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孜抗英鬥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反抗外來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在西藏地區與西方殖民主義者鬥爭中最慘烈、最有影響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儘管距今已百年之久，但有許多歷史經驗和教訓仍值得我們深深地思考。這場鬥爭何以失敗得那樣慘烈？其中固然有敵人的武器精良和我方的裝備落後、十三世達賴及噶廈對戰爭的處置荒謬等重要因素，然而駐藏大臣的心理狀態對這場鬥爭進程和結果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紀念江孜抗英鬥爭100周年之際，本文擬從總結經驗的角度簡略分析江孜抗英前後駐藏大臣的心理狀態。
一、江孜抗英前清廷簡選駐藏大臣的失誤
英國人覬覦西藏是對華戰略的一部分，1888年，隆吐山戰役之後，駐藏大臣升泰與英印總督蘭斯頓簽訂了屈辱的賣國條約，英人在西藏取得了某些利益，然而他們並“不滿足於從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1893年的《中英會議藏印條款》獲得的侵藏權益，而要求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接觸，簽訂新的條約，從中攫取更多的侵藏權益，以獨攬長江以南的中國半壁河山，……將西藏變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注：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5月版。）對於英國人的企圖，清廷不是不清楚，早在光緒二十二年，川督鹿傳霖就在藏事《密陳西藏情形可慮疏》中指出：“英人窺伺藏地，早存吞併蠶食之心，勢已岌岌可危。”（注：《清代藏事奏牘》[Z]，下冊，第974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但此時的清廷，已不可與康乾盛世同日而語，隨著外部入侵的加劇，內部已日益腐朽。朝廷中樞雖看到藏事危急，但苦於吏治腐敗，朝中已難以恢復乾隆時期治藏的銳氣。一方面，朝廷仍頑固堅持駐藏大臣必須由滿人充任的定制，另一方面又難以尋找可勝任的進藏官員，加之朝廷官風日腐、每況愈下，官員皆趨炎附勢，誠信日失。一旦入朝，皆以攀附權貴為能事，畏苦、畏遠、畏艱、畏事、畏洋，群官蟻聚京城，惟恐外任，而外任者則鑽營富庶之地，力避邊遠寒苦之域。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簡選駐藏大臣或為失勢滿人驅邊以懲，或為低官高補轉缺以示“恩寵”，如《張蔭堂駐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時，尚有和琳、松筠輩恩威並用，藏政綏和。自道鹹以後，漸為失勢滿人之轉缺，進藏者鮮有賢能之輩。”（注：《清代藏事奏牘》[Z]，下冊，第1457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
清廷中樞的日益腐朽，嚴重地影響了駐藏大臣的簡選，在英人漸逼、藏事日益危殆的情況下，清廷對進藏大員的選任卻處在消極應付的狀態。一是就近選任，勉強湊合。在抗英之前，補授駐藏大臣和幫辦大臣，多從川黔府道按察使中賞副都統銜急赴藏事，如駐藏大臣文海進藏前為貴州按察使；慶善為四川候補道賞副都統擢任駐藏辦事大臣；裕鋼由四川雅州知府調任西藏糧務委員，後賞副都統銜為駐藏幫辦大臣，2年後擢任駐藏辦事大臣。在幫辦大臣中，桂霖由貴州貴西道賞副都統銜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補道賞副都統銜擢任，雖然鈉欽不是出自川黔府道，但屬被革職官員賞副都統銜充任駐藏幫辦大臣。二是不問賢愚，只要能勉強進藏辦事即可。駐藏大臣奎煥曾於1896年，被鹿傳霖在《密陳西藏情形可慮疏》中參奏為“因其行為不儉，商上更為藐視。”（注：《清代藏事奏牘》[Z]，下冊，第975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奎煥駐藏卷稿跋》中則稱為“奎煥以庸碌之才，恰處內外交逼之勢，何能有所作為。”（注：《清代藏事奏牘》[Z]，下冊，第86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駐藏大臣文海雖有到藏後勤于諸事之說，然其人見識乖謬，心胸狹窄，以私利害大局，因一時怨憤竟然與成都將軍恭壽合謀夭折了鹿傳霖的收瞻及改土歸流計畫，故《文海駐藏卷稿跋》評述為“文海以貴州按察使升為駐藏大臣，于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任命，五月始抵成都，他要求招500名勇丁以自衛，才肯入藏。……月需餉銀2000兩，由川照撥。時四川總督鹿傳霖正有事於瞻對，籌款不及，……哲而未撥。適成都將軍恭壽因鹿氏辦事專斷，與之會銜之奏不預先知會，……二人遂相勾結，揚言要給鹿以難堪。同時二人又受到藏人重賄，奏請將瞻對仍還藏管轄，使鹿氏收瞻之功毀於一旦。”（注：《清代藏事奏牘》[Z]，下冊，第1061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而駐藏幫辦大臣桂霖于光緒二十九年一月接任，五月至成都，藉故遲遲不進藏赴任，滯遲1年後以目疾解職。三是荒唐點官，不問具體困難。西藏氣候高寒，生活艱苦，交通十分不便，被選官員稱為距川六千里，百日始過關。更有甚者認為西藏道路“亂石縱橫，人馬路絕，艱險萬狀，不可名態”，“世上不論何人，到此未有不膽顫寒栗者。”（注：《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8月版。）就是這樣的條件，清廷欽點駐藏大臣不問年齡，不問身體狀況切實如何。