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年前，康熙統一臺灣，完成了清初的統一大業。這是清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康熙是這一壯舉的最高決策者和總指揮，施琅是奉命出征的主帥。清代檔案記載：“施琅克副皇上委任，深入海島，剿撫多年賊寇，其功實大。”[1] 康熙也多次指出：“施琅之功甚大。”[2]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豐功偉績。在此僅就施琅對清朝統一臺灣的重要貢獻略作論述。 

一、力主平臺，四海歸一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順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以此作為抗清的基地。翌年，鄭成功病逝，鄭經繼位。臺灣鄭氏政權逐漸發生了變化。 

鄭成功曾多次聲明，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鄭經卻背叛其父，提出所謂“臺灣非中國版圖”的謬論，意在分裂割據。他宣稱自己已“橫絕大海，啟國東甯”，自成“一國”，要求清廷待以外國之禮，“比同朝鮮”。遭到康熙帝的斷然拒絕。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諭道：“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至於比朝鮮，不剃發，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3] 清政府與臺灣鄭氏的矛盾，由抗清轉變成了統一與分裂的鬥爭。 

施琅（1621—1696），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原為鄭成功的部下，後投降清朝，被任命為同安副將，升至福建水師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就提出：“鄭經遁臺灣，若不早為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複為竊據。當乘其民心未固、軍情尚虛，進攻澎湖、直搗臺灣。庶四海歸一，邊民無患。”[4] 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就此與施琅商議，合疏提請進剿。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施琅奉命率兵進發臺灣，“舟師行至洋面，驟起颶風，難於逆進而還。”[5] 清廷命有關將弁酌情妥為商議，伺機進取，再攻臺灣。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第二次率軍進征臺灣。二十九日，舟師已駛入外洋，又遇颶風，不得不返回蓼羅。隨後，連日狂風大作，施琅等只得駛回金門。 

四月十六日，施琅又一次率軍進發臺灣。十七日，軍至澎湖口，“驟遇狂風大作，暴雨傾注，波濤洶湧，白霧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師不及撤回，皆被巨浪淩空拍擊，人仰船傾，悲號之聲，猶如水中發出，情勢十分危急。”[6] 施琅所乘戰船也飄流至南方，十八日方駛至潮州府屬表衛。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廈門。 

施琅在兩年之內三次率軍進發臺灣，均因颶風所阻，勞師而返。但他仍然表示：“竭誠效命，矢志滅賊”，“挑選精兵，約期複征。”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施琅上了《邊患宜靖疏》，明確提出：鄭氏在臺灣“恃險負固，雖戢翼斂跡，未敢突犯，而蜂蠆有毒，沿邊將為不寧。”“為今之計，順則撫之，逆則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訓，恐養癰為患。”“以臣愚見，不如乘便進取，以杜後患。”“且數年以來，沿邊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佈置錢糧，動費倍增，皆為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兵亦可裁減，地方益廣，歲賦可增，民生得寧，邊疆永安，誠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7] 

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提督施琅作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8]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盡陳所見疏》，明確指出：“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拆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複割棄？”倘若不平定臺灣，而嚴遷海之令，不僅“賦稅缺減，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錢糧浩繁，“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鄭氏在台，“懼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窮民以為逋逃之窟，遺害叵測。”更有甚者，倘若鄭氏“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土番耕民”[9]，窺伺邊場，則更將後患無窮。 

因此，他力主平定臺灣，提出：“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並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應圖賊，以盡厥職。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密陳。蒙旨宣召微臣進京面奏，謹將臺灣剿撫可平機宜，為我皇上陳之。”[10] 

這篇奏疏既分析了必須平臺的理由，又提出了如何平臺的方略，言之有據，籌畫周密。然而，由於施琅前幾次出兵征台都無功而返，八旗勁旅雖長於騎射，卻不習海戰，清軍將領亦然，因此人多畏難。“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寢其奏。”[11] 加之施琅本系叛鄭投清，其子侄尚在臺灣，清廷對施琅心存疑忌。因此，清廷沒有採納施琅的平臺之議，而是實行招撫之策。 

