但該書涉及了許多重要的歷史問題，對後出的乾隆帝傳頗有影響，因此也應有所涉及。 

合幾種乾隆帝傳記總而觀之，其學術成果及社會影響都是值得讚揚的，這主要表現於三個方面： 

第一，乾隆帝及清乾隆朝的大量史實得以清理發掘，並且有條理地展現出來。通過對史實的稽考和評析，提供了具體而正確的歷史認識。例如關於農業與糧食問題，周遠廉《大傳》、白新良《乾隆傳》、孫文良等《乾隆帝》、郭成康等《全傳》無一不列述了乾隆朝的重農措施、興修水利、獎勵開荒等等史事。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更將農業與糧食問題作為經濟上的首要問題，予以極詳細的論述，唐文基等《乾隆傳》還專論乾隆朝糧食問題與對策。這樣，關於乾隆朝以農為本的政策、農業技術的改進、耕地增加情況、糧食產量、糧食儲備、人口與糧價、興修水利、普免錢糧等具體史實，均得到清理與評析，其詳盡的程度是此前清史研究所不可比擬的。戴逸的著作、郭成康等的《全傳》還詳述了乾隆帝推廣甘薯等高產作物的史事，這看似小事，實則對農業的影響深遠，意義不容忽視。在古代中國，農業與糧食問題是最根本的經濟問題，清代的“康乾盛世”，早就存在著農業發展與人口增長的矛盾，乾隆年間這個矛盾日益突出，乾隆帝如果不在發展農業生產上有所成就，他的整個政治舞臺會坍塌下來，乾隆帝傳記所描述的歷史將是另一副面目。因此，在乾隆帝傳記中清理其農業方面的措施與成效，是完全必要的。 

乾隆帝與其主要朝臣的關係，是認識和評價這位元封建君主的一個關鍵問題，幾種傳記程度不同地論述了乾隆帝“乾綱獨攬”、“壓抑臣權”，清理了駕馭臣下、打擊朋黨等方面的大量史實，使其極端個人專制、事事一己裁決的形象愈加明朗。然而乾隆帝是否把乾綱獨攬的君權持續到暮年，這牽涉到對和珅其人的評析。先出的幾部乾隆帝傳記因襲舊說，亦言乾隆後期是“和珅專權”、“權落和珅”等等，而郭成康等《全傳》則做出了新的突破。書中將乾隆帝對鄂爾泰、張廷玉、傅恒、劉統勳、於敏中、阿桂、和珅等等大臣任使和駕馭的情況作了全面細緻的闡述，生動地勾畫出這位君主明察、決斷和牢牢把持黜陟大權的形象。特別是在對和珅的關係上，清理出許多對之訓斥、壓抑及懲處的具體史實，指出乾隆帝確實做到了不允許任何大臣攬權和擅權，“和珅雖被時人和後人稱為權相，他也只能利用老皇帝的一時糊塗，竊權弄權而已。”〔1〕這是從認真清理史實中得出的學術成果，有助於正確認識乾隆帝晚年和乾隆朝後期的歷史。其他如周遠廉《大傳》首先詳述竇光鼐參劾浙江虧空案，白新良《乾隆傳》敍述了乾隆帝整頓科舉弊端的史事，孫文良等《乾隆帝》敍述了“禮佛”、“祭孔”等出巡活動，唐文基等《乾隆傳》提出乾隆帝繼位之前，有過刊印《樂善堂集》以進行輿論準備的行為，郭成康等《全傳》清理和敍述了大量民族關係、佛寺與園林建築、“西洋意趣”方面的史事。所有這些，皆是全面認識乾隆帝和十八世紀中國歷史的可貴資料。 

第二，將有關歷史問題的研究推進一步，取得了顯著的學術成果。有無新的研究成果與學術創見，是衡量史學著述價值的最重要尺度，歷史人物傳記也不例外。幾種乾隆帝傳記皆各有特見，這裏僅略舉二例： 

