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袁世凱》傳記，是一個日本記者的作品，堪稱是一本難得一見而又充滿神奇色彩的著作。此書原藏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各國內政類，編號為1—1—1—4。[1]2002年我們在東京大學講課之餘，發現了它。幾年來不斷地圍繞這本書進行調查研究，並且將研究此書的心得及其價值，向清史編委會戴逸教授反映。戴逸教授亦主張在中國國內將其重新出版。在此書即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際，我們謹將圍繞該書發生的一些糾葛以及該書特色稍予論說，以便加深對此書的理解。 

一、充滿神奇色彩的傳記著作 

袁世凱（1859—1916）字慰廷，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人物，也是晚清中朝關係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在光緒八年朝鮮壬午事變之前，袁世凱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但到了甲午戰後，他居然能取得清廷的充分信任，以浙江溫處道的身份，到天津小站督練新軍；又過了三年，當新政變法如火如荼、新舊兩黨尖銳對立、兵戎相見的關鍵時刻，他又向榮祿洩露維新黨人包圍頤和園的密謀，從而導致了譚嗣同等維新君子血灑燕市、百日維新慘遭失敗之結局，而他自己則取得了慈禧、榮祿等當權派的信任，飛黃騰達，成了聲名顯赫的封疆大吏；辛亥革命中袁世凱又竊取革命成果，登上了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袁氏一生適逢近代史上多事之秋，遇到了好幾次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而這些重大事件幾乎都同袁世凱的名字密不可分。袁氏一生經歷豐富，跌盪起伏，頗具傳奇色彩。因此，關於袁世凱形形色色的傳記，坊間比比皆是。然而，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卻與眾不同。它有三個重要特色，使此書成為一本使人耳目一新的歷史著作。 

其一、關於該書作者佐藤鐵治郎。 

佐藤鐵治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卻寫出了這樣一本流利而順暢的中文著作，敍事清晰，文采斐然，也許是為了讓中國人看懂這本書，故而專門用中文出版。 

關於佐藤鐵治郎之生平，據日本學者竹內實《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及袁世凱之評價》一文的介紹： 

由佐藤鐵治郎著作所述內容推斷，他似乎在中國與朝鮮居住有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約有二十年是作為新聞記者的生涯渡過的。當時，他可能在天津經營時聞報館。該報是以租界內居住的日本人為對象而發行的新聞報紙。（注：竹內實：《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及袁世凱之評價》，見陳志讓著，守川正道譯：《袁世凱與近代中國》，東京岩波書店，1980年版，第325頁。） 

然而，據我們考察，此種報紙同時也在天津市民中有一定市場。由佐藤鐵治郎《袁世凱》一書所述內容可知，不少天津百姓經常向該報館投遞讀者來信，反映天津地方的政俗民情以及百姓呼聲。《袁世凱》書內不少細節資料都來自天津百姓之投書。由於職業的敏感，佐藤鐵治郎將此類資料積累編排，加上他在朝鮮時所搜集的有關資料，終於完成了這樣一本袁世凱的傳記著作。 

其二、關於《袁世凱》一書在出版過程中的奇遇。 

根據該書之最後版權頁上的記載，可知佐藤鐵治郎此書最晚於明治43年（1909年）1月30日即已寫出，5月5日已經印刷。但是，就在該書印刷完畢、即將裝訂成冊之際，突然受到干擾。袁世凱之長子克定，以及天津海關道的官員，還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認為此書之出版會影響清朝與日本的關係，因此要求停止出版。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北京的日本駐華公使亦前來干涉，要求妥善處理。關於此中細節，日本駐天津領事館總領事小幡酉吉有一詳細報告，其文曰： 

