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研究高潮與三次學術研討會 

中國邊疆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優良的傳統、豐碩的成果,可用“千年積累、百年探索”來概括中國邊疆研究的發展歷程。我們在研究、總結前輩研究的歷史遺產後,認為自19世紀中葉迄今,中國邊疆研究曾出現三次研究高潮。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西北邊疆史地學的興起是中國邊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標誌。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邊政學的提出與展開,是第二次中國邊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邊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現的標誌是研究中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僅僅研究近代邊界問題的狹窄範圍,開始形成了以中國古代疆域史、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和中國邊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為重點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大發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範圍,將中國邊疆歷史與現狀相結合,形成了貼近現實、選題深化、成果眾多的特色,至今這次研究高潮仍方興未艾,顯示出可持續發展的強勁趨勢。 

在第三次研究高潮發展進程中,1988年迄今的18年間,三次全國性的中國邊疆史地學術討論會的召開,在深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 

1988年10月22日至2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聯合主辦的“中國邊疆史地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包括漢、蒙、回、朝鮮、白、柯爾克孜等民族的107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論文80篇,內容包括中國歷代邊疆政策、邊疆管轄、邊疆開發、邊疆經濟與文化、邊疆民族與民族關係、邊臣疆吏、邊界研究、邊疆和邊界研究概況與評述等多個方面,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我國邊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研究動向。《人民日報》以“中國邊疆史地不再是學術禁區”為題,對該次會議做了報導。會議成果以《中國邊疆史地論集》結集出版(呂一燃主編,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錄論文33篇。 

1999年9月12日至16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與浙江省象山縣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地學術討論會”在浙江省象山縣召開。來自北京、長春、哈爾濱、西安、蘭州、烏魯木齊、昆明、鄭州、煙臺、廈門以及象山的近40位學者向會議提交了31篇論文,內容包括中國邊疆學構築、邊疆研究相關理論問題、不同歷史時期的邊疆治理和邊 

疆管理體制、古代至近代的邊疆開發、當代邊疆民族社會調查與歷史檔案資料開發利用等方面。基於近百年來中國邊疆研究發展的積累,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興旺,當代中國邊疆問題日益為人們所關注,中國幾代學者傾注心血的中國邊疆理論研究和努力神往的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框架構築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中國邊疆理論研究包括陸疆、海疆和邊界的理論問題與實際的結合,探索中國邊疆歷史發展與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發展規律。中國邊疆學的構築包括概念與範疇、學科性質和任務、體系和功能等等,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邊疆學理論體系。此次會議成果與同年8月23日至26日在烏魯木齊召開的“世紀之交新疆歷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成果一併以《中國邊疆史地論集續編》結集出版(馬大正主編,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收錄論文33篇。 

2006年8月6日至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與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邊疆史地學術研討會”在昆明召開。來自北京、上海、遼寧、吉林、黑龍江、新疆、內蒙古、雲南、四川、江蘇等省、市、自治區的7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共提交論文45篇。會議討論涉及疆域理論研究、邊疆治理與開發、邊疆民族研究、中國邊疆學的構築等諸多方面。此次會議成果將以《中國邊疆史地論集三編》結集出版。 

二、邊疆研究要有一個大發展是時代賦於我們的職責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邊疆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是中國邊疆研究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可以說上述指導思想和政治原則已成為中國邊疆研究工作者的共識,並貫徹於研究實踐之中。 

中國邊疆研究的發展現狀,促使中國邊疆研究的內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定位,將中國邊疆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完整的研究客體,並對此進行歷史和現狀相結合研究。中國邊疆研究發展的目標,應是中國邊疆研究不僅要追尋邊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軌跡,還要探求邊疆發展的現實和未來。 

邊疆研究要有一個大發展,這是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每一位元邊疆研究工作者應認清自己的歷史責任,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作為中國當前唯一一個將中國邊疆作為自己研究任務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邊疆中心),在最近制定的“十一五”事業發展規則中,明確將“一個核心、二個服務、三個堅持”作為總體目標。一個核心,即是將學科建設總目標確定為在“十一五”期間完成中國邊疆學學科的初步理論構築;二個服務,即是為邊疆研究學科建設服務,為中國邊疆穩定和發展服務;三個堅持,即是堅持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重,堅持精品戰略、出成果、出人才,堅持面向社會、繼續實施開放性科研工作的思想和方針。 

邊疆中心在今後的研究實踐中將依“突出主體,抓住兩翼”的思路推進研究工作的展開。所謂“突出主體”,即是如邊疆中心“十一五”事業發展規則中所確定的,把邊疆理論研究作為重中之重,將中國邊疆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探索,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政治學、法學等多學科整合的方法,對中國邊疆的歷史和現實進行綜合研究,構建中國邊疆學理論體系。所謂“抓住兩翼”,即是有序推動“新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項目)和做好“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研究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專案)的結項和成果出版工作。通過對東北邊疆和新疆歷史與現狀的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綜合研究,出成果、出人才,帶動中國 

