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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8月1日，準噶爾軍與清軍在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南部的烏蘭布通發生激戰。這是準噶爾和清廷關係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因而有清以來官私史書多有記述，並且都認為此戰以清軍的重大勝利和噶爾丹的慘重失敗宣告結束。直到1986年，張羽新先生發表《烏蘭布通之戰的勝敗問題》一文，對延續已久的上述看法提出質疑，通過對史料的考證和批判，得出新的結論：“戰爭的雙方互有勝負，清軍的損失甚至比噶爾丹軍隊還要大些，其指揮失誤之處也很多，算不得一個大勝仗。”［1］本文在借鑒和吸收張文的基礎上，重點對噶爾丹戰前的活動、其進入烏蘭布通之原因和戰後請和與撤退等環節進行考察。
一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末，準噶爾汗國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率兵2萬餘人離開科布多營地，開始他第二次東征喀爾喀。準噶爾軍於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6月中旬南下內蒙古，試圖搜捕宿敵喀爾喀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6月21日，在烏爾會河大勝清軍，並乘勝追擊。據清軍情報顯示，7月2日，噶爾丹駐地在距離舊戰地5日之程的厄勒冷地方，不久便進入到烏珠穆沁旗境內的齊爾薩布喇克之地，“于盛京、烏喇、科爾沁調兵之處不相涉，蓋稍在內矣”。[2](卷七)後繼續南移，“是月十一日在音紮哈河上流，十二日至和爾洪河，十三日沿河而下幾百里嶽洛岩，視其所向將往達爾腦爾之地”。噶爾丹南下察哈爾是因追蹤土、哲二人而來的，因此清軍前線將領命令“我牧地蒙古及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各驅牲畜，入近邊遊牧”，[2](卷七)以便保護。噶爾丹不敢深入，轉而向東進入克什克騰旗，在和爾圖短暫停留後繼續挺進，18日至敖布喇克。後又經布立圖到達弼勞口（今克什克騰旗經棚――筆者注）。清軍原以為噶爾丹可能去達爾腦爾（今達裏湖――筆者注），然而噶爾丹卻揮兵南下，經烏蘭滾到了烏蘭布通，[2](卷七)距京師僅700裏，局勢驟然緊張，京師進入戒嚴狀態。
噶爾丹為什麼要進入烏蘭布通？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福全致濟隆的信中寫道：“今因博碩克圖汗索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之故，聖上特遣我等來議，永定和好。博碩克圖汗既近我地，乞近至烏蘭布通，應以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畀汝與否，各遣顯貴大臣定議。”[2](卷七)據此人們推定噶爾丹是應福全之約進入烏蘭布通的。茲拉特金就持這種觀點，他說：“在這封信裏他（指福全——筆者注）邀請噶爾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烏蘭布通地區，噶爾丹接受了這一建議，毫不懷疑這是給他設下的圈套。”[3](p280)
筆者首先對這條史料本身持懷疑態度，因為它與當時的實際有不合之處：其一，烏蘭布通距京師僅700裏，噶爾丹進入烏蘭布通後，引起清廷慌亂，“京師戒嚴，每牛錄下槍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廨盡閉，米價至三兩餘”。[4](p24)福全為約見噶爾丹，何必冒此危險呢？既然有把握在烏蘭布通殲滅噶爾丹，又何必戒嚴呢？看來噶爾丹進至烏蘭布通，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其二，如果福全引誘噶爾丹進入烏蘭布通，那麼他應該首先趕到烏蘭布通，選擇有利地形等待敵人的到來。事實卻恰好相反，噶爾丹先進烏蘭布通，選擇戰場後，福全才趕來，因而處於不利境地。噶爾丹如果接受福全的建議而誤入圈套，結局肯定不會是這樣的。
