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清代的西口，目前看法比較一致，認為先後指殺虎口（今山西朔州右玉縣）和歸化城（今呼和浩特人但對於走西口卻有不同觀點，一種認為走西口是指長城以內的山西、陝西以及河北、河南、山東等內地人民通過西口進入內蒙古草原地區墾荒、經商的活動；另一種認為是內地人民經過西口到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西部謀生的社會實踐活動。本文贊同第二種觀點，認為走西口主要涉及內蒙古西部地區，即當時的土默特旗（包括今天的呼、包二市、土左、土右兩旗托縣等地人伊克昭盟（轄鏡範圍大體相當於今鄂爾多斯市全部及巴彥淖爾盟南部縣市如臨河、五原、登口的全部，杭錦後旗南部、烏拉特前旗南部、烏海市海勃灣區人後套（今巴彥淖爾盟大部分）以及阿拉善盟等地。清代內蒙古西部地區地廣人稀，長期居住著蒙古族，經濟以單一的遊牧業為主。大量的中原人民進人這裏，開墾土地、經營貿易，必然會對西部草原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推動了內蒙古西部農業的發展，減少了蒙古族人民對單一的遊牧經濟的依賴性。第二，加快了蒙古草原與內地經濟的一體化，促進了內蒙古西部商業貿易的繁榮及重要城鎮的形成。第三，溝通了草原文化與內地文化的聯繫，豐富和發展了內蒙古西部的文化與藝術。走西口是“西口文化”的核心內容。目前，隨著“西北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口文化”的研究日顯重要，對本文論題的探討，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西口文化”的歷史價值，對於今天的西北大開發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 

清代走西口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主要產生于晉北的河曲、保德、偏關、朔縣、右玉以及陝北的府穀、神木、橫山、榆林、靖邊、定邊等縣。這些地區的人民長期以農業為主，有著豐富生產經驗，但迫於當地土地貧瘠、自然災害嚴重、人地矛盾突出，不得不走西口。而當時內蒙古西部急需農業作為遊牧經濟的必要補充。這樣，走西口就為內蒙古西部提供了必要的農業技術和充足的勞動力，對這裏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內蒙古西部一直是以單一的遊牧經濟為主，雖然在明末俺答汗時，土默特地區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所占的地位還是微不足道的。清朝初年，由於連年的戰爭，畜牧業遭到嚴重的破壞。清政府為了恢復、發展牧業經濟，以穩定邊外社會秩序，一方面實行了嚴格的“封禁令”，禁止內地人民流人豪地私墾與開發，人為地割斷了蒙漢人民之間交往。另一方面，在蒙古各盥旗實行“分旗劃界”措施及賑濟和養贍制度。規定“凡疆界，各識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圖，烈定遊牧，無山河則樹以鄂博”經過近半個世紀，康熙朝後期，邊外蒙古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畜牧業經濟也走出低谷，出現了“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機生計周全，牧畜繁盛”的景象。但是單純的遊牧經濟原始而又十分脆弱，江不能滿足牧民生活多樣化的需求，也經不起自然災害的侵襲，最終不可能從根一上改變“口外蒙古窮困”的狀況。因而，開墾土地，種植五穀，則成為蒙古草幕的當務之急。 

其實，清初統治者已經認識到這一點。早在扶持畜牧業發展的同時，康熙帝就旨出：蒙古地區“土潔泉甘，誠佳壤也”所種莊稼“見禾苗七八尺，穗長一尺五寸”，勸導牧民進行適當的農業生產。蒙古牧民也有人從事農耕，但耕種8術水準還很低，常常是“布種輒去不復顧，逮秋複來，草莠雜獲，計一畝所得，7及民田之半”於是，一些地方官員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請求“乞發邊內漢人與蒙古一同耕種”。而此時中原地區災荒不斷，康熙年間河患更為嚴重，黃河大的決口達67次。再加上，八旗貴族在華北地區又頒行“圈地令”，造成大批內地農民背井離鄉。鑒於此，康熙帝於1698年同意了鄂爾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旗）貝勒松阿拉布的奏請，將陝西邊外東林他拉、蘇海河嚕等蒙地交與漢人耕墾。這樣，“沿邊數州縣池歲歲春間出口，皆往鄂爾多斯地方耕種”開始了走西口的歷史。最初，季節性出邊者居多，或日“夥盤”，或曰“雁行”，人數也較少。 

