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1840年以前） 

1995年日本清史研究成果中，首先應當提到山田賢《移民社會之秩序》（名大出版會）書，這是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清史研究的代表作。該書以四川省雲陽縣為物件，考察了當地移民社會秩序形成的過程，並試圖通過對地域社會、宗族和宗教叛亂的研究，比較全面地把握18、19世紀的清代歷史。可以說，自舊有的研究模式崩壞之後，日本學者從八十年代開始進行的各種研究方式或方法的探索，至此終於呈現出嶄新的姿態和一種全新的對歷史的認識。 

回溯“地域社會論”這一概念和方法的提出，還在1981年名古屋大學專題討論會上，森正夫所作學術報告即已指出，當時的學者往往把研究地主制的“階級分析方法”與研究賦役制度史的“國家中心論”二者割裂開來，事實上，可以從人類生存基本形態（廣義的再生產的形態）的視點出發，通過反映二者並存和相互關係的“社會秩序”這一概念，來嘗試進行研究。當時，這一觀點尚未引起學者充分的理解和重視，但經過15年來的研究實踐，可以說許多研究者已經接受並嘗試從地域社會論的分析視角出發，來把握對國家以及公共權力的內在的理解。在此，謹對這類研究略作回顧。 

首先要提到的是對浙江省諸暨盆地的觀察和研究。上田信《傳統中國》（講談社會書選）一書，運用“歷史系統論”和新的研究方法，敍述了上自元末下迄清末這一地域社會秩序週期迴圈的形成過程，指出與之相對的正是強有力的國家政權的存在，某一地域社會秩序“螺旋運動的迴圈過程”應當包容在國家統合秩序的軌道之中。基於同樣的內在的理解，岸本美緒《明清交替時期的江南社會》（《歷史與地理》483 ）一文，則探討了當國家權力突然消失之時，人們會採取何種行動這一問題。作者認為，伴隨社會不安的增加而結成的小規模的穩固的集團，會隨著代表新王朝權力的官府的再建和社會不安的減少而逐漸解體；在整個波動過程中，較之武裝組織和正統思想體系，人們更多地服從國家權力，這在動盪時期依據的是國家權力的正統性，而在平時則是國家權力的穩定性。但對少數民族而言，則另當別論。菊池秀明《明清時期兩廣南部地區的客家移民活動與國家》（《史學雜誌》104—11 ）一文認為，受到封建國家民族壓迫政策控制的客家移民，具有被稱之為“尋食”的熱情，即尋求生計的穩定和上升，這一特點造成了其生存形態的流動性，並因此而形成與其願望相反、亦與社會秩序相左的存在形態，遭到國家的鎮壓。在此，作者從少數民族政策所凸現的“中國文化的壓抑性”這一視點著眼，指出了封建專制國家所具有的暴力性的一面。 

以上是試圖從內在的把握來理解清代國家狀況的研究成果。此外，關於明末清初舊有體制的重組，以及明朝國家與清朝國家差異性的比較分析方面，森正夫《明末秩序變動再考》（《中國—社會與文化》10），在將明末地方誌與宋代以及清代的地方誌加以比較之後指出，明末方志的編纂者基於敏銳的危機意識，在《風俗》類裏敍述了各種社會關係之下的秩序變動狀況。林正夫另文《〈錫金識小錄〉的風格》（《研究論集》，〈名大·文〉，史學41），考察了作為乾隆《無錫具志》外編的《錫金識小錄》一書的編纂情況以及編者的思想意識。從編者所處的社會條件的差異著眼，作者認為，與主張自由表達思想主張的明末地方誌相比，清代方志具有一定的界限和嚴格的政治規制。岸本美緒《清朝與歐亞》（歷史學研究會編《世界史講座2》， 《通向近代世界之路》，東大出版會），從歐亞大陸長期動盪的視角出發，把明清政權的交替限定在從“僵固”體制向“彈性”體制的變化這一概念範圍之內，並對此作了自己的解答。 

