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博士內藤湖南先生以昭和九年（1934）六月二十六日病歿京都，享年六十有九。先生為彼邦漠學耆宿，治中國史卓然有所建樹，新進學子多出其門下。先生自言，早年頗熱心於政治，又常有志研究日本文學及藝術，三十歲後志趣猶未集中于史學。故雖早應“支那通”之號，其初期著述乃偏重於論列中國時事，富有宣傳性質。如《清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諸書，固不無箴貶得當處；然究其用意，則在導諭日本人士以常識，作來華之基礎，迥不足與言學術。迨棄新聞記者生活後，始專力於學問。舉凡史學文學金石目錄書畫無不涉及，皆有所成就，而以史學為中心。其方面之廣，精力之強，遑論日本，即我國近代學者中亦不數覯焉。蓋先生漢文根底極深湛，復與中國學者羅叔言、王靜安諸先生相友善，故治中國史學，於資料之搜集，文義之解讀，均無甚困難。而其目光之犀利，資料之運用，則多少亦受西洋學風之影響。先生曾謂早年業新聞記者，故涉獵廣博，迨晚年專治史學，向所究究心者，亦皆足資利用。蓋自博返約，先生得之矣。其于史學最致力中國上古史及清初史地，重要論文皆載《研幾小錄》、《讀史叢錄》二書；而史學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亦曾三致意焉，惟發明較少耳。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來，仍不外日人經營我東三省政策之一面，觀滿蒙叢書所收東北史地諸書之解題，強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窺其意向所在。先生于中國史學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錢竹汀、章實齋。竊謂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乃承受實齋衣缽；而探討我東北史地，不遺餘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底之意歟。
先生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慶應二年（1866）七月十八日生於日本秋田縣。明治十六年（1883）三月，入秋田縣師範學校。十八年（1885）七月，卒業於高等師範科。九月，任秋田縣秋田郡綴子小學訓導。二十年（1887）八月，辭職赴東京，編輯《明教雜誌》，兼從英人森瑪司及美人伊司德雷基（皆從日文譯音轉譯）學英文。二十三年（1890）九月入三河國岡崎町三河新聞社為記者，鬱鬱不得志，凡三月即退出。自十二月至二十六年（1893）十一月，居東京，編輯《日本人》《及亞細亞》兩雜誌。二十七年（1894）再入新聞界，為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凡三年。二十九年（1896）娶同縣田口郁子，居東京從事著述。三十年（1897）入臺灣日報社，留臺灣凡八閱月，於經營臺地多所規畫。三十一年（1898）返東京，為萬朝報主筆。三十二年（1899）八月，旅行中國。三十三年（1900）再入大阪朝日新聞社，任撰論說。三十五年（1902）十月，被新聞社派遣視察中國北部東三省各地。三十八年（1905）七月，受外務省命調查日俄戰後狀況，再入東三省。十一月，以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招，赴北京。翌年（1906）一月，返國。脫離新聞社，復以外務省命旅行東三省各地。四十年（1907）七月，偕稻葉岩吉視察朝鮮及東三省。十月，被命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講師，任東洋史講座。四十二年（1909）升任教授。四十三年（1910）獲文學博士位。是年七月，與小川 治、狩野直喜、富岡謙藏、濱田耕作諸氏同被遣來中國，調查燉煌遺書。大正元年（1912）二月，奉命來中國，與富岡謙藏、羽田亨同至奉天採訪史料。