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開始清史編纂的時候,我不禁想起柯文(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教授,他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學家,實際上也是著名的清史專家。他的最有影響的代表作,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Ｐａｓｔ)。我是通過忻平教授認識他的。忻平教授是國內第一部王韜專著的撰寫者①,他在1996年去美國訪問時結識了柯文。是時,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剛好成立,忻平擔任中心副主任。我們即邀請柯文教授訪問華東師大。這樣,我們有了第一次交流和接觸。此後,2000年,我有幸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和燕京學社訪問,和柯文教授有了第二次比較多的接觸。2004年初,柯文教授再次訪問我校,我得以再次和他相聚,聽了他關於中國學研究的學術演講。通過這三次比較緊密的交往,我們之間可以說是相當地熟悉了。回顧這三次交往,正好可以看出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也即其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認識的發展歷程。對他的這些研究進程的瞭解,也有助於我們對海外清史研究一般方法和情況的認識。 

王韜研究和中國中心觀的創建

    1996年,柯文教授應邀到我們學校訪問。這正是他的學術聲望如日中天之時。他對忻平教授說,我們是世界上很少的兩位王韜研究者。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邀請他到王韜的家鄉———一個江南小鎮參觀訪問。我和忻平教授在陪伴他的過程中,談笑一路,對於他為什麼走上中國學研究和清史研究的道路也有了新的瞭解。 

1934年6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國紐約。1953年入芝加哥大學接受本科教育,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教授和史華茲(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教授,開始致力於中國思想史和中西關係史研究,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62年至1965年,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安默斯特學院任教。1965年到麻州威爾斯利學院任亞洲研究和歷史學教授,兼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這年2月2日,史華茲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讚了這位年輕博士。他說:“柯文確切地掌握了歷史學和一些很困難領域的學術研究手段。他也始終注意關心一些總的問題,並很注意在必要的時候運用比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觀察問題立意很高。他的所有這些素質可以見諸於其著作,並且也將繼續見諸于其未來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個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師。”②史華茲在這裏給了柯文很高評價。他所提到的柯文的這些學術品質,確實為日後的事實所充分證實。 

在撰寫王韜傳之前,柯文教授有過一本專著《中國與基督教:傳教運動與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ｓｍ,1860-1870),這實際上是他1963年出版的博士論文。關於這本著作的撰寫原因,柯文說,首先是便於利用資料來研究中國。因為傳教士的資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國,利用這樣的研究機會可以比較快地進入對中國問題的探討。這是柯文自己對早年研究經歷的解說。當然,最主要的,他還是希望通過對傳教士的研究認識近代中國,瞭解西方傳教士究竟在中國起什麼樣的作用,有什麼樣的影響。柯文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正是從探討傳教士對中國的影響開始的。《中國與基督教》闡述了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傳教運動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正如史華茲所評價的,柯文教授觀察問題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就提出尖銳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研究中國的學者,往往過於重視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的過程,而忽略其他。包括從另一方面,審視中國衝擊———西方回應的過程。他說,傳教士到達中國時,碰到不少沮喪的遭遇與仇恨的眼光,“這是他們來中國之前難以想像的”,“他們警覺到這種蛻變,加上他們對中國的情況本來就不滿意……都深刻地影響著他們在中國的情景中怎樣作出回應”。[1](Ｐ264-265)這是柯文在他這本著作的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問題和想法。這一想法實際上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治學道路。柯文說,正是從這樣的思想出發,他醞釀研究西方衝擊———東方回應問題。王韜研究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開始的。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Ｂｅｔｔｗ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ＷａｎｇＴａｏ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ＬａｔｅＣｈ’ｉｎｇＣｈｉ ｎａ)是一部關於王韜與晚清社會改革的評傳,197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中,柯文主要討論與王韜有關的幾個變革問題,諸如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時代變遷與歷史變遷的區別、以內部的變遷為基準量度社會變遷、“傳統”與“現代”的複雜關係、器物之變與價值觀念之變的對立、19世紀與20世紀中國的變遷的地域文化源流等。但根據後來柯文自己的反思,當時的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衝擊和中國回應問題上,還是比較多地重視西方影響的因素。他在1992年元旦為這本書的中文本撰寫的序中就這樣寫道:“此書的最大闕失在於它有這麼一種傾向———把西方影響中國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度作為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度,而且這種傾向貫穿了全書,並非僅見于最後一章。”[2](Ｐ2)他說,如果現在重新構思,他一定會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中國19世紀後半葉出現的內傾性變革,如商業發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等。柯文說,他還會花筆墨來說明,這種變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跟在合法化外來變革時所產生的問題有什麼不同。他說,就王韜的情況言,他的改革方案很多是反映了西方的影響,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礙本質上更多是文化和社會的。柯文在這篇中文版的序言中強調:更多地認識晚清的內在變化進程,“自然會修正對西方作用的過分渲染”。[2](Ｐ3) 

