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尤其是道咸以降直至近代以來，外患紛紜，國土日蹙，邊疆地區成為與中華民族興亡安危休戚相關的焦點。其中，西北邊疆地區由於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民族成分的複雜性，文化發展的多樣性以及地形氣候的特殊性，從而倍受學術界的關注，興起了以探究邊陲史地、謀求保國固土為主要內容的西北邊疆史地學，並在當時處於“顯學”1的特殊地位。但是，關於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發展階段，目前還鮮有論及。本文擬就其研究內容和方法的不同，將其劃分為發軔期、創始期和繁榮期三個階段試作粗淺探討，不足之處，期望方家指正。  

一 

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發軔期是指從順康至乾隆末這段時間，其突出特點是有關清代西北的官私著述大量湧現，且和實地考察的學風相關聯。著述方法上以記述為主，考證較少，卻為此後系統研究的興起準備了翔實的資料，開啟了科學的考證方法。  

清初地理學比較發達，其中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代表。顧炎武身遭國變，“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2，廣搜資料，研求各地狀況，成《天下郡國利病書》，其目的全在致用。但由於當時西北未定，相關資料較少，故有關清山脈，並標明道里，考察沿革。從考論文字篇幅及內容上看，明顯略於內地，且顧氏本人終生未履及西域，僅據書本資料。故自己也說：“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說：“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憒憒焉，則見聞與傳聞異辭之不可勝數矣”。3這兩部書雖然於西北地方有缺略之嫌，但是兩書體現的經世致用的治學宗旨和所用史地結合的考證方法卻為後來的史地研究學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榜樣。梁啟超曾認為，嘉慶時洪亮吉的著作，“實為言新疆事之矢”。4其實，清人關於新疆的記載，早在康熙時期就有了。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始，清朝開始大規模進攻準噶爾部，平定西北後分別設官駐守。部分從軍西進的軍人，官吏和部分因罪戍邊的文人學者就開始以遊記、筆記、詩歌的形式敍述其所聞見的西北地理和風土人情。如梁質人著的《西陲今略》，據《廣陽雜記》卷二載“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將，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遍曆河西地，河西番夷雜遝，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部落險要遊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若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曆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5這方面的著作還有馬思哈《塞北紀程》，記康熙二十九年馬思哈隨駕親征準噶爾事；殷化行《西北紀略》，記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從寧夏出征塞北西域的經過；范昭逵《從西紀略》，記其隨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允征討策妄阿拉布坦，沿途所見情況；方觀承《從軍雜記》，記雍正十一年隨征西域事情。還有夏之璜《出塞日記》，詳記了乾隆初年從北京到烏里雅蘇台的各台站設置情況和道路里數。這些記載雖然篇幅不長，但所記都是作者親身曆見，質實可靠；又由於其距清人大規模研究西北為時不遠，從而成為後來西北邊疆史地學家的可靠資料來源。  

發軔期為西北邊疆史地學準備的第二個資料來源是部分官修史志。清政府為了有效地統治西北少數民族，進軍伊始，就開始組織人力，編纂輿圖，統計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命何國宗、劉統勳等人赴西域刊繪輿圖”。6這些輿圖和資料後來補入《大清一統志》。隨着戰爭的順利進行，清政府又編修歷次戰爭的《方略》，以昭示其武功。後來又陸續修成《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欽定蒙古回部王公功績表傳》、《大清一統志》等大型志書。隨着統一戰爭的結束，研究西北邊疆史地已成為史學界新的要求。全祖望與李紱談及葉桐君所著有關西北邊疆史地著述時，見其“議論尤悉于西北諸陲”，李紱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也”。7當時大部分人關於西北史地的知識，都局限於《漢書•地理志》，如袁枚為乾隆前期地理學家齊昭南寫的墓銘說：“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河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需若乾糧，數萬里處，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否’？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8正是由於社會的需要，西北邊疆史地學終於在清以前和發軔期貯備的大量資料基礎上，于嘉慶朝興起來了。 

