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了馬自毅先生撰寫的《“總教習”還是“洋文正教習”——嚴複任職北洋水師學堂期間若干史實考證》一文，後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轉載。馬先生根據大量的史料考證嚴複留英回國後在北洋水師學堂所任職務是“洋文正教習”，而非“總教習”，並對相關的一些問題做了詳盡的闡述，頗有獨到之處，看完之後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見解和提法筆者實在是不敢苟同，現分別指出來以求教于馬先生和學術界同仁。
第一個問題：關於嚴複開始在北洋水師學堂的職務，馬先生所論證的嚴複擔任的是“洋文正教習”而不是“總教習”的說法並不是新觀點，早在2002年著名海軍史專家姜鳴就根據《北洋紀事》（第10本）考證稱嚴複“在學堂的職務，也不是人們常說的‘總教習’，而是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直到1887年底，我們從文獻上看到他的職務仍只是天津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注：薑鳴著：《龍旗飄揚的艦隊》，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48、162頁。）實際上，如果說嚴複只是洋文正教習的話不合常理，當時清政府剛剛大興海軍，而對海軍業務學有專長的人十分有限。嚴複是清政府派出國外重點培養的專門海軍人才，他的近代海軍專業知識在當時應該說是相當難得的，也是相當寶貴的，屬於急需人才。李鴻章設法將他從福州船政學堂調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教也正是相中嚴複的海軍專業素養，如果僅僅分派嚴複負責北洋水師學堂的外語教學不但是大材小用，而且也違背對嚴複培養的初衷。如果北洋水師學堂急需外語師資，可就近從北京同文館選調他人，不必遠調福州船政學堂也同樣需要的、在海軍業務方面正在使用的嚴複。留美歸來的幼童梁誠曾被分在北洋水師學堂繼續學習，1882年3月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嚴複是“我們的總教習”，還詳細提到嚴複講授幾何及代數的有關情況，由此可見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還擔任了數學的教學任務。後來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過的林獻也曾回憶說：“光緒六年(1880)，天津設立水師學堂於東局。以嚴宗光（即嚴複，字又陵）為總教習。”（注：林獻炘：《海軍務學校沿革之概況》，張俠等主編《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頁。）在這裏也提到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的職務是“總教習”，而非是“洋文正教習”。現在看來，嚴複是“總教習”或是“洋文正教習”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根據，至於孰是孰非還有待於史料的進一步挖掘和考證。筆者認為由於北洋水師學堂初辦時師資有限，學生不多，嚴複可能是同時擔任幾門主幹課程的教學任務，因而當時人們在提到嚴複職務時便各取所需，不可能把嚴複擔任的所有職務都提到，以至造成今天人們根據不同的史料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不管嚴複是“總教習”還是“洋文正教習”，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決不是一般的普通教習，而是佔有相當的重要地位，並不像馬先生在文中所說的“其地位並不高”，這可以從以下幾件小事來說明：第一，1880年8月27日嚴複向李鴻章報到，李鴻章馬上函告吳贊誠：“囑於明日趨謁臺端。見在學堂甫經動工，應否留局暫住，討論一切。”可見嚴複一到北洋水師學堂，便立即被指派參與學堂籌備的各項工作。第二，1880年末嚴複擬從“明正超支預借兩月薪資及船費50兩”回老家探親，當時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吳贊誠已回南方就醫。在這種學堂暫無最高行政主管人員的情況下，嚴複這一很平常的請求是由更上一級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批准“均屬可行”。如果嚴複僅是一個普通教習的話，或者說在嚴複之上還有直接領導者的話，當然也就沒必要煩請李鴻章為這種小事親自過目。