關於乾隆初年的施政方針，周著《大傳》即已認為是“政尚寬大”，白著《乾隆傳》進行了更詳細的闡述，並且評述了乾隆十三年皇后去世引起的政治風波及十六年的偽孫嘉淦奏稿案，認為這是政治轉為嚴酷的契機。郭著《全傳》汲取戴逸著作中的觀點，補充了乾隆帝對金川之役失利的反應和處置，進一步論證乾隆十三年“為政從寬轉嚴”的背景和原因。這種通過一些具體史事透視出一代政治局面轉變的研究方法與結論，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關於乾隆朝文字獄的情況，學術界已有過較多的論述，而乾隆帝傳記的編寫，使研究水準推進了一大步。白著《乾隆傳》提出：乾隆之初匡正了雍正朝的文字獄之風，政治氣氛清平。至乾隆十六年發生偽孫嘉淦奏稿案，導致乾隆帝對文化上的敵對勢力做出過於嚴重的估計，引發了長久不息的製造文字獄活動。乾隆後期查繳禁書，掀起新的高潮，至乾隆五十年方緩解。郭著《全傳》進一步細緻推敲，指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文字獄，以打擊朋黨和鎮壓反清意識為主，經過一段短暫回落，從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再度惡性發展，後又漸漸鬆弛，五十五年後遂告結束。這些見解，把文字獄的研究深入化、系統化，擺脫了單純羅列案例、統計數量的方式，學術水準上升到一個新的檔次。 

第三，使許多傳聞謬說得以辯正，取得了申史實而正視聽的作用。關於乾隆帝的離奇傳說很多，且流傳頗廣。周著《大傳》、唐著《乾隆傳》，都在前人考訂的基礎上辯正了所謂“香妃”的訛傳。在這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郭成康等的《全傳》，作者對關於乾隆帝身世的種種訛傳、對於“香妃”的傳說、對於福隆安是乾隆帝私生子的臆說，一一予以考辨。採取的方法是全面考察有關訛傳從萌發、杜撰至流傳的背景和過程，指出其穿鑿附會的要害之處，以證實這些荒誕之說毫無根據。論述之中不僅吸取了先前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指明其失考之處，取得了正本清源、明正視聽的效果。 

上述幾部乾隆帝傳記，皆為很有功力的學者撰寫，具備尊重史實的嚴肅態度，不同程度地取得上述三方面的成就，洵為傳記史學中的上乘之作。但從責賢尤切的思路出發，還當比較其中的所得與不足，以利於傳記史學今後的蓬勃發展。 

二、幾種乾隆帝傳記的比讀 

將幾部乾隆帝傳記比而讀之，可以發現撰寫方式、結構佈局、具體史事的取捨評述以及較為宏觀的認識，都存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從中可以總結出一些編撰歷史人物傳記的經驗和教訓。 

研究歷史的思維方法可以歸結為“歷史的方法”與“邏輯的方法”兩種基本方法。簡言之，“歷史的方法”是按事物發生發展的時間順序予以研究，探尋其因果關係與因革轉變；“邏輯的方法”表現為一系列的分類歸納、概括、判斷、推理等等。歷史著作為歷史研究的表述，在撰寫時可以參照兩種研究方法，或以時間順序為總綱，展示史事發展的總趨勢及階段性；或以專題、事類的分別敍述為總綱；或將二者結合起來，靈活運用。 

周遠廉著《大傳》，共分十五章，除首尾兩章略具時間順序外，基本上以事類為綱。其中戰爭性內容佔有八章（第5—12章）， 篇幅約為全書的一半。這勢必使乾隆帝及乾隆朝的其他史事，敍述上相對過略或竟至遺漏，如打擊張廷玉及其朋黨、會見英使馬戛爾尼等大的歷史事件，書中概付闕如，頗有畸輕畸重之憾。即使著筆最多的軍事內容，也以所謂“十全武功”為線索，鎮壓山東王倫起義、鎮壓甘肅蘇四十三起義及回族田五的起義，都未加記述，不能完整地反映乾隆帝的生平事蹟和乾隆朝的歷史。 