駐藏大臣文海，以60多歲高齡，在駐藏大臣任上5年之久，中間幾次奏請休假或進京朝覲天顏，就是遲遲不批，後終可請病假入川治療，結果死在回川的路上，死時年已70。駐藏大臣慶善本己年屆70高齡，體弱多病，卻被清廷由四川候補道簡選赴藏，並嚴旨“著即凜遵前旨，力圖振作，以固邊圉。”結果慶善“遵旨星馳進藏。”（注：《清代駐藏大臣傳略》[M]，第243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行至昌都察雅昂地，即病歿於路途，要了他的老命。無怪他的繼任者裕鋼在奏報慶善病故時稱慶善之死“固有道路崎嶇，積受風寒所致，然已年屆七十，實難耐此勞苦。……慶善蒙天恩破格，極思早日到任，藉資報稱，不圖行未至而身已卒，其情甚堪憫側。”（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08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駐藏幫辦大臣安成本已年屆70，以候補道分發四川日久，品級久久未進，朝中為了解決其進職，竟不顧西藏大局賞副都統銜命其入藏，安成當然熟知官場這一套路，進藏後不事藏務，但行推諉，常尾隨駐藏大臣裕鋼之後會銜奏事，從無個人主張，後經過朝中權貴，在西藏1年多時間就返回內地，後人譏評為“以此碌碌之輩而托以邊疆重任，使權利漸喪，執政者能辭其咎乎。”（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17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透過這段文字，已見清廷簡選駐藏大臣之荒唐。
二、英人緊逼，戰事爆發之前駐藏大臣的心態
清廷簡選駐藏大臣的失誤，導致每一位駐藏大臣都帶著一種複雜的心態處理西藏事務，特別是遇到英國人強盜式的訛詐時，駐藏大臣的智慧更顯不足。客觀地說，儘管朝廷所選任的駐藏大臣已遠不及乾嘉時駐藏大臣的能力和智慧，但許多大臣在進藏之後還是想做幾件值得稱道的事情給朝廷看，可當心理不逮，力不從心之時，便暴露出不顧大局和急謀脫身的心態，折射出駐藏官員的另一面心理。
反映駐藏大臣心理狀態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文海、裕鋼2位駐藏大臣。
文海是於1896年3月2日擢任駐藏大臣的，開始他視進藏為畏途，在成都拖延不進，並向朝廷討價還價，稱“藏番現在情形非懾以兵威於事無濟，擬招勇500帶領進藏以壯聲威。”（注：賀文宜：《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M]，第43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並要求川省每月撥餉銀2000兩。當餉銀不能滿足時，又挾私夾怨，與恭壽一起不顧國家大局報復川督鹿傳霖，並藉口川資不足，無法進藏，就這樣在成都折騰了1年多，後朝廷嚴旨“諭斥文海赴藏，沿途滯遲四個月，又定於七月十三日庚子（1897年8月10日）啟程，殊屬遲延。”（注：賀文宜：《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M]，第44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在文海起程進藏後，又在川邊滯留數月，直到1898年初才抵達拉薩。可見，文海在駐藏大臣任上，僅在成都和沿途就折騰了2年之久。然而他一旦進藏，還是想在藏中多做幾件事，這是文海的心理反映。文海進入西藏後，首先面對的是英人在邊境的蠶食與騷擾。對此，文海頗知與英人周旋事關大局，必勤奮不怠，慎重對待，在進藏2年的時間裏，文海便多次閱兵、巡邊，親赴邊境瞭解與英人的界務衝突，如：“1898年4月9日，駐藏大臣文海照會印督，藏哲界務亟欲赴印面晤，統將藏印兩邊此一二年內應辦事件一同議定”。“7月14日，文海此次赴後藏靖西一帶查閱防兵，並經邊界辦理界務、商務，事關重大，應需經費自不可少”。“1898年12月8日，文海照會印督界務商務是否照辦，希酌速複”。“1899年4月22日，文海照複印度執政大臣查，本大臣十二日親赴亞東與英員敕穆士晤面，印度商民擬改正派克裏貿易，此與由亞東改在仁進崗貿易之前議不符，藏人斷難允行。本大臣回藏在即，若藏人遵允，另行照複，”（注：賀文宜：《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M]，第449—450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在文海與英人的交涉中，已經洞察出英人屢屢越界挑釁不僅僅是為了經商，並將藏邊形勢奏明朝廷。這時，朝廷剛剛經歷戍戊變法，朝中有識之士尚可明瞭英人力圖藏境的野心，認識到“現在時局艱難，強鄰環伺，閉關絕行，勢所難行。”（注：賀文宜：《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M]，第451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當博窩之亂髮生時，文海又擔心英人圖謀博窩地方，于川藏皆有窒礙，並秉承朝廷旨意，迅速前往波密指揮平定博窩之亂。在平定博窩之後，文海深感年邁體衰，病體難支，儘管朝廷因他平定博窩有功賞頭品頂戴，但他也不願因年老體衰丟命在藏，速奏請回川治病。從這點看，應該說文海的心理狀態是可以理解的，故後繼大臣裕鋼評價文海“由川赴藏，道路險遠，歷盡崎嶇，抵藏後前往辦理界務事宜，凡遇交涉，靡不盡心籌畫，俾臻妥善”。“每言西藏為川滇屏障，西藏安，川滇因之益安，現在番情冥頑，強鄰密邇，亟思所以撫綏禦侮之方，其誠懇之情輒形諸語意之間。謂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力思黽勉，用以報稱。”（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07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由此可見，文海雖因朝廷以其6旬多高齡才擢任駐藏大臣而有怨意，進藏之後尚能以勤奮之態度處理藏事。