雍正以後，清政府仍嚴厲推行“封禁令”，但又無法解決口內日趨嚴重的民地矛盾，流民違禁出邊和違禁開墾日益增多，甚至出現了流民出邊湧人蒙地的移民潮。為此，清政府便採取了權宜之計，雍正時實行“借地養民”政策，下令內地災民可往口外蒙地開墾土地謀生。乾隆年間又再次重申：“如有貧民出口者，門上不必攔阻，即時出發”此令一開，走西口的人數猛增，嘉慶朝“出口墾荒者，動輒以千萬記”。促使走西口進人高潮階段。 

隨著走西口的興盛；內地農民大量流人口外開墾種植，並幫助許多牧民逐漸掌握了內地選種、施肥、開畦、培壟、興修水利等精耕細作的技術，使內蒙古西部農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如雍正朝以後，來包頭、薩縣一帶墾荒的人逐漸增多，並由“雁行”發展到定居。乾隆、嘉慶時期，大多聚住今東河村，因山西代州人居多，故東河村又叫“代州營子”其他分散在東腦包、西腦包、南龍王廟和南海子一帶。伊盟所矚鄂爾多斯農業墾區也進一步擴大，據1736年延綏總兵奏：靠近鄂爾多斯的“榆林、神木等處邊口，越種蒙古餘閒套地約三四千頃，歲得糧十萬石”。於是出邊的農民“搬移眷屬”，蓋房居住，並呼朋喚友，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特別是鄂爾多斯東部與南部毗鄰晉陝之處的河曲、神木、府穀等地的出邊農民還“沿套邊開墾，漸成村落”。農業發展較早的土默特地區也是如此，1743年歸化城上默特兩旗蒙地共有75048頃，其中牧地只占14268頃，已不到五分之一。可見農業已占重要地位。19世紀，土默特西部河套地區的農業有了可觀的發展。尤其是道光五年（1825），在內地移民的幫助下，河套地區最早的人工幹渠——纏金渠修成後，這裏的耕地面積日益增加，人口越來越多，糧食產量明顯提高。正如《綏遠志略》所載：“道光、咸豐年間，後套因經多年之經營，地方頗為繁盛”。除此，河套以西的阿拉善盟在嘉慶年間，為了安置晉陝等地的流民，也進行了放墾，至道光十五年（1835）：“定運營（今巴彥浩特）地方，有久經開墾熟地1190頃 67畝”。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政府為加強邊防勢力、解決財政危機，對蒙地實行全面放墾政策，在包頭跟盟，任命貽谷為督辦墾務大臣，負責內蒙古西部的放墾事宜。隨著全面放墾政策的實施，內蒙古西部農業區進一步擴大，踞統計，清末10年內，內蒙古西部的土地約 8萬 8700餘頃被放墾。其中伊盟、歸化土默特旗的土地全部清丈墾辟。由此，內蒙古西部地區逐漸形成一些農業區和半農半牧區，經濟也由以單一的遊牧業為主轉變為以農業為主。 

從上述可以看出，清代內蒙古西部農業發展的主力軍是走西口的漢地人民。他們與蒙古族人民一起開發了口外蒙地，改變了蒙古族的牧業與中原漢族的農業相互脫離的局面，使農業與畜牧業互相支持和補充，促進了蒙古族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並且當時一些開發的農業區，也成為今天內蒙古乃至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地。在這裏，走西口人在內蒙古西部農業發展上所做出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二 