以下，謹對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類介紹。 

地域社會　澀穀裕子《清代徽州農村社會的生員共同體》（《史學》64—3，4），根據康熙年間婺源縣慶源村一生員殘存的日記，揭示了農村社會裏金融互助、文化、祭祀等活動依賴各種“會”的組織以及熟人關係的實際情形，作者認為，當地已形成了不受父系、母系家族等血緣關係束縛的以“個體”為中心的開放的網路體系。渡昌弘《明末清初的上海姚氏“家人”》（《東洋史論集》，東北大，6 ），根據《歷年記》的記載，指出忠於主人並在主人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家人，其情形各異，不能一概視之為“奴僕”。所謂家人，在歷來的奴變研究中，多被視作為爭取獨立身份而鬥爭的奴僕，其狀況究竟如何，有必要將其置於明清之際社會秩序變動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中穀剛《明清時代崇明島的社會與宗族》（《社會科學研究年報》，岩手縣高校，36），敍述了當地饑饉賑濟和社會資本（具學、橋樑、道路等）的完備狀況以及具有豐厚財力的士子與社會精英的活躍情形。但所引史料的句讀卻有欠準確，如“湯藥，必嘗溺器，亦手滌”一句，當為“湯藥必嘗，溺器亦手滌”。井上徹《日本學界關於明清時代宗族問題的研究》（《境界與交流》，弘前大，人文學部特定研究報告書），則介紹了日本學界對明清時期宗族問題的研究狀況。 

政治　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國的諸問題》（山川出版社），是集中論述清王室與八旗、政治與社會，以及藩部等問題的論集。其中編者石橋秀雄《關於清朝入關後滿洲的稱呼》，指出乾隆朝敕撰《滿洲源流考》的意圖，是直面當時滿族意識弱化的現實，試圖恢復以往在建立清朝、遷都北京、統一中國、控制藩部過程中所產生的滿族意識。石橋崇雄《清初祭天儀禮考》，把皇太極天聰十年的祭天儀禮置於從滿族原有薩滿教的堂子到中國的天壇的變化過程中，根據滿文檔案，詳細復原了其祭祀的內容，並推論當時二段構造的天壇是仿效明初制度而來的。細穀良夫《清代中期八旗漢軍的重組》，考察了雍正年間前後兩次實施的對漢軍所屬佐領數額的平均分撥政策，指出此舉是以削弱諸王權力、確立皇帝權力為目的而對八旗組織進行的改革。渡邊修《順治年間的漢軍（遼人）及其任用》，對入關前降清的遼東出身的漢人官僚被任用為地方官的情況作了數量分析，認為他們大多為官于華北和長江沿岸各地，對恢復清初社會秩序以及鎮壓抗清勢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加藤直人《清代雙城堡的屯墾》，考察了嘉慶、道光年間為解決北京窮困、閒散旗人生計問題而推行的屯田開墾政策以及對屯丁管理方式的變化。其他如遠藤隆俊《範文程及其時代》（《東洋史論集》，東北大，6）， 則從清初政治動向和滿漢交流的側面，上溯北宋時期和明代的範氏家族狀況，對努爾哈赤時代即已出仕的八旗漢軍官僚範文程的一生作了縱向考察。 

關於清朝政治規制的強化，谷井陽子的力作《清代則例省例考》（《東方學報》，京都67），不僅從史料方面，而且著眼于行政上的變化，論述了清代則例省例的情形。作者指出，為適應省以及中央六部的嚴格監察，需要掌握必要的規則和以往的事例，但官僚機構對此的把握大多憑藉幕友一類擔任實際事務者個人的才幹和能力，極易產生歧異，因此，地方各自刊佈省例，中央則在乾隆時期確立了六部分別編纂則例的制度。在各種律令事例編纂物遽增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官僚機構內部高度集權的統治機能強化的事實。 

