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許乃濟：《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亟請變通辦理折》 

這篇奏摺寫於1836年6月。本篇及後面黃爵滋一篇和林則徐兩篇，都與中國近代史開端的一個大事件——禁煙運動有關。 

所禁之煙即鴉片，又稱阿片、阿芙蓉，英文作opium，語出希臘文opion。因其有鎮靜、止瀉、止痛作用，自明代以來一直作為藥材徵稅少量進口。17世紀，吸食鴉片的方法從南洋傳入中國，此法較吞服更易上癮，對人體造成很大危害。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開始禁吸鴉片，並對販鴉片、私開煙館者治罪，當時“尚未及吸食者罪名”。嘉慶元年（1796），詔停鴉片徵稅，嚴禁其輸入，鴉片貿易遂為非法。 

然而，由於外國鴉片販子走私與行賄並用，清政府先後採取的“塞源”（禁止鴉片輸入）、“遏流”（查禁內地私銷）及“正本”（禁官民吸食）等措施，都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18世紀末葉．英國東印度公司相繼取得鴉片的專賣與製造的特權，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開始劇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亦即該公司取得專賣權的當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為1000箱左右，道光十四年（1834），已達到21885箱，增長近21倍。1834年該公司壟斷權被廢除，鴉片貿易完全向私人企業開放，對中國的鴉片走私更形猖獗。1838年，輸入中國的鴉片高達40200箱。鴉片成本很低，獲利極高。鴉片煙販和英印當局通過可恥的鴉片貿易，獲取了極大的利潤。據估計，從1800年到1838年，中國便被掠走三、四億銀元的財富。 

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從根本上改變了自16世紀以來中國外貿出超、白銀入超的局面。19世紀初，中國白銀開始出超，並影響到國內銀錢比價，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災難性後果。這種狀況，使一切關心中國國運的人們，包括相當一部分高級官員，開始反省清政府名存實亡的禁煙政策，並尋求新的解決途徑。許乃濟的弛禁奏摺，便是適應這一需要而提出的。 

許乃濟（1777-1839），字叔舟，號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慶進士。曾在廣東任道員近十年，並曾署理廣東按察使。上此奏時，已在京任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的主要論點是：鴉片貿易對中國造成了極大危害，而中國政府對鴉片煙的例禁並沒有起到應有作用，反而“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若與夷人停止互市，斷絕往來，又只能損害正常貿易，於鴉片走私毫無影響。即是說“閉關不可，徒法不行”。唯一的解決措施只能是弛禁，解除對鴉片貿易的禁令，仍如前按藥材納稅，准予進口，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具體又有幾項對策，即：一、鴉片交易只准以貨易貨，不准用銀購買；二、吸食鴉片者只限於沒有公職的“遊惰”之輩；三、准許內地民人種植罌粟。他認為只要切實採取上述措施，便可收到實效，即不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萬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他特別強調，弛禁之舉，於政體無傷，“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複瞻顧遲回，徒循虛體，竊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 

許乃濟的論點有某種現實的合理性。因此，當道光帝下令廣東大員就此討論時，得到他們的贊同。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二日，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粵海關監督文祥等人在奏摺中說：“原奏臚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所謂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徵稅，系為因時制宜起見，似應請旨准照原奏。”“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 

然而，在有數千年“強本抑末”“重義輕利”傳統的中國，鴉片的禁、弛又是事關教化的敏感問題，許乃濟的論點實在是很不協調，以致除了廣東幾位身處一線的大員外，“舉朝無繼言者”。而且很快出現了駁斥和反對的意見。其中內閣學土兼禮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給事中許球的奏摺最為有名。他們的駁詰理直氣壯，許乃濟根本無法招架。許球說：“不禁其售賣，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為之地耶？況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複征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朱嶟認為：“鴉片流毒，妨財害小，殘民害大。民者國之本，財者民所出。”又怎能說是於政體無傷呢？他們立論高尚，說理透徹。道光帝終於打消“變通辦理”的念頭，朝野沒有人再敢公開提出弛禁的主張。 

二十多年後，一位對西方資本主義持嚴肅批評態度的德國人曾重提這段公案。他說：“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並從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國全體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討論，中國政府決定：‘這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天朝的野人當時拒絕徵收一項必定會隨著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稅收。”（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還用歷史家所具有的冷峻筆法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這番話語，應該成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這場近代歷史悲劇的出發點。 