從1964年到1974年,柯文此書的撰寫歷時10年。10年間,世事滄桑,發生過無數震撼人心的事件,越南戰爭、柬埔寨問題、水門事件等,強烈衝擊了柯文的歷史觀。他醞釀改變過去以西方為標準的歷史觀念。不過他也認為自己這方面的改變不足,有“闕失”。儘管如此,柯文自己沒有忽略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說,70年代初期以王韜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鋒報人為主題的研究,已經“標誌我漸漸向尋找中國內部的變革的動力的方向發展”。 

    柯文是1996年6月12日來華東師大訪問的。這正好是他《在中國發現歷史》中文版發行不久並為學者關注的時候。③中國學術界對他的這本著作很感興趣,所以他的訪問備受關注。柯文教授應邀給學者和研究生開了講座,介紹他1984年出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他把他的“中國中心觀”歸納為四個方面:(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的歷史;(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縣、城市,開展區域與地方史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縱向”分為不同階層,推動下層社會歷史的研究;(4)運用歷史學以外的諸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技巧,並與傳統的歷史分析方法相結合。 

    他向學生具體解釋了如何從這四方面看問題的方法。他說,首先,史學家要將考察近代中國歷史的出發點,由“西方”轉到“中國”。史學家必須設身處地置身於中國歷史環境,“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於中國歷史,進入中國社會歷史的內部,徹底超越來自西方學術規範的束縛。就是說,應該從中國自身的情況出發認識中國歷史,而不是把中國歷史看成是西方歷史之實際或理論上的延續。其次,將中國歷史按“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加以分解,並開展區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把研究重心轉到對基層民眾的關注,使歷史研究精細化,以深入發掘中國歷史本身。柯文認為,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分解”,可以發現歷史的多樣性和社會內部的差異性。他還十分讚賞地提到布洛赫關於對歷史進行多科性綜合研究的倡議,強調多科性綜合研究是歷史研究的發展方向。他說,由於人類學家習慣於考察非西方社會,所以和大部分社會科學相比,人類學家對種族中心主義偏見或流弊更敏感。柯文教授在講座中提到很多美國中國學家和他們的著作,諸如張仲禮、何炳棣、魏菲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ＥｖａｎｓＪＲ.Ｗａｋｅ ｍａｎ)、施堅雅(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Ｓｋｉｎｎｅ)、史景遷(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Ｓｐｅｎ ｃｅ)、孔飛力(ＰｈｉｌｉｐＡ.Ｋｕｈｎ)、羅斯基(ＥｖｅｌｙｎＲａｗｓｋｉ)、韓書瑞(ＳｕｓａｎＮａｑｕｎ)、裴宜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Ｐｅｒｒｙ)等。在他看來,這些學者及其著作,是美國中國中心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是這一歷史觀念發展總鏈中不可或缺的。筆者當時就有這樣的想法,瞭解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形成過程,實際也是對美國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清史研究歷史的清理和回顧。細細品味他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可以發現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論問題和沿革線索。 

     柯文教授對中國學者如何看待他的研究很重視。他很認真地詢問了大陸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情況。他認為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後來我知道,他在1997年4月8日的英國亞伯丁大學召開的紀念理雅閣逝世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談到中國學者對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反研究問題。他在題為《20世紀晚期中西之間的知識交流》的演講中,認為中國學者著眼于學習西方而研究西方,希望通過西方人的研究拓寬和深化關於中國自身的認識。他說20世紀晚期,中國大陸出現了研究海外中國學的熱情和興趣。而在“文革”之前,中國大陸能見到的非中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大部分限於蘇聯和東歐的著作。柯文介紹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必須熟悉數量巨大的外國研究中國的著作,但與海外中國研究隊伍的規模相比,中國學者的反研究又顯得不夠對稱。柯文的這番話是對我們工作的批評和提醒。 