清廷撤福建水師提督，授施琅為內大臣，晉伯爵。從此，施琅留任京師，長達13年。在這期間，他始終不忘規取臺灣，密切關注東南沿海的局勢。深知“鯨穴未搗”，必為邊患，“慨然有澄清之志”。為此，他於“朝退休閒，翻閱二十一史，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12] 三藩之亂爆發後，鄭經捲入叛亂，一度佔領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時艱，歔欷扼腕，聲淚俱下”。他加緊研究“風潮信候，生崖斷港”等海戰諸技，力求“審進退，料彼己”，以備朝廷之用。他還常與福建籍在京官員李光地等人談論平海方略，“指畫明悉，凡征戰機宜，以及絕島巨浸、險阻阨塞之處，如列諸掌”，[13] 使李光地瞭解了他的能力，認定他是將帥之才。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臺灣的子侄施齊、施亥欲為清軍內應事泄，全家70餘人都被鄭經殺害。施琅得知，發誓報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對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八月，三藩之亂即將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轉向臺灣，開始與大臣商議“進剿海賊事”。[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總督姚啟聖的密報，獲悉鄭經病死，臺灣內亂，認定時機成熟，下令進剿。他諭道：“進取臺灣事情，關係重大，著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等同心速乘機會，滅此海寇。”[15] “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16] 

進軍臺灣，全靠水師。姚啟聖疏薦施琅，並願以其家百口擔保。內閣學士李光地也力薦施琅，說施琅“全家被海上殺，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無有過之者。又其人還有些謀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則其氣先奪矣”。[17] 

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八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瀛台召見施琅，諭道：“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18] 施琅得到了大展鴻圖的機會，以實現他多年的心願。 

二、              智勇兼備，出奇制勝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抵廈門任職，立即著手備戰。 

當時，福建督撫都決意進兵，平臺建功。康熙也明確旨令督撫提同征，命施琅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姚啟聖是施琅的舉薦人，但在進軍路線和風向問題上與施琅多有分歧。為免遇事掣肘，施琅斷然上疏，請求朝廷給以專征之權。 

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奏言：“臣職領水師，征剿事宜，理當獨任。”[19] 沒有得到批准。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他上《密陳專征疏》，明確提出：“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20] 仍然沒有得到批准。旨令：“協謀合慮，酌行剿撫。”[21] 九月，施琅再上《決計進剿疏》，重申獨任之請，懇求“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趲糧餉接應，俾臣整搠官兵，時常在海操練，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即督發進取。”[22] 他終於得到議政王大臣會議、明珠、李光地的有力支持。明珠奏言：“若以一人領兵進剿，可得行其志。兩人同往，則未免彼此掣肘，不便於行事。”“著施琅一人進兵，似乎可行。”[23] 康熙看出問題癥結，同意由施琅專征，並諭道：“進剿海寇，關係緊要，著該督、撫同心協力，趲運糧餉，勿致有誤。”[24] 這就為施琅的順利進征創造了條件。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施琅就提出先攻取澎湖，大兵壓台，迫鄭歸附的作戰方案。在《邊患宜靖疏》中，他明確指出：“蓋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外衛之藩屏，先取澎湖，勝勢已居其半。是役也，當剿撫並用。舟師進發，若據澎島以扼其吭，大兵壓近，賊膽必寒。遣員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憝勢窮，革心歸命，抑黨羽離叛，望風趨附，則善為渡過安插，可不勞而定；倘執迷不悔，甘自殄絕，乃提師進發，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25] 

康熙七年（1668年），在《盡陳所見疏》中，他再次提出：“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往宣朝廷德意，若鄭經迫之勢窮向化，便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即率舟師聯綜直抵臺灣。”[26]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仍然堅持十多年前的方案，決定先攻澎湖，再取臺灣。他在《密陳專征疏》提出：“澎湖一得，更知賊勢虛實，直取臺灣，便可克奏膚功。倘逆孽退守臺灣，死據要口，我師暫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戰自潰，內謀自應。”[27] 

作戰方案確定之後，何時出兵？施琅經過“日夜磨心熟籌”，大膽地選擇了六月。一些清軍將領對此心懷疑慮，認為六月多颱風，渡海困難，且天氣炎熱，士兵疲勞，不宜進攻。應該乘九、十月北風起時出兵。施琅卻認為冬季北風強勁，不利於船隊的航行和停泊，在澎湖海上作戰，很難一戰即勝，如果船隊被海風吹散，就不易集結。夏季的西南風比較柔和，尤其在夏至前後，有幾日風平浪輕。利用這個時機，“從銅山開駕，順風坐浪，船得聯綜齊行，兵無暈眩之患，深有得于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28] 而且夏季多颱風，一般不宜渡海作戰，鄭軍必定防備鬆弛。因此，施琅堅定地表示：“勿憚暑！兵法不曰，出不意，攻無備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親統大軍，由銅山啟航出征，進軍澎湖。鄭軍守將劉國軒認為，“六月風波不測，施琅是慣熟海務者，豈敢故犯突然興師乎？不過虛張聲勢。”[29] 十五日，清軍抵達澎湖，鄭軍大驚。十六日，施琅發起進攻，鄭軍迎戰，雙方各有傷亡。 