關於法制方面，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司法論中的“裁判”與“調停”》（《中國史學》5），介紹了P·豪昂依據淡新、巴縣、寶坻三縣檔案所進行的研究，並與滋賀秀三的有關研究相對照，重新提出了這一問題，即地方官對民事案件所下的判決是從情理出發進行調停，抑或基於法律直接裁判？結果二者均非，所能看到的裁決方式卻是與民眾遙相隔絕的權威者即地方官對每一案件的當事者雙方所下的個別的一次性規範“宣示”。作者指出，這就排除了官府裁判和民間調停的概念化對比，並且也超越了圍繞裁決價值而立論的“法情理”的界限。如果從作者的這一視角出發，那麼，著眼于州縣裁判與依靠裏老人的鄉村裁判二者對立的裏老人制研究，又將如何修正呢？唐澤靖彥《在口耳傳承與文字記載之間》（《中國—社會與文化》10），把收錄於清代地方裁判文書的供述書置於口耳傳承文化和文字記載文化範圍內，視之為文化經營的產物，並從其形成過程考察了依據口耳傳承的交流方式與依據文字記載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村正人《清律“夜無故入人家條”小考》（《中國史學》5），根據該條法規內容即作為正當防衛，夜間侵入他人屋內者即使被殺死也可以不受處罰，分析了其適用的實際情形，並指出法律規定與運用之間存在著乖離的可能性。中村茂夫《清代婦人的刑事責任》（《愛大史學》，日本史·亞洲史·地理學4）， 則論述了嘉慶年間制定的有關婦人贖罪法的問題。 

經濟　關於財政方面，岸本美緒《清代戶部銀庫黃冊》（《清代中國的諸問題》），在統計戶部銀庫積存銀數的同時，指出了地丁銀兩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急遽下降的事實。党武彥《乾隆九年京師錢法八條的制定過程及其終結》（《東洋史論集》，九大，23），根據檔案史料整理了該錢法制定的有關情況，認為作為“錢貴”的對策而制定的錢法八條，對銅錢市場並未起到明顯的效果。岡本隆司《廣東洋行考》（《東洋史研究》54—2），依據《清代鈔檔》的新史料， 將擔負粵海關課稅責任的保商制度的起源上溯至雍正末年，並從行的階層分化（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來推論具有“廣東體系”特徵的內外並列的二分體制的形成。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的研究》（《汲古叢書4 》），收錄了作者六十年代以來發表的研究與農村徭役納銀化問題有關的定期市（市集、廟會）的多篇論文。其附錄《東洋文庫收藏的清代“牙帖”》則為作者新作，該文概要介紹了東洋文庫在戰前購進的清末湖北、甘肅等省牙行的168張營業許可狀的情況。 