六年（1917）十月，復被命來中國，與稻葉岩吉、高橋本吉旅行南北部凡二月。七年（1918）九月，又入東三省。十三年（1924）七月，奉命視察英法德意各國，長子乾吉及石濱純太郎偕行，翌年二月返國。十五年（1926）八月，辭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九月，敘正四位。昭和二年（1927）四月，為帝大文學部囑託講師。七月，受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稱號。五年（1930）罷講帝大，居京都相樂郡瓶原村之恭仁山莊，專心著述，以訖於歿。
一良以見聞所限，未能遍讀散見之遺著。故僅就先生最精粹之論文結集《研幾小錄》、《讀史叢錄》二書中國史方面論文分類撮取，作為提要，以當介紹。非敢謂先生之成就止於是，站窺其犖犖大者，且志末學景仰之意云爾。至諸篇結論，自今觀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學之途徑與態度，則永足為吾人楷模也。《支那學》七月號載先生著述目錄，今附於篇末，以供稽考探索。聞先生罷講帝大後，即以全力撰《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二書，弘文堂書店張之於豫告中亦曆有年所。
一 《明東北疆域辨誤》附《奴兒幹永寧寺碑記》、《奴兒幹永寧寺二碑補考》
自來說明東北疆域多據清官書，而《滿洲源流考》最以精確見稱，謂明初疆圉東盡開原、鐵嶺、遼、沈、海、蓋，其東北境全屬清室及烏拉、哈達、葉赫等諸部，明人未嘗涉其境。永樂二年（1404）設尼嚕罕衛，七年（1409），設都司。以後陸續設衛所空名，疆域山川多在疑似間。蕪雜重複，明人亦無由悉之。先生夷考明人關於女直境之記載，而知其不然。
《大明一統志》“女直”條下謂元設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遠遠及女直人；明因開原迤北其部族所居地建都司一人，衛百八十四，千戶所二十。官其酋長，各統其屬，以時朝貢是奴兒幹都司地固在明疆域內也。《殊域周咨錄》“女直”條下有永樂元年（1403）行人邢樞皆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幹，於是海西、建州、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尋復建奴兒幹都司於黑龍江地，與各衛所不相統轄。《使職文獻通編》卷七《使範》篇有邢樞傳，其《外編東北夷女直》篇之記載與《殊域周咨錄》同。《東夷考略》一云：“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幹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1411）春，遣中使治巨艦，勒水軍江上。……於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眾降，始設奴兒幹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明太宗、宣宗兩朝實錄亦詳記奴兒幹都司之建設及亦失哈事。《大明一統志》引《開原新志》紀女真諸部風俗綦詳。則謂明人未涉其境之妄不待辨矣。
廟爾（在黑龍江附近）之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明碑二，一刻勅建永寧寺記，永樂十一年（1413）立；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寧寺記，宣德八年（1433）立，皆記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兒幹及海中苦夷（苦兀）事。據二碑及《實錄》知遼東都司自都指揮使以下皆以女真著性任之，禮遇頗優，康、佟、王三氏且世襲其職。《滿洲源流考》之論明東北疆域蓋迫於忌諱，故多飾詞也。
二、清朝姓氏考