清代走西口是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實踐活動，僅雍正、乾隆時期湧如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內地人民就多大數十萬。內地人民歷盡艱辛來到邊外，除了墾荒種植，許多人還經營貿易。他們或馱運深入草原、或建立貨棧和商號，以品種繁多的中原地區的物品交換蒙古的畜牧產品。既豐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加快了蒙古牧區與內地經濟的一體化，也推動了內蒙古西部重要城鎮的形成。 

清代前期，內蒙古地區的商業不甚發達，貿易活動多以物易物。正如《蒙古志》卷三所載：“蒙古自古音未嘗通貿幣，商業是以而困。然其以貨易貨，習以為常”。而且這時的貿易形式主要是“通貢”和“官市”。前者即蒙古各封建主在值年班、朝覲時，以“朝貢”的方式用蒙地畜牧產品換回清政府“賞賜”的內地的產品，所得到的“賞賜”數量有限；後者是在京城和固定的邊口進行的貿易，範圍受到一定限制，並沒有進入內蒙古境內。 

17世紀末18世紀初，一些內地人民走西口來到塞外，經營商業。內蒙古西部商業活動開始由邊口深入到草原腹地。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封禁令”的鬆動，越來越多的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來到口外經商，尤以山西人居多。如最早走西口來包頭經商的梁如月、包頭第一家蒙古行——永合成號的創立者都是山西定襄人。內蒙古西部交通閉塞，市場缺乏，遊牧經濟的單一性又決定了蒙古牧民對內地物資十分需要。內地商人就以以物易物的落後交換形式，獲得相當豐厚的利潤。如今喬家大院的主人喬貴發，原來是山西祁縣一個貧苦農民，因生活所迫，約在乾隆元年左右，走西口來到了薩拉齊廳老官營村。他先是經營豆芽、豆腐等雜貨，1755年（乾隆二十年）在包頭正式才開設“廣盛公”字型大小，經營糧食等貨物，開始致富。嘉慶二十三年（1818）改為“複盛公”。後隨著營業旺盛，派生出了複盛西、複盛全。成為包頭最古老的商號之一。走西口經商致富給了深入草原經商的內地商人以極大的鼓舞，促使更多的內地人到口外經商。當時，蒙古人稱這些商人為“買賣人”，內地人叫“旅商”。 

旅蒙商最初是以行商的形式出現。他們主要用駱駝或車馱載茶葉、綢緞、米、鹽等貨物，前往草地交換蒙民的馬、牛、羊、皮襖等物品。其中一條重要的路線是由西口城到包頭，經伊盟進入阿拉善盟，然後橫亙沙漠達新疆。這條商路基本貫通整個內蒙古西部地區，貿易額很大。如茶葉貿易，僅伊克昭盟，一年曾達到二十萬斤。後來，隨著資金的增多、規模日益擴大，內地商人開始改變春人秋歸的“雁行”貿易方式，在塞外定居下來，開設各種各樣的貨棧和商號進行貿易，逐漸由行商轉為坐商。如十八世紀後期，歸化城出現了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三大著名商號；包頭在乾隆、嘉慶時已有三義公、豐昌、東順城、源茂升、祥盛號（祥盛瑞）人廣昌永、復信魁、義和公、仁義全、廣盛魁、祥盛元和義成元十二家商號，這些商號一面進行固定交易，一面深入草原腹地流動經商。除此，在鄂爾多斯的准葛爾廟、烏蘭察布盟的百靈廟（今達茂旗境內）、阿拉善盟的南寺等寺廟，內地商人也不辭辛苦定期來進行集市貿易，極大加強了西部牧區與村鎮之間、蒙古族與漢族人民之間的經濟聯繫。 