機密第16號：在天津總領事小幡酉吉致外務大臣侯爵小村壽太郎 

關於呈送以袁世凱為題出版物之報告： 

在當地專管在租界居留地內發行漢字新聞的時聞報社，有一個以袁世凱為題的著作出版計畫，已廣泛地在新聞雜誌上作廣告。該書已經印刷完畢，正處於著手裝訂的階段，這是一本暴露袁世凱一生秘事私行的書。其發行之目的，是滿足世人之好奇心，以圖獲取經濟利益。此目的是一開始時就知道的。租界內西村員警署長曾告知時聞報社社主本邦人佐藤鐵治郎，袁世凱一書的出版，也許自然會對日、清兩國國交產生影響。因此，即使是在該書即將出版之際，員警署仍通知時聞報社社主佐藤鐵治郎，只有取得員警署之許可批准，本書方可正式出版。 

此時，曾受過袁世凱的恩惠照顧的蔡姓海關道，和其他當地的知情人多次前來商談，極力要求將此書沒收或者禁止發行。特別是袁世凱的兒子，當時正在農商工部當參議的袁克定，親自出面通過駐京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來禁止本書發行。接著公使又招本官商議。考慮到袁世凱並非現職官員，而只是一個普通人。即使本書將他的個人事蹟公開發表，也不能說對日清邦交帶來不愉快的影響。再說，本書內容幾乎沒有和兩國國交抵觸的紀事。因此，以兩國國交為理由來禁止本書發行是很不妥當的。尤其是近來當新聞報紙言論自由寬鬆發表之際，以國交為理由阻止本書發行，很難保證此事不會引起新聞界物議。因此，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讓該書之作者用適當方法來處理。 

本官將此意見告之伊集院公使，經商議後，最後達成協定，讓袁克定以現金全部收買本書的印刷物，首先將費用交給佐藤鐵治郎，然後印刷物在兩三天中送交給租界員警署，最後，在兩三天之內由袁的代理人作證燒毀全部印刷物。 

本官還另外保留了本書，以俟檢閱之用，今隨同本信附上。我認為書中所述內容應有可供參考之處。專此敬具。 

另外，本書之收買關係，請儘量保持機密，以便防止將來此事會洩露於世上。謹此申明。
在天津總領事小幡酉吉 

明治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天津小幡總領事呈送以袁世凱為題出版物之報告》，編號1—1—1—41。） 

由於此書焚燒之時尚未裝訂成冊，因此，天津總領事向外務省進呈的也是散頁，而後臨時訂在一起。而且，書中個別地方的文句前後不連貫，頁碼也偶有空缺。但是，不管怎麼說，小幡酉吉總算是把大火焚燒之後僅留於世的一冊《袁世凱》保存下來了。 

再有，小幡酉吉的報告中提到曾受過袁世凱恩惠照顧的蔡姓海關道，由清宮檔案記載，此人很可能就是蔡紹基。袁世凱曾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向朝廷呈遞折片，保薦蔡紹基，該片稱： 

再營口地面，甫經收回，瘡痍未複，應辦善後事宜甚多，且該口為關東瀕海要區，華商營業，本極繁盛，邇年因被日貨灌輸，生計大不如前，若不設法維持，華商利源盡失。……梁如浩已請調補津海關道，接其任者，非有穩練之才，未能操縱合宜。……查有存記道蔡紹基，廣東香山縣人，同治十一年由南北洋大臣選充官學生，奏派赴美肄業，精于西學；光緒七年奉調回華，經調赴朝鮮及在直隸曆辦洋務出力，光緒三十一年由候補道經臣奏保，欽奉朱批，著軍機處存記。欽此。該員諳練老成，熟悉洋務，兩次代理津海關道，均能措置裕如，此次山海關道一缺，地處要衝，時當艱巨，收回伊始，交涉繁難，可否予以擢用，出於聖裁。謹奏。 