二、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 

黃爵滋（1793-1853），字德成，號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進士。時任鴻臚寺卿。他的這篇奏疏寫於1838年6月，與許乃濟主張弛禁的奏摺，在時間上正好相差兩年。由於本篇首次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張，所以在清代的禁煙史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許乃濟於1836年公開提出弛禁主張後，中國朝野曾引起廣泛議論。道光君臣經過一年多的討論，在理論上已重新確立嚴禁鴉片的必要性。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將其付諸實施。 

黃爵滋在奏疏中歷數因鴉片流入中國所造成的嚴重危害，認真總結了清政府禁煙失敗的教訓．逐條分析了當時“塞漏卮”的幾種辦法，認為歷年禁煙，雖然議者紛紜，法令森嚴，但沒有一條擊中要害。如所謂“嚴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其設想固然不錯，但稽查員弁，辦事未必都很公正。因為只要分潤毫釐，便可得數百萬兩好處，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更何況海疆萬里，隨在都可出入，實際上根本無法杜絕。他對所謂“禁止通商”、“查拿興販，嚴治煙館”乃至“開種罌粟立禁，聽內地熬煙”等種種措施或設想，也都進行了駁斥。 

但黃爵滋並不認為鴉片之害已到無法禁止的地步。因此，欲從根本上肅清煙毒，“必先重治吸食”。“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他請求皇帝嚴降諭旨，准給鴉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煙，若一年後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應置之重刑，論以死罪。 

奏疏沒有，也不可能從全球的範圍、從中外關係的角度認識鴉片貿易的侵略性質，因而也沒有就此提出相應對策，但確實達到了當時禁煙論者在認識上所能達到的高度。因為若從國內著眼，欲想把禁煙政策貫徹到底，只有走重治吸食這一條路。 

道光皇帝雖然從理論上認可了嚴禁鴉片的主張，但對是否重治吸食感到沒有把握。因為當時的現實是，吸食者過眾，誅不勝誅。不僅民間吸食，而且有不少官吏胥役，將弁兵丁，甚至故家大族子弟及八旗王公大臣。他下令東三省的將軍和各直省的督撫就此“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在最高統治層再次展開禁煙政策的大討論。 

當時表示意見的複奏共29件。其中，對漏銀在於鴉片的形勢估計，絕大多數表示贊同，反對者僅2入。對禁煙的態度，從表面上看，無人主張弛禁，實質分歧很大．意見針鋒相對。其中反對嚴禁，並用各種理由與說法否定嚴禁的竟占21件（滿13人，漢8人），贊成的只有8件（滿2人，漢8人），大部分意見傾向於維護原有的禁煙法令，反對重治吸食。他們認為“吸食者論死”是“專尚峻酷”，是“興率土普天之大獄”，“萬萬不可行”；而重興販、輕買食的禁煙令，“本系衡情定法”，“為拔本塞源之意”，沒有必要加以變更。 

高層集團中的這種所謂多數人的意見，反映了清朝官場中的因循苟且作風和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而在冠冕堂皇的辭藻背後，也往往掩蓋著不可告人的卑劣用心。因為當時清朝統治集團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鴉片走私的既得利益者。此前，當許乃濟主張鴉片弛禁時，他們並沒有公開站出來附和，原因之一，固然是因其與“名教”有關，但更主要的是，鴉片貿易一旦合法化，只會減少乃至斷絕他們收賄的財源。此時這部分人主張維護過去的“定例”，反對“重治吸食”，實質上是“明禁暗弛”，是繼續打著“禁煙”的幌子以售其奸。 

三、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 

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又字少穆，晚號俟（si4）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慶進士。曾歷任東河河道總督、江蘇巡撫、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等要職。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遭革職、充軍等處分。1845年重新起用，又任署理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等職，1849年因病辭職返籍。1850年再度受命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理軍務，在赴任途中病逝於廣東潮州。林則徐的這篇奏摺，上于道光十八年八月（1838年10月）．時任湖廣總督。 

林則徐是一個堅定的禁煙派。他早就注意到鴉片流毒及鴉片貿易對國計民生的危害，在江蘇巡撫任上，即認真執行清政府的禁煙法令，“隨時認真訪查，力拿嚴懲”。黃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張入奏時，林則徐接任湖廣總督剛滿14個月。1838年6月23日，林則徐收到刑部轉發的來文，28日即發出複奏，積極支持黃爵滋的主張。他以病人用藥作比方說：“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人經絡之間久為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並提出六條具體措施。接著，他又上一密片，闡述重治吸食，全面開展禁煙運動的重要性，不過此時他對英國政府在鴉片貿易中的共謀行為尚無認識，以為“鴉片來由，實皆港腳奸夷所帶，與英吉利國之修職責者殊不相涉”。 