可以說，噶爾丹是按著既定的行軍計畫進入烏蘭布通的，原因有三。
第一，噶爾丹南下內蒙古的目的是為了緩解眼前窘境，並迫使清朝遣返喀爾喀部眾，從而解決部族的長遠生計。噶爾丹儘管在烏爾會河打敗了清軍，但仍未捕到土、哲二敵，從而在解決喀爾喀問題上取得進展。所以，噶爾丹在繼續追尋土、哲二人的同時，不斷尋找戰機，試圖再打一場勝戰，迫使清廷在喀爾喀問題上做出讓步。因為，噶爾丹的基本領地是準噶爾，此時卻被策妄阿喇布坦佔領，使之失去後方；新佔領的喀爾喀一片廢墟，人畜逃入清朝境內，只留下一片荒漠；俄羅斯雖答應支援，卻不派一兵一卒，使噶爾丹希望落空。實際上，噶爾丹清楚清廷將派大軍北征，他非但不撤退，反而主動靠近目標，就是有意與清軍展開決戰。
第二，在烏爾會河與清軍首戰，準噶爾軍獲得勝利，使準噶爾軍士氣大振，增強了他們必勝信念。7月15日，噶爾丹向清廷使者表示：“今乃聞侍衛阿南達率兵及諸路軍雲集，又聞有內大臣且至，土謝圖汗之子噶爾丹台吉亦在軍中。夫執鼠之尾，尚噬其手。今雖臨以十萬眾，亦何懼之有。”[2](卷七)可見他戰鬥決心十足。有人說：“噶爾丹政權是企圖割據北方。”[5]但目前還沒有足夠的史料能證明噶爾丹的南下出於領土野心。噶爾丹確實說過“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2](卷七)他的意思不外乎表明他和康熙同為各自的國君，各占一方，相安無事。而且，噶爾丹所言北方未必包括漠南蒙古。因為，噶爾丹很清楚，僅憑2萬人的軍隊，與大清國數十萬軍隊爭奪漠南草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濟隆呼圖克圖也十分明確地指出：“聖上乃一統宇宙之主，博碩克圖汗不過小部頭目，何敢妄行。但索其仇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誤。”[2](卷八)
第三，噶爾丹同清朝在烏蘭布通會戰，有它具體的戰術方面的原因。鑒於清軍人多勢眾和嚴加防備，噶爾丹特別注意沿著有利地形行軍紮營。準噶爾軍來到弼勞口後，如繼續向東前進，就勢必與事先在巴林佔據要地等待已久的清朝大軍發生正面交鋒，從而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所以，噶爾丹有意避開清軍堵截，揮兵南下，一路“覔山林深塹，依險結營”。[2](卷八)等清軍尾隨而來時，噶爾丹已經到達烏蘭布通，並佔據最有利的地形，做好了迎戰準備。可以說，清軍是被噶爾丹引誘到烏蘭布通的。
二
烏爾會河交戰之後，清政府調集大軍準備征伐噶爾丹。7月2日，康熙帝命皇兄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禔副之，率一路大軍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碩恭親王常甯為安北大將軍，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劄副之，率另一路大軍出喜峰口；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索額圖、明珠、阿密達等參贊軍務。是月6日起，二路10萬大軍陸續出發，14日，康熙也啟程北上，親征噶爾丹，24日，因病從波羅河屯（今河北隆化）半路返回。[2](卷七)清廷吸取烏爾會河交戰失利的教訓，嚴禁前線偵探及各軍自行開戰，要求不斷刺探敵軍動向，儘量使其靠近大軍，以便各軍協同攻擊，確保殲滅。
此時，清廷最擔心噶爾丹聞風而逃，從而避開清軍圍殲。為了麻痹和穩住噶爾丹，烏爾會河戰事一結束，康熙便遣使致歉：“阿爾尼不請旨而擊汝，非本朝意也。”[2](卷七)7月9日，康熙得知噶爾丹“退回二宿之地，似欲潛逃”後，即令前線將領遣使噶爾丹說：“汝闌入我邊汛，尚書阿爾尼等不得不迎戰。汝向與天朝修貢通好，此來追喀爾喀耳。今喀爾喀劫奪我外藩，肆行悖亂，亦與我朝相失。聖上特遣和碩裕親王及皇長子來，與汝申明禮法，自茲以往永定盟好。”[2](卷七)在此，清廷語氣大為改變，承認噶爾丹南下是為“追喀爾喀”，並表示喀爾喀為清廷和準噶爾的共同敵人，皇上遣重臣前來就是為了共商解決問題之辦法。為進一步消除噶爾丹的疑慮，還特意說明清使臣帶兵前來並不是為了打仗，“汝不聞前者，我朝出兵俄羅斯，以禮和好，不戰而歸乎”。[6](康熙二十九年檔，全宗號2，編號35，p215--219)；[2](卷七)