據此片可知，蔡紹基曾赴美肄業，長於交涉，很可能在朝鮮辦理洋務時即同袁世凱相識，後來又長期在北洋充當海關道員。 

其三、關於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在中日兩國的流傳。 

根據雙方達成的協定，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證，“燒毀全部印刷物”，因此，佐藤鐵治郎此書雖然寫成快一百年了，但在中國任何一個圖書館裏，幾乎都找不到由天津日租界時聞報館所印刷的這本袁世凱傳記。 

至於日本方面的情況也大致與中國相同，長期以來，並無太多學者關注此書。上述竹內實先生的文章是首次提到並介紹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只是後來就無人用過此書。2004年由島田虔次教授譯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日譯本第一卷問世。該書參考文獻之中，亦列有佐藤氏此書。（注：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日譯本，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卷，文獻目錄第33頁。）我們經向主持翻譯工作的狹間直樹教授請教，才知道他於1970年代，即已由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將此書全冊複製，並進行研究。狹間先生還告知，他于1980年代曾將佐藤氏此書之影本贈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宗一教授等人。因為李氏亦為國內研究袁世凱之著名專家之一。 

2004年河南師範大學蘇全有副教授還相繼在國內的《歷史教學》與臺灣的《近代史研究通訊》等處撰文介紹佐藤之《袁世凱》，經電話詢問蘇先生，他所過目的《袁世凱》亦屬複印本。據說這種複印本在清史所圖書館等處亦有收藏。不知道這些複印本是否也是從日本外務省史料館來的。或者說是由狹間先生之影印本流傳而來的。 

後來，我們又瞭解到，早在大正二年，日本有位傳記作家關矢越山（充郎）曾寫了一本《怪傑袁世凱》，由實業之日本社於大正二年（1913年）五月出版發行。該書翔實地描寫了袁世凱在朝鮮的活動，以及袁氏由朝鮮回國後交結慈禧的親信太監李蓮英，在清末政治舞臺上的諸種活動。由於描述具體生動，頗受日本學者關注。但是，人們還不清楚關矢越山的《怪傑袁世凱》與佐藤鐵治郎之《袁世凱》之間有何關係。 

直到1977年，在京都的一次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學術集會上，才由狹間直樹先生提到了佐藤鐵治郎的這部著作。這實在是關於佐藤氏此書在日本國內流傳的一個佳話。參加那次會議的學者竹內實，後來寫了一篇《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和袁世凱之評價》的文章，具體地記述了當時的情形。其文曰： 

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及袁世凱之評價 

以上有關袁世凱評價的日本學者佐藤鐵治郎的著作，在此前，我竟毫無知曉。1977年6月，陳志讓先生根據他的著作《袁世凱》，曾經在京都做過學術報告。那時，為回答陳志讓先生的提問，狹間直樹先生曾談到日本的袁世凱研究概況。於是，我才第一次知道世上還有這麼一部書存在。我後來更從狹間直樹先生那裏借來了佐藤鐵治郎著的《袁世凱》以及與此相關的小幡酉吉、鄭永邦的文書材料，這些都是狹間直樹先生複製並秘藏的史料，我因此有機會得以一睹此書。令我吃驚的是，關矢越山著作的傳記部分，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佐藤鐵治郎著作上的材料，但竟沒有一句提及他引用了這部書。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說他是個剽竊者，因為我感到他那些沒有借用佐藤鐵治郎著作的部分，也寫得很有水準。佐藤鐵治郎可能是期待有中國讀者來讀他的書，因此該書全部用漢文寫成；而關矢越山則是將其翻譯成漢文訓讀形式的議論文文體，並與自己寫作的那一部分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關矢如何能夠看到外務省僅有一冊的這部書，現在還是一個謎（佐藤是否將其著作一冊不留地繳銷或燒掉，也是一個謎）。他也具有和佐藤一樣的採訪能力和表達能力。（注：竹內實：《大正時期的中國形象及袁世凱之評價》，陳志讓著，守川正道譯：《袁世凱與近代中國》，第365頁。胡連成譯。） 