當然沒有想到柯文教授會對我們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有這樣的興趣和回饋。這和他的“移情”中國社會內部認識中國的思維和理念是一致的。他認為現在中國學者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與近一百年來中國有識之士的開放思想和開放心態是一致的。但今天的反研究和當年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的動機還是有天壤之別。 

中國學在美國的發展趨勢

    2000年,我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和燕京學社訪問。這時,柯文教授的新著《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Ｋｅｙｓ: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ｓａｓＥｖ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ｙｔｈ)已經在1997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④。2000年來到哈佛大學以後,我在大學的書店裏看到這本書,便經常思考他為什麼撰寫這本著作的問題。這本書裏,他將歷史分為三類:一是人們經歷的歷史,二是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三是神話化的歷史。柯文以義和團為例,指出第一類就是根據歷史事實的敍述;第二類是考察直接參加義和團的人的各種認識和感受;第三種是被神話的義和團,有特殊的解讀。柯文教授希望用義和團這樣的例子,讓人們易於理解對歷史研究的這種新解讀。 

到哈佛大學以後,我對柯文的工作背景也有了比較清楚的瞭解。柯文教授的工作室在庫裏吉大樓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辦公機構裏。在這個樓面,除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還有亞洲中心、韓國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以及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編輯部。費正清中心當然是這層樓面的主要機構。這個樓面有辦公房的學者不是很多,柯文教授、戈德曼(Ｍｅｒ ｌｅＧｏｌｄｍａｎ)教授、傅高義(ＥｚｒａＦ.Ｖｏｇｅｌ)教授、柯偉林(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ｉｒｂｙ)教授、裴宜理教授等擁有。柯文教授的書房也不能說太大,兩側牆壁佈滿書架,書架上擺滿了他收藏的著作。安放工作電腦的書桌居中。 

柯文教授每天到這裏上班。他顯然對這裏的每本書都熟悉。書桌的兩側是他的文件櫃,談到某個問題時,他會迅速打開文件櫃,從裏面抽出所談論問題的有關文章。記得有一次,柯文說他正在研究清末民初“國恥”思想。隨著,很快拉開他的文件櫃,拿出關於“國恥”問題的資料。這是他親自採集的有關“國恥”問題的各種漫畫和議論文章。這些當然是影本了。但看得出,柯文教授在上面做了很細緻的批閱。他對中國人民在近代歷史進程中所表現的臥薪嚐膽,誓雪國恥的精神表示欽佩。他說他也注意到戴逸先生有過研究文章。當然他感興趣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人怎樣根據現實的需要紀念歷史。他後來在費正清中心的一次學術報告會上談了這方面的研究。會上,他將所搜集到的資料製成幻燈片,一枚枚地放映,很引起與會者的興趣。 

    中國國內的學術討論會,參加的人以學生居多;哈佛則不然,學生固然不少,但有趣的是老學者踴躍參加。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場景,在關於中國問題的學術會上,孔飛力、麥可法誇爾等老教授都會出席,而且發言熱烈。柯文教授可以說是大都參加的。後來我發現,他們實際上希望從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報告中,瞭解最新的研究資訊和動態。在美國,退休後的教授很容易被人遺忘,新人取而代之。但在哈佛不完全這樣。柯文教授對我說,自己比以前忙多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也經常向他請教問題。他對我提了兩個要求,一個是,希望今後在撰寫關於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文章時,在提到海外專家的名字時,不要忘了說明他們的外文原名。他說,你們的研究不應該只是給國內學者看,如果這樣,一定要考慮外國人的理解問題。只寫中文,國外學者一頭霧水,有何用?還有一個就是資料問題,他說,你們研究海外對中國的研究,包括清史的研究,最重要的資訊和成果,《亞洲研究雜誌》上反映比較多,應該關心這本雜誌。我還向他請教了8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學特別是以清史研究為主的中國學研究動向。柯文教授說,他在我國《歷史研究》1996年6期發表過相關文章。這些年對這方面問題的看法,都在其中。 