二 

嘉慶以前，清人關於西北邊疆的著述較為雜駁，作者包括軍人、文人、學者等，但直到祁韻士以後，西北邊疆史地學才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正式出現，首開風氣者當推祁韻士和徐松二人。 

清朝正式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後，由於西北荒僻險遠，轉運困難，又設立了軍屯、民屯、回屯進行經濟開發，西北地方也就成為流放犯官罪人的主要地區。這些流人親涉其地，除留下遊記、詩詞等作品外，還就身曆親見，和本身所固有的史地知識相結合，對西北邊疆史地作系統探討和研究。乾隆幸臣紀昀，曾被流放入疆，著有《烏魯木齊詩鈔》。著名學者洪亮吉，于嘉慶五年（1800年）到達西北，半年後賜還，著有《伊犁日記》、《天山客話》、《萬里荷戈集》、《百日賜還集》等，內容多涉及西北山水形勝。他還在《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中，據其聞見論及新疆幾個主要城市，在其《更生齋文甲集》、《乙集》中，也有部分關於天山等重要山脈的考試文章。洪亮吉的著述，雖然內容零碎龐雜，但已初步具有了研究的性質。 

嘉慶十年（1805年），祁韻士因寶泉局虧銅案被發往伊犁軍前效力。祁韻士曾任國史館纂修，曆八年之久而成《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又在《皇輿全圖》等資料基礎上，成《藩部要略》十八卷。祁氏到疆後，伊犁將軍松筠十分重視他的才學，令其編撰《伊犁總統事略》和《續西域同文志》。祁韻士在完成上述二書後，又別摘山川寫成《西陲要略》，在自敍中稱：“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攜瑣談聞見錄諸書，為枕中秘。惜其記載不免失實，又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史乘，皆無考據，又于開闢新疆之始末，僅就傳聞耳食，為之演敘，說舛尤多。夫記載地理之書，體裁近史，貴乎簡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9祁氏在這里提出了“考據”和“信今而證古”的原則，可以看出乾嘉樸學對他學術的影響。繼《西陲要略》後，祁氏又據其經歷參以志乘，寫成《西域釋地》，就新疆的疆域、山川、河流及地名沿革進行考證。可以說，祁韻士的一系列關於新疆的系統著述的出現，是清人大規模考證西北邊疆史地的開始，也是西北邊疆史地學正式形成的標誌。因此，祁氏被稱為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創始人不為過譽。  

繼祁韻士之後，嘉慶十七年（1812年），徐松又因科場案謫戍伊犁，到疆後，受松筠委託，對全疆的山脈、水道走向、關隘、津梁、驛站、台卡、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進一步修訂了《伊犁總統事略》，奏上後賜名《新疆志略》。是書共十二卷，“有圖有敘，論山河之帶襟，城郭之控制，兵食財賦之儲積，田野畜牧之繁滋，條分件系，顛末詳臚，成憲舊章，洵稱賅備”。此外，徐松還著有《西域水道記》，這是我國古代輿地著作中對新疆水道湖泊研究最稱詳實完備的一部。為了詳述西域歷史源流，徐松又參考了大量史書，寫成《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如果說祁韻士開其風氣的話，徐松則承風啟後，成就更著。至嘉道間，邊疆史地研究更熾之時，徐松又是其中心人物，鬱然為一代鉅子，“自塞外歸，文名益噪，其時海內通都下游者，莫不相見恨晚”。10徐氏又與沈、張穆、魏源、龔自珍、何秋濤、何紹基等人交往較深，他們關於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莫不受其影響。 

創始期的西北邊疆史地研究，除上述祁、徐二人外，部分封疆大吏也參乎其中，如永貴撰《回疆志》，是書不僅記清廷勘定回疆始末，且有關“天時、地理、山川、城郭、官階、戶口、貢賦、典制、風俗以及耕織、物產核時之有，無不周詳”。11另有松筠《綏服紀略》等書，於西北邊疆有不同程度的記載。 