噶爾丹也看出清廷假談真打之用意，於是將計就計，欺騙對方，遣使清廷再次申明入邊之原因：“喀爾喀吾仇也，因追彼闌入邊汛。向在中華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康熙復函噶爾丹，說明清廷並沒有許諾交出土、哲二人，“豈有正事尚未議定，即可言執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以畀汝乎。此皆使臣設計脫身而為此言也”，[2](卷七)並重申派少量軍隊前去和談之事。7月末，當清軍接近噶爾丹時，康熙命福全曰：“噶爾丹處應作何羈縻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之兵王等，其遺之牛羊以老其銳氣，疑其士卒。”[2](卷七)福全奉命立即遣人送去100只羊和20頭牛，並致函希望共同約定地點進行和談，徹底解決喀爾喀問題。然而，此舉並沒有奏效，噶爾丹接受其禮品，卻不透露半點口風，弄得清軍不知所措。福全無奈地向皇帝奏報：“臣思大兵既出，彼必知之。臣等今往克一奔，而噶爾丹又駐弼勞口。欲回趨拜察以禦之，又恐彼向西而往。噶爾丹狡詐多端，蹤跡難定。大兵迂回猝難，調遣不若，暫駐哈蔔他海海他哈地方，再定所向。”[2](卷七)儘管準噶爾和清廷之間使者往來頻繁，相互多次表示友好，但雙方已經箭在弦上，缺乏誠意，和談的種種努力均告失敗。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8月1日，準噶爾軍和清軍終於在烏蘭布通展開決戰。戰後第三天清廷收到福全從前線發回的戰報，戰況如下：“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等疏報，七月二十九日，臣等聞厄魯特屯于烏闌布通，即整列隊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進，日中見敵，設鹿角槍炮，列兵徐進。未時，臨敵，發槍炮擊之。至山下，見厄魯特于林內隔河高岸相拒，橫臥駱駝，以為障蔽。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左翼由山腰捲入，大敗之，斬殺甚多。右翼進擊，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處而立。本欲盡滅餘賊，但昏夜地險，收兵徐退。其噶爾丹死於亂兵與否，俟後查明另奏外，事關大敗賊眾，謹以奏聞。”[2](卷八)
這是激戰結束的當天晚上形成的最初戰報，也是研究這次戰鬥的第一手資料。福全的戰報誇大了噶爾丹的損失，掩飾了清軍的重創。康熙收到戰報後，極為興奮地說：“覽王等所奏，統領大軍進討厄魯特至烏蘭布通，大敗賊眾，斬殺甚多。王等調度有方，官兵奮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員，著議敘具奏。”然而，仔細研究福全戰報，就會發現有不少疑點和自相矛盾之處。戰報顯示，清軍用一下午的時間，從山下正面進攻山上敵軍陣地，無果，轉而從兩翼進攻。但右翼完全為天然屏障所阻，退回原處，而左翼雖一度沖入敵陣，卻很快就退出了戰鬥。上述過程根本沒有反映清軍“大敗賊眾，斬殺甚多”，留下少量“餘賊”，甚至噶爾丹有可能死於戰亂等情況。
那麼，實際情況是如何呢？我們從中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以說明問題的答案。當時在清廷供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在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報告中曾提到這次戰鬥。他說：“在反擊厄魯特汗的一次戰役(指烏蘭布通之戰――筆者注)中，皇帝（指康熙帝——筆者注）知道他的軍隊所以蒙受重大損失而未能將敵軍徹底擊潰，是因為厄魯特人仗著良好的排槍的強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騎兵退出戰線。”[7](p237)福全的戰報隱瞞了清軍遭到準噶爾軍的猛烈射擊而被迫撤出戰鬥這個重要情節。白晉還寫道：“此後，皇帝就命令他的騎兵，甚至侍衛中的精騎兵，練習在騎馬跑動時，或者勒馬站停時使用火器和弓箭。”[7](p237)關於這一點，清官方文獻的記載尤為具體。