    《〈在中國發現歷史〉新序》主要是他對批評“中國中心觀”的回應和對當時美國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動態的看法。當時,蓋世德(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ａｓｓｔｅｒ)撰文批評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認為柯文的思想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19-20世紀,正是中國史無前例地與外部世界廣泛接觸的年代,而中國中心觀過分誇大了中國歷史的獨立性;其二,中國中心觀過分強調對地方和底層歷史的研究,有喪失全國性視野的危險。[3]柯文回應了這一批評。他認為,他不反對通論性的研究,但現在對中國中心觀的批評還為時過早。從事這類小規模的研究還剛剛開始,而在此之前的通論性的研究已經夠多。他認為不管怎麼樣,80年代中期以後,還是出了一批“優秀”的專題性文章。這些都是主張中國中心觀的,“它們都涉及中國在列強出現前就已經出現的,或與西方衝擊無關的一些重大變化;但與早期的中國中心論著作相比,他們更具整合性,涉及到許多有關帝制晚期以及民國史的重要研究課題”。柯文認為,曾小平(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Ｚｅｌｉｎ)《縣官的故事:18世紀清朝合理化的財政改革》(1984)、羅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Ｒｏｗｅ)《漢口: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1984)、黃宗智(ＰｈｉｌｉｐＨｕａｎｇ)《華北的社會變遷和農民經濟》(1985)、杜贊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的華北農村》、波哈特(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租金、稅和農民的反抗:1840-1850的長江下游地區》(1992)等著作,都是體現中國中心觀的著作。柯文指出,儘管上述這些著作所描述的範圍有明確的空間界限,但不影響它們討論全國性的問題;同樣,這些著作不僅不否認外來因素在中國歷史中的作用,而且,“它們所採用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來因素在中國的特殊表現”。柯文還特地引用中國學者汪熙教授的話,強調他的中國中心觀內涵:“若要對中國近代史有完整的、準確的理解,就必須把這段歷史看成是內外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4] 

    柯文認為,中國中心觀帶來了史學研究的發展,但也伴隨令人不安的問題。他認為,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從對英雄個人和重要歷史事件的研究轉向對長期歷史過程和社會群體的研究過程中,成績相當大,但對一些重大歷史時間、任務和社會群體的研究還欠深入。另一個問題就是,在克服了一種視中國無力自我轉變而要靠西方引進現代化的偏見之後,無意中又對中國歷史形成另一種偏見,即中國歷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現代化定義的發展軌跡才值得研究的偏向。談及這個問題時,柯文明確批評羅威廉等學者的關於“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的探討,認為他們套用了歐洲史上的一些概念。柯文寫道:“關鍵在於我們是應該使用一些全新的辭彙來討論這些新趨勢,還是繼續加工修飾一下歐洲史的概念來描述中國歷史。” 

   作為美國中國學的重要學術引路人之一,柯文還指出80年代以後出現的兩個令人關注的問題。首先,關於民間文化和大眾傳播的研究的進展,代表作是羅斯基等學者編撰的《帝制晚期的中國民間文化》。還有就是人類學對中國學研究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在過去十年中變得更加重要”。柯文著重介紹了何維亞(ＪａｍｅｓＨｅｖｉａ)的著作,尤其是關於馬嘎爾尼使團的研究。他認為何維亞研究的可貴,在於“努力避免使用現代派對典禮和禮儀的解釋”,“試圖從當時中國的滿族人與英國人是怎麼看待禮儀的角度來理解這一事件”。他認為何維亞注意發掘尚未被非當事人為了“再現”歷史而不可避免地有所扭曲的那種“原始”意義,所以,可以把他的著作看作是最純正的“中國中心”式的研究。在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上,柯文表現出對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關注和欣賞。 

    柯文是費正清和史華茲的學生。看得出,他對兩位前輩都非常尊重。當時,我恰好有機會查閱史華茲的學術檔案,所以很多問題也及時向他請教。他對我能夠看到史華茲的學術檔案非常高興,期待我能寫出學術專著。我說,想先按照中國傳統編一個史華茲學譜,然後撰寫史華茲評傳。他覺得很新鮮。他說他和戈德曼教授在1990年主編過《穿越文化的思想》(ＩｄｅａｓＡ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Ｈｏｎｏｕｒｏｆ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論文集,作者全是史華茲的學生,如張灝、田爾曼、李歐梵、墨子刻等。柯文和默爾·戈德曼撰寫的引言說,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史華茲,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及其目標,是關於人類發展問題。這是跨越時空和文化藩籬的大問題,也是20世紀人們所不斷關注者。引言還寫道,史華茲認為中國問題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人類可選擇的探討自身問題的智庫和博大實驗室;研究中國或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原因,有助於豐富和深化對人類發展經驗的認識。 