與此同時、他會同湘、鄂兩省主官，採取果斷措施，在整個湖廣地區開展了雷厲風行的禁煙運動。他的具體做法是寬猛兼施：“呈繳者姑許自新，隱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嚴儆將來。”幾個月認真的查禁實踐，使他認識到民風習俗是完全可以挽回的。然而，來自上層的反對意見和道光帝舉棋不定，又使他深為禁煙運動的前途擔憂。因而他10月初再上一片，即本篇。 

在這篇奏摺中，林則徐尖銳地指出：“臣前議條款，請將開館興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煙者為之源源接濟，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擬絞罪，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凡使例同虛設，其為包庇可知。即此時眾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為促使道光帝早下嚴禁的決心，他又申述了如下一番膾炙人口的話語：“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為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栗？夫財者億兆養命之原，自當為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藉寇資盜，不亟為計？” 

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則徐這份奏摺，深為其中“銀荒兵弱”和“藉寇資盜”等危及清朝統治的根本性問題所觸動，下令林則徐晉京陛見。此前，道光帝已採取某些行動，如將吸煙職官、王公等革職、革爵；諭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研究各省所奏禁煙意見，將提議“弛禁”的許乃濟降為六品頂帶，即行休致，以示懲儆等，從而表明其禁煙決心。 

12月26日，林則徐到達北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連在八天中召見林則徐八次，商議禁煙大計。具體內容，史無記載。但第五次召見後，林則徐即已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奉旨：“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翌年1月8日，林則徐離京赴粵。中國近代史開篇的偉大事件——舉世矚目的廣東海口禁煙運動，就此發端。 

四、林則徐：《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林則徐抵廣州，並以欽差大臣名義命令外國煙販繳出鴉片，聲明“如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至5月底，外國煙販繳出鴉片2萬餘箱，共237萬多斤。6月3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同時與兩廣總督鄧廷楨、水師提督關天培大力整頓海防，組織團練，招募水勇，積極備戰，屢敗英軍挑釁。為瞭解西方情況，他組織翻譯西方報刊，主持編輯《四洲志》。次年1月，被任命為兩廣總督。 

1840年6月，英侵略軍發動可恥的鴉片戰爭。因林則徐嚴密設防和反擊，英軍未能進入廣州，乃封鎖珠江，轉攻廈門，又被新任閩浙總督鄧廷楨率軍擊退。7月，英軍襲取浙江定海，使清廷大為震動。8月，侵略軍分兵北上抵大沽口，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在照會中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割地、賠款等要求。由於戰爭失利和琦善挑唆，道光帝遷怒於林則徐。8月20日上諭中已指責林則徐“措置失當”，表示要“重治其罪”。次日道光帝收到林則徐7月19日的《續獲煙案折》，以朱批形式橫加指責，諉罪於人。接著便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州議和，查辦林則徐。 

9月18日，林則徐接到道光帝的“諭旨”，由於其中有“看汝以何詞對朕”的申斥，他便於9月24日上奏。自請處分，要求對自己“從重治罪，以儆無能”。但他並不甘心於斷送禁煙的成果，力圖挽回局勢，在附片，即本篇中大膽地陳述自己的抗英主張。 

林則徐指出：“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為驅除，聖人執法懲奸，實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為不必禁之理”。他嚴正駁斥戰爭囚禁煙而起的謬論：“若謂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他建議：“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粵海關稅銀中抽出一部分制炮造船，嚴加防禦，堅決反對妥協投降的“羈縻”政策。 

他指出：“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最後表示自己願意“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希望以收復失地的實際行動報效國家。 

道光帝對於這個附片的朱批極為蠻橫無理。在林則徐提到“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時，他氣極敗壞地反駁道：“一片胡言”。對於林則徐那幾句相當克制的警告，他也是極為敏感：“汝雲英夷試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於朕也。無理，可惡！”其實，“可惡”的正是道光帝自己。他連對林則徐彙報的“夷情”，也表示極不信任。10月3日，林則徐受到“奉旨革職”的處分（25日夜傳到廣州）。林則徐前赴廣東海口禁煙的偉大使命，終以悲劇而告結束。但他作為我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作為一個英勇反抗外國侵略的偉大的愛國者，始終受到後人的懷念和尊重。 

五、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 

這是曾國藩任內閣學士兼署刑部左侍郎時上咸豐帝的一份奏疏。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傳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並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回籍丁憂期間，奉命幫辦團練，後擴編為湘軍，遂成為湘軍集團的領袖。1860年後，曾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授大學士，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毅勇侯，死後追贈太傅。為清末著名政治家與軍事家。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軍事活動，或者說對清王朝的最大貢獻，便是編練湘軍，並由此起家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 