邊疆研究全面深化。同時通過兩項重大課題的開展,必將為研究工作堅持面向社會,繼續推廣實施開放性科研工作思路和方法積累更豐富的實踐經驗。 

三、深化邊疆理論研究,應成為中國邊疆學構築的突破口 

構築中國邊疆學應該成為當代從事邊疆研究學人的共同職責和緊迫任務。關於中國邊疆學構築,我在紀念邊疆中心成立20周年時撰寫的一篇短文《關於構築中國邊疆學的構想》[1]中曾提出如下六點思考要點,簡言之:一是,認真總結前人研究成果是構築中國邊疆學的重要學術基礎。二是,更自覺地面對當代中國邊疆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將更有助於深化對構築中國邊疆學緊迫性的認識。三是,中國邊疆學的定位與基本功能,即是中國邊疆學是一門研究中國邊疆形成和發展規律的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學科,是一門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興學科;中國邊疆學的基本功能可概言為文化積累功能和資政育民功能兩大方面。四是,中國邊疆學特定的研究物件決定了研究的三個有機結合,即從研究物件———中國邊疆言,是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從研究類型的分類言,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從研究方法言,是多種學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五是,中國邊疆學的內涵可包括兩大領域,暫以“中國邊疆學·基礎研究領域”和“中國邊疆學·應用研究領域”來命名。中國邊疆學·基礎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邊疆理論、中國歷代疆域、歷代治邊政策、邊疆經濟、邊疆人口、邊疆地理、邊疆國際關係、邊疆軍事、邊界變遷、邊疆人物等諸多研究方面。中國邊疆學·應用研究領域,則是在基礎研究的基礎上對當今及未來中國邊疆的發展和穩定的戰略性、預測性的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其與基礎研究領域的不同點主要表現為有更強的現實性。六是,全面深化中國邊疆研究是推動中國邊疆學構築的原動力,同時大力推動邊疆教育事業,使全社會對中國邊疆的關注與重視成為現實,為中國邊疆學構築的實踐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推動邊疆教育,這裏的教育是指廣義的教育,即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兩個方面。 

邊疆中心經過20餘年的研究實踐和探索,邊疆理論綜合研究應成為中國邊疆學構築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或可稱之為切入點。 

邊疆理論可研究的命題十分廣泛,據目前的認知水準大體上可分為二大部類:一是,中國疆域理論研究,可研究的命題諸如:中國古代疆域形成與發展的歷程和規律,中國古代疆域觀、治邊觀的演變,“大一統”與中國古代疆域的形成,民族融合與中國古代疆域的形成,羈縻政策與中國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國古代宗藩觀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古代宗藩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宗藩關係與中國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國歷史上宗藩關係特點,近代宗藩觀的變遷,朝貢—冊封體制的形成和發展,等等。二是,中外疆域理論比較研究,可研究的命題諸如:東、西方疆域觀念的異同,西方對中國傳統疆域觀念的認識,西方疆域理論對中國傳統疆域觀念的影響,近年中外邊疆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與評議,等等。 

20餘年來,邊疆中心的研究者們結合中國邊疆史研究,為邊疆理論綜合研究的展開做了大量基礎性研究工作,以研究著作為例簡要介紹如次: 

首先,已經完成的相關研究項目有:呂一燃《馬克思、恩格斯論國家領土與邊界》(1992年),馬大正《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的演進歷程》(1997年),馬大正任總主編“中國邊疆通史叢書”(1999—2002年),[2]馬大正、李大龍等“古代中國高句麗歸屬研究”(2001年、2003年),[3]李大龍《都護制度研究》(2003年)、《漢唐藩屬體制研究》(2006年),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2002年),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2006年),于沛、孫宏年《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邊疆理論研究》(待出版),另外林榮貴主編《中國古代疆域史》和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也將於2007年出版。上述研究成果的完成,為邊疆理論研究的展開與深化,積累了資料、擴大了研究思路。 

其次,正在進行之中的研究工作有:“中國歷代邊事與邊政研究”(主持人厲聲),“中國邊疆理論概要”(主持人厲聲),“中國邊疆歷史通論(教材)”(主持人李國強),“古代中國疆域理論專題研究”(主持人李大龍)等。邊疆中心“十一五”規劃中預定的目標是要完成專著或專題性論著:《中國邊疆學通論》、《中國封建社會藩屬體制研究》和《古代東亞藩屬關係(體制)研究》。可以預期,上述已經開展的和準備開展的專案完成之時,也將是邊疆理論深化之日。 

