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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套蒙古歸附清朝，經歷了曲折艱難的過程。清政府與準噶爾圍繞西套蒙古歸屬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涉。對此史料記載十分豐富，史界研究卻很薄弱。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粱麗霞在內蒙古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發表了《西套厄魯特蒙古歸附清政府始末述略》一文，比較系統地論述了西套蒙古歸附清朝的全過程，並提出有見地的學術觀點。筆者將根據新近發現的清代蒙古文檔案和其他文獻史料，就清政府與噶爾丹關於西套蒙古問題的交涉作一重點敍述，以供研究者作進一步探討。
一
約1677年開始，被噶爾丹打敗的部分衛拉特貴族紛紛率部逃至西套，逐漸定居。他們包括準噶爾部楚琥爾烏巴什後裔罕都（巴哈班第之子）及其部臣厄爾德尼和碩齊，和碩特部鄂齊爾圖汗所屬巴延阿布該阿玉什長子和羅理（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鄂齊爾圖汗之孫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等，這些蒙古人組成了西套厄魯特蒙古，後人又稱西套蒙古或阿拉善蒙古。據載，和羅理和厄爾德尼和碩齊屬民共有“廬帳萬餘”，[1](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辛未)約4萬人。他們是從遠處節節潰敗而來的難民，“濟農等言，我等皆鄂齊爾圖汗之子侄，窮無所歸，故至此”。[1](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進入西套以後，又怕噶爾丹來追擊，到處遊移，處境極為窘迫。西套蒙古來源複雜，既有準噶爾部民，又有和碩特部民，且一地駐牧，互不同屬，秩序較為混亂。他們為求生存，經常闖入邊塞，擄掠烏拉特、茂明安、鄂爾多斯及寧夏等地，嚴重威脅邊地安全，成為清朝西北一大邊患。
此時，正值清朝忙於南方戡亂，對突如其來的西北邊患，採取了以“驅逐”和“守汛”為主的被動防禦策略，力圖避免與噶爾丹發生衝突，認為“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眾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並驅逐濟農等出境”。[1](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清廷甚至對西套蒙古的情況並不瞭解，誤認為他們是青海達賴巴圖魯台吉之屬部，[2](康熙十八年檔，全宗號2，編號蒙23，p019--021)因而將收歸厄爾德尼和碩齊等，交由達賴巴圖魯台吉處理。達賴巴圖魯台吉向清廷說明：“厄爾德尼和碩齊及滾布等，原系噶爾丹之叔楚虎爾吳巴錫屬下之人，今與野獸同群，遠徙遊牧，我等不便查議。毛濟喇克台吉久居此地，巴圖爾濟農向曾奏請皇上由內地來至我處，皆無劫掠吳喇忒之事”。[1](康熙十八年十月十月壬申)達賴巴圖魯台吉雖然明確表示不介入，但蒙古文檔案記載他拖延一段時間後還是進行干預，並於1681年把結果複給清朝。達賴巴圖魯台吉稱，捕捉罕都，並派使臣送往清朝，途中罕都死去，故使臣折回。他還想將厄爾德尼和碩齊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一併交給清朝，因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說自己要向清廷交代，所以未能如願。達賴巴圖魯台吉還特意說明：“厄爾德尼和碩齊對我們沒什麼功勞可言，故沒有照您的指示，收取其領地”。[2](康熙二十一年檔，全宗號2，編號111，p132--133)罕都此後在文獻中多次出現，他究竟卒于何年，可另作考證。但清廷曾將西套問題交給青海方面處理，確有此事。當康熙瞭解西套蒙古的來歷後，立即諭理藩院：“厄爾德尼和碩齊，既系噶爾丹之叔楚虎爾吳巴錫屬下之人，應檄噶爾丹，將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即行收捕，照伊例治罪，勿使妄行劫掠，並將從前所掠吳喇忒人畜察還。如不能收捕，仍在沿邊生事，當另行裁度。爾院即備印文，發噶爾丹兩次所遣來使，各馳一文前去。檄到，務令噶爾丹速複”。[1](康熙十八年十月十月壬申)噶爾丹則忙於實施“近攻計”，無暇顧及西套問題，對清廷的要求採取置之不理或找藉口拖延的策略，在長達數年時間內沒有作出任何答復。清廷卻耐心等待噶爾丹的答復。