曾國藩出身于由富農而成為地主的家庭，幼年曾從事過放牛、砍柴等勞動。1833年23歲時補縣學生員。自1838年中進士以後，仕途頗順，十年七遷，連躍十級。37歲時已官至二品。出身“寒門”的鄉居經歷，使得他對社會基層的實際狀況有較多的瞭解；二品京官的政治地位，又使得他有可能利用同鄉、師生等情誼，在自己周圍團結起一班出身類似的士人。曾國藩和他的這些後來大多成了湘軍骨幹的友人或門生，有著共同的政治抱負和相投的思想志趣。隨著社會動盪的不斷加劇，政治形勢的漸趨緊張，曾國藩很自然地成了這一集團政治上的旗幟和代言人。 

1850年道光帝死去，第四子奕詝繼立，改明年為咸豐元年。新帝繼位後，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勢，下詔征言。曾國藩為此連上奏章。1851年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勵下，這位41歲的臣下鼓足勇氣向21歲的皇上進呈一篇諫疏，把批評的鋒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瑣碎之風，二曰杜文飾之風，三曰去驕矜之氣。總的意圖是希望皇帝能夠抓大計，求實際，虛心聽取臣下意見，兢兢業業革除弊政。不久，曾國藩又連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和《平銀價疏》，要求清廷關心民瘼，固結民心。這一系列奏疏，可以說是尚在形成時期的這一集團的政治綱領和宣言書。然而在當時卻未受到清廷應有的重視和採納。據說，咸豐帝在接到那篇題為《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的諫疏以後，氣得“怒捽其折於地”，只是當時正為用人之際，所以才又給以“優詔褒答”。事實上，腐朽衰敗的清政府當時也根本無法採納和實施他的或者毋寧說他那一幫人的批評、建議。 

選錄于此的《備陳民間疾苦疏》，是這一系列奏疏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篇上于咸豐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其勢已成。因此曾國藩在直陳“民間疾苦”時，也較少顧忌。本篇要旨，也可以歸結為三條：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曰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三條都與吏治的腐敗、民心的向背有關，而第三條尤為突出。春秋時齊、魯長勺之戰，平民曹劌因“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而前與魯莊公論戰。當莊公提及“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時，曹劌大加讚賞，說：“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署理刑部事務的曾國藩，特意點出“令人聞之髮指”的眾多冤獄，其用心所在，是不難體察的。 

需要分析的是，曾國藩之所謂“民”，究竟指的是些什麼人？從文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那些必須向政府輸租納稅的“業主”，是那些成為盜賊搶劫對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於告發權勢、豪強，卻因而蒙受冤獄的“原告”。那麼，曾國藩所代表的是一股什麼樣的政治勢力，也就是十分清楚的事了。 

六、劉麗川：《上天王奏》 

本篇是上海小刀會起義領袖劉麗川上給太平天國天王的一份奏章，寫於1853年9月。劉麗川（1820-1855），廣東香山人。農民出身，1845年在香港參加天地會，1849年赴上海，為居滬廣東籍天地會組織的首領，1853年成為合併後的小刀會領袖。 

1853年3月19日（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軍攻克南京，並將其定為自己的首都（天京），從此形成了與在北京的清政權相對峙的太平天國政權。 

太平天國的這一偉大勝利，鼓舞了上海地區的秘密會社組織。當年9月7日，上海小刀會在劉麗川等人領導下發動起義，佔領縣城。接著又迅速擴展戰果，將起義推及青浦、嘉定等數縣地方。小刀會與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天地會有淵源關係。起之初，發佈的公告即以“大明”為國號，劉麗川且被推為“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但起義勝利不久，劉即宣佈“與太平王有聯繫，奉行太平王的法令”。這份以“未受職臣”身份所上的奏章，就是他在起義勝利後急於取得與太平天國的聯繫，以獲得太平天國的支持的具體表現。從文中用“太平天國”國號及“癸好”干支紀年，但又稱“天王”為“我皇上陛下”，且襲用中曆舊曆紀日等情形看，小刀會人士當時對太平天國的認識還相當模糊。 