《清太祖實錄》謂清姓愛新覺羅，自天女佛古倫所生始祖已稱之，實可疑。《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載滿洲姓覺羅者甚多，不及諸覺羅與國姓之關係。居滿洲之旗人有一俗語曰：“覺羅姓趙”，而不知其由來。考滿洲人稱漢姓之事甚古，《金史》國語解已舉金人姓與漢姓之對照表。至明代稱李楊等諸漢姓，見《東夷考略》。似清先祖稱漢姓趙氏矣，然反而之證據又復不少。
《太祖實錄》記發祥史事前後錯亂，先生以《皇明實錄》、《東夷考略》、《吾學編》、《名山藏》諸明代載記，及《西征錄》、《東國輿地勝覽》、《國朝寶鑒》、《燃藜室記述》等朝鮮載記考之，始了然。《實錄》都督孟特穆子充善，楮宴，充善子妥羅。妥羅生都督福滿，為努爾哈齊曾祖。朝鮮載記則童孟可帖木爾生童倉董山。董山生脫羅，而無福滿一世，故與奴爾哈赤世系不相連屬。童董通用，當以示姓者，《金史國語》解止有董姓，謂“術虎曰董”，乃純粹女真姓，童孟可帖木兒（即《實錄》之孟特穆）當姓董也。
《氏族通譜》滿洲有大族董鄂氏，其部長和和哩太祖時尚長公主。《嘯亭雜錄》亦載此事，作何和理，以兵馬五萬余降太祖。《通譜》謂其居董鄂地方，因地名為氏。
至明代記載中乃謂太祖姓佟氏，佟亦遼東名族。據《通譜》佟養正原居佟佳江沿岸，後歸降太祖。遼陽之佟蔔年至因被與太祖及佟養性（養正弟）同族之嫌而為明所誅，知佟氏蕃衍之盛。然太祖與佟養性、佟蔔年實非一族，先生以《通譜》託佟氏大部分居馬察雅爾湖及佟佳江地方，謂太祖與此佟氏之有淵源甚早；然可疑者，董鄂氏乃擁有五萬兵馬之大族，何以止居董鄂地方。董鄂之地介在佟氏所居佟佳江、馬察雅爾湖中間，故先生疑董氏佟氏原為一姓。《金史國語解》有董氏無佟氏，蓋由董氏分出。佟氏自佟答剌哈以來從順明室，而董山則殊為明所惡，此太祖之所以以董山子孫而對明稱佟氏也。
嘉慶時有滿州人名鐵保，字冶亭。《嘯亭雜錄》謂：“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先生原注據《宋史·宗室列傳》越王偲乃神宗第十二子。）後為金人所遷處，居董鄂，以地為氏。”先生由是定董鄂乃趙宋之後。盛昱編《八旗文經》，楊鐘義作《作者考》，謂：“鐵保……舊譜姓覺羅氏，自稱趙宋之裔，後改棟鄂。”此覺羅常是散佈滿州諸種之一，與“覺羅姓趙”語符合，而與董氏之關係亦證明矣。
太祖始建國時稱國號曰金國Aisin gurun ，蓋改滿州諸覺羅之一而成。或者《金史國語解》“斡准曰趙”，金代稱趙姓之斡准音變而為愛新，居滿州之旗人，乃傳謂愛新覺羅氏即趙氏也。
董鄂與覺羅雖有同族關係，然太祖時則尚分別，太祖家屬覺羅而不屬董鄂也。先生推測太祖蓋迎取其長女婿何和理，為結好而併入己族。號稱太祖祖先之童孟可帖木兒、董山等乃董氏，是董鄂名族何和理家祖先。《嘯亭雜錄》言何和理家自渾春瓦兒喀遷來董鄂，亦與童孟哥帖木兒、董山父子事實符合。《東夷考略》固祗謂太祖為建州枝部，未嘗書為建州左衛都督正統之董氏也。
三、都爾鼻考
《清太祖實錄》天命十年（1625）三月己酉太祖欲遷都瀋陽，謂：“瀋陽乃形勝之地，若征明，可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若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箭內亙氏嘗考之，謂此文及《太宗實錄》天聰元年（1627）六月七日條皆誤以都爾鼻在遼河東。《太宗實錄》天聰八年（1634）五月“戊申大兵渡遼河，抵陽石木河（即養息牧河），沿河立二十營。……己酉大兵至都爾鼻地方。”當以在河西為正。《大清一統志》（卷四百九之一）養息牧牧廠山川條舉杜爾筆山，注：“牧廠即設其下”。又古跡條舉：“杜爾筆城在牧廠東南五里，週一里一百七十步有奇，高三丈，東西門各一。”《開國方略》崇德二年（1637）太宗命築都爾弼稱改城名為屏城。都爾鼻、杜爾筆、都爾弼同地。
先生復獲一二資料以補箭內氏說。清宣統三年（1911）所編《東三省政略·民政篇》吳廷燮之《奉天郡邑志》彰武縣條舉山之著者，中有“杜爾鼻山，縣西北九十里。”可據以定都爾鼻之位置。清初朝鮮世子質于瀋陽，其隨員著《瀋陽日記》，更集送致本國之狀奏為《瀋陽狀啟》，其中記豆乙非（即都爾鼻）距瀋陽遼河里數，然當時測算未精，故矛盾不可信。
