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晉京朝覲，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繼1652年五世達賴喇嘛入京覲見順治皇帝、1780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入京覲見乾隆皇帝之後，第三位西藏格魯派宗教領袖入京朝覲。達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清朝皇帝稟奏西藏情勢，聯絡與中央政府感情，尋求中央政府幫助，進一步鞏固和密切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對於這樣一件在西藏歷史、宗教方面均有著重要意義的大事，以往有關達賴喇嘛的傳記、年譜以及相關著作中都記錄得不甚詳實，使人難於瞭解這次朝覲活動的全貌。近年，筆者赴日本訪問，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偶然發現了一本題為《內廳偵察達賴報告》的資料，這是一本用毛筆手抄無記名的原始日誌。該報告原件為線裝，深藍布封皮，紅格草紙抄寫，共94頁。這份向清朝政府呈送的秘密報告，是內廷派專人守候于達賴駐錫的黃寺，每日在觀察完達賴一行的行蹤之後，按著不同情況和內容分類筆錄的，故所記文字較為真實可信。其中逐日記錄了十三世達賴從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1908年9月24日—12月21日）為止，共84天在北京的全部活動。這份報告為我們瞭解達賴入京這段史實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它可以補正以往史籍記載的不足和偏誤。現以該報告為主，參以其他檔案史籍記載，將十三世達賴晉京朝覲時的活動情況，分幾個專題記述考釋於後。
達賴入覲的歷史背景
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屆20歲時親政的。此時正是英、俄等帝國主義覬覦西藏，西南邊疆出現危機的時期。年輕的達賴喇嘛以法王和藏王的身份，執掌全藏政教大權，一面翦除敵對勢力，鞏固內部統治，一面加強戰備，密切注視著外部來犯之敵。
1890年和1893年，英國與清政府先後簽訂《藏印條約》和《藏印續約》，在攫取了亞東開埠和自由通商的特權之後，得寸進尺，又積極策劃新的入侵陰謀。1896年，英國以“藏印條約規定的某處邊境被藏兵佔據”為由，要進入西藏腹地巡邊勘界，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回絕。隨後從1899年始，英印總督寇松(C.N.Cuzon)一連三次致函達賴，對其拉攏誘惑，企圖拋開清朝政府，尋求與西藏地方直接交往舉行談判（注：寇松第一次尋求與達賴交往，是在1899年派遣不丹駐大吉嶺代表烏金噶其(Vgyen Kazi)，以個人名義致書達賴。第二次是1900年，利用喀什米爾行政副長官克尼恩(C.Kennion)上尉赴西藏噶大克會見當地噶爾本（營官）的機會，轉呈給達賴一封信函。第三次是1901年，利用烏金噶其赴拉薩的機會，再次致函達賴。幾次信件均遭達賴拒絕接收，理由是“沒有和駐藏大臣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商議，他就不能和任何外國政府通信。”參見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第184頁。）。此舉同樣遭到了達賴喇嘛的斷然拒絕，來信被原封不動地退回。接連的碰壁失敗，使英國政府大為惱火，於是從1902年開始，便著手發動對西藏邊境的武裝進犯。1903年，英國先派兵佔領了後藏要地崗巴宗，後又以榮赫鵬(Francis E.Younghusband)為正帥，率軍侵入亞東、帕裏一線，強佔西藏領土，野蠻屠殺當地民眾。英國的挑釁行為激怒了西藏軍民，由此爆發了第二次抗英戰爭。
就在這時，以十三世達賴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與駐藏大臣有泰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兩者在抗英問題上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達賴，對清朝政府一直保持著期望與信賴，力主抗英，並且請求清政府調集內地軍隊，資助軍餉，與西藏軍民共同作戰。而剛剛到任的駐藏大臣有泰卻不支持西藏軍民的抗英鬥爭，拒絕達賴的正當要求，反而斥責達賴“執拗無理，膽大妄為”，並利用藏軍與英軍作戰的時機，釜底抽薪，使藏軍大敗，以達到壓服藏人、與英軍妥協媾和的目的（注：吳豐培輯《清季籌藏奏牘》第1輯，“有泰奏牘”卷1，第9-10頁。）。
有泰的昏庸誤國，節節退讓，加上西藏軍民缺乏作戰經驗，軍官在戰爭中指揮不力，釀成這場保家衛國戰爭的最後失敗。英軍得以長驅直入，逼近拉薩。1904年7月，英軍渡過曲水，到達拉薩城下，十三世達賴情急之中，沒有通知駐藏大臣，只帶領少數隨從，攜印匆匆離開布達拉宮，北上出走，開始了在內地的流蕩生活。
十三世達賴喇嘛是在抗敵無援、又不甘與敵人言和的情況下離開拉薩的。他改換便裝，取道哈拉烏蘇（黑河），越過唐古喇山、通天河等地進入青海，後又經甘肅到達蒙古地區。一路上，由於他長期在藏傳佛教中的領袖地位和影響，所到之處，均受到當地藏、蒙古、漢、回、土等各族百姓和信徒的廣泛同情。是年11月，十三世達賴歷經辛勞跋涉到達庫倫，受到清廷駐庫倫辦事大臣、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及當地僧俗百姓的熱烈歡迎。清政府這時雖然聽信駐藏大臣有泰的糾參，革除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號，但對達賴離藏出走求援的行動仍十分關心重視，一直命人查詢達賴出走後的蹤跡和路線（注：《駐藏大臣有泰奏達賴現抵庫倫行文詢其行蹤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理藩部檔第662號。）。特別是清朝政府得知，在達賴一行中有間諜俄籍蒙古人德爾智隨行，此人多年蠱惑煽動達賴尋求俄國保護，鼓吹聯俄抗英，狡黠陰險，這更引起清廷的警惕。10月12日（九月初四），清政府外務部電告西寧辦事大臣和庫倫辦事大臣：“無論達賴行抵何處，務即迎護內地，妥為款留，勿任北去”（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第1032卷，第2號。）。不久，庫倫辦事大臣德麟即奏報達賴出走緣由以及行將到達庫倫的消息。11月1日（九月二十四日），光緒皇帝諭軍機大臣等：“著德麟迅即派員迎護到庫，優加安撫，以示朝廷德意”（注：《清德宗實錄》卷535，第8頁。）。兩天后，又降旨西寧辦事大臣延祉，迎護達賴喇嘛，並帶去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賞賜的諸多禮品（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朱批：又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第80-81頁。）。