隨著商業的興盛，內蒙古西部重要城鎮逐步形成。如今天的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清代叫歸化城，乾隆年間“居民稠密，行戶眾多，一切外來貿物先彙聚該城囤積，然後陸續分撥各處售賣”，地位逐漸取代了原來的西口（殺虎口）成為內蒙古西部第一大商業中心。在商業發展、人口日漸增多的基礎上，清政府於1739年，在歸化城東北建立綏遠城（今新城）。內蒙古西部重要城市包頭，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也發展成繁榮的城鎮。乾隆二年（1737），人由於晉、冀、魯、豫發生嚴重災荒，大量流民走西口來到土默特右翼六甲地區，形成包頭村。當時，村內主要有東街（今東門大街）和西街（今解放路）兩條街，街內商戶林立，其中包頭最古老的六成行、廣盛公和如月號都坐落在東街。而居民住在東西街的臺地上，俗稱“梁上”。嘉慶十四年（1809人 包頭發展為一個水陸交通要道和物資集散地，商業日益興盛，薩拉旗廳在包頭設置巡檢，改包頭村為包頭鎮。光緒年間，包頭已成為我國西北皮毛集散地，出現了許多以商號命名的街道。如複成元巷、永合成地等街，還有以集市形成的街名，如牛橋街、炭市街、草市街等等。這充分反映了商業對包頭鎮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尤其複盛公的影響更突出，有“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稱”之說。 

總之，大量內地人民走西口進入草原經商，一方面推動了內蒙古西部商業的繁榮，另一方面為城鎮的形成聚集和補充了必要的人口，促進了西部重要城鎮的形成。這是走西口對清代內蒙古西部城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貢獻。 

走西口有著近三個世紀綿延不斷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一代又一代的中原漢族人民來到塞外，在帶來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同風格的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於是，蒙、漢族人民在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方面展開了廣泛而直接的交流。這不僅有利於內地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間的融合，對內蒙古西部獨特文化藝術形成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隨著走西口年復一年的進行，“淚乎雍正，乾隆之間，凡經屬近邊諸旗地，已蔚為農牧並營，蒙漢共居之鄉”內蒙古西部地區如土默特和鄂爾多斯大部分地區也已經形成了蒙漢雜居區。在共同生產和共同生活的基礎上，蒙漢人民之間的情感交融不斷增進，生活習俗逐漸同化。如飲食方面，蒙古人原來只有“白食”和“紅食”兩種。“百食”指乳製品，“紅自”指肉類食品。隨著時間的推移。穀子、小麥、玉米也成了他們常用的食物，如用為茶點的炒米及“章側”就是農產品。並且開始吃地地道道的山西風味的酸菜和醋，有的地方甚至吃起酸飯來。而漢民煮磚茶時加鹽，喝茶時泡炒米，吃大塊大碗牛羊肉，喝大碗燒酒，則完全是學自蒙古同胞。在語言方面，有些漢語單詞直接引人了蒙語，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  “餛飩”、“燈”等。而河曲民歌中的“得兒賽”中的“賽”字就是蒙語中的“好”。所以，即使今天山西河曲、保德人到內蒙西部，無論語言、生活習慣上，都沒有陌生感，就象回到了家鄉。這充分顯示了走西口過程中蒙漢以及各地人民間形成的水乳交融的親密感情。 