歸納起來，這一階段的西北邊疆史地學有如下特點： 

1、著述立足於實地考察，真實可信。清儒佞古成癖，一切學問皆從紙上得來。劉獻廷早在清初就提倡探求“人地之故”12的考察學風，並曾身體力行。創始期的西北邊疆史地學家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祁韻士自述其《西陲要略》寫作時說：’赤奮三歲，餘奉謫池，囊筆自效，頃思新疆二萬餘里，為高宗純皇帝神武獨辟之區，千古未有，餘既得親履其地，多所周曆，而昔年備員史職，又嘗伏讀禦制文集，詩集及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二書，故于新疆舊事，知之最詳，頗堪自信。”13徐松出關後“于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所之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近僕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14他們所持的調查研究態度，一反乾嘉學者埋首古籍之習，故其著述翔實全面，質切可信。 

2、著述具有較強學術性和系統性。和清初以及清以前有關清代西北的著述相比，這一時期著述具有很強的學術性，主要原因是此時正處乾嘉末期，學術務求精緻細密，要求廣參博證，創始期的學者亦不例外。祁韻士的《西域釋地》，“掇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為二篇，附載書後，俾後之人知所折衷云”15。並廣泛參考漢以來的西域有關文獻。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則補充了顏師古以來的各種相關資料。其次，創始期的著述，一改往昔記載殘缺零散和範圍較小的缺陷，他們對各種資料博采兼搜，掇拾遺殘，采摭綴輯，匯為一編，並注意從整體上宏觀把握研究物件，使宏觀概括和微觀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著述具有很強的系統性。祁韻士在所有著述中，直接把新疆山川分為南北兩路分而述之。徐松則在《西域水道記》中把全疆之水按其所匯歸入十三個湖泊，從而使著述更為系統，更便於披覽，並為後來的西北邊疆史地研究者所接受和沿用。  

3、體現了頌揚和宣傳清代大一統疆域的氣概，這和清代前期開疆拓土的武功是相一致的。從這些謫戍學者的著述中絲毫看不出被謫之人的憂怨和憤恨，而是體現出由衷的對西北壯麗河山的讚美之情。故彭邦疇在談到徐松的著述時說：“自來放逐之人其發為文章，大都反復以辯其誣憤，激以行其志，即或寓憂危之情，寫勞苦之詞，亦令觀者讀不終卷，愀然掩卷，此其皆返於中而不能愧怍於求也，而不能無所怨尤，故不得已而為此。若星伯之兀兀鉛槧于殊方絕域之地，宣皇風而揚盛軌以成其獨有千古者，志趣固已過人遠矣”16。而紀昀關於新疆的詩作，時人更是認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讀是詩，仰見大朝威德所披，俾逖疏沙礫之場，盡為耕鑿弦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征信，夫豈得與尋常牽綴風土者同日而道哉”。17 

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由嘉慶時的遣戍士大夫循前人之軌跡，開其山，揚其波，成績卓著。所從事者又多系當時名士，故影響較大。但學界此時受樸學考據影響較深，其繁榮之期至道咸以後漸次形成。 

三 

嘉慶以後直到清末是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從嘉慶朝開始，清朝已走向衰落階段，吏治腐敗，土地高度集中，歷時九年的川陝白蓮教大起義把所謂乾嘉盛世的弱點暴露無遺。與此同時，西北邊疆問題也尖銳地呈獻在整個社會面前。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後，西北邊疆雖有短暫安定，但不安定因素一直存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一方面沙俄向中國整個北方進行蠶食，另一方面英國又從中亞向新疆侵略。1820年，回部貴族殘餘在英國支持下的叛亂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注。鴉片戰爭直到清末，西北國界日蹙。在這種危急形勢下，乾嘉學術日益受到人們的批判，沈垚就批評說：“乾隆中葉以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18要求學者們正視現實，為致用之實學。西北邊疆史地學就是在邊患危機刺激下獲得了大規模的發展。主要有如下特點。 