《親征平定朔漠方略》記載：“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槍所中，且進退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自古兵法無不預加訓練。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獵，即訓練武備之意。但校獵恐疲兵丁之馬，今既停止校獵。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於曠闊之地，佈陣鳴笳，教練步伐。”[2](卷八)康熙承認在烏蘭布通之戰中，清軍隊形過於密集，再加上指揮不當，行動混亂，因而遭到準噶爾軍的嚴重殺傷，所以他才極力主張加強軍隊訓練。這說明白晉的說法是有事實根據的。後來康熙更為明確地指出：“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以至軍士陣亡、被創者甚眾。”[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連康熙的舅舅佟國綱，在撤退時被滑膛槍子彈打死。[9](p110)這些情況在福全的戰報中均未提到。
再看準噶爾軍的傷亡情況。據福全的另一份戰報：“八月初一日，擊敗噶爾丹，薄暮收軍。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故使我將士暫息。”說明8月1日下午激戰後，噶爾丹不僅沒有被擊敗，反而集結軍隊，憑險固守，陣地並未動搖。當時供職於清廷的法國傳教士張誠記述烏蘭布通之戰時說：“厄魯特王（指噶爾丹——筆者注）對他們的行軍情況很熟悉，下了決心，在離北京城大約八十裏格（一裏格約五公里——筆者注）的地方（即烏蘭布通——筆者注）迎戰。這個王所占的地形極為有利，他雖然缺少象帝國軍隊那種配備優良的大炮，軍隊的人數也少，但他仍不顧雙方力量懸殊，迎接對方的挑戰。開始時他的前鋒受敵方的炮擊損失甚重，這迫使他改變戰鬥部署。由於他佈防在大沼澤後面，皇帝的軍隊不能包圍他。他非常勇敢地進行防禦，直到夜幕降臨，各方才都收兵回營.”[9](p110)這條史料也說明，戰爭開始時準噶爾軍遭到清軍炮擊，損失嚴重，但戰爭結束時，雙方的力量形成對峙，未能分出勝負。
那麼，清軍大敗噶爾丹之說流行已久的原因是什麼？在筆者看來，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清代著述的影響。《清實錄》、《東華錄》、《東華續錄》等官方文獻和馬思喀《塞北紀程》、魏源《聖武記》、張穆《蒙古遊牧記》等官方及私人著述中，清軍烏蘭布通之戰“大敗噶爾丹”之說相當普遍。後人很自然地接受了這些史書的觀點。如，吳曾祺《清史綱要》、蕭一山《清代全史》、孟森《明清史講義》、稻葉君山《清代全史》、戴逸《簡明清史》、翁獨健《準噶爾史略》等的說法，大體與之相同。其實，清代著述，尤其是官書在掩飾烏蘭布通戰況實際時，也留下許多疑點。後來的史學家多為史料的傾向性所控制，對疑點沒有進行分析和鑒別，是導致以訛傳訛的重要原因。
第二，著名史學家的影響。魏源是清代著名史學家，其說多為後來史家所本。他在《聖武記》卷三中，詳細描繪了烏蘭布通之戰，有一段記載是這樣的：“（清軍）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繞山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喇嘛濟隆來軍，卑詞乞和。”[10]魏源的記述不像福全的戰報，邏輯上顯然沒有大問題，但把事實完全給歪曲了。魏源的記述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偏頗，是因為他的依據基本來自于馬思喀的《塞北紀程》一文。馬思喀的原文寫道：“我兵奮勇先登，無不踴躍遞進，炮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於火，頹且僕，陣斷為二。我師乘勢，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庚申黎明，複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詣軍前卑辭乞降，乃班師回營。”[10]馬思喀這些說法顯系誇大之辭，與其他很多史料的記載大相徑庭，是不符合事實的。但由於馬思喀是烏蘭布通之戰清軍炮兵統領，曾親自參加戰鬥，所以魏源就把馬思喀的記述信以為真，作為立論的依據，並為後來諸史家所繼承。魏源的失誤在於採用孤證，沒有掌握大量史料。魏源在《聖武記》中曾尖銳地指出清代史書對清軍“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的弊病，主張“紀事之文，貴從實”。[10]遺憾的是，魏源《聖武記》關於烏蘭布通之戰的記述，卻未加懷疑地轉錄馬思喀《塞北紀程》的文字，從而使他在這個問題上背離了自己的正確主張。