西套蒙古在邊外穩定下來後，主動接近清朝，積極尋求投靠清朝的途徑。清朝則認為西套蒙古是噶爾丹的屬民，應交由噶爾丹收歸，並不準備將其收歸於旗下，因此對西套蒙古的種種努力，沒有作出積極回應。1679年，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遣寨桑到涼州提都孫思克處說：“我台吉率眾部落駐肅州邊外，不敢壞法生事，戴皇上洪恩，齎有恭請聖安表文，懇乞代奏”。清朝部議後認為“以濟農等不往伊叔兄處，仍在近邊遊牧，殊屬不合，所奏應無庸議”。[3](卷一)清廷顯然不願意濟農等在近邊遊牧；1681年，濟農向清廷遣使請罪，求其寬宥。說：“厄魯特時值大壞，不能存活，特來歸命，原無違悖聖主之心，祗以竊取牲畜，深自悔罪，思欲賠償，因將他人所掠吳喇忒人口、寧夏馬匹竭力湊納，伏乞聖主鑒憐”，語氣極為恭順。然而，康熙態度十分冷漠，把事情依舊推給噶爾丹：“此案前曾檄諭噶爾丹，未經複奏，著將原由明白開列，再行檄諭，俟複奏到日再議，貢物著察收”。[1](康熙二十年八月丙午)1682年，濟農在青海達賴巴圖魯台吉的督促下，湊夠100匹馬，獻清廷請罪。[2](康熙二十一年檔，全宗號2，編號111，p00129--00132)並以生計維艱，要求允許在寧夏互市。清廷雖寬免缺解馬匹，但回絕了在寧夏互市的請求。[3](卷二)
1682年，原逃亡西藏的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來到西套後，以達賴喇嘛令其居住阿喇克鄂拉（龍頭山——筆者注），請求清廷賜居龍頭山。[4](p433)這是西套蒙古首次向清廷提出“賜居”的請求，表明他們依附清朝的願望。而清廷則對於他人認為是其轄境的龍頭山卻一無所知，康熙說：“此龍頭山，在邊關何處，自邊關行幾日可到，與內地有關係否，或向系邊外無用之地否”。清廷很被動地派理事官拉篤祜前往勘察。拉篤祜還奏稱：“今諸蒙古，俱於龍頭山北遊牧。羅卜臧滾布之意，欲占長寧湖耳。邊汛要地，似不宜令不諳法紀之蒙古居住”。[3](卷二)清政府無意“賜居”，仍主張通過與噶爾丹談判來解決西套蒙古問題。
同年，出使準噶爾的清大臣奇塔特等就西套蒙古問題，與噶爾丹進行了認真的談判。奇塔特等首先將部發查訊厄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文交給准方，並說明：“此項事情，先已檄行兩次，並無回文。故因我等此來之便，令定議。如厄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系爾屬下人，當限日收捕，照例治罪，齎罰贖送部。若非爾屬下人，或不能收捕，我朝另有裁奪”。準噶爾車臣寨桑等答曰：“我汗（指噶爾丹――筆者注）言，前所行兩檄，第以為部文，所以未答。既系聖旨，敢不以覆。厄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我屬下人，得罪而逃至中國又複獲罪，可往擒之。其屬產等項悉聽上裁，至厄爾德尼和碩齊本身乞以畀我”。奇塔特等反駁：“厄爾德尼和碩齊獲罪於中國，乃欲擒彼與汝是何言耶。且汝等只言及厄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與汝無涉乎？”。噶爾丹折中道：“厄爾德尼和碩齊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我所屬，此二人，已歸達賴喇嘛，我當遣人往召之。倘如命而至，我治其罪，爾等遣人來取罰贖。若複他遁，則無如彼何也”。最後奇塔特等與噶爾丹約定以醜年（1685年）四月為限，解決上述問題。若期間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又作亂，則悉聽清廷處分。[3](卷二)可以看出，噶爾丹無意解決西套蒙古問題，因而一直拖延時間，“前所行兩檄，第以為部文，所以未答”，是藉口。當清朝使臣從萬里之遙來到準噶爾，提出解決問題時，噶爾丹卻含糊其詞、敷衍了事，甚至企圖將西套問題推給清朝處理，有以西套蒙古牽制清朝力量之嫌。清使臣也似乎察覺到噶爾丹的用意，極力要求噶爾丹儘快收歸西套蒙古。