1993年1月8日柯文曾致信哈佛大學出版社。這是他關於史華茲專著《中國及其他》的信件。他在這封信中寫道,史華茲作為中國學和其他領域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其思維驚人地活躍於中國和西方的傳統之間。雖然他是地區研究的堅決主張者,但是他的首要的、最主要的興趣還是傾注全部精力於對人類情況的深入和全面的認識。這是柯文對史華茲一生學術發展和學術思想的非常重要的評述。史華茲對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批評是一貫的,晚年更傾向對人類文明的總體研究。杜維明教授說,史華茲是當今美國少見的一、兩位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懂得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猶太文明、伊斯蘭文明,他考慮問題往往是對全球文明的綜合思考。史華茲晚年對人類文明的研究和認識,很深地影響著柯文教授。柯文中國中心觀的創立與他老師一貫的思想有關;當史華茲關注人類文明總體趨勢的時候,柯文的著作也開始有了回應。 

中國歷史研究視角的變動⑤

   2003年11月,應華東師範大學邀請,柯文教授第二次來到華東師範大學。這次和他的接觸中,我又發現他關於中國近代問題和清史研究的新想法。他應英國倫敦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出版社的要求,將他近半個世紀的學術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題目是ＣｈｉｎａＵｎｂｏｕｎｄ: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ｓｔ,2003年出版。柯文為這本著作的英文版寫了導言,題目是“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中山大學程美寶教授將這篇導言翻譯成中文,《二十一世紀》雜誌2003年8月號發表。11月10日,他在學校的科學會堂演講,主題就是關於《變動中的中國歷史研究視角》的內容。柯文的報告無疑很精彩,對自己的學術經歷做了回顧和反思,貫穿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國中心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就是他所說的———歷史研究視角的變動———“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演講一開始,柯文就強調他所有探索的基本學術立場,即:“根據中國人自己的經驗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構中國歷史”,他說,“我希望擺脫歐洲或西方中心為主的假設來審視中國的過去”。他強調,他這樣的想法來自於自己的兩位導師即費正清和史華茲。他重申說,早在1964年出版的《嚴複和西方》就對西方學者並不瞭解東方的問題提出過警告。他說他試圖批評“衝擊-回應”說,開始于對王韜的研究,“標誌著(他)漸漸向尋找中國內部的變革動力的方向發展”,而完成對此的探索,是1984年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說,他走了一段漫長而不平坦的道路;不過,現在要提出一個近年來因為最新的學術發展而出現的問題———“中國中心觀”潛在的局限問題。 

    他的這次演講,比較多地在談這個大家所關注的問題即所謂“局限”問題。不過他強調:不會改變中國中心觀核心特徵的“任何部分”。所謂“核心特徵”,就是從中國歷史出發。⑥柯文解釋說:“研究者竭力嘗試從中國歷史的觀點出發———密切注意中國歷史的軌跡和中國人對自身問題的看法———而不僅從西方歷史的期望的觀點出發。” 

    在這次演講中,柯文著重談了中外學術界所關心的一些新問題,主要就是彭慕蘭、王國斌、濱下武志等學者的著作及其學術影響。他分析說,王國斌的《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兩本著作,都嘗試處理西方在過去兩三個世紀崛起這個棘手的問題。雖然兩者方法有差別,但他們的相同之處遠比他們的差別大。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柯文說,“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過去西方人隨便拿歐洲和其他地方比較,實際上提出了一套錯誤的問題”,“他們被十九世紀歐洲中心的社會理論所約束,假設歐洲變遷的軌跡是常態,如果在歐洲發生的工業革命沒有在其他地方諸如中國發生,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柯文肯定兩位學者的研究,他們“都企圖正面地與這種研究方法抗衡”,“兩位學者都擺脫了歐洲中心的前設”。⑦柯文繼續說,王國斌著作的最值得稱道的價值,“是他謹慎地構建和發揮了一套新鮮而不偏不倚的方法來進行比較歷史的研究,這套方法沒有偏執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歷史軌道”。至於彭慕蘭,柯文認為,他的首要目標,是尋求一種新的眼光———回答現代的世界經濟如何產生的問題。由此,柯文還提到日本經濟史學家濱下武志的學術觀點。他認為這位學者的思想也非常值得重視,因為他認為東亞是一個有自己的歷史過程組合和霸權結構的區域,由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內在的機制推動所致。柯文說,這些新的研究成果都使他想到自己提出的“中國中心觀”是否恰當和完美。 