據記載，這份奏章分水陸兩路送往天京。水路被截，陸路下落不明，可能是送到了。因為東王楊秀清曾下令鎮江守將、原為天地會首領之一的羅大綱設法傳知劉麗川等“率眾來歸”。太平天國方面也曾準備東下策應。可是因為太平軍主力已北伐、西征，清軍又在天京附近設立江南、江北大營，太平軍的東下策應始終未能成為現實。小刀會在清軍的進攻下，在外國侵略者假中立、真干涉的政策破壞下，堅守上海孤城達17個月之久。其間，小刀會政權一直遙奉“太平天國”國號，其領袖與基本群眾都像太平天國統治區一樣“敬拜上帝”，劉麗川本人的職務也改為“太平天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1855年2月17日淩晨，亦即舊曆的除夕剛過，小刀會在糧食軍需斷絕的情況下從上海縣城突圍。劉麗川本人在突圍中犧牲於城西的虹橋。部分起義軍則在潘起亮率領下到達太平天國統治區，並加入太平軍。小刀會起義失敗了。但它卻留下了這份獨特的文件，一份絕無僅有的“未受職臣”的奏章。 

七、東王楊秀清等：《奏請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本章》 

這是東王楊秀清等請求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而上給天王洪秀全的本章。原無標題，上奏時間約在1854年5月下旬。本篇文字極為簡短，卻反映了太平天國史中的一個大事件。 

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以後，根據“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的指導思想，曾一度宣佈取消原有的賦稅制度。定都之初頒佈的《百姓條例》中，就有所謂“不要錢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歸於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給米一擔，小口減半，以作養生之資”的說法。1853年8月，太平軍在西征途中發佈的“曉諭”也號召農民“放膽寬心，以勤稼穡”，明確宣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天朝斷不害爾生靈，索爾租稅，爾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糧米”。約在當年年底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中，則進一步發展了“田產均耕”的設想。 

太平天國在廢止錢漕等賦稅的徵收後，大力推行了“量力捐輸”的貢獻政策。這一政策實行之初，曾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張德堅的《賊情匯纂》中說：“賊知邪說已驗，肆毒愈深，遂創造貢單，陽為安撫之名，陰寓搜括之意。……無目者見其牌票朱標印信累累，幾欲倚為護符矣。”太平軍在進攻南昌時，也有記載說，南昌、新建二縣“以豕雞鵝鴨銀米進貢者不知凡幾，相見皆呼兄弟，甚屬親熱。即報以……執帖一張，物重者或報以棉花油鹽衣服等物，鄉民皆快焉”（鄒樹榮《藹青詩草》）。 

但貢獻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時。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區外，老區的貢獻實際已無法進行下去。正如《賊情匯纂》所說：“今沿江數百里農民知賊之貢單無益，鮮有貢者，……其初陷之處，貢單仍盛行焉。”在人們不願主動進貢的情形下，太平軍的一些部隊採取了強制徵收的極端手段，並名之曰“打貢”。既稱“貢”，卻又要靠“打”來解決，這說明貢獻政策已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打貢”政策，既不利於當地社會秩序的穩定，也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因此，1854年夏，太平天國的決策者們提出在安徽、江西兩省“照舊交糧納稅”。各地則于當年下忙開始起征。現在所見到的關於太平天國統治區“照舊”徵稅的最早記載，是安徽潛山縣于咸豐四年秋七月（1854年7、8月間，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六、七月間）“征地丁銀”。 

八、洪仁玕：《資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字謙益，號吉甫，廣東花縣人。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之一。本篇是他于1859年晉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幹王”後不久提出的綱領性檔。 

洪仁玕少時學習經史，屢試不第，後以教館為業。1843年皈依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隨洪秀全去廣州，在美國傳教士羅孝全處學習。金田起義爆發時，他正在廣東清遠縣教書，接信後趕往廣西，但因起義軍主力轉移和清軍的嚴密封鎖，廢然而返。1852年轉至香港，結識瑞典巴色會教士韓山文，向其介紹了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事蹟。1854年春至上海，曾與小刀會起義軍接觸，但他無法使對方相信他的自我表白，且因上海與外界交通被堵塞，也無法前往南京，遷延至當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間，他繼續教書，並擔任了倫敦佈道會的佈道師，潛心鑽研基督教教義並學習了天文、曆算等方面的知識。1858年6月，他再次離開香港，由陸路從廣東經江西、湖北，喬妝打扮，於1859年春輾轉來到太平天國統治區。1859年4月22日到達天京。天王洪秀全大喜過望，5月11日即封其為幹王，讓其總理朝政。幾個月後，他向天王提出了振興太平天國的綱領《資政新篇》，並由天王下令鐫刻頒行。 