1、研究人數增多，研究範圍擴大，研究內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現實。與徐松相先後，一大批西北邊疆史地研究者相繼而出，著名者有魏源、張穆、何秋濤、龔自珍、姚瑩、沈等人。他們在鴉片戰爭前後，以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相砥，相互支持，互相學習，共同從事於這一新的學術領域。或認為：“學派，不應只限于直接師承關係，有相同的學術旨趣，並且加以發揚，就可以認為是‘學派’”。19從繁榮期的西北邊疆史地研究來看，從事者們有着共同的以學術經世的目的，有着究邊防以謀禦侮，探輿地以圖保國的共同學術旨趣，且時代相銜接，共同把這一學術發揚光大。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們是一個學派。其次，較之創始階段，研究內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現實。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佚名氏《西域設行省議》、沈堯《新疆私議》都論述和強調了新疆形勢的重要性和在新疆設行省進行有效管轄與開發新疆經濟的建議。魏源《北幹考》、《蔥嶺三幹考》，許克勤《西域帕米爾輿地考》，胡榮祥《帕米爾圖說》，錢恂《帕米爾分界私議》，佚名氏《帕米爾屬中國考》等都從歷史沿革上考證了廣闊的西北地方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領土，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侵略者的無恥瀾言和強盜行徑。張穆的《蒙古遊牧記》，魏源的《聖武記》則全面考述了清代西北地方的民族歷史。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更是這一時期的集大成之作。陳虯的《籌邊議》、陳黃中《蒙古邊防議》更明確提出了籌邊防、安內地的主張。此外，學者們的研究範圍，還擴大到了文物古跡，禮俗政制等文化方面的內容，主要有愈浩《西域考古錄》，王樹楠《新疆禮俗志》、《新疆小正》等。再次，繁榮期的著述雖然繼承和發展了發軔期和創始期的成果，仍然強調史地結合。雖然仍採用乾嘉考證方法，但又明顯有所辯證，由以考釋為主變為以議論為主，以考為輔或考論結合。更加切於時勢之需。  

2、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明確的目的性。如果說前兩個階段的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具有弘揚清代大一統格局和武功的特徵，那麼繁榮期的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具有憂患時局的特徵。陳澧為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作序時說：“古人之書，大都有憂患而作也，今日之患為千古所無之患，李君之書，遂為今日所不可無之書，豈徒以其奇而已哉！……當咸豐、同治間，回民距梁，關內外騷然動，故其言皆綜覆形勢，指切兵機，豈特為《漢書•西域傳》考沿革而已哉”。20可見是書名為考古，實為憂時而作。李鴻章在《黑龍江述略序》中稱讚龔自珍曰：“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于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設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葷葷大者。”21當沙俄侵擾北邊，邊警迭至之際，何秋濤“以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相近，而未有專書以資考境，著《北徼彙編》六卷”。22後擴為八十卷，賜名《朔方備乘》。正是由於這些學者憂患意識更使之發奮圖強，著書立說，其所論列尤以經世為旨。此外，繁榮期的著述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朔方備乘》凡例中寫道：“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曰宣聖德以服遠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考險要以昭邊禁；五曰列中國鎮戍以固封圉；六曰詳遐方地理以備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務以燭情偽”。其著述宗旨明白自見。徐崇立在匯刻魏馘《喀什噶爾與墨克道里記》、《新疆勘界公牘匯鈔》和袁大化《卒亥撫新紀程》成《西域輿地匯刻三種》時序曰：“幅員至廣，外交至繁者莫如本朝，神武繼軌，威渺天下，四征不庭，東起區無間，西盡西王母……天道五百年而大變，運會所趣，風雲變色，流沙弱水，萬古積雪，蠻煙瘴雨之鄉，炎山冰海之域，自古舟車所不通，人力所不到者，歐西探險之說，束馬懸車，若履堂奧。昔之視為荒遠不毛者，今乃以為神皋沃壤。萬族耽耽，窺我堂奧，批亢附背，得寸進尺，我之山川塞，海礁砂灘，彼且繪之為圖，著之為說，若聚米索驥，不爽銖黍。一遇交涉，廷臣不問邊吏，不知薩哈連島本三姓屬也，不知幾何時入於俄，而黑龍江五千里繼之矣。緬越定界而誤畫土司以界法矣。帕米爾乃伊犁邊地，嘉慶會典及畫之卡倫之外矣。英索野人山而我執不審以所在，遂啟彼狡謀矣。”23指出由於執政者不熟悉邊疆史地而為侵略者所欺瞞，故明確提出為外交勘界提供資料的研究目的。 