二
時間在流逝，清准在等待約定時限，而西套蒙古則不能等待任何時間了。雖然賀蘭山以北遼闊的無人之境，可供良好的草場，但他們畢竟是被夾於清、准和喀爾喀之間的弱小力量，並長時間未能與之建立正常關係，因而沒有安全保障。尤其是與物源豐富的中原地區得不到建立互市聯繫，而其生活處境一直沒有改善。這就使和羅理等西套蒙古貴族深切感到不能照此下去，必須要尋找依靠。準噶爾是他們不共戴天之敵，投靠它凶多吉少。喀爾喀四分五裂，自身難保。只有清朝才是最理想的選擇。於是和羅理於1683年，向清廷遣使奏書，請求清廷賜給“黃冊金印”，以便管轄部眾，消除盜賊。[2](康熙二十二年檔，全宗號2，編號112，p73--75)開始正式表達投附清朝的願望。由於清廷與準噶爾在西套問題上已有約定，回絕了和羅理的投附要求。與此同時，西套蒙古罕都台吉、厄爾德尼和碩齊也遣使獻禮謝罪。罕都台吉稱：“臣部運衰，遭噶爾丹執臣祖楚呼爾吳巴什，滅臣父班第。臣時年十三，有陪臣厄爾德尼和碩齊者，挈臣逃出。遵達賴喇嘛之諭，在額濟內託賴之地，與皇上邊民同居，不謂其妄行劫掠，致幹天討，臣誡懲之。今已悔過，伏望聖主鑒宥”。厄爾德尼和碩齊言：“臣之兩台吉，乃噶爾丹之叔及弟也，無罪而噶爾丹執之殺之。既蔑我主，何能與之共事，故掠其邊境，奔遁至此。皇上聖德光昭，臣等本無為非之心，只以惜死，遂致草竊。今日夜思維，無所逃於天壤，謹悚惶陳奏于聖明之前”。清廷鑒於罕都台吉、厄爾德尼和碩齊謝罪態度懇切，加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掠鄂爾多斯之事已經寬免。因此接受禮品，進行宥赦。[2](康熙二十三年檔，全宗號2，編號113，p49--55)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當和羅理得知清准關於乙丑年解決西套問題的協定後，反應強烈，遂寫一封語言生動的親筆信，嚴厲譴責噶爾丹視西套蒙古為其屬民：“噶爾丹博碩克圖口出狂言，我等何懼之有” ，“若皇上無旨，伊前來取我，我欲較量之”。並對清廷將西套問題交由噶爾丹處置深表委屈。和羅理語氣極為恭順，書信充滿對康熙的歌功頌德，把康熙與釋迦牟尼、文殊菩薩、觀音菩薩，甚至成吉思汗相媲美，可謂用心良苦。書信用康熙紀年標明日期，以示投附清朝之心切。他還向清廷贈獻馬三九，駝一九，作為豐厚禮物。[2](康熙二十三年檔，全宗號2，編號113，p0044--0050)清廷則一如既往，對和羅理沒有作出積極回應，“巴圖爾額爾濟農屢疏請頒敕印，以約束部眾，院議不允”。[3](卷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只好等待乙丑年即1685年的來臨。
1685年四月，清准約定時限已到，準噶爾方面一直沒有前來收歸西套蒙古，也沒有就此與清廷進行交涉。在清准關係框架內解決西套問題的可能已經微乎其微。這時，清朝已經徹底解決南方統一問題，把注意力轉向北部邊防後，在雅克薩兩次戰勝俄羅斯，在中俄關係中開始居於主動地位，清朝整個局勢明顯朝著有利於清朝的方向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清朝把主要精力轉向西北邊疆，著手解決西套問題。清廷不願再將西套蒙古推給噶爾丹，決定通過自己的途徑尋求解決。五月，清廷作出給西套蒙古賜牧、賜敕、賜印的決定，並派出理藩院尚書阿剌尼前去西套，徵求意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稱：“皇上以我兄弟族屬離散，欲使合處，乃系非常殊恩，何敢有違。近者達賴喇嘛亦謂羅卜臧滾布阿喇布坦所居布隆吉爾之地，地隘草惡，難以容眾，不若與濟農同居”。當阿剌尼問及欲居何地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答曰：“欲環居阿喇克山之陰，以遏寇盜，不使紛擾邊疆。令部眾從此地而北，當喀爾喀畢馬拉吉裏第諾顏之地，由噶爾拜翰海額濟內河、姑喇耐河、鴉布賴山、巴顏努魯、喀爾占布林古忒、空郭爾俄壟以內，東倚喀爾喀丹津喇嘛之部眾，西極高河而居之，則咸沐皇上恩澤，而各得安生矣”。[3](卷三)