關於都市與流通，王衛平《清代（康熙——光緒年間）江南都市的公所》（《史學研究》210），考察了以蘇州為中心的工商業者組織。作者認為，公所的源流可以上溯至唐宋以來本地工商業者的組織“行”，明代則出現了外來工商業者的組織“會館”，二者的結合得以形成打破地域性的同業者組織亦即公所。然而，如果僅僅從行來探索公所的直接淵源關係，那麼，從清末編纂的《吳門表隱》的記載來看，宋、元時期公所即已出現，不免使人難以理解。至於對“行”的研究，加藤繁（1935年）是主張自律的商人組織說的代表，對此持批評態度的則有主張唐宋的小野寺鬱夫（1965年）和宮澤知之（1994年），主張明代的佐藤（新宮）學（1985年），他們的研究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帆刈浩之《華南研究的新動向》（《近代中國研究彙報》17），介紹了以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為意圖的“商人與地方文化”研究討論會的概況。作者指出，歷來的商業史研究，大多依據官方史料，缺乏對商業文化的關心，對商人社會地位的評價也很低；特別是日本人所具有的“農本主義”的思想，以及以往研究過分強調“農民革命”的歷史觀，極易產生輕視商業活動的傾向。筆者對此也頗有同感。近藤富成《清代歸化城邊遠地區的交易方式》（《人文學報》，都立大，257 ），根據新史料集《旅蒙大盛魁》的記載，定量分析了以歸化城最大的蒙古交易商、著名的“大盛魁”為中心的邊遠地區交易的實際情形。作者認為，蒙古方面使用“印票”進行資金融資的結果，造成了清末時期交易商的金融業化和蒙古方面的負債狀況。松浦章《康熙盛京海運與朝鮮賑濟》（《清代中國的諸問題》），探討了為賑濟盛京並波及朝鮮半島的饑饉，利用鹽商之力實行的清朝最初的海運有關情形。山名弘史《道光時期江北的大米市場》（《紀要》，法大·文，40），以尚存爭議的沛縣知縣有關漕糧採買價格的報告為依據，考察了大運河沿岸水次夏鎮穀物市場的實際狀況和漕糧運輸的種種方法。作者認為，史料所謂“按照產地月報糧價採買”，並非是“在產地每月報告的穀物價格的基礎上採買”，而是依據由產地（這裏指夏鎮）報告的每月穀物價格進行採買。這一解釋，有助於瞭解沛縣知縣報告中有關穀物價格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性。 

關於技術史，庫裏斯羌·達尼艾爾斯《十六至十七世紀福建的竹紙製造技術》（《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東京外大，48、49），闡述了竹紙最大產地福建省在造紙技術上原料處理方法的縮短化這一事實，並據此考察了《天工開物》所記載的造紙技術，認為當時造紙的主要原料正處在由樹皮向竹纖維過渡的過程中，其處理方法的縮短化尚未真正開始。作者指出，由於原料處理方法的縮短化，使得清除纖維雜質的操作效率低下，從而造成了版本目錄學上人所熟知的清代印刷紙品質低劣的情形。而《天工開物》所記載的造紙技術主要以面向邊遠地區市場的優質紙為物件，這一特徵表明它是一部以明末邊遠地區之間商業的開展為前提的商業技術書籍。作者的這一看法是饒有意義的。本田精一《〈三台萬用正宗〉演算法門與商業算術》（《東洋史論集》，九大，23），認為該書卷二二演算法門上段“書算通玄”的例題，是與農村採購和市鎮販賣有關的商業色彩濃厚的算術，並且與該書卷二一商旅門同樣，可視之為商業書籍的源流之一。 

文化　一丿瀨雄《明清時代北京的花卉文化》（《史泉》81），考察了北京花卉園藝文化的成熟和繁盛情形。小川陽一《從日用類書看明清小說的研究》（研文出版），則通過日用類書的記載，解讀了小說所描繪的市井民眾的日常生活。諸星健兒《關於奎章閣所藏〈撫遼俘剿建州夷酋王杲疏略〉》（《紀要》，東洋大·文，20），收錄了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所藏該史料的全文，並介紹了有關情況。 

中外關係　紙屋敦之《北京的琉球使節》（《歷史劄記》23—6 ），運用朝鮮方面的史料，考察了向清朝進貢的琉球和朝鮮的使臣在紫禁城和圓明園儀式上處於同等地位的交流情形。山形欣哉《雍正乾隆時期琉球來航的中國船隻》（《海事史研究》52），根據《歷代寶案》所載中國船的商船照，即海關發行的登錄證摹本，從造船技術史的角度探討了有關問題。 