裕鋼的心理狀態則更為複雜。裕鋼於1898年9月被朝廷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1年後進藏，進藏初期，由於和駐藏大臣文海共同處理藏事，尚能靜心處事，勤勉藏政，在文海生病期間，他向朝廷《密陳西藏遠近邊隘情形》，客觀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勢，認為“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藏英交戰，藏人失利以後，仇視洋人最甚，所以劃界開關各事宜，屢年不結，皆由藏番結恨頗深，不願與其交涉。……然駐藏大臣雖與達賴逼處，而番屬之土地，人民，政事由來自理，遇有向歸藏臣主政公件，或辦交涉等事，伊等時常以糊棟之見從中攪擾，掣肘饒舌；至於惜軍愛民等事，富國強兵之謀，歷任大臣無不遇事開導曉諭，伊等只知執定番規，牢不可破，從未因時制宜，實力奉行，所以地瘠民貧，軍旅不振。至若漢兵則為數甚少，平日用以戍防，不過略壯聲威，一旦有事，不敷調遣。……靖西與英人接壤，且距其印度士馬精騎之地甚近，一旦生釁，英從扛多進，則瞬息至亞東關，靖西雖有防營，兵僅百餘名，槍械不精，且其他無險可扼；靖西、派克裏、幹壩等處不守，敵人可長驅而至此，誠藏衛最危之勢也。……奴才愛國厚恩，極知邊疆關係綦重，但有思患預防之策，無不殫竭微忱，稍圖報稱，即使強鄰釁生意外，奴才亦當率藏人先驅，為應敵之計，是奴才既不敢畏難苟安，更不敢以血氣用事，致誤機宜。”（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08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這裏，裕鋼對當時形勢之分析基本上符合實際，此時的心理還算健康。
1900年10月，裕鋼轉遷駐藏大臣，此時他已在藏2年時間，熟睹英人在邊境日漸驕橫，藏事日見危急，而此時的大清帝國正遭遇八國聯軍的入侵，京城遭劫，慈禧挾光緒皇帝逃往西安，國事糜爛，藏事也日益棘手，他雖擢升為駐藏大臣，但心理逐漸沮喪頹敗，在英人日漸緊逼的情況下，他開始思謀退路。1901年7月，裕鋼上奏朝廷，“奴才病體不支，仰懇天恩，賞准開缺，俾資調理。”（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109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然此時與英交涉正處於緊張之時，朝廷不准其回京，僅批准其休假2月，以資調養。在這次奏疏中，可以看出裕鋼急欲脫身的心理，甚至出現“倘荷聖恩破格矜全，自當感激不朽。”（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109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懇求之語。1年之後，英軍開始增兵邊境，裕鋼派邊務委員何光燮赴邊交涉，被噶廈官員所阻，裕鋼認為“至藏番現在情形，遇事梗命。就便何光燮能以前往商辦，英員必有要請條款，在唐古特亦萬不能允從，仍難結局，是誠辦猶不辦也。”（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12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對英交涉中又一次打退堂鼓，思謀脫身欲急，並堂而皇之地向清廷奏請“奴才等受恩深重，畀以封疆，不能先事圖化悟愚頑，捫心自問，能無愧乎。與其才庸任重，坐視貽誤於目前，曷若黜職罷歸，別思圖報於日後。合無仰懇天恩，將奴才等立賜罷黜，另簡賢員迅速來藏接辦，以專責任，而固邊陲。”在這裏，裕鋼暴露出了他心理的另一面，為急謀脫離是非之地，寧願不要駐藏大臣的職務，懇請皇帝將其罷黜。這次仰懇天恩又未獲批准，反而遭到聖諭一番訓斥“此次英員爭界，自應設法商阻，該大臣身任藏務，責無旁貸，何得以藏番梗命，輒行諉卸。”（注：《清代藏事奏牘》下卷，第112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這次奏請罷黜不成，情急之下，他便聯合駐藏幫辦大臣安成提出讓外務部“擬請轉商英使展緩五年再議藏哲界商諸務”的荒謬主張。顯然，這種荒謬主張觸動了朝廷，再不好讓裕鋼繼續留在西藏了，朝廷遂於1902年12月准其奏請，恩准回京。在裕鋼的《蒙准回京謝恩折》中，道出了其急謀脫身的心理狀態：“奴才欽遵之下，感戴莫名，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謝天恩。優念奴才材輕任重，力短心長，深懼於隕越，更懍惕於冰淵。”可見他蒙准回京的激動心情。實際上，當時朝廷有見於西藏多事之秋，英人交逼相攻的局面，雖聖諭恩准，但沒有馬上讓他回京，而是嚴旨“裕鋼著俟有泰到任後，再行來京。”此後，裕鋼雖仍在西藏任事，而對與英人交涉這樣事關國家安全的大事只推脫敷衍，不想盡一點責任，就連英人稅司巴爾都感歎道：“毫無疑問，現任駐藏大臣裕鋼已決心在其繼任者到來之前盡可能不承擔任何責任。藏人目前令人難以忍受之態度若確非受到駐藏大臣指使，則必定是他們已不再受駐藏大臣控制之結果，而駐藏大臣似乎只關心在藏人與英人發生衝突之前安然脫身。”（注：《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Z]下冊，第882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就這樣，裕鋼一直心驚膽戰地等待著新任駐藏大臣有泰的到來，一直等到1904年3月才由藏地戴罪返回內地。此時，抗英的大戰即將爆發。
三、英軍入侵期間駐藏大臣有泰的心理分析