柯文教授又談及滿族問題研究。他認為美國學者對清代滿族問題研究還是有貢獻的。“他們研究的課題包括:滿洲人的身份認同(文化和 或族群)、清帝國邊疆的特性、滿洲統治的多元性及其對清帝國管轄的運作的貢獻、重要的滿洲制度(特別是八旗制度)、滿洲人對20世紀的民族主義的貢獻等等。”柯文說,在這個問題上,史景遷、弗萊徹(ＪｏｓｅｐｈＪｒ.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白彬菊(Ｂｅａｔｒｉｃｓ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可以說是比較早嘗試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理解清代滿洲人的經驗的外國學者。而90年代以後的學者主要有帕米拉·克羅斯列(ＰａｍｅｌａＫ.Ｃｒｏｓｓ ｌｅｙ)的《孤軍:晚清最後三代滿族人》(1990)、《歷史透鏡:清代統治思想的歷史演變與民族特性》(1999)、歐立德(ＭａｒｋＣ. Ｅｌｌｉｏｔｔ)的《滿洲之道: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族特性》(2001)、羅斯基《末代皇帝:清代宮廷社會史》(1998)、《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2000)。柯文顯然對這些著作非常關注。他還特別提到當時羅斯基、肯特·Ｒ.蓋(ＫｅｎｔＲ.Ｇｕｙ)、何炳棣等學者也發表了關於這些研究的書評及其批評。當然,柯文這樣細緻地去介紹美國中國學界的滿洲問題研究,目的之一,還是為了自己的“中國中心觀”的全面理解和闡釋。他還是在考慮他的“中國中心觀”是否完美的問題,但無形中為我們指出了美國清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動向。 

    柯文認為他的中國中心觀不適用於對中國境內的非漢族群體的研究,也同樣不適用於對中國海外移民問題研究。對此,中國的學者們還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他對中國海外移民問題的說法是有道理的。柯文講這些,也是想對這幾年學術界對他的中國中心觀的批評作一個總體的回應。 

    一個關鍵思想就是,他不認為自己的“中國中心觀”完美,隨著歷史研究視角的變動,可以做適當調整,“與其他的研究取向互相配合”,但,“中國中心的研究取向仍然大有作為”。柯文強調,狹義的中國中心觀受到質疑,廣義的中國中心觀貢獻良多。“它們打破了毫無準則和誤導的‘東’、‘西’之別,削弱了西方長期以來把中國視為‘離奇古怪’的‘他者’的看法,讓西方研究者有可能儘量不再把中國看成是充滿異國風情的典型,而是一個有人性、通人情的典型。”⑧ 

柯文著重地說:“讓我在最後一點上加以發揮”,因為這在自己的研究中“變得愈來愈重要”。柯文說,“對於西方過於誇大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差別的立場,我愈來愈感到懷疑,這種立場往往(雖然並非一成不變)根源於西方中心的觀點”,“不論研究什麼課題,我都會認真對待文化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否認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有重大差別。不過,我同時也相信,那些過分強調雙方的文化差別的歷史研究方法,很容易產生不幸的扭曲。”柯文認為,擴大差別會有兩個很不好的結果:其一,使西方歷史學家傾向於低估中國的變革的能力,並把中國看成靜止不變;其二,使歷史學家難以掌握文化性格複雜和互相矛盾的元素,難以理解文化所經歷過的變遷,“忽略了某文化群體的思想和行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類與生俱來的特性,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群體的思想和行為有許多相同之處,彼此互相呼應。”柯文強調:“如果我們要對中國的過去有一個更全面、更細緻、眼光更廣闊的認識,我們在探討文化差異的同時,必須注意人類社會有許多共通的方面。”說到這裏,柯文還特別提到他1987年刊載于《哈佛亞洲研究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這是他對法國學者謝和耐的批評文章。⑨ 