二、近代 

近年來，近代史研究領域“亞洲論”的氾濫，如實地顯示出這是時代的產物這一事實。岸本美緒在《來自亞洲的思考》（東大出版會， 1993—1994年）一書的書評中指出，所謂“來自亞洲的思考”，試圖從亞洲自身政治立場的角度來進行自覺的討論，這無疑是必要的，但“亞洲”這一框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來自亞洲的諸視角》，《歷史學研究》676）。對此，古田和子在迄今清理亞洲交易圈論的過程中，提出有必要禁止使用“亞洲論”這一概念，並擺脫地域名稱的限制，使用諸如網路這樣的概念來設定課題（衛藤沈吉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二十世紀亞洲的國際關係6》， 《國際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原書房）。筆者認為，與近代以來反復出現的“亞洲論”相對，依靠國家權力而被“邊境化”的台、港、沖繩的現實所提出的“亞洲”在近代的理想狀態這一問題，有必要立足于現實來進行歷史的考察。 

現在，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歷來得到肯定的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建設這一主題正在日益相對化。阪元ひろ子《中國民族主義的神話》（《思想》849），認為由於列強的侵略， 中國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接受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民族主義的高漲助長了人種差別，這表明了“神聖”的民族主義所具有的社會思想性。松本彰《“國民國家”的觀念與現實》（《歷史學研究》678）， 從國史思想體系批判、社會等多種視角出發，提出了有必要對國民國家的概念作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以下，謹對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類介紹。 

地域社會　如今，在使用地域這一概念時，並不僅僅指實地調查的有效性。特別是華南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民間社會原有秩序的動向，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都通憲三郎《福建省南部農村地區的普度儀禮》（《佛教經濟研究》24），介紹了對晉江縣祖先祭祀儀禮的調查情形，並揭示出儀禮輪流進行這一事實與該地區商品流通的關係。志賀市子《香港“道壇”的社會功能及其變遷》（《東亞地域研究》2），以“青松觀”這一道教結社的“道壇”組織為例， 闡明了其社會功能與變遷。作者認為，“道壇”是對二十世紀香港、廣東地區急遽的社會變化富有彈性的適應的結果。當前，在華南地區研究這一領域，對實地調查所獲民間資料的收集、研究隊伍的組織等項正在積極進行。其中，宗族與商業活動的關係以及與東南亞的歷史性聯繫等論題正在展開，帆刈浩之《華南研究的新動向》（《近代中國研究彙報》17），即反映了這一研究情形。 

關於華僑、華人史研究，藤村是清《勞動移民回流的社會條件》（富岡倍雄、中村平八編《近代世界的歷史面貌》，世界書院）和《中國南部四港出入境人數的變化（1855—1939年）》（《研究論集》，神奈川大·院·經，24）二文，分析了廈門、汕頭、瓊州、香港四處“華僑港”移民出入境人數長期的動態情形，前者還特別指出了歸國人數長期以來穩定增加這一特徵，並據此否定了歷來認為華僑是“來自逆境的被動的流亡者”這一說法。石田浩《福建僑鄉的鄉村建設與經濟開發》（《經濟論集》，關西大，44—6）， 考察了福建省晉江市的華僑援助及其意義。山岡由佳《長崎華商經營史研究》（智慧書房），運用華僑貿易商的帳簿史料，闡述了其內部經營的實際狀況，為今後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此外，斯波義信《華僑》（岩波新書），描述了華僑商業活動的歷史變遷。可兒弘明、游仲勳編《華僑·華人》（東方書店），則著重闡明了其移民動力及其適應性。 

關於宗族，伊源弘介、餘一飛、王小丁《探訪浙江地方舊中國的宗族聚居家宅（一）》（《研究報告》，〈靜岡大·教養〉，人文·社會科學30—2）， 分析了孫氏家族聚居的浙江省富陽縣龍門古鎮的古建築以及該鎮狀況，並據此說明了宗族的構造及其發展、古鎮經濟等問題。西川正夫《四川省廣安縣備忘錄》（《論集》，〈金澤大·文〉，史學科15），運用族譜資料，考察了清末民初其鄉族蒲氏的狀況。 