1902年12月2日，在英國侵略者對西藏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朝廷賞給有泰副都統銜，任命其為駐藏辦事大臣，以替換在藏朝夕惶惶的裕鋼。有泰字夢琴，蒙古正黃旗人，為大學士富俊之孫，前駐藏大臣升泰之弟。與奎煥、文海、慶善、裕鋼相比，有泰雖同為滿蒙，但屬更為親近的皇親國戚。在藏事日益糜爛之際，朝廷調派有泰進藏是有所考慮的。首先，有泰作為近臣，從同治四年考取額外蒙古協修官後，基本上在京城任職，光緒九年七月曾隨武英殿大學士額勒赫布赴陝西查辦重大事件，光緒十二年八月補選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光緒二十年，選用京察記名道，被端王載漪所賞識，委為火器營文案，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委任為江蘇常州知府，3年後被載漪奏調回京，委任為虎神營右軍統領，後補鴻盧寺少卿。從其經歷看，有泰大部分在京城任職，親臨內憂外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泰為升泰之弟，在清廷看來，升泰在西藏第一次抗英鬥爭中，忠實地奉行了朝廷的媚外以自保的賣國路線，逼藏人撤卡，與英人簽訂所謂體面的屈辱條約，一時解決了與英國的衝突，儘管條約埋下使英人後來大肆入侵的隱患，朝廷對升泰的作為尚屬滿意，因而派出其弟有泰，以矚厚望。其三，有泰因為是皇親國戚，大部分時間在京城多個衙門任職，交結甚廣。在解決西藏地方事務，與英人交涉中可取得京城權貴的奧援。
有泰在接旨之後，確實表現出了與其前幾任大臣的不俗之處，前幾任大臣因選自川黔偏遠之地，想覲仰天顏而不能，而他就可以“赴頤和園恭謝天恩，仰蒙召見，溫諭疊加，並優承皇太后恩諭。”（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其後幾天內，他先後拜訪外務部重臣那桐，總管李蓮英，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榮祿，慶親王奕劻，督辦政務大臣鹿傳霖等，同時會約英俄使臣，辦理赴藏的一切備用。在這一系列拜訪中，有泰受到許多恩遇，如在蒙慈禧太后召見時，太后望著跪叩在面前即將赴藏的有泰說：“知汝甚苦，賞汝盤川。”（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遂即賞銀3000兩。拜訪榮祿時，榮祿告知，己將對藏事頗為熟練的訥欽賞三品銜作為幫辦大臣襄助其辦理藏事。當拜訪大總管李蓮英後，李蓮英及軍機處均厚賞其許多銀兩並稀有用物，以備其赴藏之用。在即刻起程前，他又一次蒙恩召見，光緒帝“諭以實心辦事，任勞任怨”，皇太后“賞給福字各一張，願汝福壽平安。”使其“伏聞之下，感流涕零，不知當如何報稱也。”（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在行程用物上，有泰享有“兵部車六輛，馬八匹，自坐大轎一乘，駝轎兩乘，小妾小女坐轎車三輛，僕婦共男家人十名，女家人五口。”（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可謂輿乘迤邐，浩浩蕩蕩。在近幾任駐藏大臣中，惟此有泰沐浴天恩，享此殊榮。客觀地說，有泰受命駐藏大臣之始，曾到許多部衙翻閱藏事檔案、文牘，慷慨陳詞，大談藏事，並指責前大臣文海因私憤阻鹿傳霖改土歸流事“可歎可氣可恨不一而足，其受國恩之夫己氏。”（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大有世受國恩，立誓辦好西藏事務之意。然而，當其踏上赴藏的路途，嘗到山河險遠，道路艱辛之苦後，這位曾大談藏事、慷慨陳詞的大臣的心理開始發生了變化。有泰於1903年3月4日離京，從北京到成都，在路途中基本上是快馬疾行，於6月1日到達成都，除中間雨雪間停稍耽擱外，日均行80裏。自京至川的路途中，僅在路過易州（今河北易縣）時有“回憶去歲兩赴易州，皆從此過，前為何事，今為何事，不禁憮然，”（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的感歎。然當他到達成都後遂接觸到在川省的大批官員，其中有些曾在西藏和川邊返回的官員，具體得知西藏危急的形勢和進藏路途的艱辛生活，特別是川省官員對當時世事維艱、朝廷腐敗、賄賂盛行頗多議論，幫辦大臣桂霖也“痛談時事，大罵不絕。”甚至有人痛談“循吏之選，然賠錢者甚不少，競有循吏不可為之勢。”（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Z]第一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對其有所晤，遂有其後的川中滯留與藏途之拖延。1903年7月3日，有泰向朝廷報告了到川日期並在成都熟悉進藏情形，稱“現在川省主持無人，事機難定。再四思維，外人之囂張要脅，尚可以理喻定爭，若藏番之冥頑不靈，而又有心挑釁，則斷非情理言詞所能解釋，川中為西藏後路，早在聖明洞鑒之中。一切用人籌餉防邊備兵，如不於此時詳籌妥計，則日後棘手情形更有不堪設想者。”（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l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此時己顯露出有意拖延進藏的心態。有泰到成都後，新任駐藏幫辦大臣與川督錫良也先後於6月17日、9月7日到達成都，在此期間，有泰藉口與駐藏幫辦大臣桂霖、川督會商籌藏大計，整日與川省官員迎來送往，觥籌交錯。9月18日，朝廷鑒於藏邊形勢日急，急電催有泰“藏事關係緊要，該大臣責無旁貸，著即提前迅速馳往，縱難兼程，切勿遲緩。”（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2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有泰見電，仍向朝廷強調困難，稱“奴才此行，明知事務重大，難於措手，然內外交匯，事機危急，不得不審時詳察，亟議變更，以期有濟。”（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當外務部有感於西藏事迫，而有泰在川逗留不進，指責他有負朝廷厚望，遲遲不思進藏時，他向外務部辯解“泰受國厚恩，何敢遲遲，貽誤藏事”。“故為遲遲，何所取意。惟關山鳥道，雪地冰天，稍能趕程，即萬分艱難。亦當遵旨，決不敢遷延，致誤軍機。”（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4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在朝廷的多次催促下，有泰於1903年10月11日自成都出發，至此，他在成都已拖延了4個多月。