達賴到庫倫後，一直注意著西藏形勢的發展。雖然他曾幻想求助於俄國，以俄國的軍援和外交支持與英國抗衡，但是日俄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已無更多的實力顧及西藏，尤其在抗英戰爭中，俄國沒有給達賴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援助。權衡利害，達賴不敢也不能貿然去俄尋求保護，他仍依靠和求助於清朝政府解決西藏問題，並希望能直接而不是通過駐藏大臣向皇帝稟報西藏遭受的災難，取得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說：“前在藏時，遠隔君門萬里，偶欲有所陳奏，或為駐藏大臣阻遏，不得經達”（注：博迪蘇：《朔漠紀程》，轉引自吳豐培著《清季達賴喇嘛出亡事蹟考》一文（載《中德學志》第5卷第1期，1942年，第322頁）。）。所以到庫倫後，他很快通過延祉向皇帝呈遞奏摺，並派遣哲蚌寺巴登活佛和庫倫索本、庫倫洛桑旦增等人隨延祉赴京直接呈報西藏情況，反映出他急於想和清廷取得聯繫的心情（注：據《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年譜》載，12月24日，達賴在寫給拉薩的甘丹池巴活佛信中說：“我等一行於10月20日上午安抵大庫倫……我抵此地後，皇上和皇太后特派一位欽差大臣前來問候，同時還恩賜給滿族服裝一套和10匹綢緞及6000兩銀子，目前正請欽差大臣向皇上詳細稟奏西藏情況，並已派巴底（登）活佛和庫倫膳食官洛桑旦增去北京作詳細稟報，待接到聖旨後，準備速返拉薩，繼續從事我未竟事業。”見丹珠昂奔主編《曆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76頁；又見《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第69頁。）。
1905年一年間，達賴逗留在庫倫等待清廷的旨令。此時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僧人聯名呈遞公稟，請求恢復達賴名號，隨後一個以達賴之兄團桂多吉、紮薩羅桑頓珠為首的西藏代表團於年底到達庫倫，準備迎接達賴回藏。
達賴的去留，一直是清政府頗費思考的問題。達賴如久留庫倫，勢必給當地帶來重負。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底，清政府決定派科爾沁輔國公、御前大臣博迪蘇以宣慰為名，去庫倫與達賴妥商下一步棲止地方。四月下旬，博迪蘇往見達賴（注：《朔漠紀程》雲：“閏四月二十六日午後往見達賴。達賴遣徒眾持執幡幢、鳴鼓樂來迎，入該寺後，跪接聖旨，送黃哈達二分，恭請聖安。當即頒發皇太后、皇上所賞物件。達賴行三跪九叩禮恭謝天恩。入座，款以酪漿茶果。因詳述朝廷德意，並與妥商安禪處所，達賴意甚感激”。又“二十七日晴，午後複往見達賴，申明聖旨，並商令於西寧、五台二處擇地棲止。據達賴稱，世受國恩，眷懷西土，甚願歸藏……惟西藏徒眾，屢次來接，言藏中業已平靖，一切教務待理孔亟，仍願遵前旨速歸。業咨烏裏雅蘇台將軍、飭屬備齊駝馬，即前進矣。達賴遂呈進皇太后、皇上無量壽佛各一尊，並雲，屢蒙恩賚，感激無地，願遣徒進京入貢等語。”），最後商定先接達賴回青海塔爾寺暫住，然後再取道青海，護送達賴返藏。達賴服從了清政府的安排，五月下旬由庫倫起程途經甘州，以講經拜寺名義于當年秋天到達塔爾寺。達賴由庫倫起程後，清朝政府恢復了他的名號。
達賴準備返藏的消息傳出後，正值中英舉行修改《拉薩條約》的談判。英國政府不同意並阻止達賴回藏。時清廷派往印度參與談判的張蔭棠也認為此時達賴回藏于整頓藏務籌施新政不利，請求清政府設法將十三世達賴留滯西寧或京師。清政府也意識到，幾年來，英、俄、法、美等國覬覦西藏，邊疆矛盾紛繁，本應體恤和安撫達賴，化解矛盾，同時彰顯中央政府和皇帝對西藏宗教領袖的重視和關懷，故有召十三世達賴喇嘛入覲之議。而在這時，九世班禪卻吉尼瑪(1883-1937)也向張蔭棠提出了“赴京陛見”的請求。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僧眾聽到這一消息，集議數日，要達賴先於班禪進京陛見。張蔭棠在替西藏地方政府代奏此情況時說：“達賴瀕行曾言擬赴北京籲請陛見，面陳西藏情形，恭請聖訓，俾得所遵循等語。達賴現駐西寧，商上等眾議，令達賴就近籲懇陛見，乞據情代奏。如蒙俞允，即由西寧起程赴京”。接著，張蔭棠又向清政府建議：“臣查達賴、班禪乾隆後久未入覲，致啟強鄰覬覦，得所藉口。今天誘其衷，先後籲請陛見，則萬國觀瞻所系，主國名義愈見鞏固……現藏屬安謐，一切政治均由噶勒丹池巴商上等經理，所有達賴、班禪晉京，于地方情形尚無窒礙，可否准其陛見之處，伏候聖裁。”（注：吳豐培輯《清季籌藏奏牘》第1輯，“張蔭棠奏牘”卷2，第34-35頁。）清政府經過對各方情況詳細研究後，同意了張蔭棠的上奏，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冬降旨，先邀達賴赴山西五臺山朝佛，暫住休養，做入覲準備，第二步，再由五臺山經直隸入京覲見。至於對班禪的陛見請求，則另降旨：俟藏務大定後，再來陛見。
達賴入覲前的準備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三世達賴由青海塔爾寺出發前往五臺山，當天下午到達西寧，接受了西寧辦事大臣、鎮台、護持等奉獻的大量財物，沿途得到官兵悉心照護。達賴在西寧小住三日後，接著向蘭州進發，十二月九日抵達蘭州。陝甘總督升允兩次前往謁見，饋贈禮物，並派候補知府裕端等官員護送至目的地。翌年二月中旬，達賴一行到達五臺山，受到當地縣官、紮薩喇嘛等眾人的歡迎。達賴在五臺山暫住半年。其間由山西巡撫寶棻照料，並派員會同地方官員負責保護。