關於東北、華北地區，江夏由樹《中國歷史上異民族的支配問題》（《一橋論叢》114—4），論述了舊奉天省大地主張氏的歷史，並探討了其與漢軍旗人的作用、官莊土地的民間買賣等問題的關係。佐藤公彥《義和團的起源問題》（《史學雜誌》104—1），批評了那種否定義和團與白蓮教的關係，而從同一時期的民間文化來尋求義和團起源的作法，並根據歷史上白蓮教的實際狀況，指出其與義和團的關係是不可忽視的。小田則子《清代華北農村的青苗會》（《史林》78—1）， 利用“順天府檔案”，揭示了青苗會系任意參加的團體這一特徵，從而為理解近代以來“村”的形態提供了參考價值。蒲地典子《清季華北“鄉保”的任免》（《近代中國研究彙報》17），介紹了擔負督催租稅和維持治安職責的鄉保的有關選任文書，作者認為，在地域社會的握有實權者與國家權力之間作為緩衝裝置運行而被選出的這一指定機構中，缺乏對國家控制力和地域社會的責任感。 

關於上海史的研究，高橋孝助、古廄忠夫編《上海史》（東方書店），概略介紹了上海的歷史。《橫濱與上海》編集委員會編《橫濱與上海》（橫濱開港資料普及協會），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對兩個城市的發展史作了比較研究。《國際城市上海》（《產研叢書1》， 大阪產大·產業研），則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日本人社會情形。 

經濟　關於貿易，岡本隆司《廣東洋行考》（《東洋史研究》54—2），利用新的史料考察了廣東洋行的變遷，並揭示出清末以來洋關與常關並存的淵源狀況。貴志俊彥《清末直隸省的貿易結構與經濟政策》（《紀要》，島根縣立國際短大，2）， 論述了天津貿易結構的變化與袁世凱通貨政策的關係。 

關於財政，山本進《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東洋史研究報告》，名大，19），著眼於山西省的差徭改革與他省財政集權化動向的關係，認為當地商業化的遲緩導致了其財政自立的困難。山本時進另文《清代後期江浙的財政改革與善堂》（《史學雜誌》104—2），指出19世紀江浙地區十分普及的善堂並非是慈善團體，而是以防止書役需索為主要目的的財團，由於這種需索是隨著國家財政困窘出現的，所以善堂救濟的物件並非是處於社會底層的窮人，而是被書役巧取豪奪的有產者。目黑克彥《光緒十六年國產鴉片的課稅問題及其各省對策》（《研究報告》，〈愛知教大〉，社會科學44），考察了國產鴉片合法化的議論以及各省的實際狀況和對策，認為禁令事實上已經有名無實。目黑克彥另文《國產鴉片課稅的應有狀態與實際情形》（《東洋史論集》，東北大，6），追溯了光緒年間對鴉片的生產、 販賣正式課稅並納入國家財政收入組成部分的情形，並考察了江蘇省徐州府鴉片流通與課稅、厘金徵收的實際狀況。飯島涉《近代中國的通訊網絡》（中村義編《新東亞概貌的研究》，三省堂），簡要論述了近代中國郵政事業的開展，並強調了海關所起的作用。久保亨《中國內陸地域的企業經營史研究1 》（村山研一《內陸地域文化的人文科學研究2》， 〈信州大·人文學部特定研究最終報告書〉），探討了四川省輪船公司民生公司的經營史。 

此外，從生態學的視角來進行研究的，有上田信《清代中國的災害與人口》（速水融、町田洋編《人口·疾疫·災害》，《文明與環境講座7》，朝倉書店）。該文指出，由於華南的太平天國、華北的撚軍、西部的回民叛亂所帶來的人口減少造成了人口空間構成的急遽變化，特別是江南地區，經戰亂之後，人口指數低迷。作者認為，荒年青黃不接時期的糧食供應能力規定了某一地域的人口規模，根據族譜等資料對每月死亡人數所作的動態分析來看，19世紀中葉以前支撐高密度人口的社會結構經戰亂之後已然崩潰，人類的生態狀況再次回到17世紀的慢性饑餓狀態，並且持續了相當長時間。 