由於朝廷屢屢電催，有泰僅用了20天的時間就到達打箭爐（今康定），到爐城後，他又以“馳軀風雨，人困馬疲”為由，藉口“蠻夷地面，迥異中華，茶葉米鹽，皆須自備，且賞需及一切箱只，還須裝裹生牛皮。兼以催雇烏拉，至速亦在二十餘日。”（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5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這樣，他在打箭爐又拖延了1個月的時間，至11月27日自爐城出發漸行進藏。而在此時，英國人已秣馬厲兵，組建了“23錫克步兵營700人，32錫克步兵營700人，第八廓爾喀兵營700人，騎兵一隊100人，孟加拉工兵一隊，等。”（注：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M]，第114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麥克唐納少將指揮下準備大規模入侵西藏。1904年1月8日，有泰一行抵達察木多（今昌都），翌日，適逢有泰生日，在前方戰事日緊，裕鋼翹首遙望有泰接任之時，他卻在察木多賞歌飲酒，不思前進。據有泰日記載：“適遇生辰，……遊府送戲一台，……喇嘛送男女鍋莊加於戲內，戲止則鍋莊上，男則圓音，女則尖音，可裂金石，誠羯鼓洗穢，燈後即止，（戲後）約六君子晚飯，將馬介堂所送洋酒痛飲，餘大醉，不醒人事矣。”（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四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可謂醉生夢死矣。這時侯，朝廷及川督急電頻至，有泰在朝廷催促下，未敢在察木多遷延日久，休整1周後即起程前行，於1904年2月9日到達拉薩。當有泰到拉薩後，前駐藏大臣裕鋼在拉薩河岸接官驛面向東北跪請聖安，總算盼到新任駐藏大臣到達拉薩了。
有泰作為朝廷欽命的駐藏大臣，畢竟沐浴聖恩，飽讀聖賢，儘管他一路延誤，逡巡不前，可通過半年多的路途觀察，以及與大批涉藏官員的交往，對藏政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他一方面報告沿途情形，一方面說明藏事的艱難，到達拉薩後的第三天，有泰便急忙向朝廷奏報“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稱“奴才自奉恩命，持節西疆。當茲多事之秋，謬膺非常之眷，兢兢業業，懼弗克勝。所幸八月二十一日由川省起程，經過四川所屬打箭爐、裏塘、巴塘及西藏所屬察木多、拉裏等處，番民頗稱效順，夫馬亦少留難。……惟有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權，甲於官長，稍不遂意，聚眾橫行，托庇居民，肆其魚肉，鄰里借貸，間出其中。……至於藏印邊務，兵釁業已兆端。……奴才身受厚恩，自當力圖報稱。即有萬分為難，亦當設法維持。惟任事之初，番情究為深悉，擬俟面商達賴喇嘛，及查番民近日情節之後，應如何籌辦之處，再行陳奏辦理。不敢因循誤事，亦不敢激切圖功。”（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實際上，從他給皇帝的奏摺中，已經看出其並不想有所作為的心態。
1904年2月19日，有泰在羅布林卡面會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他的日記中記載：“達賴面東，座稍高，餘面北，矮座。”（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五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自乾隆帝欽定二十九條章程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務，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地位平等以來，尚未出現達賴居高座，駐藏大臣坐矮座的情況，但有泰並不以為然，而仍坐談良久。1904年3月，英軍開始大規模進攻曲米辛古，前方戰事異常激烈，此役藏軍死傷1400多人，損失慘重，而作為駐藏大臣的有泰，如同無事之人，好似賦閑養神，又如走馬遊客，享樂于堂間，出入于亭閣柳林，如3月2日：“看寶童兒買絳蘭小呢甚佳，京中多不見此貨，……午飯後且倦而欲睡，因至西大院看馬，到江少韓屋內閒談。”（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3月4日：“午後約眾委員至後院，將地毯鋪于西南隅楊柳林樹下，此院甚寬大，……令廚役將鴨十數隻趨而浴水，羊數頭亦趨之，因馬蘭極盛，令食之，諸人一面看遠山，一面閒談，忽有大雁六七落於泉上，甚堪入畫，此景不易得也……。”（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3月8日：“與諸君子飲，吳少松因飲馬軍門所送洋酒大醉，未終席逃去，大嘔，殊可笑。”（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3月19日：“午後訪江少韓一談，馬竹君將顏貼拿出一看。楊桐岡送來奶桃兩個，其形大茶，光景皮似墨苓，內作白色……，晚找鶴孫談，竹君亦在座，落日前聞槍聲隆隆，詢之，乃小招燒草堆咒洋人，殊為可笑。”（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從以上幾天的日記可以看出，有泰對與英人的戰事毫不在意。