十七日，施琅將船隊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嶼，選擇時日，準備再攻。劉國軒期待颱風驟起，以逸待勞，不戰而勝。可是，他的期望落空。“稽古以來，六月時序，澎湖無五日和風，即驟起颶風，怒濤山高，變幻莫測，三軍命懸，悉聽之天。”而施琅抵澎旬餘日，竟天公作美，“海不揚波”。[30] 

二十二日，施琅指揮全軍與鄭軍決戰。清軍“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流上風之勢壓攻擠擊，無不一當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風縱發，煙焰彌天”。[31] 鏖戰終日，大獲全勝。以楊德為首的5千余名鄭軍官兵倒戈歸清，餘者全部被殲，劉國軒和少數將領乘船逃回臺灣。 

澎湖海戰，鄭軍主力喪失殆盡。康熙高興地說道：“施琅大敗海賊，克取澎湖，此乃捷音。”[32] “澎湖乃臺灣咽喉之地，克取臺灣即在旦夕。”[33] 

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施琅智勇兼備，出奇制勝，功勞卓著。李光地稱讚道：“時異勢殊，而公前二疏所陳者，無一不酬於後。自奉命專征，……籌畫措置，又無一不符於前。吾以是知公計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後戰，故能役不逾時而成不世之功。”[34] 曾與施琅意見相左的姚啟聖也欽佩地說道：“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實為人之所不敢為；而身親行陣督戰帶傷，提臣施實又為人之所不肯為。”“提臣之勳，真莫大焉。”[35] 

三、              國事為重，不計私仇 

施琅與鄭氏集團有三世仇。無庸諱言，施琅力主平臺包含有強烈的復仇心理。對此，他本人說得十分明白。康熙六年（1667年），在《邊患宜靖疏》中，他明確表示：“與賊仇不共戴。”“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安。”[36] 康熙七年（1668年），在《盡陳所見疏》中，他再次重申：“心切父弟之仇，故靡刻不以滅賊為念。”[37] 

康熙二十年（1681年），施琅受命複任福建水師提督，率師東征，仍念念不忘報仇雪恨。他坦言：“臣蒙特簡，征剿海賊。受命之初，竊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38] 但是，他“審量賊中情形”，清醒地認識到能否圓滿完成皇帝旨命，順利解決臺灣問題，關鍵是“要當服其心”。如果為報私仇而肆行剿殺，必將激起鄭氏軍民的強烈反抗，帶來嚴重後果。因此，他決心以戰逼和，在平定臺灣的過程中，“不敢因私仇而致多傷生命”。[39] 

清軍攻佔澎湖後，有人向施琅進言：“公與鄭氏三世仇，今鄭氏釜中魚、籠中鳥也，何不急撲滅之以雪前冤？”他慨然答道：“吾此行上為國，下為民耳。若其銜璧來歸，當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與有？！”[40] 因此，他沒有立即向臺灣進兵，而是穩定人心，嚴令全軍秋毫勿犯，曉諭澎湖居民“各宜安意生業，耕漁是事”，免除三年賦稅差役。與此同時，他一面派人為投降的鄭氏官兵治傷，一面向鄭氏的親信人員鄭重宣佈：“斷不報仇！當日殺吾父者已死，與他人不相干。不特臺灣人不殺，即鄭家肯降，吾亦不殺。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報私怨乎？”[41] 並折箭為誓，厚賞其人。對劉國軒的親信，施琅也予以優待，並表示只要劉國軒肯降，“吾必保奏而封之公侯。前此，各為其主，忠臣也，彼固無罪。”[42] 他還對被俘官兵予以口糧，放其歸台。這些官兵到台後，輾轉相告。聞者 “莫不解體歸心，唯恐王師不早來也。” 