白新良著《乾隆傳》，總綱以時間順序為主導，輔以按事類分敘。其《前言》將乾隆帝一生分為五個階段：即位前；即位至親政（乾隆二年）；親政至王倫起義（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年至禪位歸政；太上皇時期。劃分史事的發展階段，可以給人以鮮明的歷史感，增強歷史認識的系統性。但書中卻出現兩個問題：其一是未能完全貫徹《前言》中的階段劃分，第十章題為《江河日下的晚年政治》，認為這是“以乾隆五十年為轉捩點”，〔2〕等於新增出一個階段。 其二是作者試圖論證乾隆四十年之後國勢由盛而衰，但對於史事則過於拘泥其發生的時間階段，作繭自縛，影響了歷史評論的準確性。例如乾隆十二年出兵大金川，是置於“維護國家統一，平定各地叛亂”的框架內，而後期進軍大金川，則屬於第九章《黑暗的年代》，冠之以“窮兵黷武，再征金川”。前後兩次用兵，其性質果真如此不同嗎？作者並未作出必要的論證。而本書的最大優點，是孜孜追求學術見解的新突破，在乾隆前期政治風波問題、文字獄問題、扶植考據學派問題等方面都最先提出新的值得重視的見解。尤為卓著的是對乾隆帝秘密建儲理論的研究，為作者獨得之見，是一項突出的學術成就。 

孫文良等的《乾隆帝》，《前言》中將乾隆期六十年平均分為三段，認為乾隆四十年之後是國勢逆轉、由盛而衰的時期。但實際撰寫的內容，未充分顯現這種階段性的特徵。全書十二章除前三章、後二章外，皆按事分類敍述，章節標題，力求齊整，構思之功顯而易見。第八章敍述“盛世修書”，設“褒忠貶奸”、“編滿族要典”兩節，意欲辟出新意。各章內容分合，仍有欠妥之處，例如第三章列有“獎勵墾荒”、“興修水利”諸事，第九章複有“移民墾荒”、“開發棄地”、“水利建設”，恐無分開論述的必要。尤其是“開發棄地”一項，實質上與墾荒無大區別，敍述中與第三章在時間、內容上多有重疊交錯，給人以強分為二又未能分清之感。乾隆三十九年的山東王倫起義，發生於清廷統治的腹地，震動很大，此前有些論著已將之視為乾隆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而本書竟不載此事，是有意摒棄抑或無意疏漏？令人不解。 

唐文基等的《乾隆傳》將乾隆帝一生事業，以三十九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又將前期以六年、十六年為界劃分三個小階段，認為乾隆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鼎盛階段，此後由盛轉衰。〔3〕全書僅分五章，前四章貫徹了上述劃分階段的構想，每一章標題之下，均標明時間斷限，結構嚴謹，條理明晰。各章突破時間斷限的內容亦間而有之，如第二章述普免錢糧，則一直敘至乾隆六十年；第三章記述出巡，也介紹乾隆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的兩次下江南；第四章敍述後期的文字獄，便追述了前期文字獄概況；編輯《四庫全書》，雖主要工作是在後期，但卻全部系於乾隆三十八年之前。從這種安排中，隱然可見作者用意：凡值得肯定的舉措，儘量於前期敍述，文字獄則全部置於後期記述。經過這樣的人工裁制，乾隆前期社會政治氣氛由寬鬆到嚴酷的轉變得不到反映，特別是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八年的“盛世”階段，幾乎全是善政壯舉，而後期乾隆帝的重農措施、水利建設、文化活動等可稱事蹟，或被刪略，或移於他處帶敘，不利於辯證地認識歷史人物。本書吸取前人成果，參考同類著述，記事較全，立論平允謹慎，故沒有大的疏失。 

