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蒙兩個民族的關係源遠流長，無論是在西藏還是在安多。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於18世紀上葉退出西藏政壇之後，藏蒙交流的平臺移到安多地區。在安多地區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以佛教文化交流為形式的藏蒙關係是整個藏蒙關係的歷史延續。拉蔔楞寺（以下簡稱拉寺）充分施展身手，在安多地區藏蒙關係交流的這個平臺上扮演了領銜角色。拉寺基於拓展政教事業的戰略考慮，循序漸進地向包括青海、內蒙、外蒙、東北、新疆及今俄羅斯境內的蒙古部族展開了全方位的施教宣化，經過長期不懈努力，建立起了與各地蒙古部族的大範圍供施關係網絡，由此為自身的發展壯大創造了適宜的社會環境和必需的物質條件，實現迅猛崛起的預期目標，成就統領一方的龐大勢力集團。這篇拙文僅就清朝時期拉寺與新疆蒙古部族的關係試做簡略評述。 

一 、聯繫新疆準噶爾王族 

準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信仰藏傳佛教,早先遊牧于巴爾喀什湖東南伊黎河流域,17世紀中葉強大起來,取代和碩特部而佔據厄魯特蒙古的盟主地位。康熙年間的噶爾丹、策旺阿拉布丹兩位首領時期，準噶爾幾乎成為戰爭的代名詞，對於清朝初期的國家政局和北方民族產生了較大影響，也與西藏地區有著各謀利益的政教聯繫。嘉木樣一世在西藏修學期間，時而聽到與他同齡的噶爾丹叱吒風雲的戰爭消息，對其留下深刻印象；與三大寺中部分準噶爾籍學僧建立法緣關係，收留的門徒當中包括知名學者丹巴隆珠和清軍進藏征討準噶爾部時擔任著郭莽堪布的準噶爾•羅藏彭措。拉寺創建伊始，嘉木樣即與準噶爾新一代首領策旺阿拉布丹相互遣使通好，建立了弘揚佛法為目的的供施關係。拉寺主動與準噶爾部王族建立關係，旨在尋找外圈依託勢力，以期擴大自身影響，開闢新的財源和僧源，但是由於空間距離遙遠，又因1720年準噶爾部被朝廷視為懲治物件而從西藏武力逐出，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鑒此為了避免招致清朝政府的嫌疑，拉寺及時調整策略，中斷了繼續北去新疆的步伐，雙方關係趨於冷落。 

嘉木樣一世與噶爾丹兩人青年時期同在拉薩習經為僧。1671年，準噶爾部統治階層發生內訌，噶爾丹急忙返回新疆剪除異已，奪取權力，成為首領，遂迅速崛起，控制了新疆、青海境內的諸部蒙古。1674年，嘉木樣一世拜求達賴五世受了比丘戒。1679年，達賴五世授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稱號。噶爾丹的擴張野心一發不可收拾，屢屢攻打喀爾喀蒙古，直到威脅清朝政府，最終1697年他被清軍徹底摧敗，無力回天，服毒自殺。而於此時，嘉木樣正值成為享有盛譽的一代佛學大師。嘉木樣出任郭莽堪布與拉藏汗在西藏政壇進行合作之時，噶爾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丹在新疆登上了準噶爾部的統治地位。拉藏汗與策旺阿拉布丹結為親家，相互利用。我們相信通過拉藏汗的仲介，嘉木樣與策旺阿拉布丹之間有了間接認識。《嘉木樣一世傳》記到：1705年秋季，“厄魯特準噶爾部巨力轉輪王覺柔圖渾台吉（即策旺阿拉布丹）的使者來到拉薩，向嘉木樣大師獻了豐厚供養。向大師們做了必須要護持教法的託付。”策旺阿拉布丹派員拜謁嘉木樣，單獨奉獻供養，充分說明他對嘉木樣的敬仰之情；《嘉木樣一世傳》借用“巨力轉輪王”的讚美詞語，同樣表達了對策旺阿拉布丹的極其尊崇。《拉蔔楞寺志》道：嘉木樣大師的“特殊施主厄魯特覺柔圖渾台吉王和彭措紮什首領先後數次敦請大師”前往準噶爾部傳法宣化，然而因故沒能成行。似乎就是這次1705年的拜會，準噶爾的使者向嘉木樣首次轉達了策旺阿拉布丹的口頭邀請。嘉木樣與策旺阿拉布丹由此建立了直接聯繫。1709年，能是經嘉木樣提名選擇，拉藏汗同意哲蚌寺的準噶爾籍學僧然卷巴•智華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選派代表陪送嘉木樣來到安多。這位學僧沒再返回西藏，而是擔當起了拉寺與準噶爾部之間的聯絡使者的角色。 