    柯文在這裏提出的思想,可以說是代表了美國中國學專家對中國問題研究的很重要的理論思考和學術走向。同樣,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也需要與他的老師史華茲的思想聯繫考慮。關於不同語言的理解問題,史華茲早在《嚴複與西方》書中就提出了。關於東西方文化的理解,他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中也有特別強調。所謂“超越的時代”的思想,就是主張通過問題意識的對話,達到相互理解。⑩他還特別談到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和人文思想的脆弱問題。柯文在為史華茲編寫紀念性的個人專集時,都著重強調史華茲的全球視野和跨文明研究。誠然,柯文在很多問題上的表述和史華茲不盡一樣。可以看出,在對中國近代史和清史的研究上,美國學者中所出現的新情況,就是從中國中心取向走到人類中心取向,或者兩者的結合。所謂人類中心取向,就是在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時候,不僅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更注意某一歷史問題的探討上的人類共性的探討,“將他所鍾愛的地方性知識小心翼翼地轉化成全球意義的話題”。柯文以義和團為例說,這個思想的意思就是,“突出義和團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就是讓中國歷史“從狹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裏釋放出來”,“使生活在中國境內的人的歷史經驗,對西方人民顯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義、甚至更重要”。 

    回顧和柯文教授的幾次接觸,我有幾個深刻感觸:首先,柯文對歷史科學、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有執著的探索精神,堅持不懈,從善如流,順應時勢,知不足就調整；其次,他的“中國中心觀”的形成和發展,和他及時的、比較正確的觀察和分析美國乃至世界中國學發展情況和趨勢有關,尤其是對美國清史研究動態的觀察和分析,當然也和整個美國中國學與國際局勢發展大背景有關;其三,他的“中國中心觀”的核心思想,有他導師尤其是史華茲思想的重要影響,雖然兩個人的表述內容不僅一致,但大方向一樣,由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到“中國中心觀”,到走向對人類文明共性問題的探索。其四,他不主張兩種文化的一般比較,而主張一種文化在兩個時間點內的研究,注重歷史變遷中比較敏感問題的研究方法。以上幾個方面涉及到研究者的個人素質與方法、研究者所面臨的學術背景和社會背景,以及研究者的學術淵源。這幾點,不僅反映了柯文本人的清史研究特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反映了當代美國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特色和現狀。我們對美國對中國清史研究內容、特點和重要學術思想觀點的研究,透過柯文的學術論著,可以知其大概。作為美國的中國清史研究大家,柯文教授對於中國的清史編纂大業也非常重視。在學術座談會上,我們說國家清史委員會非常重視國外中國學界、特別是美國專家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夠把這些成果間接性地吸收到清史編纂中,想聽聽他的建言。柯文教授不加思索,侃侃而談。根據錄音,謹將他的話轉錄如下: 

       我知道中國學者也經常討論斷代史和超越斷代史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斷代史不能說不重要,但在編纂清史時要學經濟學、社會學,清代的社會史也要提到明代和明代以前的歷史。至於斷代史,有優點也有缺點。現在中國編纂清史,這是要繼續一個中國很長的傳統。我自己很高興編纂清史的學者注意到中國以外的意見,這很大氣,一點也不狹隘,過去作斷代史沒有這樣的看法,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中國現在越來越注意外國人的研究,雖然我們在很多方面比不上中國同行,但是我們對中國歷史也可以談自己的看法,雖然中國同行可能不同意我們的觀點。至於具體的外國人對清史的解釋,這很複雜,比如說最近有些美國學者研究清代的婦女寫論文和詩歌的歷史,這類研究過去沒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將會改變我們過去對清代社會史的解釋。另外,王國斌、彭慕蘭他們把十八世紀的中國經濟和歐洲比較,想解決為什麼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這一問題,如果把這個世界性的問題放到清史中去,那樣的清史可能會更好一些。我很贊同清史編纂委員會這個作法。 

柯文是從美國學者的立場來談中國的清史編纂。他看問題的立足點,基本是西方的,但評價相當積極。他認為當前中國修清史的決定非常重要,“很大氣”、“一點也不狹隘”。而且認為中國同行也相當開放,“越來越注意外國人的研究”。當然,他也希望中國學者多吸收一些海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經驗。為此,他特別提到要“把世界性的問題放到清史中去”,據我的理解,這是內涵了他希望中國學者研究中注意探討與世界史相關的共性問題。這一點,與我們國家對此問題的考慮也相當接近,對我們正在進行中的清史編纂是一個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1]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ｓｍ,1860-1870[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63. 

