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就與“西方”聯繫在了一起，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西方列強”的參與。因此，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殖民侵略與本土反抗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在這一背景下，造成了當歷史在它發生後，而對歷史的解釋卻被打上了不同的烙印，歷史的事件是單一的，而歷史學家的理解卻是多樣的。我們看到，西方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自身的文化偏見出發來解釋，而中國歷史學的解釋又帶上了某種“政治”的色彩。具體到義和團運動這一歷史事件來說，西方學者把義和團運動描寫成為可怕的“黃禍”，是一種“文明的衝突”，一方代表了先進的“文明”，另一方是落後的“文明”；而中國歷史學家則從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視角把義和團戰爭看作為是對帝國主義入侵的必然反應。在這樣的一種歷史觀下，無論從中西的哪一種視角來看，義和團戰爭都被認為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 

西方的歷史學家一直堅持，歷史是今人與過去的對話，這種每一次的對話都體現著歷史學家的思想觀念，也反映著歷史學家所處時代的特定觀念。難怪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林武德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樣，回到義和團的歷史解釋來說，歷史學家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形成了如此的歷史觀，但在這種歷史觀下的歷史解釋難道是真的歷史，儘管歷史已經無從復原，這樣對歷史的解釋難道能讓人們信服，建立在這樣中西對立和偏見之上的歷史觀又難道不需要重新反思？ 

如果把隱含在關於上述義和團戰爭的解釋後面的這種歷史觀解剖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建立在一種中西兩分和偏見的歷史必然性的歷史觀自然妨礙了對義和團戰爭起源的公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說，缺乏超脫、公平和跨國度的研究。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求得歷史的新解，作者投入了辛勤的勞動。為此，相蘭欣教授學習並掌握了與此相關的法、德、意等國家的語言，查閱了大量的中外原始資料，此中的辛勞非外人所能理解。據作者本人所說，在英國外交部查閱資料時，為了抄寫這些資料，他的手都磨出了老繭，至今都未消褪。在跨國度的對多種資料的分析中，這段被偏見所籠罩的歷史經作者之手凸現出了它的煥然一新的另一面，塵封的檔案資料告訴了我們被長久遮掩的歷史真實。這就是作者所得出的結論：決定義和團戰爭起源的不在義和團本身，而在中外關係，而在中外關係中，由於中外雙方在交流上的一系列誤解和由此引發的偶然事件導致了戰爭的爆發。這種誤解具體表現在，各國外交官與清廷的溝通存在著誤解，同時外交官與本國政府的溝通不夠及時導致了外交官在處理事務上的隨心所欲。因此，義和團戰爭並非以往所說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實際上戰爭不是不可避免，而完全是一場可以避免的偶發事件。正是在檔案資料的細緻梳理和分析中，作者不僅顛覆與解構，而且也超越了以前的文化偏見和政治神話支配下的歷史觀，歷史沒有什麼必然，歷史的解釋也不是要找尋或者論證所謂的規律，相反，歷史是在無數偶然的交錯中生成與發生。 

顛覆與解構並不是作者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是要在這樣的努力中重塑著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並且，在這種重塑中，不僅是為了求得歷史的新解釋，更重要的是，站在中外關係和中西方互動的新的高度，我們是要思考在現今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選擇，我們要從義和團戰爭的起源的歷史解釋中吸取什麼樣的經驗來引導我們今後的行動,以及我們如何避免因為我們自身的錯誤而釀成的大禍。這就是作者在本書的最後的一段話所留給我們的長久思考：19世紀末，西方列強對一個衰落的中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在21世紀，我們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對崛起的中國再次判斷失誤。在目前的條件下，如果西方領導人對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缺乏理解，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只是希望義和團戰爭的慘痛歷史不會再次以另一種方式重演。我想，這也就是作者為什麼多年來要執著地研究這段歷史，以及對這一歷史意義深入挖掘的原因了。同樣，這也是本書，這樣一個對個案的研究在當代風雲際會的世界中所格外具有的意義。 

（文章來源：《文匯讀書週報》200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