為了將邊疆理論研究順利、有序、扎實地展開,在研究中我以為如下三點應予特別的關注。其一,面對現實和求真求善。 

歷史、現實和未來總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歷史就是現實的昨天,未來則是現實的明天。邊疆研究的物件中國邊疆,其本身即具有歷史與現實緊密結合的特點,因此,研究邊疆理論必須依託歷史、面對現實和著眼未來,這既是中國邊疆的現實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的需要。邊疆理論研究不僅要探求統一多民族中國疆域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規律,還應從理論高度瞭解中國邊疆現狀和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的思路與辦法。要完成上述任務,更應堅持求真求善的優良學風。1993年我曾在一篇拙文中說過:“中國古代傳統史學研究,有著求真求善的優良傳統。從漢代傑出史學家司馬遷起,求真求善即成為每一位有成就的史學家追求的目標。司馬遷的求真,即要使其史書成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而求善則是希望通過修史而成一家之言,即通過再現歷史的精神來展現自己的精神。與此緊密相關的就是經世致用的傳統。求真求善才能得到經世的理論體系,致用則是要使理論研究達到實用的目的。”[4]上述這段話當時主要是指邊疆史地研究,我想對邊疆理論研究也應該是適用的。 

其二,中國視野與世界視野。中國邊疆研究要有大視野,也就是說要有中國視野和世界視野。所謂中國視野:中國邊疆是統一多民族中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中眾多少數民族主要棲息地,從歷史角度看,中國邊疆是統一多民族中國、多元一體中華民族這兩大歷史遺產的關鍵點、連接平臺;從現實角度看,中國邊疆既是當代中國的國防前線,也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前沿,還是當代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研究中國邊疆,包括邊疆理論,不能就邊疆論邊疆,一定要有中國視野,也就是說,研究時要心有中國全局。 

所謂世界視野:中國邊疆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特殊性,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我們要自覺地把中國邊疆的歷史和現狀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觀察評議和研究,既要縱向分析,也要橫向比較。以清代邊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備了世界視野,才能認識到清代的邊疆治理未能正確應對由內邊防務到外邊防務為主的根本性轉變,這是清代邊疆政策由成功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國疆域之邊有“內邊”、“外邊”之分。統一時期的邊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權對控制薄弱的少數民族地區所採取的防範和治理措施;分裂時期的邊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權與政權之間的對峙地區和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採取的防範措施。古代中國歷史疆域內的大小政權的“邊”,可視之為“內邊”。明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明代的倭患持續了近200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東來,17世紀以降,荷蘭侵佔臺灣,俄羅斯侵入黑龍江流域。1840年鴉片戰爭後,我國新疆、西藏、雲南、廣西等一些邊疆省區和沿海地區外患日益突出,出現了邊疆全面危機的嚴重局面。殖民主義入侵,可稱之為“外邊”之患。應該說,明代以降,特別是近代以來,在中國內邊防務依然存在的同時,現代意義的邊防即外邊防務問題日益突顯。可是清朝統治者面對邊疆防務這種變化的形勢,仍沉迷于治理“內邊”的傳統邊疆政策而不思防備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邊疆政策的成功與輝煌很快成了明日黃花,清後期邊疆政策的全面破產,是清朝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一個重要因素。[5] 

其三,“兩個分開”[6]與求同存異。中國疆域歷史和現實中存在諸多難點和熱點問題,對此,邊疆理論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視,並探索解決之途。這些難點與熱點問題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一是研究層面原因。由於歷史情況複雜,史籍記載多有歧異,引起研究者們探求的興趣,此類難點、熱點問題,可以通過深化研究進而逐步解決。二是政治層面原因。這一層面原因又可分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兩類。所謂正常的,是指不同國家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要建立本國的歷史體系,強調自己國家歷史的悠遠、維護獨立傳統之輝煌。對此,即便有悖歷史的真實,可以求同存異,以寬容之態度待之。所謂不正常的,是指個別國家或個別團體、個人出於狹隘民族國家利益考慮,不惜故意歪曲歷史事實,並將歷史問題現實化、學術問題政治化,通過被歪曲的歷史事實,煽動民族主義狂熱,製造事端。對此,我們則應講明歷史真相,有利、有理、有節,據理力爭,決不姑息遷就。 

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織、又是互相影響的,情況十分複雜。對此,我們應本著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保持政治警覺,潛心深化研究,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在堅持學術問題與政治分開、歷史問題與現實分開的前提下,宣導和而不同,增信釋疑,求同存異,在學術的軌道上心平氣和地展開討論。[7] 

以上三個方面僅是我個人在研究實踐中的初步體會,提出來供各位專家參考、借鑒,若有些許價值,斯願足矣! 

（資料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