郭成康等的《全傳》明顯地是以專題、事類為綱，大小標題，甚有意味，表明撰寫的初旨就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爭取更廣泛的讀者。本書充分利用部帙巨大的優勢，廣泛搜集資料，敍事詳盡細緻，而且寓入許多精到的評論與分析。例如在敍述懲貪實例後指出：乾隆帝雖嚴懲貪官，“然而一旦對貪官污吏的懲治有可能導致局部統治陷於危機，就又要施格外之恩……吏治與民生就是這樣互相制約著，駕馭其間，焉得不難！”；〔4〕在詳述乾隆帝的“帝王品味”後， 論析了中國帝制文化以誇示宏偉為價值取向的問題等等，不僅學術見識深邃，且頗具發人深省的意義。為了達到“全傳”的標準，採用了一些涵括大的標題，儘量多納入史事，但同時也就有龐雜、不明晰的副作用，例如第四《履霜臨民》中有“駕馭之道”一節，誰能從這標題中想到裏面竟包含革除弊政、減輕賦稅、獎勵墾荒、移民屯種、蠲免錢糧、解決旗人生計等諸多內容呢？再者，按事類撰述的方式，不便於綜合勾畫一時期歷史的整體發展脈絡，本書在這一點上只好有賴於書前的長篇序言（戴逸撰），或經由讀者自行思考與綜理了。 

幾部乾隆帝傳記有著總體上的成就，也有著共同的薄弱環節，即對於乾隆帝思想的研究尚嫌不夠。雖然有的著述論及他的“寬嚴相濟”施政方針，有的論述了他的秘密建儲理論，有的談到其乾綱獨攬的帝王觀念，有的述及其正統論等等，皆屬於思想研究範圍。但各書均未將乾隆帝的思想作為系統的研究專題，僅個別或附帶性論及，足見主觀上即未加重視。乾隆帝的軍事思想、刑法思想、經濟思想、文化思想，存於其諭旨、文集、詩集、書序、題識及欽定各種官書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審視古今歷史為樞機的政治思想，並集中地表現於《御批通鑒輯覽》一書及批語中，反映出他在天命與人事、朝代更替與正統論、君權與君臣關係、用人行政、臣節忠孝、儲貳嗣位等等問題上的見解，建立起一個比宋明理學家更嚴密、更純粹的封建主義歷史政治思想體系。其中乾隆帝的批語又輯錄為單行的《評鑒闡要》一書，清廷及乾隆帝本人，將這套著述推崇至極點，《四庫全書總目》稱：“我皇上綜括古今，折衷眾論，欽定《評鑒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月著明，爝火可熄，百家讕言，原可無存”，〔5〕乾隆帝在《序》中自稱該書“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書成若干年後，仍津津樂道：“此編體例一本至公，以為萬世君臣法戒，史冊權衡”。〔6 〕表明乾隆帝不但是獨攬乾綱的專制君主，還要作思想上的教主。實際上，他無論是審視歷史文化還是主持當代文化事業，都是以思想教主的姿態出現。他曾批評孟子、程頤、朱熹等儒學聖賢的某些說法，也不惜改變清廷對明清之際歷史的多年定論，提出南明福王被執之時為明亡時間，禁止將唐王桂王政權稱以“偽”字，所有這一切作為，都是要樹立其封建思想體系的權威性、統一性，令天下萬世遵奉。不抓住乾隆帝生平思想的這一要領，就不能深入理解和正確評析其某些舉措和行為。 

三、傳記史學之我見 

自西漢司馬遷撰成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史記》，給歷史人物立傳即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內容，獨立城書的人物史傳也隨之產生，至晉朝而繁興。史傳之書有一家族內人物的合傳，有一地區人物的合傳，有一類別人物的合傳，也有單一人物的傳記。獨立城書的史傳與紀傳體史書的人物列傳並興，使中國古代傳記史學異常發達。近代以來，章節體史書勃興，成為撰寫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的主要形式。章節體有很多優點，寫法機動靈活，適於記述各類歷史內容，便於因史事的需要分合調整。但章節體的通史與斷代史，卻不能象紀傳體那樣詳細記述各個歷史人物，而歷史的主體是人的活動，讀史者有著深入細緻瞭解歷史人物的需求，學術界也需要加強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傳記史學因而以新的方式發展起來，除編年體的年譜外，多採用了章節體的撰述方法。這裏，擬結合乾隆帝的傳記之書，討論撰寫上的幾個問題，用以抛磚引玉。 