不僅如此，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具有漢族地區特點的文化藝術也隨之來到西部草原，給這裏的傳統文化藝術以深刻的影響。如鄂爾多斯草原的蒙古族牧民，為了抒發自己複雜的思想感情，在勞動放牧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速度慢、朗誦強、＿節奏性弱的“長調”民歌。十九世紀末以後，漢族人民不斷進入鄂爾多斯地區，笛子、四胡、洋琴、三弦等樂器傳人並為蒙漢人民廣為使用。這就導致鄂爾多斯蒙古族的音樂，在過去牧歌體的“長調”民歌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緊緊與現世生活相適應的“短調”歌曲，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青馬》、《金杯》、《森吉德瑪》等。“短調”歌曲是鄂爾多斯蒙古人轉向定居放牧和半農半牧經濟的反映，內容極為豐富，具有情緒歡快、節奏明朗、結構短小、句法整齊等特點，標誌著鄂爾多斯蒙古族民間歌曲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短調”歌曲的基礎上，一種新的歌種“漫瀚調”也誕生了。它是蒙漢兩族音樂文化相互借鑒和吸收，經過融化，通過各自的語言演唱出來的，所以又叫“蒙漢調”。漫瀚調一般以男女對歌為主要表現形式，歌詞內容廣泛，採用敍事和抒情兩種方式，以哲理分明、感情熾熱率直、語言樸實無華見長。加之句法整齊、節奏明快、韻腳圓溜、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山野風味，極具感染力。它既體現了鄂爾多斯蒙古族“短調”歌曲的特點，也融進了在這裏生活的漢族人民的“山曲兒”如山西爬山調和陝西信天遊的演唱風格。代表曲目有《白菜花》、《達乎爾希裏》、《韭菜花》等，生動地展現出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和漢族人民純樸的精神風貌。在蒙漢文化藝術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二人臺”。它是內地文化與草原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更是蒙漢兩族音樂長期交流融合的產物。二人臺分東西兩個系統，西路二人臺流行於內蒙古西部，土默特地區是它的發源地之一。清同治年間，走西口的內地人民越來越多，在蒙漢人民雜居的土默特地區，內地人民帶來的秧歌、道情、社火碼頭等曲調，結合這裏蒙古曲兒及蒙古族民歌的音樂語言和戲劇化裝等特長，產生了具有戲曲雛形的地方小戲——二人臺。早期“二人臺”的表演形式一般為一問一答的二人對唱或自拉自唱的單純演唱，俗稱“打坐腔”。光緒初年，改為化裝表演的拉場戲，劇中人物由原來的一旦一醜兩個角色發展成為分別串演幾個不同人物的表演形式，唱腔也出現了快、漫、流水等板式上的變化，從而實現了“二人臺”由說唱向戲曲形式的轉化。實現這一轉變的奠基人是蒙古族藝人雲雙羊，後經記子玉、樊六等一批藝人的發展，向傳入塞外的晉劇、秦腔等劇種學習了一些表情動作，使二人合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藝術。二人臺的唱腔十分豐富，既有內地民歌的韻味，又有蒙古族傳統音樂的旋律。它的劇碼也很多，有的源於內地民歌如《賣餃子》、《小放牛》、《畫扇面》、有的源於蒙古民歌如《阿拉奔花》、《馬音杭蓋》、《敏金杭蓋》等，具有極為獨特的藝術風格，至今仍是整個內蒙古西部地區蒙漢人民最熟悉、最喜愛的藝術品種。 

漫瀚調、二人臺是內蒙古西部文化藝術的代表。從它們產生和發展中，可以看出與走西口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尤其二人臺，可以說沒有一種藝術的形成比二人臺和走西口的關係更為密切。走西口的地區是二人臺賴以發展的土壤，走西口的實踐為二人臺提供取之不盡的創作題材，二人臺反過來生動地反映走西口的現實，其代表劇碼就是創作于咸豐五年（1855）的《走西口》。因此說明了正是年復一年的走西口，使豪放、高亢、深沉的草原文化與活潑、灑脫、流暢的內地文化相互交融，促進了蒙古族民間音樂的發展和獨具特色的內蒙古西部文化藝術的形成。 

以上就是走西口對清代內蒙古西部社會發展的主要貢獻。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形成離不開人口的遷移，一個地區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人口的遷移。清代內蒙古西部，地廣人稀、民族單一、經濟單一，眾多富有生產經驗和漢文化的內地人民的遷入，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對草原荒地的開發進程，有利於蒙古草原多種經濟以及文化藝術的發展。不過，我們也應正視，由於當時科學知識缺乏和清政府墾殖政策的失控，走西口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特別是大量流民盲目開墾所造成的草原沙化成為流弊至今的歷史遺害，這是我們應高度重視的問題。但總的來看，走西口對清代內蒙古西部地區社會的發展貢獻是主要的，為內蒙古西部社會進一步穩步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在今天進行的開發大西北的建設中，我們應當從走西口的社會活動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更好地為中國西部經濟建設服務。 

（資料來源：中國乳都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