《資政新篇》從“因時制宜，審勢而行”的原則出發，根據太平天國的實情和當時世界的潮流，提出了各項革新主張。從結構上看，本篇共分“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刑刑類”四個部分。洪仁玕認為：“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因此，本篇首創“用人察失類”，以收“真心實力，眾志成城”的效果。後三類意在求“設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體措施：第一，“以風風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敗的生活習慣和落後陳舊的風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實行新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採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上述三類中，又以第二類“以法法之”為主，在這方面，他廣泛論述了東西方各國強弱興衰的原因和現狀，並提出了29條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設施的建議。概括地說，大約有如下內容：在政治方面，強調中央集權和上下溝通，設置獨立的新聞官（監察官）、新聞篇（報紙）、暗櫃（檢舉箱），等；在經濟方面，提倡學習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先進技術，全面發展近代交通運輸業，開辦工廠，開發礦藏，創設銀行、郵政、保險各業，等；在文化和社會改革方面，提倡興辦學校、醫院和慈善事業，禁止溺嬰、喝酒和吸食鴉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開展文化交流，戒除虛驕自大，口角取勝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內政，“准其為國獻策，不得譭謗國法”。 

可見，《資政新篇》的上述主張，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進行一些相應的上層建築改革。而且很顯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構想的新國家的藍圖中，是允許貧富差別，甚至有百萬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開了《天朝田畝制度》中所宣導的“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的絕對平均主義方案。在《資政新篇》的結語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風俗，皆非古昔厚重之體，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補，其可得乎？此皆為邦大略，小弟于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故于古所無者興之，惡者禁之，是者損益之。”因此，《資政新篇》完全是著眼於向前看的、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對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細的批示。有16處批一個“是”字；有11處批“欽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兩處批“欽定此策殺絕妖魔行未遲”或“俟殺絕殘妖後行未遲也”。唯有對其中講到不殺人、誡殺人的兩處，表示反對。洪秀全的有關批語，使我們對這位農民知識份子出身的太平天國領袖的思想認識，有可能作進一步深入的瞭解。《資政新篇》的問世，甚至還受到了太平天國敵對營壘的重視。1861年春，曾國藩的謀士趙烈文得見此書，認為“其中所言，頗有見識”，“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無忽諸”。 

由於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資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實施。但它作為中國歷史上要求學習資本主義的第一個比較系統的綱領性檔，是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的。 

九、劉坤一、張之洞：《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 

本篇為清末名噪一時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的第一折。 

所謂《江楚會奏三折》，是指1901年7月（光緒二十七年五、六月間），由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條陳變法事宜的三份奏摺。劉坤一（1830-1902），字峴莊，湖南新寧人。廩生出身，湘軍將領。曾任廣西布政使，江西巡撫、兩廣總督等職。1879年任兩江總督，不久奉召入京。1890年再任兩江總督。此後直到1902年去世，除在甲午戰爭中一度為欽差大臣統兵在外，長期經營兩江（江西、安徽、江蘇三省，包括今天的上海市在內），為清末權重一時的地方實力派。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直隸南皮人。同治進士。1884年中法戰爭時，由山西巡撫升兩廣總督。1889年調湖廣總督。此後直到1907年召京入閣辦事，除兩度短期署理兩江總督外（一在1894年甲午戰爭時，一在1902年劉坤一死後），亦長期經營兩湖（湖北、湖南），與劉坤一同為擁有雄厚實力的方面大員。由於兩人一直經營長江中下游地區，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得他們臭味相投，沆瀣一氣。1900年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之役期間，他們更是加緊串連，協調行動，共同策劃了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兩不相擾”的所謂“東南互保”。在北京淪陷，清廷逃散的情況下，他們的行動客觀上維持了東南半壁河山的穩定。此後他們又以東南的物力接濟西逃的清廷，在形式上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因而不得不為逃亡西安的清廷所倚重。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驚魂甫定的清廷於“行在”發佈變法上諭，要求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4月，清廷為此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榮祿、昆岡、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麟，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與張之洞，“亦著遙為參預”。 

對於議複變法事宜，張之洞曾建設各省會奏，劉坤一則推張之洞主稿，並委託張謇（季直）、沈曾植（子培）、湯壽潛（蟄仙）等人草擬，寄張之洞以備採納。後清廷要求各疆臣，“各抒所見，勿聯街入告”，袁世凱等乃單銜具奏。而劉坤一仍堅持“江鄂必宜聯銜”，於是由張之洞“薈萃眾說，斷以己意，日撰一條，月餘始就”，共成27條，分為三折。第一折論興學育才，計4條：1、設文武學堂，2、酌改文科，3、停罷武科，4．獎勵遊學。第二折論整頓中法，計12條：1、崇節儉，2、破常格，3、停捐納，4、課官重祿，5、去書吏，6、去差役，7、恤刑獄，8、改選法，9、籌八旗生計，10、裁屯衛，11、裁綠營，12、簡文法。第三折論採用西法，計11條：1、廣派遊歷，2、練外國操，3、廣軍實，4、修農政，5、勸工藝，6、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銀元，8、行印花稅，9、推行郵政，10、官收洋藥，11、多譯東西各國書。三折而外，附片專言籌款事宜。稿成之後，劉坤一僅於去書吏，收洋藥，裁屯衛等數條略有討論，便由江寧方面繕發，湖北方面則“印送樞廷分閱”。 