3月底，藏軍已大敗，急報頻至，就連英人巴爾也看不過去，急切致書“有大人閣下：連進羽書，想蒙電察……查英員來邊數月，終不開議，……兵連禍結在此一舉，……英員現展十日之期，靜候宿駕，務望貴大臣力顧交誼，挽東隅之失，作桑榆之收。”（注：《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第933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有泰對此則不屑一顧，表現出一副無所事事的樣子。如3月25日：“到吳小瑾屋內，登樓看書，鶴孫到樓一談，在馬圈看洗馬，新得馬蝨子甚多，益瘦之過也，看硝皮子，其所用之刀刃朝下，甚大，上安木月牙架子胸前，其笨萬狀……。”（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進入7月，英軍與我爭奪江孜宗的戰鬥達到白熱化；有泰與其隨員仍然吃喝玩樂，不去關心前方戰事。如7月8日：“早找鶴孫談……劉巡捕找來徐央宗（年十九），四朗拉真（年二十四）來耍，請鶴孫、惠臣同席，至寅初方睡。”（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7月9日：“早登樓，鶴孫來，徐央宗、四朗拉真亦到，在此盤桓，劉巡捕回公事後下樓，帶兩人並鶴孫、惠臣兩位早飯，飯後大睡一覺，醒後與劉巡捕、鶴孫痛談一切世路，二人深以為實在、切當，晚複約鶴孫、惠臣吃全羊，兩女孩亦在座，痛飲……，三人複談，皆想起父母，無不哭泣，亦情之所感也。邊疆所系，只有如此，愴懷古人之感慨，量無不同耳。”（注：吳豐培整理：《有泰駐藏日記》第六冊，1987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版。）由此可見，有泰已經喪失了抗敵和處理藏事的意志，這種情緒也波及到其隨員之中，以此種心態，不可能處理好與英人的鬥爭及西藏面臨的複雜局勢。此後張蔭棠參劾其庸懦無能，顢頇誤國，媚外之憐、諱過飾非、醉生夢死，朋比分肥，是對其言行的真實寫照。以有泰這樣的心理，釀成與英人妥協、喪權辱國的惡果，毫不為奇。
四、江孜戰役後駐藏大臣處置藏事的心態
抗英鬥爭中幾位駐藏大臣的消極心態，對抗英的進程與結果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乃裕鋼一誤於前，有泰再誤於後。”均為“藉口商上不肯支應烏拉，不能起程為藉口。”而“有泰到任半年，毫無經劃，坐誤事機。”（注：《清代駐藏大臣傳略》[M]，第267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更加速了抗英鬥爭的失敗。而且失敗的代價是嚴重的，江孜一役，藏族士兵和民眾付出近3000人的代價，許多村落、寺廟和古跡遭到浩劫。更大的損失則是拉薩的失陷，十三世達賴的悄然出走，西藏地方政府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朝廷的信譽盡失。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埋下了近百年分裂主義破壞國家統一的潛流。
有泰的昏庸無知，西藏地方分裂主義勢力的加大，引起朝廷的警覺，儘管中樞腐敗，但畢竟還有一批愛國之士勉強支撐著大清的江山。有泰執掌藏事期間，朝廷本來委派了駐藏幫辦大臣桂霖作為其輔弼，但在有泰“擬請於察木多地方，添設重鎮，安駐大員，籌防練兵，次第奏辦，庶幾外可以懾藩服，內可以靖蜀疆。”（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奏請下，朝廷並未催桂霖隨有泰進藏，而命其駐察木多，居中策應。此公亦屬滿清貴戚，遇事好激切臧否，對朝中黑暗頗看不慣，但在藏事危急之時，他並未赴湯蹈火，而是以“粵匪隱患深長，請革去職銜，以閒散發往軍營自效，庶不至置身無用”（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18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之藉口，試圖辭去駐藏幫辦大臣一職，轉赴廣東任職，儘管朝廷一再訓斥“藏務亦關緊要，仍著迅速赴任，”（注：《清實錄藏族史料》，第4629頁，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最後仍借眼疾滯留川省。朝廷無奈，急擢任四川候補道鳳全為副都統銜，即赴駐藏幫辦大臣任。鳳全是一位受新思想教育頗深的人，對此時西藏複雜的局勢和中英在藏邊的衝突十分清楚，接旨後也十分矛盾，主要是其婦要堅隨一同入藏，這在清朝末年混亂之世是十分不便的。與其他大臣相比，鳳全也同屬受命於亂世，但他沒有故意拖延進藏時間，在接到聖旨並做通其婦工作後，翌日便帶了幾個隨從，踏上進藏旅途，儘管途中常遇到大雨泥濘，還是日夜兼程趕到爐城，同時接到清廷“所有西藏各邊，東南至四川、雲南界一帶，著鳳全認真經理。各將所屬蒙番設法安撫，並將有利可興之切實查勘，舉辦屯墾畜牧，寓兵于農，勤加訓練，酌量招工開礦，以裕餉源”（注：《清代駐藏大臣傳略》，第250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的諭旨，庶幾，行至巴塘，見可墾之地頗多，於是停此募勇墾荒，並奏請削減寺廟僧尼，收回三瞻，半年後被丁林寺喇嘛殺害。鳳全遇害，實為“強化川邊，以保藏圉”所招致，可看出他執著為國的苦心，儘管如此，後人還是懷疑他怯之不前，畏藏之苦的心態影響了進駐察台（昌都糧台）的勇氣。
鳳全蒙難後，朝廷立即命四川雅州知府聯豫為副都統銜，即接任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聯豫也為滿族貴戚，他吸取了鳳全在巴塘被殺的教訓，同時對有泰、桂霖有關駐藏幫辦大臣移駐察台，居中策應的作法提出質疑，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竊查駐藏幫辦大臣，定章馳駐前藏以應辦事宜，可以就近與辦事大臣共相商酌，即偶有遷調邊遠任重，亦無曠職之虛”。“……惟奉命以來，情覽輿圖，詳征典籍，體足食始能足兵之訓，念天時不如地利之言。桂霖報國之心有餘，似於山川形勢尚未深知，移駐察台不無窒礙。且藏事日亟，開導藏番，輯睦強鄰，均關緊要。若使駐藏大臣舍彼就此，似亦稍失輕重之宜。……奴才則復舊制，仍駐前藏，遇有應辦事件，會同辦事大臣有泰和衷商榷，庶幾寸長尺短，藉可仰達高深。”（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46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聯豫奏請駐藏幫辦大臣仍然駐在拉薩，反映出其為國保疆的責任心。