三
噶爾丹在8月1日下午的激戰中雖然獲勝，但他畢竟孤軍深入，沒有後繼，不可能堅持長期作戰。而清軍雖遭重創，但兵力仍很雄厚，所增調之各路軍隊陸續挺進烏蘭布通，即將對準噶爾軍形成包圍之勢。在這種形勢下，噶爾丹迅速脫離戰鬥，退回漠北，才是惟一的出路，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為了安全撤退，噶爾丹採取了與清軍講和的策略，並精心設計了一套談判程式。8月2日，噶爾丹派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到清軍統帥部請和，以自己軍事勝利作為籌碼，向對方發起心理攻勢，堅持索要土謝圖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但遭到清軍統帥們的嚴厲拒絕。噶爾丹使者表示要繼續談判，並說“一二日內，濟隆胡圖克圖即來講理修好”。4日，西藏大喇嘛濟隆呼圖克圖率弟子70余人到清軍統帥部求和，承認噶爾丹“深入邊內，部下無知，搶掠人畜，皆大非禮”。他一再解釋戰爭是因為“索其仇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誤”，並無與“一統宇宙之主”康熙作對之意。他降低談判條件，放棄索要土謝圖汗，只要求把“哲布尊丹巴遣送其師達賴喇嘛處”。濟隆還說噶爾丹要撤出烏蘭布通，到有水草之地等待議和。[2](卷八)福全等沒有答應濟隆的要求，並威脅說：“豈有因噶爾丹之言，遂遣送達賴喇嘛之理。因待汝來，稽我行事，我今即前進矣。”濟隆迫於壓力，表示只要允許噶爾丹撤出邊外，其他要求都可以放棄。[2](卷八)
其實，噶爾丹在烏蘭布通尚未被清軍所包圍，後退之路依然敞開。但他擔心一旦離開陣地就會遭到清軍的圍追堵截。所以，噶爾丹用講和穩住清軍，以便乘機逃脫。有意思的是，清軍統帥福全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噶爾丹的撤軍要求，並許諾令諸軍停止進攻：“我軍遇厄魯特即行掩擊，必然之勢也。我等仰體皇上好生，許汝所請，當各發印文一道，與各路領軍諸王大臣。汝執此往，不論遇何路軍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擊也。”[2](卷八)福全確實把發往清軍各路統帥的印文交給了濟隆。福全認為這樣做是因為噶爾丹“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
上述情節不能不使人產生很多疑問，福全率軍北征的惟一目的是剿滅噶爾丹軍隊，而此時他為什麼為噶爾丹著想，幫助他逃脫呢？如噶爾丹“必多窘迫”，更易於剿滅，福全為什麼不趁機進攻，卻高抬貴手呢？或許福全的奏疏能幫助我們找到問題的答案。福全奏曰：“臣等欲即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且聖諭屢行誡飭，務期兵卒不致太勞計一舉滅之。假其往來講解之間，俟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之至，齊行夾擊，滅此狡寇。如有可除之機，斷不誤也。”[2](卷八)可見，福全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只要噶爾丹“據險堅拒”，清軍就難以強取，8月1日的失利便是一個例證。所以，制勝的辦法就是欲擒故縱。另外，福全的意圖還在於借和談之名，盡力延緩噶爾丹的撤軍，以便給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的到來爭取寶貴的時間。福全給濟隆發印文，純屬麻痹噶爾丹、拖延他撤軍之騙局。