3、對邊疆史地的探討已上升到理論上的探索。和以往記述性著述不同，繁榮期的西北邊疆史地學已經開始了政策性、理論性的探討。如沈垚在《新疆私議》，龔自珍《上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中都闡述了他們對西北邊疆民族政策的看法，反映了各民族應平等相處的思想，認為民族團結和睦是穩定邊疆的保證。沈垚認為造成邊疆動搖的原因是鎮守諸臣缺少安邊柔遠之心，不能平等對待邊疆民族百姓所致，某些鎮守官吏“乃資為貪酷，侵奪財貨，虜辱其婦女，以積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酷兇悍之人乘機鼓煽，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故欲使西陲無事，必自鎮守諸臣能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始”。24龔自珍則強調，守邊諸臣應“令回人安亦安，信亦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25這些論述，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在維護邊疆統一問題上，也多有理論闡述，如清軍平定張格爾叛亂後，因耗費浩大，遂有人主張棄喀什噶等四城，並以“懸遠難守”為由。沈加以反駁說，“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所以有回城懸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也？不守遠，必守近，而守近之費，不減於遠，或更甚焉”。26並闡述了鞏固邊疆的切實措施，這些理論，是以往研究邊疆史地之學者未曾闡發的宏論，切於時勢，利國利民。 

4、關於邊疆史地的大型叢書的問世。鑒於清末社會關注邊疆局勢和研究者眾多的局面，一些大型的關於邊疆研究的叢書逐步編定。如鄭光祖輯的《舟車所至》，有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琴川鄭氏青玉山房刊本。王錫祺輯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十二帙，補編十二帙，再補編十二帙和《小方壺齋叢鈔》，分別有光緒十七年（1891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和光緒六年南清河王氏排印本。金匱浦氏編《皇朝藩屬輿地叢書》六集二十八種、一百三十二卷，有光緒二十五年上海書局石印本。丁謙《蓬萊軒輿地叢書》，上集三十四種三十五卷，考證各正史及民族。下集二十三種四十四卷，考《穆天子傳》以來各朝行記。民國四年（1915年）由浙江圖書館刊行。又稱浙江圖書館叢書。

　　注释：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44頁。 

　　2.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3.王念孫：《廣雅疏證序》。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464頁。 

　　5.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1957年中華書局版，63頁。 

　　6.《清高宗實錄》卷95，乾隆二十二年，引自《清實錄新疆資料輯錄》。 

　　7.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8.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5。 

　　9.祁韻士：《西陲要略序》，《叢書集成初編本》，101頁。 

　　10.以上引見《續碑傳集》卷78，《徐星伯先生事輯》，另見繆荃孫：《藝風堂文集》卷1。 

　　11.永貴：《回疆志序》，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12.劉獻廷：《廣陽雜記》卷3。 

　　13.祁韻士：《西陲要略序》。 

　　14.《清史列傳》卷73《徐松傳》。 

　　15.祁士韻：《西陲要略序》。 

　　16.彭邦疇：《新疆賦序》，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17.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26，四部叢刊。 

　　18.沈垚：《落帆樓文集》卷9《與許海樵》。 

　　19.陳其泰：《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202頁。 

　　20.陳澧：《漢西域圖考序》，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21.李鴻章：《黑龍江述略序》。 

　　22.《清史列傳》卷73《何秋清傳》。 

　　23.徐崇立《西域輿地三種匯刻序》，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24.26.沈垚：《落帆樓文稿》卷一，四部叢刊本。 

　　25.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龔定庵文集類編》，164頁。 

    26.《選集》，第3卷，第706卷。

        （資料來源：《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