然先生考都爾鼻之意不單在其城址，乃在自奉天出遼西之路線，自來史家所未留意也。清《實錄》天聰五年（1631）八月癸未：“兵分兩路並進，諭德格額類，岳托，阿濟格三貝勒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于錦州大淩河之間以俟。朕將大兵由白土場入趨廣甯大道，初六日會于大淩河。”知乃由奉天渡遼河後先出邊門外，再由白土場門（即白土場）及義州路（蓋由清河門）入遼西。順治元年（1644）八月世祖遷都北京，《實錄》紀其行程，知亦由土場門入，然所經地名不可考者甚多。幸《瀋陽日記》記《瀋陽狀啟》中記崇德六年（1641）八月順治元年四月之行程，乃渡遼河西北出彰武台邊門，由都爾鼻附近西南向，自清河門入邊，經義州達錦州，此義州路線之大概也。朝鮮麟坪大君《松邊集》中《燕途紀行》順治十三年（1656）九月初五條謂：“自瀋陽抵此城（廣寧）有三路。……一路從豆乙非城曆新城，暨班齊塔達於此。”此所謂第三路亦即崇德及順治初年之都爾鼻路。
都爾鼻路之廢蓋在康熙時，康熙時編《盛京通志》所紀已是今日經新民屯之路線，高士奇康熙二十一年（1682）扈從聖祖東巡，其扈從《東巡日錄》所紀行程亦取今日之新民路線。
四 清初之繼嗣問題
此文所謂清初指自太祖至世祖之立。太祖妻妾數人：福金佟甲氏生褚燕、代善；繼福金富察氏生莽古爾泰、德格類；高慈考皇后葉赫納喇氏生皇太極；大福金吳喇納喇氏生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此外側妃生子六。褚燕以謀叛誅，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為四大貝勒，輪直視政，阿敏太祖侄也。《實錄》記太祖崩後諸貝勒堅請大福金從死，大福金托二幼子多爾袞、多鐸于諸貝勒而殉。《燃藜室記述》（卷二十七）引日月錄：“或曰：奴爾赤臨死，謂貴永介（古英之對音，清官書稱代善為古英巴圖魯）曰，九王子（多爾袞）當立而年幼，汝和攝位，後傳于九王。貴永介以為嫌逼，遂立洪太氏（皇太極）云。”蓋蒙古、滿州俗以最後之嫡妻子為嗣，太祖當有遺命。而諸貝勒之勢力及當時國情不允立幼子，故大福金被強殉死，更定繼嗣者。《太宗實錄》謂其立為諸貝勒大臣在廷所推，實文飾之詞。《燃藜室記述》引《丙子錄》：“丙寅五月，建州奴酋奴兒赤疽發背死，臨死命立世子貴榮介。貴榮介讓弟弘他時曰，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弘他時略不辭讓而立。”朝鮮傳說或得其實也。
太宗崇德元年（1636）受皇帝尊號，國號大清。多爾袞在太宗時特被寵遇，《實錄》記之甚明。奉天崇謨閣藏舊檔中有朝鮮國來書簿，即天聰崇德間朝鮮國書抄本。其中有上皇太子箋及進物單，書簿存者訖崇德六年（1641），每歲朝貢皆有上皇太子箋及貢單。祗據書簿固不知皇太子為何人，《實錄》亦無之，先生考定即多爾袞也。舊檔中又有天聰四年（1630）與劉興祚餘黨誓書及島中劉府來書，所列“金國汗黃太吉”下皆有“阿革朵兒紅”之名。阿革即阿格，後世作阿哥，滿州語王子之義，朵兒紅即多爾袞。《清文匯解》阿格為受冊封有王子資格之少子，然冊封之義本滿州所無，只王子之義殆已為儲君矣。《太宗實錄》天聰九年（1635）正月始定制以後太祖庶子皆稱阿格，阿格之稱始汛及宗室，可知以前此稱之尊貴，朵兒紅（多爾袞）之稱阿革當以其居儲貳之位也。至崇德時太宗稱皇帝，遂改稱皇太子，即朝鮮表文所見者矣。
至太宗之崩，繼嗣問題復生糾紛。《世祖實錄》（第一）謂崇德八年（1643）八月乙亥諸貝勒大臣會議立太宗第九子，然會議之經過固不若是著單簡。朝鮮奎章格藏當時朝鮮使臣報告本國之《瀋陽狀啟》，其中紀會議情形綦詳。蓋太宗長子豪格知大統當歸多爾袞，不顧代善之推己而避去。太宗舊日將領佩劍而前，請立太宗子。代善、阿濟格亦引退，多鐸默無言。於是多爾袞臨機措應，定立世祖，時年六歲，而己濟爾哈朗分掌八旗，為輔政。據《狀啟》及《世祖實錄》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條，則當事後欲擁立多爾袞正大位者猶大有人在焉。
（資料來源：摘自《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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