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清中國經濟狀況的看法，在西方過去的幾百年中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16世紀到18世紀末以前，西方對於當時中國的評價非常積極。伏爾泰、魁奈、亞當·斯密等，都把中國看作是經濟非常發達的國家。18世紀末開始轉變，馬爾嘎尼說中國是“一艘老舊的頭等戰艦”。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黑格爾以來，就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木乃伊式的國家，沒有發生過變化，沒有內在的動力。這樣的看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費正清提出“衝擊——回應”論，認為中國是有變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響下發生的。 

中國史學界長期以來也認為明清是沒落的封建社會末期。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中，論者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經濟不是靠西方衝擊下才發生變化的，並且，按照它自身的軌跡發展下去，可以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西方，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比較接近的是所謂近代中國的理論，這是越戰以來出現的一個新理論。美國當時一批中年的史學家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不是沒有變化，因此，明清中國經濟是有活力的。這一看法在西方雖然逐漸得到了接受，但他們的主流看法還是中國是一個停滯的、沒有外力衝擊就不能發生變化的國家。 

到了最近十幾年，西方的看法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90年代國際經合組織發展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森，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中國從漢代以來的ＧＤＰ作了計算，得出以下結論：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ＧＤＰ和中國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後，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四倍於歐洲的經濟增長。中國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達0.85％；而整個歐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為0.21％。因此直到鴉片戰爭前不久，中國經濟不僅在絕對規模上，而且在增長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經濟地區之首。在他之前，美國有一位政治學家保羅·甘迺迪，就作過一個估計，乾隆十五年（1750）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183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僅為中國的40％。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更直接指出：直到180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以致中國能夠把世界生產的白銀（當時的世界貨幣）的一半吸引了去。從他們這些看法來說，清代絕對不是一個停滯的時代，而且，清代經濟的增長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內部因素成長起來的。 

雖然這些看法有待進一步驗證，但是它們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過去那種認為清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期的看法，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如果不是，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對清代中國經濟進行重新評價。 

西方對明清經濟的看法為何會改變如此之大？我以為主要是由於視角的變化。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麥迪森的計算，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經濟體（中國、歐洲、俄國、美國、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現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區。到1952～1978年，中國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僅為5％，人均ＧＤＰ僅為全世界平均數的1／5到1／4。因此可以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貧窮國家。1979年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到了1995年，中國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過日本（8.4％）和前蘇聯地區（2.2％）而僅次於歐洲（23.8％）和美國（20.9％）。依照一些西方權威經濟學家的預測，如果中國經濟能夠保持近20年來的增長率，那麼在二三十年後，中國ＧＤＰ將超過美國。也就是說，在可以見到的未來，中國又將恢復其兩百多年前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態也必然發生變化。 

在國際史學界，近20年中對西方中心主義史觀的批判也導致了中國經濟史和世界經濟史研究視角的變化。過去之所以輕視中國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像英國那樣通過工業革命進入近代化時代。然而近年來世界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即使是在歐洲，以英國經驗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如，“原始工業化”學派學者就認為歐洲的早期工業化（即原始工業化）並不能導致近代工業化。故此，因為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就否認近代早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確的。由於在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下的中國研究逐漸走入絕境，到了1970年代，以柯恩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的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展開了猛烈抨擊。到了1990年代末，國際史學界對中國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取得了重大進展。這種進展的一個特點，即認為應把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重要部分，客觀地進行研究。同時，應把西方中心主義與源于西方的現代社會科學做出區分，因而可以使得我們在真正拋棄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能充分利用現代社會科學為我們提供的各種經過檢驗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來幫助我們從新的視角出發，來實事求是地看待與研究中國在近代早期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這一切變化，導致了一種新視角的出現。對於中國在近代早期世界經濟中的定位的變化，不過是這種新視角的一個體現。 

(轉自“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