清朝政府對十三世達賴此次入覲活動，非常重視和謹慎。事前，有關入覲路線、接待計畫、儀式、賞項等都做了精心準備和安排（注：據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軍機大臣奉旨傳知度支部、內務府，理藩部三處備賞物件粘單上所載，清廷預備擬賞達賴喇嘛賞項是：“抵京日賞連鞍馬四匹、銀一萬兩、蟒緞八匹、妝緞八匹、字緞八匹、片金八匹、閃緞八匹、倭緞八匹。召見日賞朝珠二盤、珊瑚金珀各一、玉佩四件、帶鉤二件、煙壺四件、佛帽一頂、斗篷一件、棉夾單紗衣服四套、大哈達一個。筵宴日賞金器二件、銀器二件、玉器四件、瓷器八件、念珠一盤、蟒袍料四件、茶葉八瓶、鼻煙二瓶。出京日賞連鞍馬八匹、銀二萬兩、景泰藍器八件、玻璃器八件、皮衣四套、大卷江綢八匹、大卷八絲緞八匹、大小五色哈達一百個、餑餑二十匣、果品二十盒。”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第1511號。）。為了做好這次接待，有關部門還把從前接待五世達賴和六世班禪的有關禮儀例案彙集成文，作為依據和參考（注：《五世達賴六世班禪入京接待封賞情況》，《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第204-208頁。）。關於達賴的駐錫地點，最初定在東黃寺（普靜禪林），後來考慮到西黃寺曾是接待五世達賴和六世班禪的地方，又移至西黃寺，由內務府會同理藩部勘測房屋，兩次動工共修葺添蓋住房238間（注：“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內務府咨續修達賴房間工程原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理藩部檔第668號；又見丹迥·冉納班雜、李德成《名刹雙黃寺》（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95頁。）。對京城其他佛教寺院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繕。至於陪同達賴接待外國人的各種翻譯官員，也由外務部備派，分班隨侍。
待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便於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傳旨內閣，召達賴入京陛見。七月，又欽奉電旨：“達賴來京，准其由龍泉關抵定州，改乘火車北上。著該撫會商直隸總督妥為照料。”（注：《清德宗實錄》卷594，第16頁。）八月二十七日，十三世達賴從五臺山起程進京，山西巡撫寶棻派雁平道繆彝及太原營參將沈兆梁督率營縣沿途小心護送，所需駝馬、氈帳、食物、草料等項籌辦一應俱全。二十九日，達賴一行抵直隸所屬之阜平縣，將到保定時，清廷派御前大臣博迪蘇往保定迎迓勞問。達賴到達保定，又有駐紮保定的陸軍各營以及保定布政使以下地方官員到車站迎送。九月初四日，十三世達賴安抵北京。軍機大臣那桐率理藩部堂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青海東科爾呼圖克圖暨在京佛教寺廟的紮薩喇嘛等赴火車站迎接。民政部還派來了迎接的巡警隊和樂隊。達賴下車後，乘轎前往西黃寺敏珠勒呼圖克圖佛倉下榻。沿途由巡警隊護送保護。達賴到西黃寺以後，黃寺大門口集聚了近千僧人百姓列隊迎接，陸軍部指派營隊駐紮寺內守護。達賴在京城所受到的隆重歡迎和接待，表明了清政府對達賴入覲陛見的重視，也反映出各族僧俗百姓對其地位的尊崇。
達賴入京後的各種活動
達賴入京後的當天，即蒙受皇帝厚賞（注：據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理藩部尚書壽耆等代奏：“竊據達賴喇嘛聲稱，達賴喇嘛蒙恩飭令來京，不勝感激之至。今甫到京都，仰蒙天恩，頒賞馬四匹、銀一萬兩、綢緞四十八匹、暨紮薩克喇嘛等銀、綢各賞，跪領之下，感荷尤深。伏念卑達賴喇嘛來自遠方，尚未瞻覲天顏，乃蒙恩施之優渥，撫寸悃而增慚。所有感激下忱，謹率同紮薩克喇嘛等叩謝天恩，懇乞代奏。”（《壽耆等奏代達賴喇嘛受賞謝恩折》，《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4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483頁））。光緒帝還欽派理藩部侍郎達壽、外務部右丞張蔭棠負責料理達賴在京一切活動事宜（注：這期間，前往黃寺照料達賴的除達壽、張蔭棠外，還有甘肅候補知府裕端，理藩部掌印員外郎文哲琿、幫印員外郎吉章、紮拉芬、特蘇慎等人也常來寺照料或住班。）。根據《內廳偵察達賴報告》記載，這次達賴進京所帶隨員堪布、兵役共260人，其中近身紮薩克喇嘛、大小堪布16人（注：大堪布（含紮薩克喇嘛）4員，小堪布12員，他們的名字依次是：紮薩克喇嘛：羅桑謝珠。堪布：羅桑講臣、桑皆挪布、羅桑吾色、羅桑南珠、見贊錯臣、堆瓦羅丹、羅桑旦增、見巴該列、羅桑加措、貝巴圖旺、羅桑紮喜、旦增披皆、羅桑開交、羅桑烏珠、阿旺卻紮。）。有關達賴在京84天的主要活動，將分以下幾個方面分別記述。
（一）皇太后、皇上陛見、筵宴、受封領賞情況
1.仁壽殿陛見。這是達賴入京後，皇太后、皇上第一次接見。清政府對達賴覲見的禮節十分重視。為體現皇帝的至尊威嚴，對達賴入覲的日期和跪拜形式都有縝密考慮。覲見之先，張蔭棠建議：“此次達賴覲見禮節，聞各國使臣甚為注意。如皇上起迎，賜達賴坐，雖舊制有此，不妨稍為變通，參酌各國使臣及蒙古王公覲見儀注，皇上不必起迎，達賴跪拜後，起立奏對數語，即時宣退，以示嚴肅。俟陛見之後，或即恩賜宴享，再行賞坐，或派親貴及蒙古王公陪享，亦不失優待之典。達賴體制，舊甚尊崇，王公大臣均不請謁，現今時勢似不宜仍沿舊制，賞賚不妨優隆，體制亟應裁抑，當未陛見之先，應使人授意，令其拜謁邸樞，以盡屬藩之禮。”（注：吳豐培輯《清季籌藏奏牘》第1輯，“張蔭棠奏牘”卷5，第32-33頁。）清政府基本採納了張蔭棠的建議，未按五世達賴入覲舊制接見，在跪叩形式上稍有變通，經與達賴磋商，定在九月二十日在仁壽殿陛見（注：原定陛見日期為九月十二日，因陛見禮節問題意見不一而改期在九月二十日，並定於九月十四日在黃寺先期演禮。仁壽殿，在頤和園東宮門內，原名勤政殿，光緒時重建，改稱仁壽殿，是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坐朝聽政的大殿。每年正月至十月，慧禧移住頤和園，在此接見大臣，處理政務。），並於九月十四日在黃寺與隨行堪布喇嘛一起作先期演禮（注：《內廳偵察達賴報告》載，覲見皇太后、皇帝前之必要演禮共有兩次，第一次演禮是九月十四日，偕同達賴參加演禮者有“欽派王大臣、那王、棍貝子等，理藩部、內務府、外務部等衙門各堂官皆帶同司員，來黃寺照料”。第二次演禮是在十月初三日，那天由達賴“遣堪布等十四員帶兵役十二名，前往紫光閣恭代演習筵宴禮節”。）。