第一，傳記史學應注重記述的客觀性與評析的準確性，這是保證作品品質的重要條件。為了記事的客觀性，有時需要認真地進行歷史考證，這是個學術問題。而對於現成可靠史料的取捨，則制約于作者的主觀認識。周著《大傳》記述平定準噶爾之戰文繁事詳，卻不言乾隆帝下令對厄魯特人大肆屠殺的史實，未批判其濫殺無辜的殘暴行為。乾隆帝平定準噶爾是一項維護國家統一的功業，是一大歷史貢獻，筆者認為不必過於渲染其屠殺政策，但至少對客觀的濫殺史實要有所交待、有所批判，方為尊重史實的撰述態度。孫著《乾隆帝》對乾隆朝的文字獄，大講纂修《四庫全書》後的殘酷情狀，對於前期，只談到乾隆三十七年一案，而且強調了處理之寬。〔7〕據統計，乾隆前期有五十多起文字獄，有的處置十分酷烈，學術界早有論述。如果在一部完整的乾隆帝傳記中對此避而不言，不僅是記事不夠客觀，而且會導致對乾隆前期政治一片清平的不正確認識。因此，記述的客觀性也是確切評析歷史的前提條件。 

第二，歷史人物傳記記述具體的歷史事件，還應向讀者提供一個宏觀性的概括，對歷史人物的行為、思想、人格、功過及其時代特徵作出全面的評論。這可以在全書序言或前言中完成，也可以於書後專立一章、一節。這種總論應寫出較高學術水準，要有機地聯繫全書內容，使人從中獲得對歷史人物及其所處時代的總體認識。周著《大傳》、白著《乾隆傳》、孫著《乾隆帝》皆在書後有一總結性論述，略具此意，郭著《全傳》則以戴逸論文為序。唯唐著《乾隆傳》前言既略，後無總結，可視為缺憾。 

第三，歷史人物傳記的作者，應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掌握儘量多的有關史料，瞭解學術界對有關問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經過分析和提煉，才能做到不遺不濫，突出重點。在傳記中，不應把某一方面的史事全部遺漏，也不應將某一方面史事中最有代表性者遺漏，還不應將具備特殊性、特殊意義的史事遺漏。 

周著《大傳》漏載的史事較多，上文已述。而書中懲貪問題專立一章，卻多選受到嚴懲的大案，將乾隆帝寬縱、姑息的案例遺落不載。孫著《乾隆帝》認為乾隆前期“嚴懲貪官”，後期概括為“姑息縱貪”，亦未全面。實際乾隆前期也有寬縱貪犯之例，如乾隆七年蘇州織造海保，貪污銀二十二萬兩案發，因其母為雍正帝乳母，被法外施恩寬釋。乾隆十二年大學士查郎阿受賄案發，乾隆帝卻以其為先帝舊臣，“朕不忍置之於法”而免究。〔9〕乾隆後期，也有處置嚴厲的懲貪案例，這反映出在君主專制的制度下，只能是“人治”而沒有法治。歷史記述應兼顧正反兩方面史實而比較分析，不應偏於片面。 

在記述全面性的問題上，對不同篇幅、不同結構之書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乾隆帝在平定新疆之後，命郎世甯、王致誠等人繪製平定伊犁回部全圖十六幅，《國朝宮史續編》卷97略載其事。而法國人伯希和撰有長文，詳述乾隆三十年五月乾隆帝下令將圖運至歐洲制銅版印刷之事，經馮承鈞譯成中文。〔10〕文中對乾隆帝諭旨、郎世寧致法國繪畫院的信件、中法之間的合同書、工價銀、運輸途徑、國外機構對此事的重視、完工進程等均有記述。今各部乾隆帝傳記均未載此事，他書可不必苛責，但郭著《全傳》部帙甚大，且專有《西洋意趣》一章，這樣的反映乾隆帝意趣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特別史事，理應予以詳述。 