嘉木樣在創建拉寺的同時，全面開展對外關係，除了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青海的蒙藏地方勢力，他也設想與新疆的準噶爾部增進關係，以為本寺的基本建設和長遠發展創建社會環境、爭取財物來源。1710年5月，拉寺選定寺址以後舉行首次講習法會，嘉木樣授旨然卷巴•智華：“你的名字與哲蚌寺郭莽學院的首任堪布仲•智華仁欽相同，為了圖個吉緣，你就暫時代替我傳授教程！”智華便以法台的名義開始主持法會。單從學識角度而言，跟隨嘉木樣的一百多名弟子當中不乏博學知士，而智華只是一個取得然卷巴中級學位的學僧，所以說由他代掌法台教職，除了上述“圖個吉緣”之外，更應該視為嘉木樣用心良苦的有意安排。約是1713年春季，嘉木樣指派隨侍郭達•羅藏凱蕎帶著信物前去慰問策旺阿拉布丹，估計然卷巴•智華作為嚮導和翻譯陪同去了新疆。策旺阿拉布丹熱情接待嘉木樣的信使，並于1714年約5月份派遣智華喇嘛作為他的使者與郭達•羅藏凱蕎一併到達拉寺回拜嘉木樣，奉贈禮物，表達敬意，發出宣化準噶爾的邀請。他在信中講到：“我有拜會大師的願望，如同荒漠盼水，然而不得機遇。願你心系格魯派的教法……”云云。借著此次策旺阿拉布丹派員的方便機會，準噶爾部的其他一些僧俗上層也向嘉木樣做出友好表示，其中上述王公彭措紮什捎帶了慰問禮品，僧領然卷巴•丹巴彭措奉贈了100匹馬。這年秋末，嘉木樣複派郭達•羅藏凱蕎與智華喇嘛再赴新疆慰問策旺阿拉布丹，趁熱打鐵，增進關係，提出相關要求，他在信中寫到：“敬請尊貴的大王一如既往地護持宗喀巴教法的發展興旺。我修善老翁亦欲急切會見大王，但建寺事宜未終，所以此次無法動身，就看日後能否如願以償……。”1715年7月，羅藏凱蕎返抵拉寺，帶來策旺阿拉布丹熱情洋溢的回信和致敬禮物。這封回信的主要內容包括：他許諾要做拉寺的強大施主，待後時機成熟，擬向拉寺派送大量僧徒，提供財力支援；稱讚嘉木樣是教法大德，為了佛法和眾生的利益，祈請大師貴體康健，長久住世；請求嘉木樣為他祈禱，保佑他的前程。根據這個誠懇要求，嘉木樣佈置寺院僧會專為策旺阿拉布丹多次舉行了祈福禳災的燒施儀軌和修壽儀軌。 

依照上述，拉寺使者兩次去了新疆，而《安多政教史》（P515）載：“這位__郭達•羅藏凱蕎被嘉木樣先後3次派往慰問準噶爾部渾台吉策旺阿拉布丹。”關於郭達•羅藏凱蕎在準噶爾部的活動，拉寺史書有段傳奇描寫：他與當地一位背誦出名的學僧打賭比試記憶能力，分別各拿一部同名經典，規定了背誦的頁數和時間。那位學僧信心十足，去了野外清靜地方聚心背記，而他一面與渾台吉策旺阿拉布丹座談聊天，一面隨手翻著經卷。時限至，那位學僧到場。渾台吉納悶，對羅藏凱蕎說：“可你還沒背呀。”答日：“已經記熟了。”比試結果，他滔滔不絕，一氣呵成，對手卻只閉卷背誦了開首部分，莫能接續下去，誠心認輸，在場的官民僧俗瞪目稱奇。另外，他與渾台吉之間還有一段饒有意思的對話，渾台吉問到：“你們的王爺府（指察罕丹津）享有哪些財富？”他一一作了答復。渾台吉拍腿笑道：“你們的王爺還沒有我的一個普通牧羊人的世俗福分，但是我卻沒有他的牧羊人的佛法福分。我原想大象駕金車把嘉木樣大師從西藏接到這個地方，正在謀劃之際，卻被濟囊王（察罕丹津）捷足先登請了過去。”向來擁戴清朝中央政府的嘉木樣沒有想到，他對準噶爾部傾注期望之時，正是策旺阿拉布丹違背朝廷旨意而重蹈噶爾丹擴張覆轍之際。1717年，策旺阿拉布丹竟然發兵襲擊西藏，攻佔拉薩，燒殺劫掠，處死拉藏汗，廢掉達賴俄昂益西嘉措。此舉意味著他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對立面上，引起康熙皇帝的震怒。通過這一事實，嘉木樣對策旺阿拉布丹有了實質性的認識。1719年，朝廷調集重兵準備開發西藏征討準噶爾部。於此形勢之下，嘉木樣及時做出一個新的相應部署，當年派員進京朝貢，徑直通好中央政府，被康熙皇帝頒冊賞印封以“扶法禪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名號。相反，策旺阿拉布丹及其準噶爾部遭到了朝廷的嚴厲制裁，從此逐漸衰落。二、建立準噶爾堪布轉世系統兵敗西藏之後，準噶爾部玩弄伎倆，仍與清朝政府軟磨硬抗了二十多年。乾隆十年（1745年），策旺阿拉布丹之子噶爾丹策零病逝，準噶爾部失去有效控制，頭領之間展開權力爭鬥，內部開始瓦解，屬下分崩離析，成為一盤散沙，其中若干首領主動歸服清廷。乘此機會，清朝政府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發兵新疆，征服準噶爾部，徹底根除禍患，穩定了中國的西北角。於此之後，清廷採取懷柔政策，解除對新疆蒙古長達幾十年的扼制，使新疆蒙古諸部不僅在寬鬆的和平環境之下得以休養生息，也使他們恢復了與清朝中央的隸屬關係，並使他們恢復了與藏族地方的正常宗教聯繫。這種社會政治環境同樣也為拉寺在新疆蒙古的拓展謀略再度提供了有利條件。嘉木樣二世繼承嘉木樣一世的意志，企欲要與新疆蒙古諸部尤其是與準噶爾部建立供施關係，試圖在向那裏弘法施教方面尋求實質性進展，他曾明確敦促高足弟子貢唐三世貢曲乎丹貝仲美（嘉木樣二世卒後代理全寺政教）：要對宣教準噶爾部付出精力，做出部署。嘉木樣二世的親傳弟子們承上啟下，在培養年輕的嘉木樣三世時同樣提醒他要設法與準噶爾部加強聯繫。可見，拉寺對於間隔千山萬水之遙的準噶爾部的份量看得很重，認定它對拉寺的長遠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機遇如期而至，深受清帝崇奉的班禪六世進京朝覲途經青海之時，接受準噶爾部信眾的參拜和請求，建立了準噶爾堪布轉世系統。準噶爾堪布二世不幸夭折之後，嘉木樣二世認定確立了準噶爾堪布三世，將其接入拉寺，作為定居拉寺的蒙古準噶爾活佛系統。通過這一活佛系統的建立及其定居拉寺，拉寺上層成功地搭造起了與準噶爾部的連接橋樑。 