第三，1882年1月嚴複回福州為北洋水師學堂招收新生，在招生過程中從出題、考核到核定錄取基本上都由嚴複一人決定，可見其權力非同一般。如伍光建投考時嚴複讓他解釋英文單詞“鼠”字，伍光建就以手勢在桌子上作老鼠爬行狀，嚴複見了哈哈大笑，認為伍光建很聰明，便當場將他錄取為北洋水師學堂駕駛班首屆學生。（注：伍季直：《回憶前輩翻譯家、先父伍光建》，福建省嚴複研究會編《1993嚴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頁。）第四，1883年嚴複又受李鴻章委派與英國海軍學院聯繫，請求推薦練船正洋教習人選，制定練船的章程，並組織對學生的考核。從這幾件事來看，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還是有相當地位的。
第二個問題：關於嚴複是提前回國還是推遲一段時間後才回國任教的問題。馬先生在文中認為嚴複是提前回國，而並非像有的學者所說的推遲一段時間後才回國任教的。對於這個問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1878年嚴複等6人在格林尼次官學學習一年後，除嚴複外其他5人被派上軍艦實習，而對於嚴複清政府則打算讓他在格林尼次官學繼續深造一段時間後再上船實習，但後來由於福州船政學堂急需海軍專業教習，嚴複便匆匆結束堂課提前回國。據郭嵩燾1878年3月25日的日記記載，李鴻章在給李風苞的信中就提到了嚴複的未來安排問題：“嚴宗光等6人送入格林官學，……觀其勤勤之役，足為能留意富強者……求才於遣派出洋官學生三四十人，遽欲以應緩急之需”，這實際上就為嚴複後來提前回國埋下了鋪墊。1878年8月3日郭嵩燾向英國外務省提出除嚴複之外其他5名留學生在英國軍艦上實習訓練的要求，而對於嚴複郭嵩燾則以清政府已有職務安排為理由要求英國外務省同意嚴複下學期仍在格林尼次官學繼續深造，多進修1年，經過重點培養後再上船實習，“俾于返國後擔任教職”。8月14日英國外務省同意了郭嵩燾的這些要求，並通知格林尼次官學“嚴又陵仍留學”。1879年7月因國內福州船政學堂急需海軍專業教習，船政大臣吳贊誠便奏請“調回嚴宗光充當教習”，因此按原定計劃嚴複在格林尼次官學第二年的學習結束之後在英國軍艦上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方案只好取消。8月2日新任駐英公使曾紀澤還為此向英國外務省說明了事情的前後經過，並同時通知取消嚴複在英國軍艦上實習的計畫，於是嚴複便離開英國提前回國。在這裏順便說一句，馬先生可能為了說明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職務為“洋文正教習”，特別強調嚴複有很強的外語才能，並例舉了在英國期間一次使館聚會上嚴複的英語程度勝過譯員的小事來論證，這未免有點以偏概全。實際上洋務派官僚真正相中嚴複作為教習的原因是他滔滔不絕的口才，這才是作為一個教習必備的基本素質。在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處，嚴複常常是“談最暢”、“議論縱橫”，從格林尼次官學的課程到西方光學、電學、地學等等的最新科技進展無所不談，“其言多可聽者”，嚴複實際上成了清政府駐英使館工作人員的教師，對洋務大員們進行著近代科學啟蒙的教育。（注：《郭嵩燾日記》(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473、604頁。）正是這種能言菩辯，顯示了嚴複作為教育家的某種特殊稟賦和素養。
第三個問題：關於嚴複在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留學期間的學習成績與實踐能力問題，馬先生認為嚴複的“專業成績與實踐能力並不出色”，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特別是馬先生在文中提到“目前還難以查到嚴複在福建船政學堂及英國格林尼次官學的各科成績單”，便用30餘年後國內學校考試的標準來評論通常所說的嚴複“考課屢列優等”所謂的“優秀”的成績標準是非常低的。這種說法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研究歷史應當使用當時的材料來論證，怎麼能用後來的標準來推斷30年前的情況？即使承認當時的“優秀”標準非常低，嚴複“屢列優等”也能充分說明他的成績是相當出色的，在學生當中仍然可以算是佼佼者。就拿現在考碩士研究生來說，全國統考的英語、數學、政治這3科成績都相當低，每年國家在劃錄取線時一般都在55分左右，能達到六七十分的學生便屬於優秀了，而能達到80或90分以上的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說達到六七十分的學生就不是優秀學生。馬先生在文中認為由於嚴複在英國的“興趣、志向更偏重政治與社會，也許在這方面花了很多時間精力，難免就會相應減少對專業的鑽研”，這種說法也是缺少根據的。眾所周知，有的大學生興趣廣泛，但專業課成績仍然非常好；而有的大學生雖然每天死摳書本，兩耳不聞窗外事，但專業課成績仍然平平。實際上，現在所能看到的、凡是評論嚴複在校學習期間表現的材料都充分說明嚴複無論是學習成績還是實踐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