十三世達賴對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陛見也十分重視。陛見前一天，達賴即派堪布2人，攜同藏兵二十餘名，押送貢品三十抬、敞車八輛，由黃寺起行，前往頤和園呈進貢品。“九月二十日早四時，達賴由黃寺前往頤和園陛見。並有內城馬巡隊長兵四十四員、外城馬巡隊長兵十員，隨同進德勝門，出西直門。七時二刻達賴抵頤和園提督衙門公所休息少時，于八時一刻陛見，親呈皇太后黃色哈達一方，銀卓麻佛一尊；皇上黃色哈達一方，長壽佛一尊。當蒙欽賜朝珠、袍褂、煙壺、皮斗篷、白哈達、碧璽帶頭桃兒帽子、冊頁、摺扇、搬指等物。至八時三刻退出，仍由原路回寺駐錫。所有往來經過之處，內外城均派有隊長、隊兵、巡官、長警等排班護送，沿途照料，並無事故。”（注：《內廳偵察達賴報告》九月二十一日記錄。）
關於這天覲見的細節和禮儀，理藩部的奏摺中，有如下記載：“是日（九月二十日），皇太后升仁壽殿，召御前大臣並御前侍衛等至仁壽殿內侍立。理藩部堂官分引達賴喇嘛並通事喇嘛二名、堪布喇嘛四名進仁壽殿左門，由納陛左階引達賴喇嘛納陛上側跪，通事喇嘛二名跪于達賴喇嘛之次，堪布喇嘛四名于納陛下側跪。達賴喇嘛敬謹跪遞佛一尊，哈達一方，御前大臣接受；堪布喇嘛四名于原跪處敬謹跪遞哈達，御前侍衛接受。達賴喇嘛跪請皇太后聖安，叩謝恩賞，跪聽皇太后宣諭，御前大臣傳旨，通事喇嘛遞相轉傳。達賴喇嘛奏對，仍由通事喇嘛遞相轉答，御前大臣複奏，禮畢引出。”（注：“理藩部奏恭進達賴喇嘛陛見禮節折”，《政治官報》第356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館藏。）
覲見光緒皇帝的具體禮節程式與覲見慈禧太后基本相同，只是光緒接見時，起立立迎，在御座側設矮床，皇上陛坐，亦賜達賴坐，並在賞茶後行叩首禮。仁壽殿陛見，皇太后和皇上都詢問了達賴離藏多久？自五台至京一路可好？水土冷暖是否安適相宜？京中寺廟曾否前往瞻仰等一般禮節性問話（注：九月二十日，皇太后溫諭：問達賴喇嘛由五臺山至京一路均好，現時天氣漸涼藏中氣候亦如京中否，京中各廟宇曾否前往瞻仰。皇上溫諭：問達賴喇嘛由山西來京沿途均好；在五臺山住錫地方水土可均相宜，到京數日此處天時冷暖相宜否。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第387號。），達賴均一一作答。在暫短的陛見時間裏，達賴還簡單面奏了西藏情形。因為是首次陛見，達賴呈進的貢品相當豐厚，其數量品類竟達46種之多（注：據清政府《政治官報》第352號上（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刊登的《理藩部代奏達賴喇嘛呈進貢物折》所載：“達賴喇嘛恭請皇太后聖安，呈進白色大哈達一方，鍍金釋迦佛連衣一尊，金剛頂佛連衣一尊，大甘珠爾寶經全部計十三包，赤金船蓋重七兩三錢，帶黃花茶碗一副，雜木雜雅木碗一個，赤金茶壺帶蓋一把重十三兩三錢，黃金二百包，每包重一兩各帶哈達，珊瑚念珠一串，計一百零八粒重十五兩七錢，琥珀念珠一串，計一百粒重五兩，象牙一支帶哈達一條，藏金銀線緞十五匹每匹兩方，藏紅花一匣重七十五兩，紫色壯藏香十包，每包十二把，黃色壯藏香三包，每包十二把，紅色細藏香二包，每包四十把，黃色細藏香三包，每包四十把，紅色上藏香四包，每包五十把，紅色細藏香二包，每包六十把，上等紅色氆氌一包，計六匹，黃花氆氌四包，每包六疋，紅色氆氌八包，每包六匹，綠花氆氌兩包，每包六匹，白花氆氌兩包，每包六匹，紫花氆氌兩包，每包六匹，上等紅氆氌三包，每包十匹，井麻紅氆氌六包，每包十匹，五色花氆氌一包，計十匹，上等紅貼麻三包，每包三十六匹，紅藏綢一包計十匹，白芸香一箱，黑芸香一箱，藏棗二箱，藏杏二箱，藏杏脯二箱，藏葡萄二箱，猞猁皮一包計五張，沙狐皮一包計十二張，熊皮一包計一張，水獺皮一包計十八張，黃色□皮一包計二十張，狐狸皮一包計十二張，豹皮一包計四張，虎皮一包計四張，黃色馬一匹。”達賴喇嘛恭請皇上聖安，呈進的貢品與皇太后的貢品數量和品類相等，只有其中三件在重量上略有不同。這裏從略不錄。），充分表達了他對中央政府和皇太后、皇帝的誠心和敬意。
2.紫光閣賜宴。這是達賴第二次覲見，時間在十月初六日。光緒皇帝選在中南海紫光閣招待達賴喇嘛一行。應邀參加筵宴的人員有青海東科爾呼圖克圖、紮薩克喇嘛、堪布喇嘛、隨同達賴喇嘛的大小堪布16人，還有駐京的蒙古王公、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筵宴按茶、酒、膳順序進行，茶菜豐盛，氣氛歡快熱烈，席間還有雜技、民族歌舞表演助興。宴畢，全體行三跪九叩禮，謝恩，皇上頒賞，達賴及蒙古王公大臣等跪領謝恩（注：據《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月初七日載，光緒頒賜達賴賞品有珊瑚念珠、蟒袍料、金銀壺、金銀盒、玉器、鼻煙、茶葉等物及御賜給各堪布等16員尺頭、磁器、玻璃盤碗等物。初六日下午，由人夫送至達賴住錫處。）。這次覲見，達賴除談論佛教經典外，還向皇上面陳藏事。稟稱：現在有外道國家存心不良，妄想攫奪西藏土地，“為了西藏的政教和臣民，應幫助西藏進行抵抗外道國家的侵犯，保全西藏。顯密二宗教律，為漢、蒙、藏三族人民所信奉，保教即安民護國，此為歷代大皇帝所奉行不移之大政。請皇帝和皇太后仍舊貫徹前輩皇帝之仁政”（注：丹珠昂奔主編《曆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86頁。）。達賴又向光緒帝提出，西藏事務重大，事事通過駐藏大臣每多誤事，今後凡遇大事，可否達賴直接自行具奏，也可由駐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會銜具奏，如此對遵守原制，保護藏地國泰民安將有裨益。此項要求，光緒當面未予答復。