第四，傳記史學應立足於精湛的學術性，同時注意發揮普及歷史知識的功用。在學術見解上，只要經過認真研究，立論有據，即使未成為眾所依歸的定論，也勝於平淡無奇、敷衍成編之作。例如白著《乾隆傳》認為乾隆帝厭棄理學家而扶持考據學派；周著《大傳》認為乾隆帝在平准戰爭中，完全信賴阿睦爾撒納並以其為主力進攻達瓦齊，是“決策失誤”；孫著《乾隆帝》認為乾隆帝的封禁東北政策，造成東北地區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唐著《乾隆傳》認為乾隆初年並非有意實行寬政，乃是強調“實政”；郭著《全傳》認為山東王倫起義等反清暴動，不是由於農民生活困苦，而是乾隆帝嚴厲取締“邪教”政策激發所致。這些結論，雖仍可繼續討論，但作為學術新見，已為著述增色。 

學術見解不能苛求一舉而成定論，而撰述時則應力求深入精緻，儘量避免以粗糙的“毛坯”作為成品。愚所謂“毛坯”，非指學術上有大的疏失舛誤，而是令人一讀，即可知其未經深思熟慮，未經查考探討。例如乾隆朝《四庫全書》之外的修書活動，周著《大傳》、唐著《乾隆傳》全然不載，當無可置喙。白著《乾隆傳》綜述“編定群書”，書名舉例有似信手拈來，漫然成篇，一些非常重要的修書事項如《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考》、《八旗通志》等等，反而連書名也未提到。郭著《全傳》採取分類開列書名目錄方式以示其盛況，處理得頗為機智，但未入《四庫全書》而人所熟知的編錄《滿洲實錄》、《滿文老檔》及纂修《功臣傳》第二、三、四、續集等等均未列述。〔11〕著錄之中完全因襲《四庫全書總目》之誤，如《平定金川方略》本為乾隆十四年始撰，仍誤為乾隆十三年；《平定準噶爾方略》於乾隆二十年開纂，乾隆三十五年全部成書，卻仍誤作乾隆三十七年“奉敕撰”；《御批通鑒輯覽》後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實為四卷，仍誤著錄為三卷。〔12〕孫著《乾隆帝》第八章《盛世修書》似可辟出新意，然而“褒忠貶奸”一節敍述清廷追諡明朝殉節大臣，竟然隻字不提編纂《勝朝殉節諸臣錄》一書，這豈能符合“盛世修書”的總標題？而所述《明臣奏議》一書，又與“褒忠貶奸”毫不相干。在“編滿族要典”一節，《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跡輿圖》乃為帶注釋的歷史地圖，稱之“要典”已屬勉強，至於《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只是訂正三部正史譯音用字，濫竽其中，殊不相稱。諸如此類，皆為未致深究細考，倉促成文而永存遺憾。 

歷史人物傳記讀者較廣，應著眼於歷史知識的普及性，注重語言文字的生動活潑，給讀者提供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形象。撰寫方法上力求重現歷史的真情實景，而不應一味的景外“旁白”。傳記史學不應將最廣大的讀者完全讓給“演義”、“戲說”之類掛上歷史品牌而又背離史實甚遠的文學作品，而應在學術性與普及性統一的宗旨下，以科學、深邃、啟人心智、生動精彩的作品，為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作出貢獻。 

   注釋： 

    〔1〕《乾隆皇帝全傳》第173頁。 

    〔2〕白新良《乾隆傳》第376頁。 

    〔3〕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前言》。 

    〔4〕《乾隆皇帝全傳》第231頁。 

    〔5〕《四庫全書總目》卷88《史部史評類》。 

    〔6〕乾隆帝《閱通鑒輯覽作》自注，載《國朝宮史續編》卷89。 

    〔7〕孫文良、張傑、鄭川水《乾隆帝》第414—415頁。 

    〔8〕《清高宗實錄》卷167，乾隆七年五月乙亥。 

    〔9〕《清高宗實錄》卷285，乾隆十二年二月。 

    〔10〕連載於《中國學報》二卷四期（1944年12月）、三卷二期（1945年2月）。 

    〔11〕乾隆朝纂《功臣傳》，見《國朝宮史》卷28，《國朝宮史續編》卷90。 

    〔12〕參閱《史學集刊》1990年第1 期《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官修史書提要訂誤》。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