第一，1877年8月21日郭嵩燾致函英國外相德貝爾，保送中國留學生進英國海軍學院學習，並于每個學生姓名之下分別注明年齡、簡歷和考評，嚴複名列第一。隨後嚴複參加了格林尼次官學的入學考試也順利過關，而林穎啟等3人卻落選，這說明嚴複在福州船政學堂的成績應該是名列前茅的。而在英國學習期間，1878年6月格林尼次官學期末考試，嚴複等6人成績優異，“出類拔萃”。（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轉引自孫應祥著《嚴複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頁。）
第二，1878年12月29日羅豐祿、陳敬如給郭嵩燾信中在評論留洋學生時強調：“以嚴宗光、李壽田、羅臻祿為上選。”（注：《郭嵩燾日記》(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1-722頁。）這則史料馬先生也看到了，但馬先生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對嚴複有好評。另外馬先生在文中還用了這樣一則史料，也就是洋監督斯恭塞格對留學生的評語：認為水師管駕學生中“以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蔣超英為最出色，……嚴宗光于管駕官應知學問外，更能探本溯源，以為傳授生徒之資，足勝水師學堂教習之任”。馬先生是用這則史料證明嚴複是“水師學堂教習”，而非“總教習”。但這則史料同時也可充分說明嚴複在各方面都是相當出色的，這則史料後半部分並沒有否認嚴複作為管駕官的能力，而是說嚴複不僅像其他學生一樣能勝任管駕官，而且還能勝任教習。同樣馬先生在文中還用了這樣一則關於嚴複的史料：“‘嚴宗光宜何用之？’曰：‘以之管帶一船，實為枉其材。’曰：‘何宜？’曰：‘交涉事務，可以勝任’。”實際上這則史料的真正涵義與上則史料是一樣的，並不是說嚴複除了勝任外交外不能管帶一船。
第三，關於嚴複的海上經歷，馬先生認為“嚴複一生中僅在船政學堂有過數十天的近海航行實踐”，這種說法與歷史實際不符。嚴複的海上經歷（包括實習與服役）主要有：一是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期間，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自製的輪船“萬年青”號下水，法國領事巴士棟和造船廠監工達士博強要法國人引港出航，沈葆楨覺得這事有辱國體和尊嚴，便駁回了法國人的無理要求，命令由後學堂學生平時成績名列優等的嚴複、鄧世昌、劉步蟾、薩鎮冰等人研究閩江口海圖，終於試航成功。二是1870年福州船政局自造“福星”號輪船下水，船政學堂便將其暫作練習艦，分期分批讓學生上船操練。三是1871年7月嚴複堂課結束後登上“建威”艦實習、操練，“曆浙江、上海、煙臺、至牛莊始折而南”，1872年嚴複仍隨“建威”練習船北上實習。四是1873年嚴複再登“建威”號進行航海實習，“先廈門，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檳榔嶼”等地，歷時4個月，“實在洋面七十五日”。馬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嚴複這次海上實習，但這只是嚴複多次海上閱歷中的一次。五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爆發，在船政大臣沈葆楨的率領下，嚴複隨“揚武”號到臺灣，赴台東各海口測量地形，籌辦海防，“計月餘日而竣事”。六是1874年嚴複隨“揚武”號軍艦至滬，“余于同治甲戊，乘揚武軍艦至此句留月餘。”七是1875年沈葆楨奏請改“揚武”號為練習船，嚴複與“建威”號實習生被改派上“揚武”號實習，嚴複先隨“揚武”號北上巡曆黃海，又於1876年2月4日再隨“揚武”號由煙臺前往日本訪問。（注：孫應祥著《嚴複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7頁。）由此可見，嚴複還是有相當豐富的海上經歷的，並不像馬先生所說的“時間和航程有限，未出船政局附近的海面”。