3.萬壽節受封。達賴在京期間，正逢慈禧太后生日。達賴要求親自呈進祝壽禮品，以表對皇太后的衷心祝福。九月三十日軍機大臣曾面奉諭旨：“達賴喇嘛著准于十月初九日在勤政殿呈進貢物。”（注：《清德宗實錄》卷596，第15頁。）據《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月初五日記錄，這次達賴呈進的祝嘏貢品計有：黃緞包淨水瓶、長壽瓶、長壽丹襯黃哈達、吉祥大哈達1方、壽佛連衣坐3尊、菩提鹿角1枚帶哈達、如意成副、黃金200封（每重1兩）、藏金緞5匹、各色氆氌15匹、紅黃特爾麻20匹、藏高香12把、藏頂香25把、上用藏香60把、藏細香200把、密桃脯1匣、藏甘杏1匣。清政府的《政治官報》對十月初九日呈遞萬壽貢物情況作了如下記錄：“是日，由理藩部堂官分引達賴喇嘛暨通事喇嘛在德昌門外東值房恭候，皇太后升勤政殿，召御前大臣並御前侍衛等至勤政殿內侍立。理藩部堂官分引達賴喇嘛等由德昌門右門入，進勤政殿右門，引達賴喇嘛至納陛上皇太后御座前跪，引通事喇嘛在達賴喇嘛之次側跪。達賴喇嘛恭捧瓷盤，內盛黃緞包淨水瓶、長壽瓶、長壽丹襯黃哈達。唪經，敬謹跪遞。御前大臣接受。皇太后面賞珍珠念珠一盤、哈達一方、御用黃傘一柄、御筆匾一面、御筆對聯一副、珊瑚如意一柄。達賴喇嘛跪領，行三跪九叩首禮，謝恩。總管內務府大臣進皇太后茶，賞達賴喇嘛茶，乾清門侍衛轉授，達賴喇嘛行一叩首禮。禮畢引出。”（注：《政治官報》第367號（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又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理藩部檔第665號。）
慈禧對十三世達賴這次親臨勤政殿呈進萬壽貢品，十分高興，頒諭雲：“達賴喇嘛呈進萬壽貢品，並頌吉祥祝詞，甚為嘉悅，特頒厚賞，以示優異。”（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第387號。）十月初十日，為慈禧萬壽正日，達賴親率徒眾為慈禧祝壽，在景福門外，另班行禮。對達賴的誠心行動，慈禧大為讚揚，當天，即諭內閣：“達賴喇嘛上月來京陛見，本日率徒祝嘏，備抒悃忱，殊堪嘉尚，允宜特加封號，以昭優異。達賴喇嘛業經循照從前舊制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茲特加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其敕封儀節著禮部、理藩部會同速議具奏。並按年賞給廩餼銀一萬兩，由四川藩庫分季支發。”至於對達賴屢次提到的直接上奏要求，懿旨重申，今後“所有事務，依例報明駐藏大臣，隨時轉奏，恭候定奪”，“並著理藩部傳知達賴喇嘛祗領”（注：《清德宗實錄》卷597，第7頁。）。此次祝壽，達賴雖然得到了封賞，但對清廷的最後決定感到灰心。就在祝壽活動不久，光緒和慈禧先後駕崩。十一月初九日，宣統皇帝即位，達賴抱著對清政府的最後期望，再次呈遞了“籲懇天恩，敕准奏事”的奏摺（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理蕃部檔第638號。），但同樣沒有結果，這更加深了達賴的失望情緒。
（二）達賴在京的外事活動
達賴在京84天中，除參加陛見活動外，還在黃寺接待各國使節和政要人物的造訪。
自達賴離開拉薩後，列強十分關注達賴的動向，有些國家不斷派人尾隨其後，與達賴秘密接觸，採取各種拉攏誘惑手段對其施加影響。他們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探察情況，伺機離間達賴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以達到控制和分裂西藏的目的。《內廳偵察達賴報告》，逐日記下了各國使節、政要頻繁造訪達賴的情況，為我們瞭解這一時期列強如何設法和達賴接觸，提供了一些線索，現將記錄排列於後：
九月初六日 “午前十時餘，有日本商人寺本婉雅（1872-1949，愛知縣人，真宗大穀派東本願寺僧人，熟通藏文，此前去過拉薩，多次見過達賴。著有《藏蒙旅日記》——引者注），來拜謝堪布，至十一時餘走去。”
九月初九日 “美國公使柔克義（通藏文——引者注）遣華人韓姓給謝堪布與羅桑旦增送來梨、棗、黃油、奶子等物。”
九月初十日 “四時余，法國欽差巴思德，帶翻譯穆文琦、端貴、範納隆來寺謁見達賴喇嘛，至五時餘辭出，並送法欽差藏棗、葡萄、梨、白綢子等物。”
九月十三日 “午正十二時，有美國欽差柔克義帶翻譯丁家立，參贊一員，武官四員，拜謁達賴，並送與達賴銀碗、酒等物，即時辭出。”
九月十八日 “十二時余，奧國護理欽差大臣斯馬加（奧斯馬加即奧匈，此處將“斯馬加”誤為人名——引者注）遣人送致達賴信一件。”
九月十九日 “十二時余，日本公使阿布守太郎（1872-1913，大分縣人，時以公使館一等書記官銜代理公使——引者注）、翻譯高尾亨（1876-1931，長崎縣人，時任公使館二等通譯官——引者注）來寺拜見達賴。”“午後二時余，奧國公使盧達偉及參贊譯員施特克、達尼布拉氏來寺拜謁，達賴蒙賜哈達二方，梨及藏棗一盤，至三時餘走。”
九月二十二日 “午前十時余，瑞典國公使遣人來送致達賴信一件。”“午時余，俄國公使廓索維慈、國羅百福、翻譯阿柯索福、學生、俄兵等十三員及丹國公使阿列裴均來寺謁見達賴，各遞哈達一方，至一時餘辭出。隨賞藏棗、果品等物。”“午後一時余，荷蘭國公使歐登克、翻譯哈福德、巴羅思（即貝拉斯）及武官三員，來寺拜見達賴，隨賞藏棗、果品等物，至二時餘辭出。”“查有日本人寺本婉雅，身著西服，曾在五臺山謁見謝堪布，近又著喇嘛服裝或西式服裝來寺謁見謝堪布。二次探聞，該日人原住（東四）六條胡同，現住雍和宮。”
九月二十三日 “午後二時，有德國公使雷克司、參贊穆修斯、耿尼慈等帶翻譯夏裏甫、牧師霍理及學生五名、兵三名，來寺謁見達賴，各遞哈達一方。隨賞藏棗、石榴等物，至三時辭出。”“午後二時三刻，有瑞典國公使克德倫帶翻譯陶伯來謁達賴，各遞哈達一方。隨賞哈達、石榴、藏棗等物，至三時辭出。”
九月二十四日 “午後三時，英國公使朱爾典遣人送致照料大臣信一件。”
九月二十五日 “十二時，有日本提督青木宣純、松井石根遣華人胡姓持該提督名片來寺商議該提督二十七日來寺拜見達賴事。”
九月二十六日 “午後一時余，葡萄牙國公使柏德羅同參贊左治謁見達賴，隨賜藏棗、石榴等物。”“午後五時，英國參贊梅爾思帶翻譯一員來寺，至外務部公所雲：次日該國公使來謁達賴。”“午後五時余，比國公使柯霓雅遣人來寺，送致外務部公所信一件。”
九月二十七日 “午後三時余，英國公使朱爾典帶同參贊等來寺謁見達賴，賞與藏棗一盤，至四時餘辭去。”
九月二十八日 “午後二時余，日本提督青木宣純、武官松井石根來寺拜見達賴。當送葡萄、藏棗二盤，至二時二刻出寺。”“午後二時餘，有比國公使柯霓雅帶武官郎班來謁達賴，至三時餘辭出。”