清廷鑒於西套蒙古與西藏達賴喇嘛之間的特殊關係，遣使進藏，向達賴喇嘛曉諭西套問題的原委，要求達賴喇嘛派臣協助解決西套問題。康熙指出：“凡厄魯特諸貝子皆供奉喇嘛，信崇爾法。朕思羅卜臧滾布阿喇布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皆鄂齊爾圖汗之苗裔也。鄂齊爾圖汗于喇嘛為護法久矣，何忍默視其子孫宗族至於困窮。今朕欲將伊等歸併一處，安插于可居之地，以示興絕舉廢之至意。爾喇嘛其遣使，與朕使臣定期往會，朕於此即遣大臣至所約之地，偕爾使人前往”。[3](卷三)隨後康熙下令暫停清朝單方面安置西套蒙古的計畫，專心等待達賴喇嘛的答復。[3](卷三)
然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迫不及待地推進西套蒙古投附清朝。1685年九月，他又向康熙帝奏書，訴說自己沒有安全感，總是聽到噶爾丹率兵前來收歸他們，因而這兩年他仍未能朝見康熙皇帝，並懇求清廷儘快授予敕書、敕印，收歸其於旗下。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特意將包括自己唯一愛馬在內的“五九良馬”獻給康熙皇帝，以示投附清朝的強烈願望。[2](康熙二十年檔，全宗號2，編號133，p261--266)這裏需要探討的是，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聽到的噶爾丹兵進西套應當是傳聞，沒有事實依據。在清准乙丑年時限過後不久，噶爾丹便向清廷遣使，正式聲明西套問題“凡有是非一聽聖裁”，[3](卷三)對擱置已久的糾紛作出明確答復，決定放棄收歸西套蒙古。再說，此時噶爾丹正積極準備東進喀爾喀，西套蒙古顯然不在他的戰略考慮之中。由於清准相隔遙遠，噶爾丹的書信從伊犁到北京需要半年時間，而北京的消息傳到西套又需要兩個月時間。因此，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在較晚收到並證實準噶爾方面資訊之前，對各種傳聞產生疑慮是可以理解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780人入見清帝。適值噶爾丹使團正在北京，為了避免引起噶爾丹的不滿，清廷急忙通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只帶200人入京，其餘均留歸化城，並且遣回以年節來覲之歸化城都統顧慕德監視盜賊搶掠。清廷還令戶部、理藩院各派一司官，前往宣化府，分別提取庫糧、採買羊只供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康熙帝特意吩咐：“此系外藩賓客，不必限以銀數，爾院所差之官竟行買給可也”。隨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至京朝見，康熙十分高興，“照大台吉例頒賞，仍以上服貂裘賜之”。[3](卷三)從清廷對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的倍加關照和高規格的接待以及康熙的言語中，不難看出清廷對西套蒙古的態度已有明顯的變化，開始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藩屬”，這與以往形成鮮明對比。同樣，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通過朝見，受寵若驚，從而更加堅定了投附清朝的信念。
三
康熙雖然接見了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並承認其為“藩屬”，但沒有劃定遊牧區，也沒有賜給敕印，顯然是等待達賴喇嘛的回信。1686年七月，達賴喇嘛致信清廷，贊同給西套蒙古劃定牧地，建議清廷“擇水草寬闊處，安插一隅”，並通知自己已派遣車齊克他賴堪布羅卜臧至阿喇克山，與清使臣共同商議劃牧一事。同年九月，清朝使臣理藩院右侍郎拉篤祜、一等侍衛文達于嘉峪關外會面達賴喇嘛使者後，勘察地界，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劃定了統一牧地：喀爾占布林古忒、空郭爾俄壟、巴顏努魯、雅布賴、噶爾拜翰海等地方，給汝遊牧外，自寧夏所屬玉泉營以西，羅薩喀喇山嘴後，至賀蘭山陰一帶，布林哈蘇台之口。又自西寧所屬倭波嶺塞口以北，奴渾努魯山后，甘州所屬鎮番塞口以北，沿陶闌泰、薩喇春濟、雷渾希裏等地，西向至厄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裏為界，[3](卷三)即阿拉善地區。並為西套蒙古制訂法規，予以約束。