政治　關於地方政治，田中比呂志《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結構及其變化》（《史學雜誌》104—3），分析了江蘇省寶山縣地方精英的活動，認為他們試圖依靠地方議會和行政機構的設置來實現地方自治。王翔《辛亥革命前後江南城鎮的經濟、政治動態》（《在近代》27），介紹了吳江縣盛澤鎮絲織手工業的近代化以及地方自治的活動。 

 關於辛亥革命， 深町英夫《中國革命運動的起源》（《在近代》27），圍繞興中會成立的問題考察了夏威夷島和廣東的社會狀況。藤井深山《孫文與日本及其東亞》（《新東亞概貌的研究》），精心描述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久保田文次《世界史上的辛亥革命》（《新東亞概貌的研究》），重新考察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意義。 

關於法制和法律，林學忠《甲午戰爭後中國對國際法的接受過程》（《東亞地域研究》2）， 考察了清末有關國際法譯著的出版狀況以及時人對國際法的認識。松田惠子《清末禮法爭議小考（一）（二）》（《法學論叢》137—2、5），論述了西歐近代法典的傳入， 特別是刑法典編纂之際“法理派”（積極派）和“禮教派”（反對派）之間的爭議（即“禮法之爭”）。喜多三佳《關於沈家本“融會中西”的一個疑問》（《研究紀要》，〈鳴門教大〉，人文·社會科學10），重新研究了清末法學家沈家本的有關問題。 

中外關係　19世紀下半葉，東亞日益被捲入世界歷史的潮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茂木敏夫《清末的“中華文化圈”與日本》（《中國——社會與文化》10），指出在與近代世界的對峙中，清朝政府仍依據以往的德治傳統，欲將已經開放的周邊地域納入其封閉體系，並進行重新組合。但甲午戰爭後，清朝支配周邊地域的根據作了180度的大轉換， 開始尋求西歐近代國家的模式。小原晃《甲午戰爭之後的中朝關係》（《史潮》新37），探討了在朝鮮的中國人的活動和總領事館派遣等問題，認為下關條約之後，中國對朝鮮傳統的朝貢模式尚無太大變化。金鳳珍《東亞三國的“開國”與萬國公約的接受》（《紀要》，北九洲大·外國語，84），對日本、清代中國、朝鮮三國“開國”的性質以及接受萬國公約的情形作了比較研究。作者分別強調了三個國家主體性的不同方面，但三國“近代化”的差異究竟起因如何，仍然是一個難題。本野英一《對英紅茶輸出貿易的衰落與中國商人“團結力”的界限》（《東洋學報》77—1、2），分析了福州在華外國商人與中國商人的貿易論爭。加藤祐三編著《近代日本與東亞》（築摩書房），則多方面論述了近代東亞的有關問題。 

關於琉球問題，西裏喜行《清代光緒年間“琉球難民”的飄泊事件》（沖繩縣立圖書館史料編集室編《第二次琉球·中國關係史專題論文集》），介紹了救助、送還琉球難民的組織，並考察了清代琉球難民的貿易活動及其有關情況。西裏喜行另文《琉球問題與清代報刊資料（資料編7）》（《紀要》，琉球大·教育，47）， 介紹了有關琉球問題的報刊資料。 

中日關係　近年來，在中日關係這一研究領域，較之國家之間的關係，學者更為重視民間的交流，或者說個人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村義《“支那”浪人備忘錄》（《新東亞概貌的研究》），首先涉及到了早期“亞細亞論”的鼓吹者大陸浪人的有關問題。筧久子《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中國文學報》50），揭示出黃遵憲與日本官僚文人的交往，為其《日本國志》等有關研究日本的著作提供了高品質的背景。松本武彥《神戶中日協會的建立》（近代日本研究會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17》，《政府與民間》，山川出版社），考察了神戶建立的中日實業家聯合組織的活動及其意義。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庭脩、王曉秋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叢書1》，《歷史》， 大修館書店），則多方面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軌跡。 