十月初八日 “三時，義國公使儒拉帶領隨員牟那格（即莫納格Attilio Monaco——引者注）來寺謁見達賴，隨贈該公使等蘋果、藏棗等物，至三時餘走。”
十月初九日 “午後二時余，美國公使柔克義來寺拜榮義堪布，未晤。”“午後二時余，葡國參贊左治，送與達賴銀花籃、茶杯、洋點心等物，由謝堪布收訖，未晤。至三時走。”
十月十八日 “午後二時餘，有日本川島浪速來謁達賴，見畢，隨贈該日本人藏棗、果品等物，至三時餘去。”
十月十九日 “二時餘，法國人柏良材來謁達賴，未見，僅遞哈達即去。”
十月二十日 “三時餘，有法國人蘇馨、何士昌、賈士藹等三人，來寺拜謁達賴，並各面遞哈達一方。達賴隨還哈達各一方，至四時餘散去。”
十月二十三日 “午後四時餘，有奧國公使館遣華人米瑞贈送達賴地球（儀）、花旗、千里鏡、奧皇像片等物，當由外務部公所轉呈達賴，隨還哈達一方。”
十月二十九日 “正午十二時餘，有印度西京（錫金）王（儲）帶同英國副將歐克納（即鄂康諾）來寺謁見達賴，並進送哈達一方，銀匣子一個。當收。隨還哈達一方，並贈藏棗、蘋果等物，一時餘去。”
十一月初一日 “十二時，有印度西京王（儲）遣華人林姓來寺送與達賴信一封，交楊堪布收，隨時走。”
十一月初二日 “午後一時餘，有印度西京王（儲）來寺謁見達賴，至五時走。”
十一月十一日 “十二時餘，有英國人毛立勳（即莫理循）來寺謁見達賴，遞哈達一方。隨贈還蘋果、藏棗等物，隨時走。”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午後二時余，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同武官隨員小田德五郎等六員來寺謁見達賴，各遞哈達一方。達賴隨贈藏棗、果品。至三時餘走。”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午後二時，瑞典國公使賀德倫（即前引之克德倫Folke Cronholm）帶翻譯一員來寺謁見達賴，遞哈達一方，並呈該國王像片一張。達賴已收，隨還哈達、藏棗等物，至三時餘走。”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時余，美國公使遣華人贈送達賴瓷瓶、氊子等物，隨時走去。”“二時余，美國公使柔克義、參贊丁家立來謁達賴，至三時餘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時餘， 日本翻譯官西田（即西田畊一，1884年生，時任外務通譯生——引者注）等來謁達賴，至五時餘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時餘、德國人羅弗（即勞費爾，1874年生於德國，美國東方學家，著有《漢藏語辭彙比較）——引者注）來謁達賴，並送藏經、哈達等物。隨還藏棗、蘋果等物。至五時餘去。”
以上記錄，雖然只提供了外國人員和使節造訪達賴的時間表和具體人名，未能提供出他們晤面談話的具體內容，但從中不難看出，各國使節對達賴來京抱有濃厚的興趣，都在處心積慮地向他表示親善友好，積極聯絡感情。當時，被達賴接見的外交官，按時間順序即有美國、法國、日本、奧國、俄國、丹麥、荷蘭、德國、瑞典、葡萄牙、英國、比利時、義大利等國的公使。此外，還有以各種名義和身份前來謁見的來訪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自1906年8月在彼得堡簽署關於中國西藏的協定後，俄英兩國便改變了侵藏策略。雙方共同宣佈維持西藏現狀，以所謂只“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妄圖否定中國在西藏的主權，露骨地干涉中國內政。同時又各懷鬼胎，在相互讓步的幌子下，都想搶在對方之前控制西藏，於是都在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身上下工夫。
俄國利用德爾智以宗教名義從內部活動，藉以影響達賴。借德爾智幾次去俄求助的機會，向達賴表示安撫慰問。達賴逗留庫倫時，俄國派新任駐華公使廓索維慈專程轉道庫倫看視，饋贈厚禮。達賴到五臺山，俄內務大臣黃斯攜沙皇贈禮和親筆信前往拜見。此次達賴入京，沙俄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隨同達賴入覲的德爾智經常出入俄國使館，與廓索維慈公使秘密商談，相互配合。在如何處理與清政府的關係上，廓索維慈主動為達賴出謀獻策，百般挑唆，勸說達賴同意與俄國保持更友好的關係，接受其軍援和英國抗衡。所有這些都證明，俄國一直沒有放鬆對達賴的籠絡誘惑，採取各種手段爭取達賴投靠沙俄。
英國對達賴上層集團的態度此時也發生了變化。英國利用達賴不在西藏的時機，以物質利益為誘餌，在少數握有實權的上層貴族中間，培植親英勢力，通過他們影響達賴；同時，放棄了原來阻止和反對達賴回藏的主張，轉而對達賴表示“理解”，並派人放風試探，願意修復印藏關係。此次達賴到京，英國抓住時機，先促達賴與熟悉中國的殖民司老手莊思敦(R.F.Johnston)會面，誘使達賴及其親隨改變對英態度。接著不久，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拜見達賴。關於這次拜見情況，英人查理斯·貝爾(Charles Bell)撰寫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傳》有這樣一段描述：“英國公使約翰·朱爾典爵士，在全館十二名職員的陪同下，前往黃寺拜訪達賴喇嘛。朱爾典一行在候見室等了相當長時間，才被召到另一庭院的接待廳。門口有兩名西藏士兵持槍警衛。他們一進接待廳，便發現一張約莫四英尺高的祭壇的臺子，上面鋪設了黃緞坐墊，達賴喇嘛盤腿坐在上面。臺子置於壁龕之內，並用黃色錦緞給裝飾起來。黃色對達賴喇嘛來講，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顏色，儘管他是全西藏的首領，可也是傑出的黃帽派。達賴未從座位上起身迎接英國公使。英國公使館職員中，五人（包括公使本人）被安排了座位。一進接待廳，公使及公使館全體職員，便向達賴鞠躬，並每人獻上一條哈達。達賴喇嘛雙手接過公使獻的哈達。公使館其他職員獻的哈達則由站在達賴右側的堪布代接。”“達賴喇嘛講藏語，由一僧侶侍從譯成漢語，再由公使館一名通曉漢語的秘書譯成英語。公使用英語答話，並通過同樣迂回曲折的途徑用藏話翻給達賴喇嘛聽。根據達賴喇嘛的觀點，接見中提及印、藏系鄰邦，目的是要通過公使向英皇轉達如下資訊：‘以往發生之事件，並非本人初意，而且已成過去，深望今後印、藏兩鄰邦國永保和平友好。’然而達賴喇嘛此意，最初翻譯得含混不清，達賴喇嘛只好重說一遍，使對方聽懂。公使說，對達賴的要求一定照辦，繼而沉默片刻，達賴向公使告退，贈以長壽棗果一二磅。接見僅費八分鐘。”（注：查理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62-63頁。又英人榮赫鵬著《英國侵略西藏史》一書中，對此次拜見情況亦有相同記載，惟會見地點書中記為雍和宮。本文仍以貝爾書為准。《內廳偵察達賴報告》亦記拜見地點為黃寺。時間為是年農曆九月二十七日。）
