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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來到中國後,掌握漢語是必須的交際工具。編寫漢外詞典及語言學書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情。第一部漢外詞典是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hieu Ricci,1552-1610)1605年編寫的《西字奇跡》(1605年北京刻本),全文並所附短文共387字,均用羅馬字注音,是中國第一個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該書於1957年由中國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書名改為《明末羅馬字注音》。
第一部有重大影響的中西詞典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於1625年編寫的《西儒耳目資》,用羅馬字母分析漢語的音素,變繁難的“反切”為簡易的輔音與母音的拼讀方式。讀者可以通過讀音查找漢字,即所謂“耳資”(依靠耳聽),也可以按照偏旁和筆劃查找漢字,即所謂“目資”(依靠目看)。
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9月8日來到中國,1815至1823年出版了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漢英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一部共3卷,題名《字典》,共2722頁,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漢字條目;二部共2卷,題名為《五車韻府》,共1440頁,按音韻次序排列詞條;三部1卷,題名為《英華字典》,共480頁,是一部從英語查漢語的英漢詞典。全書共3部6卷,4642頁,題名《華英字典》。
本文將介紹筆者見到的13種19和20世紀來華外國人編寫的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詞典和語法書籍。在英文裏北京方言為Peking dialect,官話為mandarin dialect或mandarin。
1、《官話口語語法》(艾約瑟,1857年)
1857年倫敦會印刷處(London Mission Press)出版了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編寫的《官話口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64年上海美華書館(Presbyterian Missionary Mission)再版。全書279頁,無照片、插圖。本書是參照英文語法編寫的,全書分三個部分:語音、辭彙和句法;最近研究中國的書籍;用官話撰寫的書籍。官話舊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言,歷史上還稱為雅言、通語、凡語等。除了官場使用、通行範圍比方言土語廣以外,還含有比較文雅的意思在內。中國是個多方言國家,歷朝歷代都有過一些諸如“書同文”之類的統一語言的措施。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長安、洛陽、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當地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成為漢語共同語基礎方言的中心,成為一個歷史時期的官話,而官話也因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明清以來,官話是指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形成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語。艾約瑟,字迪瑾,英國傳教士和著名漢學家。1848年到上海傳教,曾赴太平天國起義軍中談論宗教問題。1863年到北京,1875年獲愛丁堡大學神學博士。1880年被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聘為海關翻譯,後死於上海。他對中國文學和歷史有廣泛的知識。還著有《中國在語言學上的位置》(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1871年);《中華帝國的歲入和稅制》(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3年);《中國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1893年)等多部書。關於北京方面,還有《北京記》(Description of Peking,1898年)。 他寫的《上海口語語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53初版,1868再版)是漢語方言學史上第一本研究語法的專著。
2、《漢英合壁相連字典》(司登得,1871年)
1871年出版了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編寫的《漢英合壁相連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g Dialect),封面題寫《漢英合壁相連字典》,按原文書名直譯,應譯作《漢英北京方言辭彙》。本書幾乎是最早出版的漢英詞典,當時流傳甚廣,對後來的英漢詞典編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877年修訂擴充再版,1898年3版。以它為基礎,修訂補充產生了著名的《英漢口語詞典》(1905年)、《英華成語合壁字集》(1911年)、《英漢官話口語詞典》(1916年)(見下文)。