準噶爾堪布一世名叫羅藏彭措，系準噶爾部王族成員，生卒於17世紀下葉至18世紀上葉，出任拉薩哲蚌寺郭莽學院堪布，人稱準噶爾堪布羅藏彭措。他可能童年落發為僧，南下西藏修學，拜從嘉木樣一世等賢哲為師，勤奮攻讀數十年，終於在佛學界嶄露頭角，掌職主教，躋身中級階層，獲得社會地位，也為準噶爾部贏得榮耀。嘉木樣一世在郭莽學院卸職之後，由尼瑪塘巴•羅藏西繞執掌郭莽學院，根據拉寺有關史料的旁及記載，羅藏彭措是繼羅藏西繞之後擔任了郭莽堪布，在位時間約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之間。他在準噶爾享有很高聲譽，況且出身王族門戶，因而以他為首世的準噶爾堪布活佛系統當為拉寺與準噶爾部建立關係的理想途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夏秋之際，在任郭莽學院堪布羅藏彭措作為西藏最高當權者拉藏汗的使者來到青海辦理公務，並到拉寺拜謁師父嘉木樣。嘉木樣安排僧眾舉行歡迎儀式，予以熱忱接待。根據當時情形分析，羅藏彭措此次安多之行的使命是受拉藏汗旨意，就“真”“假”達賴之爭引起的政治危機實施的應急措施，目的在於力保拉藏汗所擁立的拉薩在位達賴喇嘛阿旺益西嘉措（又稱班噶爾增巴），阻制青海蒙古王公等力圖擁立出生康區理塘的達賴靈童噶藏嘉措。羅藏彭措向嘉木樣敬獻《四家合注》、……衣飾、用具等財物禮品，轉交了拉藏汗的書信。師徒兩人別後重逢，不勝歡喜，暢敘情懷，座談政教。《嘉木樣一世傳》評介這對師徒道：“……阿闍梨羅藏彭措生於準噶爾王室，種姓高貴，但平易本分，性格正直而信念堅定，學識優異而自謙節傲，恪守戒規而表裏一致，所以，大師也像父親對待兒子那樣悉心栽培。”嘉木樣應請為其傳賜密宗“十忿現證金剛鎧甲”和繞派傳規的十忿金剛方面的教法，傳賜許多與格紮巴拉的諸種“羯磨集”結合聯講的經義及其命輪秘訣、夏格巴所作本文、六十食子本文的教敕，並且應其之請授予未來相關懸記，其中預言：“你將面臨兩次大的災難，對第一次不必懼怕，對第二次設法躲避為宜。”預言所指是隨後清軍兩次赴藏征討準噶爾的軍事行動。羅藏彭措當年返回拉薩向拉藏汗複命。從其後事態的發展來看，他在青海的斡旋活動並未取得預期效果。次年，準噶爾部偷襲西藏，斃殺拉藏汗，廢棄達賴阿旺益西嘉措，推翻和碩特部在西藏的統治，代而行施強權。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派兵入藏征剿準噶爾部，消息傳到拉薩，羅藏彭措沒有理會僧眾要他逃跑的敦促，反而告慰人們：上師已有懸記，此次不必驚恐。果然，清軍在那曲全軍覆滅，他安然無恙。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朝大軍二度入藏征剿，金戈鐵馬，直指拉薩。身為準噶爾王室成員的羅藏彭措深知此次凶多吉少，於是在清軍到達之前北上逃往家鄉新疆準噶爾部，倖免於難，而留在__拉薩三大寺的一百多名準噶爾籍的蒙古族僧侶全被清軍清查捕押，予以懲治。自策旺阿拉布丹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發兵入侵西藏時起，拉寺中止了與準噶爾部及其王族的聯繫。雍正五年（1727年）策旺阿拉布丹在新疆病亡，其子噶爾丹策零繼承王位，統領準噶爾部，又與清軍進行多次戰役，歷時十多年。乾隆四年（1739年），噶爾丹策零與清廷達成定戰協定，準噶爾部與中央政府之間恢復正常關係，西北地方的國內戰爭宣告結束。清朝政府批准準噶爾部可以有限地與內地進行商貿活動，允許信徒可去西藏進香禮佛、發放佈施。乾隆八年（1743年），噶爾丹策零報請清朝政府准許並在清廷“特派”一位大員陪同之下，組成王公貴族為主的準噶爾部“相當規模”的朝佛團隊，專程前往拉寺參加嘉木樣二世的即位典禮。他們於慶賀活動結束之前抵達拉寺，朝禮年值16歲的嘉木樣二世，敬獻特製豪華傘蓋等大量財物供養作為致賀禮品，並連續多天為僧眾發放銀兩佈施，敬奉僧團，進香禮佛。拉寺熱情接待朝廷及準噶爾的使者，回敬禮物表達謝意。拉寺史料評述到：“這位上師（嘉木樣二世）乃是享戴金色寶冠的佛法中柱，他們（準噶爾部）則為佛教根本施主，專程前來祝賀即位，逢時而至，自成吉緣。”以上情況似乎能夠證明兩個問題：一、拉寺及時已與剛被朝廷解禁不久的準噶爾部之間聯繫，並且通報了嘉木樣二世即將進寺坐床的資訊。二、朝廷“特派”官員陪同準噶爾團隊前往拉寺，此舉說明朝廷仍對準噶爾部的對外重大活動實施著密切的監控。於此前後，準噶爾堪布羅藏彭措在新疆示寂，但是鑒於連年的戰爭環境和紊亂的社會秩序，準噶爾部尚未顧及或尚無條件為他建立轉世系統。乾隆十一年（1746年），策旺多爾濟納木紮勒繼承其父噶爾丹策零（上年病卒）的職位，同年3月、12月，他遣派使臣哈柳和瑪木特向清政府進表奉貢。拉寺史料載：火兔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丁卯）春節，“準噶爾部的使者抵達（拉寺朝拜嘉木樣二世），奉獻王和各位‘賢士’的大量朝貢財物，（嘉木樣）也向他們各位及使者回贈了優厚禮物。”從時間上判斷，此次來到拉寺的應是瑪木特一行，是他按照策旺多爾濟納木紮勒的佈置，進京朝貢清帝之後返歸期間順途朝禮了嘉木樣及拉寺。約於次年，經在任噶丹赤巴薩木察•俄昂南喀桑（拉寺的薩木察賽赤一世）的聯繫敦請，準噶爾部又向拉薩三大寺僧眾發放了財物佈施。如前所述，噶爾丹策淩死後，準噶爾內部演繹了一場爭權奪利長達數年的分裂鬧劇，大大傷損了元氣。清廷借機出兵新疆，一舉平定準噶爾，大軍駐紮伊犁。未久，清軍平息了策旺阿拉布丹外孫阿睦爾撒納掀起的反清事變。清廷旋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設立總統伊犁等將軍，統轄全疆的軍政事務；在伊犁設立伊犁將軍府，做為清朝在新疆地區的最高軍事政務機關。至此，新疆境內徹底結束了準噶爾部長期以來的割據局面，各族人民得到和平安寧的生活環境，準噶爾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也相應走上了健康有序的發展道路。 