《江楚會奏》的出臺，無疑對清政府的變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事實上，它已成為清廷施行新政的綱領。慈禧太后在接到奏摺後即下令：劉坤一、張之洞會奏各條，“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更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掣肘，中國於二十世紀之初進行的這次“變法新政”，除極少數項目外，並沒有取得什麼實際成效，更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頹運。據記載，慈槽在看到劉張奏摺時曾點頭稱好，但當時在旁的榮祿卻冷言道：“法是好，只是無人辦。”幾年後，1905年7月16日（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清廷在上諭中也被迫承認：“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 

但此次變法，並非一無是處。本篇所論及的興學育才諸條，便是推行得較為徹底且取得實際成效的專案。劉、張二人，尤其是張之洞，十分注重新式文武人才的培養，認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對教育制度的變革也十分熱切，因為此系“救時首務，振作大端”。奏摺中對新式教育的構想，可謂歷歷如數家珍。反映在實踐中，湖北興辦學堂也尤為積極。1905年8月30日，張之洞更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等聯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從而終止了沿襲一千餘年的科舉考試制度。應該說，從抓教育制度的變革入手確系抓到了點子上。路是走對了。 

本篇文字稍長了些，但並不難讀。而且通過此篇，我們對二十世紀之初的風雲變幻，對我們的前人探索強國富民的曲折歷程，對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偉大變革，會更多幾分具體的認識。 

十、載澤：《奏請宣佈立憲密折》 

本篇為清政府派遣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載澤所上的請宣佈立憲的密折，約寫於1906年8月。 

開議會，訂憲法，本是維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張。但在1898年的“百日維新”被血腥鎮壓以後，“朝野上下，鹹仰承風旨，于西政西學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憲之事，自然也無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頑固派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沉重打擊，被迫陸續興辦“新政”以後，立憲問題才逐漸重新成為熱門話題。 

1904－1905年間日俄戰爭的爆發以及日本取勝的結局，是使立憲活動趨於高漲的一個重大轉機。當時中國朝野的許多人士都相信：日本能夠戰勝俄國，是因為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而俄國仍是專制之國。君主專制已難以為繼，俄國1905年的革命運動就是明證。中國欲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須趕快實行君主立憲。一時間，上自勳戚大臣，下到布衣書生，“立憲”二字竟成了掛在嘴邊的時髦。 

1905年7月2日，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奏，請定十二年後實行憲政，並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16日，清廷發出諭旨，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署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不久又加派商部右丞紹英，共成五人，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9月24日，就在五大臣帶領隨員乘火車離京時，遭逢革命党人吳樾的炸彈暗殺事件，載澤、紹英受輕傷，吳樾當場死亡。 

出國之事拖延至12月11日才重新成行。由於徐世昌與紹英已就他職，清廷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鐸和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仍成五人，率同隨員分兩路到日本及美、英、法、德、俄、意、奧等國進行考察。 

五大臣在國外考察約半年多時間，對如何借立憲之名穩定清廷的統治有了進一步的體會。載澤等在日本時，伊藤博文曾親自向他們講演憲法，用日本的經驗傳授說：“貴國為君主國，立權必須集于君主一人之身，萬不可旁落於臣民。”在談到給人民以自由權利時，伊藤說：“此自由乃法律確定，出於政府之畀與，而非人民之可隨意自由也。”戴鴻慈等在俄國時，俄國前首相維特甚至不懷好意地提出，立憲問題“約計總以五十年準備”，“欲速不能，過遲不可。” 

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們先後回國複命（李盛鐸留歐任駐比利時公使），向朝廷籲請改行“立憲政體”，認為只有宣佈立憲，才能“定人心而維國勢”，消弭革命於無形，確保大清王朝的一統江山。載澤的密折就是在此時出籠的。 

在此密折中，最可注意的是載澤所提出的立憲的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立憲之國的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但不具體負責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遷，君位萬世不改”。二是“外患漸輕”。只要改行憲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國，就會轉而“敬我”，“將變其侵略之政策，為平和之邦交”。三是“內亂可弭”。革命黨人敢於“倡亂”，且“從之者眾”，就是因其藉口“政體專務壓制，官皆民賊，吏皆貪人，民為魚肉，無以聊生”。改行憲政後，“彼雖欲造言而無詞可藉，欲倡亂而人不肯從”，“自然冰消瓦解”。對於立憲的具體時期，載澤認為：“今日宣佈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即不妨往後無限期推遲。 