筆者所在的大連海事大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海院校，應該說教學、實習條件是一流的，但現在海上專業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也不過僅有不到一年的海上實習經歷，但是他們畢業後都能很快適應各自工作崗位，獨當一面。比照一下，當初嚴複有如此長的時間和豐富的海上閱歷，其實踐能力應該是不成問題的。曾帶領過嚴複實習的“揚武”號艦長英國人德勒塞任期滿即將歸國前夕曾意味深長地對嚴複說：“蓋學問並不以卒業為終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子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惟子勉之而已。此不第海軍一業為然也。”（注：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王栻主編《嚴複集》(5)，中華書局1986版，第1545頁。）同其他學生相比，這是對嚴複一種更高層次的期望。1877年8月8日英國外交部致送其海軍部一份關於中國留學生的一覽表，有關嚴複的內容如下：“嚴宗光，現年23歲，在福州船政學堂肄業5年，在練習船上實習並服役6年，曾任練習船航海軍官，中國水師都司。”曾任教練船總教習之英國皇家海軍上校德勒塞評論其為“非常機敏的軍官和導航員”。（注：General Correspondence，轉引自孫應祥著《嚴複年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第四個問題：關於嚴複與李鴻章的關係，馬先生認為李鴻章等人安排嚴複在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洋文正教習”，並非他人排擠或不被重用，這種說法有點太絕對了。嚴複剛到北洋水師學堂任教的時候，因為李鴻章正在創辦北洋海軍急需懂技術的專門將才，因此他對嚴複還是比較看重的，但李鴻章看重的僅僅是嚴複的專業才能，因為這是其他外行人無法替代的。後來嚴複雖被升遷，但“不預機要，奉職而已”，實際上嚴複仍是一個“局外人”，不能影響政策的制訂。
馬先生認為“李鴻章與嚴複關係之疏遠應在甲午之後”，實際上早在中法戰爭的時候嚴複與李鴻章的矛盾就開始加深。在中法戰爭中，李鴻章一心妥協，又聽信前天津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的謊言，於1884年5月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簡明條款》（又稱《李福協定》）五項，這件事後被人揭發，李鴻章猜疑嚴複參與了其事，使雙方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李鴻章開始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嚴複“亦憤而自疏”。（注：均見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統嚴君墓誌銘》，王主編《嚴複集》(5)，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42頁。）
關於李鴻章與嚴複關係疏遠的原因，馬先生認為主要是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遭到誹謗，嚴複於是想舍北就南，投奔張之洞，這種說法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與關鍵。實際上從深層原因來探討，嚴複與李鴻章關係疏遠的真正原因是政治理念與價值觀的分歧。嚴複剛到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時可謂意氣風發，懷有經世安邦之志，留學歸國決心大展宏圖，好好地幹出一番事業。但在北京、天津的官場中他也第一次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以及無所用心的保守主義、自滿和懶散等現象。嚴複看在眼裏，痛在心上，因此“極喜議論時事，酒酣耳熱，一座盡傾，快意當前，不能自製，尤好譏評當路有氣力人，以標風概，聞者吐舌，名亦隨之”。嚴複常常“往來於京津之間，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鹹折節爭集先生之廬”。（注：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9頁，第8頁。）特別是在英國的見識使嚴複切實意識到李鴻章自強、求富綱領的嚴重、致命的缺陷：建立近代海軍這樣空前的事業是不可能在一個尚未經歷深刻的社會和心理變革的社會中獲得成功的。