清朝實現空前統一，國家步入太平盛世，朝廷大興佛教文化。這種社會背景就使建立準噶爾堪布轉世系統的時機業已成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班禪六世華爾丹益西應乾隆皇帝盛邀前往北京途徑青海時，滿足信眾的要求，認定準噶爾堪布的轉世靈童。《安多政教史》對準噶爾堪布世系的建立及其二世的生平作了如下簡明記述：“班禪大師前往漢地途中留居青海期間，（參拜的）準噶爾信眾提出給堪布羅藏彭措立一化身的願望。於是大師定立了出身為東科爾活佛近親的羅藏宗哲，準備迎請坐床，卻于15歲時逝世。”根據準噶爾堪布三世的生年推算，準噶爾二世羅藏宗哲的生卒年限當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通過以上記載可知：羅藏宗哲是經班禪大師認定並由此建立了準噶爾堪布轉世系統，他的出身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青海宗教地位較高的駐京呼圖克圖東科爾六世嘉央丹增嘉措的近親；他雖未正式坐床即位，但也列在準噶爾堪布世系之中。另外，確立準噶爾堪布二世羅藏宗哲之事與幾位相關活佛之間的關係似乎令人關注：嘉木樣一世是準噶爾堪布一世羅藏彭措的師父，兩人關係如前所述；班禪六世是嘉木樣二世的師父，彼此關係甚密；東科爾五世索南嘉措是嘉木樣二世的叔父和啟蒙老師，是他最先舉薦並將自己的侄兒扶上拉寺寺主的法座；嘉木樣二世貢曲乎晉美昂吾擔任了東科爾六世的師父，並曾將其請至拉寺留學深造。由此可見，準噶爾堪布二世人選的確定包含著微妙的人際關係背景。羅藏宗哲的生年與羅藏彭措的卒年之間約有20多年的空檔，而他被確立的時間與他的前世的卒年之間更是存在40年左右的差距，這與正常的活佛轉世現象不相吻合，究其原因乃為歷史所致：其一、自準噶爾部入侵西藏及其拉藏汗政權倒臺之後，嘉木樣一世執掌的拉寺與布達拉宮新一代政教上層及準噶爾部之間中斷關係。由於內部分歧，嘉木樣二世在其前世圓寂22年後才繼任法位，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進藏朝習，彌合了與布達拉宮的關係，從西藏回來，基本確立了自己在拉寺的最高權威。這時已經到了18世紀60年代，他普遍建立了前世嘉木樣的諸位高足弟子的轉世系統，以為拉寺的政教事業充實力量。他也可能想到建立準噶爾堪布轉世系統，但這樣做會引起朝廷和布達拉宮的什麼看法？因為羅藏彭措出身的準噶爾王族曾是清朝政府敵對勢力，也給西藏帶來了一場沉重災難。所以，他不能不謹慎處之。其二、準噶爾部動輒引起兵燹及其招致清軍的連續征剿，幾十年當中，他們首先面臨的是恢復生產，創造生存環境，所以，無力及時關顧為他們部族的高僧準噶爾堪布尋訪認定一位轉世靈童。 

鑒於上述，直到備受清廷崇舉的班禪六世朝覲途徑青海時，蒙藏僧俗紛紛參拜，借此機會，或許主要是嘉木樣二世的意向，由準噶爾部的僧俗出面提請，方由班禪大師從可能是早已被有關方面物色選送的若干候選名單中認定羅藏宗哲為準噶爾堪布的轉世靈童。班禪的認定既樹起了建立準噶爾堪布世系的權威性，又防止了若由其他活佛認定就要出現的各種社會異議。嘉木樣二世早在西藏留學時與班禪六世建立了友好關係，這時，他也前往迎送朝禮，每日陪伴大師，座談政教，彼此進一步溝通，情感更加增強，達到親密程度。其後，拉寺則堂堂正正地定立了準噶爾堪布系統的第三世活佛。 