關於教育方面，肖朗《關於清末中國教育改革論的考察》（《紀要》，名大·教育，42—1）， 探討了黃遵憲根據“日本模式”提出的以教育普及、國語改革、實額教育為支柱的教育改革論。孫安石《清末取締留學生規則事件的真相》（《中國研究月報》49—3）， 重新探究了與出洋考察五大臣以及上海、韓國有關連的取締事件，揭示出這一事件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中村聰《橫濱大同學校的初期教育課程》（《東洋文化》，無窮會，309），介紹了橫濱華僑學校初期的歷史。 

關於日本人的中國觀，藤田佳久《〈清國通商綜覽〉及其所描繪的清末中國的地域面貌》（《紀要》，愛知大·國際問題研，103）， 考察了日清貿易研究所編纂，1892年刊行的《清國通商綜覽》的內容。大谷正《新聞記者眼中的甲午戰爭》（《人文科學年報》，專修大，25），分析了從軍記者鈴木南洋和池邊三山的新聞報導，揭示出這一歷史事件是如何被情報化的有關情形。李梁《清末民初政治與社會的的一個側面》（《文經論叢》，弘前大·人文，30—3）， 分析了內藤湖南和服部宗之吉的著作，探究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學術研究的關係。川島真《“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中國研究月報》49—9 ），從正式國名、略式國名、地理國名三個側面探討了日本外務省對中國的稱呼。 

關於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戴國輝《土衛十——具有兩種面貌的臺灣》（《歷史學研究》676）， 指出日本人對臺灣的歷史認識是十分淺薄的。陳培豐《近代日本的國體觀念和臺灣的殖民統治》（《中國研究月報》49—9）， 論述了上田萬年主張強制推行“國語”，以使異民族統治合理化的國語觀。やまだあつし《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臺灣的米穀業》（《現代中國》69），指出臺灣的米穀輸出經歷了從中國轉向日本的變化，並且外地商人衰落，臺灣本土地主的米谷交易則發展起來。洪詩鴻《對日本殖民地時期臺灣人產業資本的考察》（《經濟論叢》，京大，155—2），著眼於臺灣人中小零散資本的動向，指出其利用原有的土地關係、人際關係、民間金融等有利條件，得到了切實的發展。此外，広瀨順皓《臺灣總督府文書概要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活動》（《亞洲資料通報》33—6），則介紹了對有關史料的調查情況。 

思想·教育　關於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思考，佐藤慎一《進化與文明》（《東洋文化》，東大·東文研，75），考察了20世紀初葉中國知識界的多種東西文明比較觀。李恩民《清末中國的科學認識及其實踐》（《史潮》新37），將甲午戰爭後10年間“啟蒙”科學觀的誕生及其實踐置於變法運動的過程中，介紹了當時科學知識的普及活動。戴禾《福澤諭吉與梁啟超人類觀的比較》（《國際研究論集》，八千代國際大， 8—2），認為二者都能看到佛教無的思想，但體系卻完全不同。 

關於教育， 小林善文 《中國近代的中學教育》（《神女大史學》12）和《清末民初時期的中國女子教育》（《紀要》，神戶女大·文，28—1），分別論述了近代中國中學教育和女子教育的有關問題，是填補研究空白的力作。 

此外，溝口雄三、伊東貴之、村田雄二郎合著《由此出發的世界史4》，《中國概觀》（平凡社）， 通俗易懂地敍述了儒學社會的變化，中國革命史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竹內弘行《中國儒學近代化論》（研文出版）亦已出版。 

說明：本文編譯自日本《史學雜誌》第105編第5號《1995年的歷史學界——回顧與展望》。其中中國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系由親宮學和帆刈浩之分別撰寫。考慮到清史研究的連續性和整體性，因而分別從中摘譯出有關清史的內容，仍分為“清”與“近代”兩部分，以存原貌。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