如1888年有一次嚴複在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話時就表達了他對晚清海軍現狀深為不滿的情緒，當時赫德把海軍比作一棵樹，認為它需要適當的環境才能生長並結出果實：“海軍之于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眾矣。然必當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軍，未見其益也。”（注：嚴複：《〈海軍大事記〉弁言》，王栻主編《嚴複集》(2)，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2-353頁。）這個比喻給嚴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認識到國家的強盛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有相應的政治制度、經濟實力、科技文化、風俗人心等來相輔相成，僅靠近代海軍建設還不足以救國。這樣他進一步感到李鴻章的充滿官場習氣且有根本弊端的洋務運動難以挽救中國，於是不滿之情常常溢於言表，指斥洋務運動如果再這樣繼續搞下去，“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牛耳。”就連他長期辛勤耕耘的北洋水師學堂，後也認為學生當中“無得意者”，大多是“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感歎“此不獨北洋學為然，即中興諸老，如曾、左、沈、李，其講洋務，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軍，後之陸軍，其中實無一士”。（注：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9頁，第55頁。）這樣的言論自然會引起李鴻章的不滿，“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注：均見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統嚴君墓誌銘》，王主編《嚴複集》(5)，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42頁。）即便像馬先生所說的嚴複舍北就南真的成功了，張之洞和李鴻章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嚴複同樣也不會與張之洞有良好、和諧的關係，因為在政治理念與價值觀等方面嚴複與洋派官僚們相差的太遠了。再加上嚴複直言不諱、放言高論的風格，心高氣盛、不隨俗流的性，清高自負、傲視同儕的態度決定了他不可能隨波逐流，而融入到狗苟蠅營、狼狽為奸的黑暗、腐敗官場。
在甲午戰爭前，嚴複擔心影響仕途，對李鴻章還有所顧忌，只是在私下裏發發不滿的牢騷而已，並沒有直接、公開抨擊李鴻章，但是在甲午戰爭中嚴複看到自己親自培養的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在海戰中慘遭滅頂之災非常痛心，再也按柰不住自己憤恨的情緒，於是便開始勇敢地站出來，不再拐彎抹角地發出自己的抨擊。對於清軍對日作戰失敗的原因，嚴複認為是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造成的：“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綢繆之不講，調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辭其責也。”（注：嚴複：《與陳寶琛書二》，王栻主編《嚴複集》(3)，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01頁。）嚴複痛斥李鴻章之流：“‘和’字一言，其貽誤天下，可謂罄竹難書矣！”“今日北洋之糜爛，皆可於‘和’之一字推其原。”對於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用人不當嚴複也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合肥用人實致僨事”，李鴻章的親信、女婿、外甥等人在戰爭中怠忽職守，結果使戰爭屢屢失利，“以己一生勳業，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國家亦從以殆，嗚呼，豈不過哉！”因此“不學無術私心未淨之人”“不足恃也”。（注：嚴複：《與陳寶琛書一》，王栻主編《嚴複集》(3)，第498頁。）嚴複這樣無所顧忌地批評李鴻章，雙方也就自然分道揚鑣了。另外，馬先生在文中認為嚴複與李鴻章關係疏遠“多少還有些人事糾葛，尤其是與他的同鄉兼同學羅豐祿得志於北洋有關”。