準噶爾堪布三世羅藏益西達吉（1781－1855）生於青海尖紮囊拉土官家族，系嘉木樣二世之侄，從小被叔父嘉木樣帶在身邊，住於拉寺受到良好教育，後被嘉木樣三世等拉寺上層確立為準噶爾堪布轉世活佛。從他開始，準噶爾堪布活佛世系定居拉寺，成為拉寺八大堪布活佛之一。嘉木樣二世圓寂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3歲的羅藏益西達吉竟然前往西藏朝習，那時他還沒有活佛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僧侶，生活比較儉樸，在哲蚌寺郭莽學院勤奮攻讀，歷經10年左右，考取了“道然巴”格西。朝游前後藏聖跡，參拜班禪七世並受了比丘戒。班禪授戒時給他賜了一尊釋迦牟尼像，要求他今生完成對一千僧侶的比丘戒傳授。據稱，他後來累計為一千五百多僧授了比丘戒。約是嘉慶十三年（1808年）冬季，羅藏益西達吉從家鄉囊拉啟程前往內蒙古草原，在阿拉善旗與從北京返回拉寺的駐京呼圖克圖薩木察二世晉美南喀相逢。這位在朝廷供職的賽赤活佛進行考察後作了對他生涯帶來轉折的啟示性法旨，其中說到：“你的徒眾在準噶爾地方，你應奉建一尊宗喀巴五照見像為宜，”還以駐京呼圖克圖的名義發了一份相關執照。對他個人，這是一次機遇性的會晤，活佛提示他應該放棄內蒙之行而應改道前往新疆蒙古準噶爾部，話意暗示他就是準噶爾堪布的轉世活佛。毋庸置疑，具有遠見卓識的薩木察活佛回到拉寺後與年值17歲的嘉木樣三世及其經師貢唐活佛等核心人物交換意見，達成共認，決定派遣羅藏益西達吉北上新疆弘法施教，以期加強與準噶爾部的關係交流，以期取得實質性的利益成果。《安多政教史》道：羅藏益西達吉於33歲藏曆水雞年（嘉慶十八年，1813年癸酉）在準噶爾部宣化，應桑達王之請，傳授大威德金剛和大悲觀音兩種灌頂，奉建銅制鎏金大型宗喀巴五照見像，回到拉寺後將該像獻於嘉木樣三世，並且奉獻了大量財物供養；不久，他又接到摩蘭達吉欽差的敦請而複去準噶爾部，臨行時，嘉木樣三世明確宣佈了他的準噶爾堪布轉世活佛身份，簽發了身份證件；他一生先後五次前往準噶爾部弘法宣教。羅藏益西達吉身後沒有傳記，他一生的多數時間是在西藏和新疆準噶爾部度過，所以對於他的生平事蹟，可供參閱的資料極為奇缺，僅是寥寥幾筆而已。即便如此，我們可從以上有限記述作出這樣的分析：一、羅藏益西達吉被駐京呼圖克圖薩木察活佛發給一份執照，第一次派往準噶爾部，這一舉動可以看作拉寺在準噶爾部施教計畫的實踐嘗試。那份執照便是他的身份證件，是以準噶爾堪布活佛的身份前往他的一世的家鄉弘法利眾。他在那裏的活動進行得比較順利，通過講經說法，與王公貴族結識交好，與官民僧俗培植情感，贏得教眾敬仰，取得滿意效果。二、他第二次出行準噶爾部時，嘉木樣又頒發了一份執照，使他在那裏更加名正言順，身份得以普遍認可，形象得以基本樹立，從而佔據了“準噶爾堪布活佛”在準噶爾部人民宗教生活中的一片精神天地，並且也為他這個活佛世系及拉寺上層在準噶爾部日後計畫的開展鋪墊了厚實的基礎。三、他在準噶爾部的施教活動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客觀上對於清朝政府的治理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扶助作用，符合清廷的根本利益，因而朝廷派駐新疆伊犁的欽差大臣以官方名義邀請他再度宣化準噶爾部，這樣，既受當地教眾歡迎，又得清朝官方支持，兩全齊美。如此背境和時機，就為拉寺在準噶爾部拓展政教事業提供了適宜的政治條件。四、他在那裏功成名就，建立了宗教道場，也為拉寺開創了有利局面，帶來了實惠。利用那裏蒙古信眾的財物供養，他在拉寺修造了準噶爾堪布活佛宮，奉建了釋迦牟尼佛殿。通過他,在新疆蒙古折射拉寺的宗教光芒，增進了拉寺與準噶爾部的政教交流，鞏固了雙方之間的傳統關係。在他之後，拉寺其他活佛的身影繼而閃現在了新疆蒙古地區。 

準噶爾堪布四世晉美彭措嘉措（1856－1897）生於拉寺所屬某個部落，似為藏族。他青年時代在拉寺修學，20歲左右般若部畢業並受比丘戒之後可能去了新疆準噶爾部，並且長住了十多年，因為拉寺相關史書當中絲毫看不到他在這一時期的活動蹤跡。光緒十八年（1892年），年值37歲的晉美彭措嘉措受命赴任拉寺所屬佐蓋噶薩爾寺的法台，其後擔任拉寺喜金剛學院的法台。《嘉木樣四世自傳》記到：藏曆土狗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正月15日，準噶爾堪布活佛此前“逝世於蒙古”，是日，嘉木樣四世應請前去該活佛宮舉行薦亡法事，受獻銀寶5個及馬匹、鞍具等酬謝財物……。由此可知，晉美彭措嘉措卸去喜金剛學院法台之後複又去了蒙古，並且卒於那裏。此處所謂“蒙古”可能就是準噶爾部。由此也可斷定，他的逝世時間是在火雞年（光緒二十三年，1897丁酉）冬季或稍前，因為他病亡的消息從準噶爾傳到拉寺只少也要兩個月。準噶爾堪布五世噶藏欽繞嘉措（約1898－1950），在拉寺修學長大，成年之際已至中華民國時代，基於國家環境變遷，沒能前往新疆蒙古地區。準噶爾堪布六世羅藏欽繞嘉措，1951年生於安多洮河岸畔群科爾十二族（現甘肅省碌曲縣瑪艾鄉境內），藏族，修復了毀于“文革”的拉寺準噶爾堪布活佛宮室，現任甘肅省甘南州政協委員。 