可見載澤對立憲的看法與當時一般人的理解有著很大差距，而像他這樣赤裸裸地道出立憲對清廷的好處的更屬少有。但他的見解確有比那些頑固守舊的王公大臣們高明之處。而立憲，不論其實質如何，總會引起傳統政權形式的一些變化，觸犯一些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亦即載澤在奏摺開頭所提到的“利國利民不利於官”。因此，載澤等人的提議遭到了特別是滿洲貴族方面的相當大的阻力。這使得以對清廷千秋大業負責為己任的載澤深感憂慮和憤恨。 

就在這份密折發出不久，清廷召集滿漢王公大臣們數次討論，結果贊成立憲的占了上風。清廷於9月1日正式發出“仿行憲政”的諭旨。但由於它對立憲並不是真有誠意，其伎倆亦逐步為世人所識破，結果還是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唾棄。清王朝在此之後僅苟延了五年多時間就覆亡了。 

十一、袁世凱等：《奏請速定方策以息兵禍而順民心折》 

這是當時擔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率同全體閣員上給隆裕太后的一份奏摺，寫於1912年1月。 

袁世凱（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號容菴。河南項城人。是人們較為熟悉的近代史人物。1882年隨淮軍將領吳長慶入朝鮮，不久升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大臣。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請調回國。1895年在天津小站負責編練新建陸軍，從此便以北洋軍起家，在近代政治舞臺上崛起。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因出賣維新派而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升任山東巡撫，殘酷鎮壓了義和團。1901年于李鴻章死後，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先是署理，次年改為實授）。1907年調軍機大臣，改任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1909年1月被攝政王載灃以“足疾”為由罷免。此後便在河南彰德北門外的洹上村過著韜晦的隱居生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感到時機已到，便與其親信共同策劃東山再起，相機奪取最高權力。10月14日，清政府被迫任命他擔任湖廣總督，27日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節制調赴前線的海陸各軍。11月1日，清廷又宣告解散“皇族內閣”，授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8日，資政院依據新頒佈的憲法信條十九條，再推舉袁世凱為總理。9日，清廷“依法”對其重行加以任命。11月13日，袁世凱到達北京，從掌握中央軍權開始，逐步接收了清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從而將隆裕太后和年僅五歲的小皇帝溥儀，即他所一再聲稱不願欺侮的“孤兒寡婦”，玩弄于股掌之中。 

袁世凱在北京穩住陣腳以後，便回過頭來，全力對付南方的革命黨人。早在10月30日，他就曾坐鎮湖北孝感，親自督促北洋軍猛攻當時仍在革命黨人手中的漢口，並於11月1日將其攻佔，肆行焚掠殺戮。但他憑著多年的政治經驗，深知此次革命決非洪秀全、楊秀清等領導的太平天國所能比，也不能單憑武力就可加以撲滅。因此出山時就表示要以“文明”手段“對付民黨”，即是通過談判，將其招撫。當然，他的誘和是有堅強的武力作為後盾的，袁氏也從未放棄以武力逼迫革命黨人就範。 

12月7日，袁世凱奏派唐紹儀等人為全權代表，南下與革命黨人議和。表面上，唐紹儀提出君主立憲的主張，實際上卻攜帶著“國民會議”的方案，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凱為總統的確實保證。而革命黨人因缺乏經驗，又迫於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也對在這位“強人”手中結束帝制、實現共和寄予很大希望。12月29日，孫中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前，即電告袁氏：“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1912年1月16日，孫中山致電伍廷芳轉告袁世凱，再次保證：“如清廷實行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凱在得到孫中山的明確保證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本篇奏摺便是其“逼宮”活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件。袁氏在奏摺中指出：“民軍之意，萬眾一心，堅持共和”，“彼眾若狂，醉心民主”，而清政府方面則“餉無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常此遷延，必有內潰之一日”，“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可是袁氏自己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無權決定“帝位去留”的問題，只能“伏願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開果決會議，統籌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禍而順民心”。 

奏摺全文僅一千餘字，論點明確，沒有廢話。雖不無誇張恫嚇之詞，但基本反映了當時清廷的實際處境。而袁氏之兩面派嘴臉，亦躍然於紙上。本篇作為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專制王朝體制的最後一篇重要奏議，有其不容忽略的歷史價值。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研究網，原載《中國歷代治國策選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