1898年出版第3版詞典共788頁,無照片和插圖。該書包括5千多個單字,並配以豐富的辭彙,以“一”為例,有下列條目:一張床、一支兵、一隊兵、一本書、一部書、一碗飯、一對雁、一座橋、一橫橋、一捆蔥、一頂帽子、一輛車、一文錢、一官板兒(一文錢)、一類序(目錄)、一行、一行兒、一架鐘、一口棺材、一口壽木、一班人、一張榻、一道縫、一把掌、一盅水、一杯酒、一盅酒、一天、一日、一紙文書、一紙照會、一盤菜、一元、一塊錢、一頭驢、一劑藥、一服藥、一口水、一滴水、一面鼓、一尾魚、一條魚、一口氣、一道電光、一幫船、一朵花、一支花、一股賊、一件衣裳、一件衣服、一粒米、一顆米、一位客、一陣風、一把、一握、一堆土、一匹馬、一所房子、一封信、一封書、一點兒、一些兒、一縷頭髮等146條。每個漢字條目有3列,左別是其羅馬字母注音、中間是漢字,右邊是其英文釋義,非常便於查找。這種編寫方式影響極大,一直影響後來出現的各種詞典的編寫,直到20世紀70年代仍有這種編寫方式。它是最早的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編纂的英漢辭彙字典。司登得1833年6月15日出生於英國,1869年3月,以英國公使館護送團成員的身份來到北京,是第一個到中國海關工作的人,在煙臺、上海、溫州等地任職,1883年任台南代理稅務司,直至1884年9月去世。他勤學漢語,對漢語口語尤其有興趣,他研究北京土語,於1874年還出版了一本《漢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3、《官話簡明教程》(狄考文,1901年) 1901年由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編寫的《官話簡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這是為他編寫的《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的介紹性著作,共79頁,無照片插圖。本書介紹了漢語的發音、筆劃、聲調、英語拼寫與漢語書寫的差異、北京音與南京音的對比、對學生的建議等。全書為外國人學習漢語設計了36課,每課包括基本生字、基本會話20-30句和一些注釋,全書強調口語會話。每句以英漢對照並配注釋的方式,共分三行,第一行為英文,第二行為中文,第三行為對應漢字的英文單詞。狄考文是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1863年來華,在山東登州傳教。次年在登州設立文會館,後來併入齊魯大學。他本人精於數學,編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心算數學》等,為中國初辦學校時的數學教科書。他編的《官話課本》為當時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必備之書。還曾參加《聖經》官話本的修訂工作,是來華傳教士中非常活躍的人物。1911年美國費城的Westminster Press出版了費什爾·丹尼爾·韋伯斯特(Fisher Daniel Webster,1838-?)的《狄考文,一個在中國山東生活了45年的傳教士》(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4、《英漢口語詞典》(赫美玲,1905年)
1905年由上海中國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了赫美玲(Korl Hemeling,1878-1925)修訂、補充的《英漢口語詞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是在司登得《漢英合壁相連字典》的基礎上編寫而成,對原書沒有做什麼改變,只是增加一些內容,全書增至804頁。 赫美玲是德國人。1898年進中國海關,先後在南京、漢口、上海、牛莊、天津、北京等任職。1905年任盛宣懷的秘書,1908年獲得清政府四品官銜,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遣送回德國。1921年再次來華,在北京居住。他研究漢學頗有成就,還編有《南京官話》(The Nanking Kuan Hua,1903年)、《英漢字典及翻譯手冊》(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1916年)。
5、《北京方言袖珍詞典》(富善,1907年)
1907年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編寫的《北京方言袖珍詞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口袋本,便於攜帶。共237頁,共10587個字,以英文字母為順序。作者1891年在北京通州編寫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中國戰場的開闢,美國軍方急需漢英詞典一類的工具書,1943年在紐約出版了重印本。 富善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65年來華,在河北通州傳教。1875年後主要從事教學和翻譯,曾任華北協和大學教授及神學教授25年,死於北京。他用了29年時間將《聖經》翻譯成蒙古文,於1919年出版,他還是官話和合本《聖經》的主要翻譯者之一。此外還編有《官話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1916年)。其子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也是著名漢學家。
6、《英華成語合壁字集》(季理斐,1911年)
1911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了季理斐編寫的《英華成語合壁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of Dictionary Chinese, including New Terms and Phrases, with New Supplement),筆者所見的是1930年出版的第8版,共有1188頁,無照片,由倫敦Entered at Stationer’s Hall出版,在上海印刷。
季理斐(Donald MacGilliray,1862-1931)是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1888年來華,1899年任上海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編輯,1921年任廣學會總幹事,1929年因健康辭職,1931年在英國去世。他精通漢文,1907年還出版了《基督教新教在華傳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季理斐讀了司登得的《漢英合壁相連字典》,覺得十分有幫助。但他發現其中有些錯誤,而且辭彙有些陳舊,對社會前進中出現的新詞也需要補充增加。他買下了司登得的著作權加以修訂和補充。1896年,他開始全力以赴修訂此詞典,改正書中的若干錯誤並增收了當時中國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大量新詞,使原書的篇幅大大增加。1898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仍保留原書名和原編者署名,僅注明季理斐修訂。他此後繼續修訂,1911年出版第3次修訂版時,更名為《英華成語合璧字集》,標明編者為季理斐,仍注明其修訂原則仍遵從司登得的編法。
這部詞典深受讀者歡迎,從1898年至1930年共修訂了8次。季理斐任廣學會總幹事多年,是基督教界和在華外國人中的頭面人物,他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對擴大詞典的影響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詞典以漢字的羅馬拼音順序安排。每個漢字條目有3列,左別是其羅馬字母注音、中間是漢字,右邊是其英文釋義,非常便於查找。詞典後面附有部首、偏旁、以及漢字索引,以便檢索。