三、各大活佛宣化厄魯特四部 

自從準噶爾堪布系統建立，拉寺開闢了與準噶爾部的交流通道，雙方之間恢復了嘉木樣一世與策旺阿拉布丹之後的相互往來。實踐證明，準噶爾堪布三世羅藏益西達吉準噶爾之行取得圓滿成功，收穫頗豐。準噶爾堪布活佛在準噶爾部現身說法、創建基地的同期，拉寺審時度勢，把握機會，隨即循序實施輻射拓展的計畫策略，把宣化範圍擴及到了整個厄魯特四部（即和碩特部、準噶爾部、土爾扈特部和杜爾伯特部），進一步播撒拉寺的宗教影響，廣泛締結與各個部族的供施關係。19世紀20年代至清朝末期，拉寺的妥噶活佛、喇嘛噶繞和貢唐活佛輪番多次進入新疆北部地方，累計在厄魯特四部的巡遊施教時間長達50年左右。他們是有史可查曾去新疆蒙古施展作為的拉寺高層人物，或許拉寺還有其他去過新疆蒙古而未留下文字記載的活佛高僧。從他們的事蹟看，如果清朝封建統治不被掀翻，或者說中國社會制度更替時間表再被拖延，那麼，拉寺在新疆蒙古的拓展事業將會繼續推進。 

妥噶夏仲活佛世系具有拉寺及其所屬紮油寺雙重寺籍資格，紮油寺為其主居母寺。這個系統的第三世活佛貢曲乎格勒堅贊（1778－1856）先後兩次前往新疆蒙古。他是拉寺直屬桑科部落人，藏族，與拉寺嘉堪布一世智華堅贊為同父異母兄弟，4歲被認定為妥噶夏仲轉世靈童，5歲迎往紮油寺坐床即位，投師習經，進步甚快，少年移居拉寺修學，20歲時在貢唐活佛座下受了比丘戒。《安多政教史》記到：貢曲乎格勒堅贊于水豬年（嘉慶八年，1803年癸亥）前往蒙古地區，水猴年（嘉慶十七年，1812年壬申）返抵拉寺，將嘉木樣二世迎往其宮，敬獻像經塔、壽瓶、海螺、水晶碗、銀兩、緞匹等，給紮油寺捐置價值銀120兩的大威德金剛立體壇城和栽絨毯柱套、大型香囊、錦緞門簾等。該書作者因為缺乏資料，所以僅是核實了他往返蒙古的時間，而對其在蒙古的事蹟沒有隻字交待。這裏所謂“蒙古”即可斷定為新疆蒙古厄魯特四部，因為上書記述他二去新疆情況時寫到：“複又杜爾伯特部派人來請”，由此得出結果。可以想像，他被拉寺上層指派首去新疆蒙古，長達10個年頭，活動範圍以杜爾伯特部為主，事蹟豐富多樣，收到明顯成效。依據史料中的記載排序，他是拉寺首位前去新疆蒙古的活佛，是他首先打開了拉寺宗教勢力伸入厄魯特四部的歷史局面，在他回到拉寺的次年即嘉慶十八年（1813年），又由準噶爾堪布三世肩負使命抵達了準噶爾部。嘉慶二十年（1817年），他與前來迎請的杜爾伯特部的人員一道再去厄魯特蒙古，歷時7個年頭。據載，此次他在那裏先後為五百餘僧授了沙彌、比丘戒；傳賜《修法寶生》、十七身白傘蓋佛母、大悲觀音菩薩、十三身大威德金剛的灌頂等諸多顯密教法；在達賴七世噶桑嘉措賜名的“準噶爾大樂法興寺”規範地建立了三事儀軌和宗喀巴圓寂紀念日“五供法會”。他收受豐厚的財物供養，為個人日後事業創造了物質條件，道光三年（1823年）返抵拉寺，給嘉木樣奉贈銀兩、錦緞和數名帶來的新疆蒙古族僧徒，給大僧會發放了銀兩佈施，還給紮油寺和香勒卡寺僧眾佈施銀兩，為兩寺的彌勒佛殿捐置了金頂和多種供物。次年（1824年甲申）起依次出任香勒卡寺法台、拉寺醫藥學院法台、瑪曲蕎科部落寺法台、阿木去乎寺法台、拉寺密宗下院法台和河南親王旗額爾格寺法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拉寺第42屆總法台，在職3年，施資舉辦了七月辯經大法會。 