駐藏幫辦大臣移駐察木多，居中策應是川督錫良和有泰、桂霖3人所議後報請朝廷批准的，實為鑒於中英在藏邊衝突日急，川邊形勢也詭譎叵測，惟恐一旦西藏被英人侵奪，可以退保川邊，這種想法實為下策，同時還滋生了有些駐藏大臣不願進藏，逡巡于川邊的心態。所以，聯豫向朝廷剖其心跡，稱“夫由川入藏，道路艱險異常，賓士於冰天雪地之中，歷時必須數月之久，較之移駐川省邊界，其勞逸迥不相侔。奴才急請仍復舊制者，實以統籌全局，保藏即所以保川，曠覽事機，今日更難於昔日，管窺所及，用敢上達宸聰。”（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46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聯豫恢復舊制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1906年2月，聯豫到達爐城，一路領受到風雪交加，冰峰曠野，道路艱險等困難，並時聞番人沿途作亂之謠傳，油然而生惆悵和畏懼之心情，遂向朝廷上奏摺回成都、東移香港走海道進藏，受到朝廷“仍著馳驛前進，並沿途察看一切情形，毋得籍詞延宕”（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46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的申飭。乃“跪聆之下，惶悚莫名。遵即催備烏拉，克日遄發。”（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46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1906年4月28日聯豫從爐廳出發，在理塘滯延月餘，6月29日才抵達巴塘，後加快速度，於9月2日方抵達拉薩。進抵拉薩後，很快就因施政用人問題與駐藏大臣有泰發生衝突，兩人形同水火，居一衙而互不通聲息。12月8日，朝廷補授其為駐藏大臣以接替被革職的有泰。此後，聯豫在藏政舞臺上施政多年，論其心態，除在對張蔭棠、趙爾豐進藏輔政的問題上有心胸狹窄的一面外，在對待重大問題上，要比前任有泰識大體、顧大局，故而在推行新政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就當時的情況看，朝廷當務之急是與英交涉，挽回被有泰和噶廈出賣的國權，再是要儘快刷新藏政，懲處貪黷，恢復僧俗民眾對朝廷的信心，而這兩件大事都是聯豫所不能及的，即“才疏任重，懼一木之難支，繩短汲深，時寸衷之滋懍。”（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474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於是，歷史的重任就落在了近代藏政賢臣張蔭棠的身上。
張蔭棠，廣東南海人，是有清以來朝廷所委派的惟一漢族進藏大臣。江孜抗英失敗後，西藏內外交逼，藏政極為混亂，朝廷面臨著兩大任務，對外與英人交涉以挽回國權，對內刷新藏政以解西藏人民於倒懸，對於這兩大任務，幾任滿蒙駐藏大臣均無所建樹，甚至出現有泰這樣的滿族貴戚出賣國權，禍亂藏政的情況，朝廷無奈，只好打破滿漢之成見，從漢族官員中選擇良臣膺任藏事。1905年10月6日，朝廷委派張蔭棠全權接議藏約。此時，英人新勝，唐紹儀與英人交涉未果，對此，張蔭棠十分清楚，但他憑藉對維護國家利益的強烈責任感及嫺熟的外交能力，據理力爭，交涉更改1904年英人入侵拉薩後所訂的“拉薩條約”。1906年2月16日，張蔭棠電奏外務部：“英人經營西藏，已非一日，耗費不下千萬，陰謀百出。……竊藏地東西七千餘裏，南北五千餘裏，為川、滇、秦、隴四省遮罩，設有疏虞，不獨四省防無虛口，其關係大局實不堪設想者，且各省辦理邊防，均有重兵鎮守，西藏密邇印度，邊患交涉與行省不同，其危險情形尤為與上年不同，誠如當此所謂整頓西藏有刻不容緩之勢矣。”（注：《清代駐藏大臣傳略》，第263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通過此奏可以看出，張蔭棠是當時對西藏及藏邊局勢認識為數不多的清醒者，他希望朝廷重視對英人的交涉，藉以挽回主權。並主張“所有內政外交以及一切新政，由國家簡員經理，恩威並用，使藏人實信國家權力深有可恃，則倚仗之心益堅。”（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30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同時，張蔭棠也看到，“英人亦視我在藏兵力強弱能否治藏地以為因應，我能自治，外人無隙可乘，自泯其覬覦之心。”（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30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張蔭棠的分析，其心理已經參透了藏事的癥結，在他的參酌和力爭下，朝廷一改往日忽略西南邊疆的作法，特命唐紹儀在北京與英使薩道義議定《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使我挽回了部分權益。
張蔭棠在印度力爭國權，折沖樽俎，虎口奪食的傑出表現，不僅一掃十數年來朝廷在藏邊外事上屢屢失誤的被動局面，也使西藏僧俗大眾為之揚眉。1906年5月，朝廷鑒於張蔭棠在對英交涉中的出色表現，命僅有五品之職級的他查辦藏事，6月，清廷特調一批精幹大員隨往西藏聽其委用，在朝廷的支持下，張蔭棠開始大刀闊斧地查辦藏事，刷新藏政。