劉國軒自澎湖敗後，自知無力回天，見人心已散，首倡投降。閏六月八日，鄭克（土+爽）、劉國軒遣人至澎湖施琅軍前，表示願意納款投降。施琅提出，必須劉國軒、馮錫範前來面降，“將土地人民悉入版圖”，遵制遞發，移入內地安插。 

施琅將鄭氏求撫之事上報朝廷。兵部未允，票擬“知道”。[43] 康熙明確指示：“若不許其投誠，則彼或竄處外國，又生事端，不若撫之為善。”[44] 他頒赦招撫，敕曰：“朕體上天好生之心，薄海內外，率俾安全，特頒敕旨，前往開諭。爾等果能悔過投誠，傾心向化，率所屬偽官軍民人等，悉行登岸，將爾等從前抗違之罪，盡行赦免，仍從優敘錄，加恩安插，務令得所。”[45] 

七月二十七日，鄭克（土+爽）、劉國軒、馮錫范各將印冊上繳施琅，向清軍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師抵達臺灣。“百姓壺漿，相繼于路”，“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宣佈皇仁”，賞賜投誠人員，禮待鄭氏家族和劉國軒等人，並親至鄭成功廟致祭。他在祭文中說：“逮賜姓啟土，世為岩疆，莫可誰何。”“琅與賜姓，前為仇敵，情猶臣主”，如今之勢，“公義私恩，如是而已”。[46]  

施琅以國事為重，不計私仇，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寬闊胸懷，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廣泛的讚譽。康熙稱讚他“戢兵而惟宣德意，受降而不復私仇”。[47] 捷書到闕，時值中秋，康熙愉快地揮毫寫道：“島嶼全軍入，滄溟一戰收。降帆來蜃市，露布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盡安流。”[48] 充分肯定了施琅的豐功偉績。 

四、              善後之計，遠見卓識 

鄭氏歸清之後，清廷對臺灣的棄留議論不一。有人主張“棄其地，遷其人”。康熙也對臺灣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49] 

姚啟聖主張留守臺灣。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他上疏建言：“臺灣若棄而不守，勢必仍作賊窠，曠日遲久之後，萬一蔓延再如鄭賊者，不又大費天心乎？”“況臺灣廣土眾民，戶口十數萬，歲出錢糧似乎足資一鎮一縣之用，亦不必多費國帑，”“似未敢輕言棄置也。”[50] 

施琅堅決反對棄台。“會議之際”他“諄諄極道”，言猶未盡。會議之後，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陳”，於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寫下了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 

在疏中，首先，他明確指出臺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 

其次，他陳述了臺灣的富庶之況。指出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茂樹，遍地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木棉盛出，經織不乏；舟帆四達，貿易興盛。“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 

接著，他反駁了“棄地遷人”的主張。認為臺灣人口眾多，農工商賈，各遂其生。若一行徙棄，安土重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實非良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倘若渡載不盡，不法之徒竄伏潛匿。內地歹徒鋌而走險，糾黨為崇，將對清朝統治極為不利。 

隨後，他回顧歷史，總結教訓。指出荷蘭人佔領臺灣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以後鄭成功收復臺灣，以此作為抗清基地，“窺伺南北，侵犯江浙”，朝廷震撼。因此，守臺灣便是“東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 

與此同時，他提出了守台的具體建議，分析了軍費問題，認為不會增加清廷的財政負擔。因為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足以固守，無添兵增餉之費。或者寓兵於民，亦能濟用，可以減省，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 

最後，他強調指出：若臺灣棄而不守，曾經侵佔過臺灣的荷蘭人必將捲土重來。他們“無時不在涎貪，必將乘隙以圖”。一旦得逞，“必合黨夥竊窺邊場，迫近門庭。此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宴然無虞”。 

因此，他大聲疾呼：“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即為不毛之地，必藉內地挽遠，亦斷斷乎其不可棄。” 

這篇奏疏言辭懇切，入情入理，振聾發聵，受到了康熙的重視。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康熙明確宣佈：“臺灣棄取所關甚大。”“棄而不守，尤為不可。”[51]  

根據康熙的命令，清政府在臺灣設一府三縣，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駐防臺灣；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駐守，隸屬於福建省。臺灣的行政建制從此與內地劃一。臺灣的歷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施琅力主留台守台，鞏固邊防，維護統一，防止外來侵略，對國家民族作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他的遠見卓識造福後人，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