喇嘛噶繞是拉寺具有特殊地位的活佛世系，以其第一世賢巴圖道根噶堅贊（1835－1995）的彪炳功業而聞名於世。他在天山以北伊犁地區數十年奔波傳教弘法，傾情利樂眾生，奮勇抵抗外敵，捍衛國家主權，拯救各族百姓，維護社會穩定，因此受到蒙古族官民的擁戴，頌稱“察甘喇嘛”（即藏語意譯之喇嘛噶繞，漢語意譯白佛），甚至喻為“察甘曼殊室利”即白文殊菩薩，也因此得到朝廷嘉獎，領受護國保民的重任。喇嘛噶繞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3歲跟隨師父首赴蒙區地區。據載，他們師徒應蒙古族官民之請舉行嘛呢丸修供儀軌，至第七天，所供嘛呢丸騰空起飛，人們見此情景，敬仰之心油然而升。不久返回，用募化的財物佈施了家鄉勒瓊嘉喀爾寺的僧眾。此次出行，對蒙古有了初步認識。藏文史料沒有指明他此次所去為哪方蒙古地區，從以後的情況判斷，應是新疆的伊犁地區。咸豐二年（1852年），他二赴伊犁地區，在金山阿勒泰、霍克博（今和布克賽爾蒙古族自治縣）、塔爾巴哈台（今塔城）等地區傳經佈道，被當地王公頂為福田。同治元年（1862年），喇嘛噶繞三赴伊犁，歷時20個年頭，直到光緒七年（1881年）離開那裏。這次，他初在南日拉霄（即天山）、吐爾扈特、布惇哈喇（即科布多）、哈巴河等地傳經，被相曲策丹郡王奉為福田。應郡王之請，為該地寺院建立了開展長淨、坐夏、開禁的宗教生活制度，為僧眾傳授教法。遂去塔爾巴哈臺地區，結識清朝派駐欽差大臣等高級官員。在阿勒泰地區，請准清朝政府，修葺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遭到損壞的《甘珠爾》、《丹珠爾》的經版及兩座佛塔；創建阿勒泰寺院，建起大經堂、醫學院經堂、宗喀巴佛殿、彌勒佛殿等大型建築；組建顯宗法相學院，開展講辯活動；建立正月祈願法會，先後從安多的塔爾寺、拉蔔楞寺邀請高僧擔任主教法台。阿勒泰寺發展順利，初具規模，一切規程均按拉寺設置執行。根據實際需要和便於履行職責，他還聘師學習了漢、滿、蒙三種文字。光緒四年（1878），在巴雅爾郡王寺建立了顯宗法相學院。次年（1879年）在南日拉霄地區創建夏珠達爾吉琅寺，供置所需大量像__經塔和各種供器，捐贈教務經費。鑒於他在遙遠的新疆蒙古部族傳教宣化取得突出成就，班禪大師特派使者前往準噶爾表彰慰問，頒授金字敕諭、文牘、印璽、金質金剛頂戴，還賜予護身結、密法護輪、像經塔、藏香、嗶嘰、氆氌等賞品。嘉木樣四世也派人馬前去伊犁贈禮慰問，表達敬意。他回敬班禪佛教禮品和銀五千兩，回敬嘉木樣大小銀銅佛像73尊、各種銀質器具和銀千兩。這次，他在伊犁地區正巧遇著沙俄軍隊的武裝入侵和當地一些土著勢力的反叛作亂，城鎮被毀損，欽差大臣喪命，百姓慘遭殺戮，寺院變為灰燼，財物被盡數洗劫。他不忍目睹如此悲劇殘景，激起愛國護民的高度責任感，施發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毅然破戒從戎，統帥軍隊，躍馬出征，懾壓內叛，保衛國家疆域，維護人民利益，取得顯赫戰績，建立不朽功勳。同時設法安置戰亂造成饑寒交迫的廣大群眾的衣食住行，以個人財物大行施捨，請准朝廷撥款救災，撫慰人心，恢復生產，穩定社會。“察甘喇嘛”的威名因此傳揚四方，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歌頌，贏得清朝中央政府的特別賞識。戰事之後，朝廷論功行賞，清帝宣旨給他頒賜“根噶堅贊呼圖克圖”金印，為他所建阿勒泰寺賜名“承化寺”，給寺院僧眾佈施銀兩，並道：“朕深知呼圖克圖對大清王朝披肝瀝膽，屢建功勳，望汝仍駐錫於阿勒泰。”他在我國少數民族近代愛國抗敵史上留下了閃光的英名。光緒九年（1883年），他抵達西藏朝聖，拜謁政教上層，大行施捨；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自己的家鄉洮河流域齊百西以為皇帝、皇太后祝壽名義創建拉寺所屬曲華相寺，受到清廷大加讚賞；光緒十二年（1886年）進京朝覲了清德宗載恬皇帝。他用新疆蒙古部族供奉的巨額財物為拉寺的彌勒佛殿增建銅質鎏金宮殿式屋面；在拉蔔楞塔哇居民區奉建大型釋迦牟尼佛殿；在拉寺建造喇嘛噶繞宮邸；數次為拉寺熬茶供飯，發放佈施，敬奉僧團。光緒十六年（1890年），他接到皇帝諭旨，奉命四赴新疆，在迪化衙門會見欽差等各級官員和前來迎接的蒙古族僧俗首領。此次他在中俄毗連的伊犁地區留住4年，主要從事傳法活動，先後巡遊或應邀到達許多寺院講經佈道，同時收受官民信眾的財物供養。喇嘛噶繞卒後，拉寺為其操辦後事，尋訪認定轉世靈童，建立轉世系統。喇嘛噶繞二世噶藏慈臣丹貝堅贊（1896－1909）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13歲被新疆蒙古族迎往伊犁供養，千里迢迢，艱辛爬涉，可能由於路途勞累和氣候、水土變化的原故，不幸身染惡疾，於次年卒于伊犁。關於喇嘛噶繞的詳細生平事蹟，敬請讀者參閱藏文《喇嘛噶繞傳》和漢文《拉卜楞寺活佛世系》，此處評介從簡。 