1906年11月29日，張蔭棠帶領一批隨員經春丕、亞東、江孜抵達拉薩，受到噶廈僧俗官員及民眾萬餘人的夾道歡迎，抵達拉薩後，張蔭棠明察暗訪，與僧俗官員，普通民眾抵膝並肩，瞭解英人侵藏前後滿漢藏諸官員的表現，首先參劾糾治了自駐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貪黷昏庸官員，並對多年來藏中的積弊毫不保留，瀝陳無餘，如：他在《致外部電請代奏參藏中吏治積弊請旨革除懲辦》一折中奏雲：“竊維安邊之要，首在察吏，必大吏廉潔，率屬辦事，乃能剛正而服遠人。今藏中吏治之汙，弊孔百出，無怪為藏眾輕視，而敵國生心。”（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30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接著，他甘冒得罪京中一批權貴的風險，密奏自英國第一次入侵西藏以來駐藏大臣的污濁吏治，“查駐藏大臣歷任所帶員弁，率皆被議降革之員，鑽營開複，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無忌憚，魚肉藏民，侵蝕庫款。駐藏大臣利其節壽，一切暖昧供億，反為諱飭……藏中文武大小官員，無不以邊防報銷為惟一之目的，此藏中員弁積弊也。”（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306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接著，他把參劾的重點轉向駐藏大臣有泰，揭露有泰到任後藉口商上不肯支應烏拉，不敢赴邊境與英人交涉，釀成了1904年7月之禍；英國進入拉薩後，又媚外乞憐，以牛羊稿賞英軍，在英人哄騙下，壓噶廈妥協，“坐視藏僧與英軍在布達拉山議約十條，無一匡語，行成哄令畫押”，此顢頇誤國，令人髮指；在與英人交涉間，預留浮冒，貪污公款，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花費白銀不過三千兩，卻藉端報銷冒領六萬兩；在江孜激戰猶酣之時，警報屢至，催之敵前開議，其卻置若罔聞，與寵姬五六人，並隨員一起白晝赴柳林招妓侑酒，跳唱納涼，其醉生夢死，亦令人髮指等。在張蔭棠的參奏下，朝廷令將有泰及其高級隨員、噶廈高官等十幾人即行革職，分別懲處，此一舉措，西藏為之震動，僧俗民眾歡欣鼓舞。乘借整頓藏內吏治，張蔭棠又提出了“治藏芻議十九條”和“善後事宜二十四條。”其中包括整肅吏治、培養人才、修築公路、開發礦山、興辦學校、移風易俗、力避苛稅、設郵局、拉電線等。儘管這些包含著新政內容的各類條款因張蔭棠的很快離去未能完全實現，而其後聯豫把大部分條款繼承下來並分類予以試辦。
從張蔭棠力辦外交，刷新藏政的兩件大事中，分析其心理狀態，確已超出10多年來所有的進藏大臣，從他受權接議藏約到離開西藏，不過1年半的時間，期間查辦藏事僅1年，他以堅強而親民的人格魄力完成了朝廷交辦的別人無法完成的兩件大事，其中固然有朝廷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但與個人的心理狀態是分不開的。首先，張蔭棠不像前幾任大臣一樣，尚未進藏就慷慨陳詞，向朝廷承諾一定不負聖恩，辦好藏事，而到藏後稍遇艱難，就急謀退路。張陰棠在赴印接議藏約前冷靜、沉著，進藏後雷厲風行，激濁揚清，在短期內辦了幾件讓藏內僧俗大眾和朝廷都滿意的大事。其次，他能夠清醒地分析藏內外及世界大勢，執著、堅毅且有理有節地與英人交涉，在刷新藏政的重大舉措上，他明白西藏的積弊在於吏治，並主動請辭駐藏幫辦大臣一職，堅持以欽差身份專力查辦藏事。第三，心態平和且實實在在為國分憂。據歷史資料記載，他並沒有因自己官職低微而懷有怨結，儘管他明知朝廷擢任了一批又一批德、能、才都不如己的高官，仍以“位卑未敢忘國憂”的心態力任藏事，到藏後也未下車伊始，失去理性判斷，而是手拄拐杖，頭戴氊帽，深入民間查訪，找出癥結所在。第四，張蔭棠勤勉于王事，無私己和苟且偷安之心，他在處理藏事短短1年半的時間裏，留下文電、奏稿及朝廷給他的回電、諭旨等達250多件（封），是江孜抗英鬥爭前後歷任駐藏大臣最為勤奮者。資料記載，他在大昭寺前登臺演講，講解物竟天演，適者生存，曾累得吃不下飯；在查辦藏事，參劾腐敗官員期間，幾次咯血，每天只能進食稀粥。第五，他對於查辦藏事所出現的對己不利的後果，曾有所警悟，然看到橫暴貪黷之徒魚肉百姓，心不能容，毅然前行，敢於以五品低級職位參劾朝廷頭品及以下官員，如自序所說：“十二月橫被蜚語，有人奏參以強勒喇嘛還俗，盡改西裝，旦夕恐激變。幸蒙兩宮明察，洞見萬里，弗加罪斥，訓以辦事勿過操切，恪遵弗諭，而藏僧羅桑四郎，藏官彭措汪墊等數人，害國病民，橫暴最著，仍不敢姑息。”（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287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可見其心之正直，昭然於天下。第六，在查辦藏事，功勳卓著、被世人贊許有加之時，其心亦靜，更未居功自傲，且尚能移功於他人，他在自序中寫到“自維庸陋，任重材輇，賴樞府外務府王大臣主持于上，參贊何藻翔同心協助於下，得免隕越。”（注：《清代藏事奏牘》，第1287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刊印。）正因為朝廷任用了張蔭棠這樣的大臣，既為國家挽回了主權，又刷新了藏政，以致于國外研究者也感歎道：“大清帝國在最衰弱之時，卻成功地恢復了在西藏所削弱的權力和威望。”（注：譚·戈倫夫著，伍昆明譯：《現代西藏的誕生》，第88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應該說張蔭棠在處置藏事的心理表現，對清廷處理瀕危的藏事起到了積極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國主義對西藏的進一步入侵。
（資料來源：《中國藏學》2004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