除了莊思敦、朱爾典的拜見，英國政府還指示英印總督特派西藏事務官鄂康諾大佐（應為少校，漢籍稱歐克納或鄂康納——著者）偕哲孟雄（錫金）王儲趕赴北京，做達賴的工作。他們帶著信函和禮品，從十月二十九日起，幾次前往黃寺和達賴秘密會談。據《內廳偵察達賴報告》載，十一月初二這一天，錫金王儲和達賴單獨密談近4個小時。
俄英兩國的拉攏利誘，果然使達賴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達賴不再反英，轉而向英國示好，說什麼“回藏以後，對於壤土密接之印度政府，誠意修好”，“深望今後藏印兩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注：轉引自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7頁。鄂康納爵士(Sir Frederick O''Connor)，1870年7月30日生，1908年升為少校，同年夏先後遊歷美國、加拿大、日本，年底經朝鮮來華，11月25日陪年輕的錫金王儲在北京黃寺見到了達賴喇嘛。達賴對剛從牛津留學回來的錫金王儲說，他聽說英國是所有民族中最好的，是否如此？錫金王儲做了肯定的回答，並補充他們也是最強大的。達賴又言，聽說英語是世界最通行的語言。錫金王儲又做了肯定的回答。達賴說他回拉薩後，想派西藏學生赴印度學醫學和其他科學，並請錫金王儲予以幫助。參見Frederick O''Conner,On the Frontier and Beyond;a Record of Thirty Years''Service.London,1931;Things Mortal.London,1940。）。為了尋求列強的支持，他還多次派遣堪布前往東交民巷，到美國、英國、日本、德國、俄國、法國、荷蘭、奧國、葡萄牙等國使館拜訪或謁辭，並各送去長壽佛、哈達、氆氌、藏香等禮品，甚至把20餘箱銅佛等物品秘密運往俄國使館儲存（注：《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月二十七日記錄。）。達賴的這些活動表明，為了確保其在西藏的統治地位，他正在設法對外尋找出路。西藏面臨的政治形勢，自此愈趨複雜。
（三）達賴在京的佛事活動
作為西藏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京期間的佛事活動不能不單獨記錄一筆。
清朝末年，京城擁有藏傳佛教寺廟20餘所（注：京中佛教寺院，大體分為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寺院兩類。自元代始，藏傳佛教在北京弘傳日盛，建廟數量日益增多。迄清朝末年，許多寺廟歷盡滄桑後，已毀圮不存。黃顥著《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一書，可資參閱。清末時，京城屬藏傳佛教寺院究竟有多少數目，各說不一。《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一月初一日載：“午後十二時余，達賴傳到二十八處喇嘛廟喇嘛僧眾來寺（黃寺）。諭令每日各廟差僧人輪流來達賴處值日。”《十三世達鞍喇嘛土登嘉措年譜》載：達賴喇嘛在京期間曾向雍和宮等二十三座寺院佈施僧餉基金，同時還向八座和尚廟捐獻僧餉基金。同書1908年10月5日又載：為皇帝和皇大後的駕崩，達賴在雍和宮供五種供品，並對北京28個寺院的僧眾進行佈施供養。見丹珠昂奔主編《曆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86-387頁。）。達賴駐錫的黃寺，是清順治九年(1652)為五世達賴進京朝覲而修建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來京朝覲時也居住於此。這次十三世達賴來京，不僅在此居住、靜休，還舉行各種佛事活動，接待了大批各族佛教信徒。《內廳偵察達賴報告》記錄，達賴從入居黃寺第二天開始，幾乎每天都有京師和地方上的各級官員、滿蒙王公貴族、高級喇嘛前來叩謁拜見，送致哈達和各類禮品。該報告還記錄，自九月初八日起，達賴在黃寺“放頭”，翌日“雍和宮護印紮薩喇嘛率嵩祝寺、五台下院、黑寺（慈充寺）等處喇嘛六百余名，來寺叩謁，隨賞白米糖飯、哈達二十餘分”。接著九月十二日，達賴又“放頭”，直到離京的前一天，一共在黃寺“放頭”26次。每次“放頭”，來自關東、察哈爾、熱河、伊犁、布裏亞特、蒙古等地的汗王、頭人攜同眷屬及蒙古男女眾人蜂擁而至，接受達賴摸頂賜福，少時三四百人，多則千人，80天累計人數逾萬，場面十分壯觀。
達賴除在黃寺“放頭”，進行各種結法緣活動外，還派堪布喇嘛到京城十幾所佛教寺廟放經、放佈施。據載，堪布喇癖曾去過的寺廟計有：護國寺、普勝寺、柏林寺、嵩祝寺、福佑寺、瑪哈嘎拉廟（普度寺）、慈都寺、黑寺、隆福寺、新寺、三佛寺等等。此外，還有賢良寺、龍泉寺、觀音院、慶華寺、法源寺、廣化寺、法華寺、拈花寺等寺廟廟僧，前來黃寺受領達賴佈施的銀兩和僧餉基金（注：《內廳偵察達贛報告》，十一月初二日記錄。）。