本詞典所收辭彙大體分為四類:一是漢語常用辭彙,主要是生活辭彙,近百年來沒有太大變化;以258頁為例,有“下”條目為例:下帖請客、下點功夫、下透了、下葬、下次、下午等。二是清末時依然流行,但是現在已不通用的辭彙;以907頁為例,有右侍郎、右堂、雍熙、雍睦等條目。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獨有的事物或典故,這些條目主要收錄在詞典後面附錄內,具有詳盡的英語說明。例如:招親、招婿、招駙馬、招魂等。四是清末剛出現不久的辭彙,其中大部分至今依然應用,例如:愛國、債權、常備軍、真空、僑民、殖民地、治外法權、警察局、勸業場、法制、選舉權、紅十字會、議員、公益、國債、國際法、留學生、保險、博覽會、博物館、三權鼎立、社會主義、德育、唯物主義、有限公司和運動會等。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政府被推翻的一年。這部詞典所收錄的新詞反映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我國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自然科學的發展。
7、《英漢官話口語詞典》(赫美玲,1916年)
1916年上海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駐滬造冊處(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出版了赫美玲(Korl Hemeling)編寫《英漢官話口語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共1726頁,編者在封面上即寫道是基於赫美齡1905年出版的詞典《英漢口語詞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編撰的。 本書的編寫方式與以前大不相同,倒是與現在的英漢詞典的編纂方法類似,一般順序是英文單詞;中文釋義;羅馬字注音;中文相關辭彙舉例,如abate;減(羅馬字注音)、減少(羅馬字注音);減些、減點、減價。
8、《北京方言發音讀本》(高本漢,1918年) 1918年斯德哥爾摩P.A.Norstedt & Soner出版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編寫的《北京方言發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ary Essay on the Pronunciation),全書187頁,無照片插圖。 作者列舉了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英國著名語言學家,創造了一套漢字羅馬字拼音方法,至今國外仍然使用)、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美國傳教士)、俄語對漢語的幾種發音系統,以及自己又編出的語音系統對照表明北京方言的讀音。大部分內容為中文讀音注本,介紹京腔讀音。高本漢是瑞典人,著名漢語言學家。1909年來華研究漢語,對各地方言有特別研究。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等語言學名著。這是高本漢撰寫的唯一一部關於北京方言的專著。
9、《漢字現代北京音注音表》(1969年)
1969年荷蘭萊登大學出版Ireneus Laszlo Legeza編著的《漢字現代北京音注音表》(Guide to Transliterated Chinese in the Modern Peking Dialect, Conversion Tables of the Currently Used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Systems with Comparative Tables of Initials and Finals)。 由於漢字是一種非表音文字,所以各國研究中國的學者都用本國文字給漢字注音,形成了許多不同的系統。這些系統的注音方法不同,使用的文字各異,造成了許多的困難和混亂。為了克服這個問題,編者編寫了這本書。本書共有三卷,第一卷收集了21種現行注音系統,把我國1958年公佈的中文拼音方案列在第一欄。第二卷收集了14種以前用過的歐洲各語言的注音系統。第三卷包括某些重要的東方語言的現行的非羅馬字母注音系統。在各卷中,對每個注音系統都注明了此系統最早的出處,以及注音類別、使用範圍、使用的語言、注音舉例、聲調標誌。接著是各系統的聲母、韻母比較表。第一卷中還列舉了各系統音母、韻母結合起來的拼音表。最後是各系統之間的變換表、各系統所拼出的類音。除收集英、法、德、俄等幾大語種的注音系統以外,還收集了義大利語、匈牙利語、愛爾蘭語、冰島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芬蘭語、丹麥語、挪威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阿爾巴尼亞語等語種使用的注音系統。還收集了一些東方語言使用的注音系統。是一本非常實用的工具書。
10、其他
下列詞典因編纂時間、包含內容、詞典的學術性、作者地位和社會影響等諸多原因,沒能產生較大的影響,故集中介紹。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編纂的詞典還有1885年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由艾約瑟(Joseph Edkins)編纂的《漢語口語教程》(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s of To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分為由易到難的51課和52組相關辭彙,共104頁。 1907年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由布列地(P. Poletti,義大利人,1876年進中國海關工作)編的《漢英詞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原書譯名為《華英萬字典》),它是依據威妥瑪拼音系統排列詞序,包括12650個漢字,共406頁。 1911年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由傅多瑪(T.C Fulton,愛爾蘭傳教士,1885年來華)編的《漢英北京官話辭彙》(Chinese-English Mandarin Phrase Book,Peking Dialect),共215頁。 1918倫敦E.L. Morice出版了禧在明(Walter Hillier,1849-1927,英國外交官)編纂的《袖珍英漢北京方言詞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共1030頁。
(資料來源:《北京檔案史料》,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