[2]〔美〕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3]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ａｓｓｔｅ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ＰａｕｌＣｏｈｅｎ’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Ｓｕｍｍｅｒ1987).

[4]汪熙.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Ｊ].歷史研究,1993,(5).

注釋：

[1]忻平《王韜評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該書中譯本《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西方的興起》由中華書局出版,1989年版。 

這是我後來在哈佛大學檔案館發現的資料。參見哈佛檔案館檔,檔案類:ＡＣＣ#14133,ＢＯＸ3。 

[3]2001年10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著作的中文本。 

[4]11月12日,柯文教授參加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舉行的學術討論會,本節中涉及這一討論會的發言記錄,是博士生馬少甫整理的。謹致謝忱。 

[5]柯文在華東師大12日的學術討論會上說:“二十年前我寫那本書時,我堅持中國中心觀,認為不管在什麼情況之下都可以用,但是現在我不那麼固執了。好朋友林同奇告訴我說,我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從外部來看中國歷史,這樣可以看進去。因為中國人在裏面,我在外面,當然我覺得外面看也有問題,有時外國人看中國歷史容易歪曲歷史本來面目;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中國人不易抓住的要點,因為外在的看法也有他的優勢。” 

[6]柯文在12日的學術討論會上說:“彭慕蘭我不熟悉,但是他的同時事王國斌十年前認為我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非常好,而且完全贊成我的觀點,現在會不會這樣說就不敢說了。對他們的評價我在昨天曾提到過,我認為他們的研究是研究中國歷史和世界史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很重要,二十年來美國中國歷史研究沒有達到他們那樣高的水準,他們不但對中國歷史有很好的理解,對歐洲歷史的理解也很深。我贊同他們,也欽佩他們。” 

[7]柯文在12日的學術討論會上說:“關於人性方面的看法,一般搞義和團研究的外國人,常常在資料中能碰到典型、滑稽、神話化的現象,這是外國人創造的,也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這種歷史的真相不容易看到。我認為一個辦法是看這些材料時要仔細看清楚義和團員到底在說什麼、想什麼、愛什麼、恨什麼、怕什麼?這是人性的普遍現象,我用的是人性看法。但是我看義和團的信仰和中國民間文化有密切關係,這我們不得不重視,我在西方歷史中沒有碰到類似的現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僅要用人性的觀點,也要用中國中心觀。” 

[8]柯文說,“綜觀全書,謝和耐隱約地在提倡一種語言決定論,使任何有意義的跨文化理解都似乎變得不可行,這種看法在該書的結論部分尤覺明顯。我對此書的評論,詳見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47,ｎｏ.2(Ｄｅｃｅｍｂｅｒ1987)674-83”。 

[9]柯文在12日的學術討論會上說:“不少聽眾問我中國中心觀在什麼時候可以用,認為中國中心觀是一種絕對化的觀點,其實不是這樣。這個觀點只是一種假設,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方法,二十年以後如果有比較好的看法,就不用它了,這也是歷史學發展很自然的現象。”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參見拙文《史華茲中國學研究析略》,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關於這一想法,杜維明解釋得更生動,他說:史華慈所講的故事中,中國思想家正在不斷地和摩西、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對話,“史華慈將他所鍾愛的地方性知識小心翼翼地轉化成全球意義的話題”。 

[10]柯文在12日的學術討論會上說:“我認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和另一個社會的文化是可以進行比較的,但是我認為在比較兩個文明時很難避免把每一個文化看成是不變的,其實,文明是變動的、變遷的。如果我要比較美國和中國文化,我必須列出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要點,但這樣就容易把每個文化的真實情況簡單化,因此兩個不斷變化的文化相比較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昨天的講演中說我提出的中國中心觀不注重比較兩個文化,而是注重一個文化在兩個時間點內的變遷,是注重歷史變遷中比較敏感方面的研究方法。這並不是說絕對不要注重一個社會的文化,一定要避免把一個文化同另一個文化進行比較,而是在進行這一工作時要非常小心,不然將會碰到我剛才提到的問題。”“只有承認當時兩方面都經歷了很重大的變遷,你就可以採取一種發展的交流觀,然後就會看出二者的交流是非常複雜的。” 

（資料來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6期 中華文史網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