達賴在京期間，還曾前往雍和宮駐錫數日，時間在十月初三日至初五日，即在光緒皇帝于紫光閣筵宴之前。雍和宮是清代京師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初建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最早是雍正皇帝繼位前的府邸，1774年由乾隆皇帝將其改為藏傳佛教寺院。1780年六世班禪來京為乾隆祝壽時，乾隆皇帝特在雍和宮內建造了班禪樓和戒台樓兩座殿閣，供六世班禪駐錫和誦研佛經之用。此後，凡藏傳佛教中地位較高之高僧大德來京，都在雍和宮駐錫禮佛，成為京城最完備的佛寺聖跡中心。此次十三世達賴來京，數次在雍和宮作佛事，設壇講經，放佈施，引來宮內外喇嘛信徒，齊集殿內聆聽，盛況空前。達賴喇嘛還在十月初四這一天，“由雍和宮起行，前往白塔寺、嵩祝寺、福佑寺、瑪哈嘎拉廟等廟拈香”（注：白塔寺，位於京內阜成門內大街。元至元八年(1271)建塔，十六年(1279)塔前建寺，賜名大聖壽萬安寺。明天順元年(1457)改名妙應寺，因寺內有白塔一座，人稱白塔寺。嵩祝寺，位於京內沙灘北嵩祝寺街，建於清康熙，乾隆時最為興盛，章嘉呼圖克圖奉詔來京，居寺內更定大藏經。為進京藏贈駐錫梵修之所。福佑寺，位於京內西華門北、北長街路東。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1927年九世班禪來京，改此寺為班禪駐平（京）辦事處。20世紀60年代仍為班禪駐京辦事機構。瑪哈嘎拉廟，位於京內南河沿今普渡寺巷。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賜名普度寺。瑪哈嘎拉，梵文mahakala之音譯，意為“大黑天神”，即戰神摩訶迦羅。清初滿族供奉此神，入關前在瀋陽實勝寺鑄有神像。康熙年間在京建寺，將此像供于該寺黑護法佛殿。寺基極高，頗顯威勢。見黃顥《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後又於十一月初五、二十六日兩天帶同堪布喇嘛一起，前往雍和宮誦經（注：達賴在京期間，曾去雍和宮駐錫禮佛誦經，受到雍和宮喇嘛僧人的多次叩拜。為達賴在雍和官禮佛誦經，清廷共用銀3451兩，賞堪布徒眾庫平銀2 000兩。此外還有哈達、蟒緞、大小荷包等賞賜。雍和宮東廓爾呼圖克圖，幾乎每隔三四日即去黃寺謁見達賴，前後達20餘次。此外，還有鮑喇嘛、得木奇喇嘛等多人也前去黃寺拜謁。）。
達賴喇嘛在京的佛事活動中，還有兩件要提到的是，光緒、慈禧相繼駕崩後，於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時，帶領堪布喇嘛等，入安定門、至東華門，進內廷叩謁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梓宮唪經超度亡靈（注：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第387號。）。十一月初九日，宣統皇帝登極，達賴又呈請朝賀，率徒眾舉行祈禱、讚頌之禮，並呈進貢品多種（注：《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一月初九日載：呈獻貢品有“黃色大哈達一方，又哈達一方，長壽佛連衣一尊，又佛一尊，藏經一部，每重一兩黃金百封，藏紅花三十兩，藏金緞五匹，黃貢香十把，紅貢香十把，紅黃高細香三十把，藏細香三十把，上等紅色氆氌五匹，各色花氆氌二十匹，紅色特爾麻五十匹。”此後，在達賴離京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又向宣統皇帝呈進貢物24種。）。兩項佛事活動均得到清廷的厚賞。
結語
十三世達賴喇嘛于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離開北京。離京前，向皇上呈請陛辭。清廷頒諭雲：現在正是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未滿百日的喪期，達賴毋庸陛辭，照例頒賞。並指示各部，出京之日如來時禮節一樣，由理藩部派人送至火車站，由御前大臣博迪蘇送至保定，沿途各督、撫、將軍等酌派文武官員護送，妥為照料，以示優容（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上諭檔第387號；又見《宣統政紀》卷2，第23頁。）。達賴遵從清政府的安排，離京前幾天，先後派人向攝政王載灃和軍機大臣奕劻、張之洞、袁世凱、鹿傳霖、那桐、世續等京內高官一一獻禮謁辭，並接受了黃寺喇嘛的祝福。二十八日午前五時三刻，達賴由黃寺起行，前往車站，在眾多文武官員、高級喇嘛以及警兵、樂隊組成的儀仗歡送下，離京向大行轅進發。第二天，又接受了清政府送來的慰問品，並接見了從拉薩專程趕來迎接的倫欽強巴·阿旺白桑一行（注：《內廳偵察達賴報告》十二月初一日，記錄者最後結語載：“職等同巡官廣印，於二十八日午前五時三刻，跟隨達賴由黃寺起程。七時至車站，七時三刻乘專車前往。所過沿途均無事故，十二時至保定府下車。有京旗陸軍並直督巡警等在車站迎接。該車站旁支搭黃蒙古包，達賴即在彼住錫。隨有直督藩、臬司進送達賴活計、緞疋、銀兩等物。井派有工巡消防隊及巡警等，晝夜守護。至二十九日早五時，達賴赴香案前叩恩謝辭；五時十分直隸藩司率同翼長等往香案前跪請聖安。于五時二刻十分，達賴由保定府乘專車起行，已達前途。職等於六時三刻保護博（迪蘇）貝子乘專車回京，途中賞給警官、巡官點心食品等物。”）。
達賴在京共逗留84天，清政府為接待他花費白銀近18萬兩（注：“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內務府咨達賴來京用過銀數奏銷會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理藩部檔第668號；又見陳鏘儀《簡述十三世達賴入覲》（《中國藏學》1988年第1期）。該文對接待達賴來京開支項目和數量有詳細表述，因文字過長，這裏從略。查理斯·貝爾著《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說：“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使清政府破費三四萬磅，代價雖高，但對政府有利。”），包括賞賜、鋪陳器具、供給、筵宴、飯食、雜項等開支。清政府想通過對達賴的封賞和優隆周到的接待，體現中央對西藏政教領袖的一貫重視和關懷，這給達賴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事過20多年後，當十三世達賴回憶起這段往事，仍恭謙地說：“皇上母子（太后及皇帝）待我極厚”（注：見“十三世達賴喇嘛政治遺囑”，轉引自查理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第378頁。）。在北京期間，他曾多次向皇太后、皇上呈獻貢品，上表謝恩，這是曆世達賴喇嘛所一貫遵循的歷史傳統。儘管入覲過程中，在覲見禮節和上奏權利上未能滿足其要求，但他最後還是顧全大局，遵守定制，維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表現了他當時具有的愛國護教的內向力。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