貢唐五世嘉央丹貝尼瑪（1860－1925）在清末民初連續前往新疆蒙古宣化。貢唐活佛北上的頻頻步伐表明拉寺加強了與新疆蒙古關係網絡的建設力度，也是對喇嘛噶繞的宣化工作的銜接。光緒十九年（1893），貢唐四世首次北上蒙古地區，經蘭州、甘州等地遊歷額濟納土爾扈特、喀爾喀渾台吉、阿勒泰、土爾扈特等廣闊草原，為王公貴族、僧俗百姓講經佈道，舉行大型灌頂法會，受到阿勒泰金山南北蒙古族的普遍歡迎，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返抵拉寺。《貢唐四世傳略》道：“由於資料缺乏，其在蒙古地區的活動無法予以詳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他二次啟程北上蒙古地區，經額濟納土爾扈特去杜爾伯特部，途中為夏魯哇活佛轉世靈童等傳授教法。次年至烏梁海奧達汗部為該汗王做祈禱法事，遂在普默噶圖、鄂木日、圖默噶圖等地（在今新疆的塔城至烏魯木齊之間）的部旗及其寺院傳賜灌頂、隨許。隨之到達杜爾伯特牧地，為杜爾伯特郡王及其部眾傳法授戒，還為專程而來的土爾扈特王單獨傳授了紅色獅面佛母隨許。光緒二十八年（1901年）前往內蒙，途經嘉喀爾堪布的寺院、奧勒呼圖寺，抵達多倫諾爾，於各地各寺傳經，滿足信眾需求。翌年（1902年），在土爾扈特寺院講經灌頂。接著去夏哈地方，在達欽貝子的寺院講經授戒，還應求為該地王公傳了隨許。旋受烏裏蘇雅台欽差大臣的敦請前往弘法，獲得豐厚供養。同年秋季啟返，途中又為夏魯哇活佛授了沙彌戒，11月抵達拉寺。光緒三十年（1906年），他第三次北上蒙古，目的地是東、北、西三部蒙古接壤處的額濟納土爾扈特旗（原土爾扈特組成部分，康熙年間由阿勒泰西遷至現地）。取道涼州、甘州，從河西走廊中部轉入阿拉善旗，沿途進行多種法事活動，6月份抵達土爾扈特旗，時有鄰近的新疆、外蒙的蒙古部旗派人來請，因故均未允諾。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為土爾扈特王及貝子等官民僧俗傳賜灌頂、隨許，授戒講經。旋去貝勒寺等處廣施法雨，為官民舉行白傘蓋佛母加持法會，為該地寺院經堂舉行開光儀軌。是年8月啟返，次年正月抵達拉寺。民國三年（1914年）正月，他第四次北上，去的目的地是與新疆蒙古毗連的外蒙古，經河州、蘭州、阿拉善、烏拉特等地，於3月中旬抵達庫倫（今烏蘭巴托），先後在道然巴貢噶爾的寺院、哈爾沁公達賴寺、塔布霍哇寺等處傳法授戒，為當地一叫喀爾喀什台的活佛轉世靈童剃度出家；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洛桑曲吉尼瑪丹增旺秀（1869－1924）相逢，贈禮結識。在那裏會見駐俄羅斯的欽差大臣，申請獲得通行執照，繼赴內蒙各地，直至東北地區，再從哈爾濱乘火車到北京，轉經五臺山，於是年11月返抵拉寺。貢唐五世往返新疆蒙古，遊歷範圍甚廣，特別是去了一些拉寺其他活佛從未涉足的地區，增進了與那裏的蒙古部族的交流，並且得到實惠效益，拓寬了經濟來源管道，接收積累了數量巨大的物質供養，為拉寺諸項政教計畫的實施提供了財力保證。拉寺藏文史料旁記：藏曆第十四繞迥鐵龍年（嘉慶二十五年，1820庚辰），“準噶爾比丘僧群培、厄魯特•夏仲•益西摩蘭等”來到拉寺學經聆法，貢唐活佛應求為他們傳賜諸多灌頂、隨許。這就表明，從19世紀20年代起，不僅拉寺活佛前往新疆蒙古傳經宣化，而且也有新疆蒙古僧侶慕名前來拉寺求學受教，彼此進行互動交往。新疆蒙古僧侶來到拉寺，有的是經過數年留學深造，成就學業之後返回原籍，有的則是加入拉寺寺籍，終生不回故鄉。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除了普通僧侶，一些上層人物也是親自或派員來到拉寺朝禮和修學，其中包括推崇佛教的清朝政府派駐新疆地區的高層官員。這種現象足以反映出了拉寺在他們心目中的宗教地位。《嘉木樣四世自傳》記到：藏曆第十五繞迥鐵鼠年（1900庚子）冬，“準噶爾將軍”夫婦派人朝禮拉寺，拜謁嘉木樣，敬獻銀兩、錦緞等禮物。這位“將軍”可能是指負責新疆軍務的伊犁將軍。《嘉木樣五世傳》記到：藏曆鐵猴年（1920庚申），“土爾扈特譯師和嘉喀爾活佛等（拉寺）顯宗聞思學院的部分應試學僧”拜謁嘉木樣……；鐵雞年（1921辛酉）正月法會期間，一叫準噶爾•索南的蒙古僧侶參拜嘉木樣，上獻銀兩。同年同月（1921辛酉正月），以上提及貢唐活佛在新疆境內剃度授戒的“準噶爾夏魯哇活佛主僕”在拉寺觀禮祈願法會，朝覲嘉木樣，敬獻供養。2月5日，夏魯哇活佛迎請嘉木樣到大僧會，舉行祈禱儀軌，獻銀一千兩及諸多物品。該活佛投拜拉寺活佛、高僧學經聆法，歷時兩年有餘。水豬年（1923癸亥），夏魯哇活佛觀禮7月辯經法會，8日迎請嘉木樣到聞思學院會首，敬獻金1兩、銀3秤、紅黃錦緞各1匹、氆氌1卷及其它物品。嘉木樣應求為“夏魯哇活佛主僕40多人”傳授多種經典教敕。這是年僅8歲的嘉木樣五世平生第一次傳法，滿足了遠道而來的新疆蒙古族佛僧的求法願望。又據《嘉木樣五世傳》記到：金雞年（1921辛酉）7月來自準噶爾部的部分信徒朝謁嘉木樣，奉獻財物供養；水狗年（1922壬戌）正月，一位來自準噶爾部名叫察青姜增桑布的信民迎請嘉木樣到拉寺大僧會，祝願吉祥，敬獻曼荼羅、像經塔、衣飾、用具及銀九百兩；火牛年（1937丁醜）12月，嘉木樣五世在拉薩接見“土爾扈特活佛”，應求為其及60多位格西學者傳授教敕；土兔年（1939已卯），嘉木樣五世在拉薩結識杜爾伯特的然卷巴•西繞曲達爾等學僧，並且應請撰寫了《依白文殊之上師瑜珈》。 

比較而言，由於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原因，新疆蒙古部族漸趨衰落，但是，直至清朝末年，拉寺與新疆蒙古部族之間沒有間斷往來，尤其是拉寺上層對新疆蒙古抱著鍥而不捨的施教信念，並且取得了預期成效。民國時期，由於社會制度的變更和空間距離的制約，雙方之間的直接交往減少了，但是，拉寺上層仍未放棄對新疆蒙古的既定策略，通過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方式，與之保持著宗教聯繫。 

（資料來源：中國藏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