然而，清朝劃定的西套蒙古遊牧地仍在邊外，並清廷也沒有滿足西套蒙古貴族稱臣受封之要求，更沒有在西套蒙古設旗編佐，因而難以肯定雙方之間建立了嚴格的隸屬關係。可以說，清廷尚未充分認識到西套蒙古及西套地區所應有的戰略地位。西套蒙古東鄰寧夏，北接喀爾喀，西近準噶爾，對各方的軍事行動可形成牽制之勢。綜合各種史料記載，清朝只是把著眼點放在了怎樣防止西套蒙古在沿邊偷盜搶掠等問題上，而沒有考慮將西套納入清朝的直接統治下，視為清帝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行有效治理，從而發揮其在西北防務中，尤其是抵禦噶爾丹東擴南下中應有的重要作用。正是由於認識不足，清政府以後對西套問題的決策屢屢出現失誤，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後果。
1688年，噶爾丹大舉進攻喀爾喀後，戰爭很快升級為與清朝的直接對抗。戰爭也在西套蒙古引起了震動。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等則試圖乘機攻打噶爾丹，以複弑祖奪地之仇。於是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乞師於清朝，清廷未允所請；羅卜藏滾布阿拉布坦雖領兵支援喀爾喀，但也被清廷阻止。[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清廷不僅阻止西套蒙古反噶爾丹之舉，而且派遣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前往噶爾丹行營，再次就西套蒙古問題與噶爾丹進行交涉。清廷這樣做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從康熙對阿喇尼的吩咐中可得瞭解。康熙對阿喇尼說：“噶爾丹必問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事。爾等但述醜年四月之約，並言達賴喇嘛，向亦遣使至西海，及我使者定議，令羅卜臧滾卜阿喇布坦，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同居一處。至今尚未同居。且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雖在我地駐紮，並未受彼歸順，分為旗隊。況厄魯特、喀爾喀交惡之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請曰，乘此機會，欲複我讎，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賜我等兵器。亦曾諭而遣之曰，厄魯特、喀爾喀向俱誠心朝請職貢，朕未嘗異視，但欲使兩國罷兵安生而已，豈肯給爾兵器，使爾興戎耶。其以是答之，將此等案卷，俱錄之以往”。[1](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這裏包涵兩層含義：其一，西套蒙古問題是按醜年四月之約進行處理的，而且並不是我們清朝一家做主，是達賴喇嘛與我們共同議定的。雖然我們給西套蒙古劃定牧地，但他們沒有按我們劃定的範圍去同居一處，我們更沒有接受他們的歸順，以此流露出西套蒙古仍是你噶爾丹屬眾之意；其二，讓噶爾丹知道清廷阻止西套蒙古攻打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停止進攻喀爾喀並不要與清朝對抗。可以說，面對噶爾丹咄咄逼人之勢，清廷採取措施阻止噶爾丹的進攻是無可非議的，但清廷偏偏以西套蒙古作為手中籌碼，以圖達到緩兵之目的，顯然不是高明之舉。結果，噶爾丹絲毫不買帳，“使如旨諭之，噶爾丹不從”，[5](p139)清朝的緩兵之舉不但沒有奏效，反而使西套蒙古對清朝的態度為之一變，對清朝的信任蕩然無存，二者關係遂降至冰點。雙方關係經過長期的曲折反復，到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西套蒙古終於正式歸附清王朝。此後，在歷次西北戰爭中，阿拉善旗“輒以所部為軍鋒”，[6](p114)為清朝的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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