因為羅豐祿的職務始終在嚴複之上，而且才華出眾，明能幹，受到李鴻章等人多次保舉，而且還通過各種方法把自己的親屬安排到北洋就職，而嚴複尚無此能力，不得不時時婉拒家人的請托，這也會使嚴複感到不平與不滿。這種說法未免有損嚴複的才學和品格：首先，嚴複超群的智慧與才華毋庸置疑，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次，馬先生所引用的“李中堂處洋務，為羅稷臣壟斷已盡，絕無可圖”這則史料，嚴複只是在陳述一種現象，並不含有任何嫉妒心理。最後，至於說提攜親友嚴複也並不是沒有這個能力，如1882年春嚴複在回閩為北洋水師學堂招生過程中也不免對親屬有所照顧，直接招收了3位親屬。（注：嚴複：《與伯兄觀濤書》，王栻主編《嚴複集》(3)，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29頁。）但總的來看嚴複的私心並不是很重，在一般情況下還是非常講原則的，能夠做到秉公辦事。嚴複在致四弟觀瀾的求職回絕信中特別強調：“須知兄在此間，所辦者餘屬公事，近又蒙榮中堂添委海軍處一差，再三囑飭秉公剔弊。前未委此差時，口申言論，常以各管駕，任用親戚為非。豈可一旦操權，躬自為此？如人言何？……總之，北洋海軍，果其認真重整，則後此管輪諸要差，須洋總車考驗，方得劄委。兄在此任事，弟理應回避。”（注：嚴複：《複四弟觀瀾書》，王栻主編《嚴複集》(3)，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32-733頁。）嚴複有這樣的思想認識，要比封建社會那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陳腐思想高尚得多。
至於嚴複與曾紀澤的關係，馬先生認為有的論者所說的曾紀澤對嚴複印象不佳致使嚴複不得志的說法“似有斷章取義之嫌”，但馬先生所說的“曾紀澤其實充分肯定嚴複的才質與識見”的提法也似有片面之嫌。1879年2月2日在郭嵩燾離開倫敦之後的第二天嚴複就去拜訪了曾紀澤，“出洋學生侯官嚴宗光號友（又）陵者來，談極久。”（注：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59頁。）由此看來，第一次長談雙方似乎並沒有什麼不愉快、並不像馬先生所說的後來曾紀澤以長函回復嚴複時還對他“素不相識”。但總的來看，雙方交往並不愉快，互不欣賞，完全沒有像郭嵩燾與嚴複之間那樣融洽、默契。曾紀澤出於封建官員的傲慢與固執，未能做到像郭嵩燾那樣禮賢下士，與青年學子折節訂交，禮尚往來。至於曾紀澤所謂嚴複的“狂傲”、“自負”，則是對於朝氣蓬勃、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的嚴複的一種淺薄的誤解與錯覺。曾紀澤說嚴複的“狂態”是由郭嵩燾褒獎太過造成的，顯然這是他從封建禮教和等級觀念的角度來認識嚴複的，認為“小人物”議論“大人物”是鋒芒畢露。但馬先生在文中卻認為嚴複“這種鋒芒畢露的‘狂傲矜張之氣’，自難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同時“也影響了他看社會、看旁人的視線與觀感”。人際關係好與壞是相對的，一個人與周圍的人關係不可能都好，也不可能都不好，嚴複與郭嵩燾的關係不是很好嗎？嚴複生性剛直耿介，鄙夷阿諛奉承，不屑採取私下拉幫結夥，有違個人操守的方式以圖進取，因此他不可能為了攀龍附鳳、出人頭地而曲意逢迎，溜鬚拍馬，嚴複本人所說的“恥於幹祿”這種自白正反映了一個剛正不阿的愛國士大夫的自尊與自豪。實際上，早年嚴複這種鋒芒畢露的“狂傲矜張之氣”是年輕時在英國那種寬鬆、民主自由環境下所養成的特有的自負，這種奔放激情實際上表達了他對封建頑固分子的痛恨和藐視。嚴複到北洋水師學堂任教後不久，就放棄了“狂態”，凡事小心謹慎從事，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這實際上是當時國內險惡的政治環境制約的結果：“天下茫茫，到處皆是無形之亂。”（注：嚴複：《與伯兄觀濤書》，王栻主編《嚴複集》(3)，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29-730頁。）特別是官場的腐朽與黑暗逐漸磨滅了嚴複的朝氣與銳氣：“官場風氣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歸裏，息影敝廬，真清福也。”（注：嚴複：《與四弟觀瀾書》，王栻主編《嚴複集》(3)，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31頁。）馬先生在文中所說的嚴複晚年對早年所謂“狂態”的反思，實際上是嚴複思想趨於保守、消極的一種表現。
（資料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