噶爾丹似乎對福全的用意有所察覺，在4日談判當天夜裏，便率部迅速撤離烏蘭布通，“自什拉磨楞河載水橫度大磧山，連夜遁走剛阿腦兒”。[2](卷八)這樣，噶爾丹主動遣使講和，爭取三天休整後，乘清軍不備，急速撤退，成功地甩開清軍，奔向邊外。福全的失誤是，過於把延緩噶爾丹撤退的希望寄託於和談，而沒有做好防範噶爾丹突圍的軍事部署。當噶爾丹撤離時，他沒有及時有效地組織追擊，沒有嚴令各軍沿途攔截準噶爾軍，從而使噶爾丹得以逃脫。當福全等醒悟到被噶爾丹愚弄之後，“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2](卷八)為了挽回自己的失誤，他派侍衛吳丹、護軍參領色爾濟偕濟隆往噶爾丹處，說服噶爾丹在近處停留，“以定禮好”。吳、色二人竟然向噶爾丹表示“使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七旗一同遣駐故地”。對此，噶爾丹做出積極回應，“跪於威靈佛前”，發誓“自此不敢犯中華皇帝所屬之眾”，並“上書請罪”，承認“深入邊汛”之錯，表示“凡有諭旨，謹遵行之。今往界上，視水草善地無人之處駐紮，候旨”。[2](卷八)他以此進一步麻痹清軍統帥，為撤退贏得了充裕的時間，非但沒有片刻停留，卻越走越遠。
當時，康熙等對戰局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指出：“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之，豈不坐失時機。請敕大將軍、王等作速追剿即可也。”[2](卷八)然而，這道命令發出時，噶爾丹已經遠走高飛。同年11月，清廷追究福全等諸將“不行追殺，縱敵遠遁”之罪，做降職、罰俸等處理。[2](卷八)對烏蘭布通之戰，康熙皇帝時常表示遺憾，事過6年後，依然懷著沉痛之心向臣僚們說：“向年烏闌布通之役，……乃竟中賊計，致噶爾丹遁走。彼時因朕躬違和，未得親至其地，失此機會，至今猶以為憾”，[8](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直率地承認了中計之事。康熙的英明之處，正在於能夠從失誤中接受教訓，不斷完善自己，從而創造一個又一個輝煌。
烏蘭布通之戰後，噶爾丹軍隊繼續向科布多撤退，隊伍大量減員，2萬餘人僅剩數千。據此，很多史學家論定清軍大敗噶爾丹。其實，在烏蘭布通會戰中，準噶爾軍傷亡並不嚴重，後來的大量減員與這次戰鬥沒有直接關係。還有不少史學家把減員歸結為“饑踣”。噶爾丹在北撤途中，曾掠奪克什克騰旗三佐領，“搶去羊二萬餘，牛馬一千余”，獲得大量物資，因而造成“饑踣”的可能性不大。人員銳減的真正原因應當是瘟疫的蔓延。戰後第二年（1691年）春，康熙給噶爾丹的敕書中提到此事：“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極其窮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繼。”[2](卷九) 1693年5月（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致噶爾丹的信中說：“前者，爾敗於烏蘭布通，歸時人畜多死，極其窘迫”，[2](卷十三)進一步證實噶爾丹的人多死於歸途中。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重提烏蘭布通之戰時，又說：“（噶爾丹——筆者注）歸路遭罹瘟疫，得還科布多者，不過數千人耳。”[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清代官方史料一再提此事，說明瘟疫蔓延較為嚴重。1691年（康熙三十年）6月末，清廷收到噶爾丹來信，信中說：“前遇大疫，今已愈矣。”[2](卷十)可知這次瘟疫持續時間幾近一年。托忒文文獻《咱雅班第達傳》也記載了這次瘟疫的蔓延。[11](p308)從此，噶爾丹失去染指清朝的能力，只有在漠北活動。
康熙則認真總結烏蘭布通之戰的經驗教訓，經過6年的周密籌畫和精心準備後，從1696年到1697年兩年期間，連續三次親征噶爾丹，最終摧毀他的基本勢力。為此，清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不完全統計，三次親征動用近20萬軍隊、戰馬約30萬以及相應的巨額銀兩和糧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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