由上文可以判斷，關矢越山在寫《怪傑袁世凱》時，確實是參照了佐藤氏之著作。而且就在佐藤氏之書被燒掉之後的第二個年頭。如果關矢越山所見到的《袁世凱》，不是來自外務省檔案記錄的話，說明當時天津銷毀得並不十分徹底。但是，關矢越山早已作古，此事已無法核實。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宣統元年（1909年）袁克定雖然破費了一大把銀子，但總算是基本上將佐藤氏此書幾乎全部燒掉了，起碼在清廷上下未見有人再傳閱此書，這就達到了其預期的目的。從內容上來講，這本書寫法與眾不同，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形形色色的袁世凱傳記中，對袁氏事業評價最好的一本。但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袁世凱家族及其親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花了許多銀子，把這本書買下，然後，又放了一把火把這些已經印好的袁世凱傳記統統都燒掉了。那麼，為什麼袁世凱花大力氣阻止此書之出版？答案似乎應該從該書內容來尋找。 

袁世凱主要是從政治角度考慮。他擔心佐藤鐵治郎著的《袁世凱》所述內容可能會給他政治前途帶來消極的影響。因為佐藤氏在該書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當時北洋及天津府的一些高官，對他們的醜陋行為予以揭露。而這些官僚在京津政界頗有一些勢力，朝廷上下都有支持他們的人。倘若佐藤氏之著作出版，可以預料定會給袁世凱之前途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再有，佐藤鐵治郎在書中，還揭露了從李蓮英到慈禧以及紫禁城內外的許多貪贓枉法等骯髒行為，這無疑會給袁世凱帶來另一場災難。 

正因為如此，受過袁世凱恩惠照顧的蔡海關道及當地之知情人，多次要求阻止此書之出版發行，此事從一個側面說明，袁世凱雖然被罷了官，但其在北洋上下的勢力，仍然盤根錯節。
佐藤鐵治郎撰寫《袁世凱》時，他正在天津紫竹林的日本租界裏辦報，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天津紳民，直接聆聽他們對袁世凱及其所管轄的北洋官僚政績的意見與評論，或者是收到他們給報館的投書，這些豐富鮮活的史料，構成了該書的一大特色。但是，佐藤鐵治郎受條件限制，無法利用檔案史料，特別是中國方面的檔案史料，因此，該書對袁世凱活動的記載，有的欠準確，還有的重要史實則沒有收錄。為了更完整準確地瞭解袁世凱的全貌，故應予以糾正。特別是有關袁世凱在日俄戰爭中與日本關係尤其應予補充。 

二、日俄戰爭中日本情報機構對袁世凱的操縱 

在日俄戰爭期間，腐朽無能的清政府對列強在本國土地上廝殺，居然以事不關己之姿態，宣佈對有關兩國戰爭事宜，“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實際上，究竟能不能“中立”，在清廷內部意見也不統一。清廷雖然有少數親俄派，但他們始終沒占上風。清政府倒是在戰爭中幫了日本不少忙，因此，很難說清廷堅持了“局外中立”。其中，袁世凱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對於這樣一件大事，佐藤鐵治郎的《袁世凱》一書幾乎沒有涉及。這不是作者之疏忽，而是在當時環境下，佐藤不願意也不能夠透露日本軍方當時搞了哪些陰謀活動。因為佐藤氏寫此書時，日俄戰爭結束未久，硝煙尚未散盡，雙方檔案尚未公諸於世。後來，在日本國內出了不少有關日俄戰爭的檔案及回憶錄，洩露不少機密。其中有關於袁世凱的部分非常重要。 

現將日俄戰爭的直接參加者谷壽夫所寫的明治百年史叢書之一《機密日露戰史》中涉及袁世凱的重要部分譯出，從中可以窺見袁世凱在戰爭期間與日本之緊密關係。該書專門有一節是“關於建立諜報機關而對清朝操縱之經緯”。其文略謂： 

首先，日俄戰爭期間，對操縱中國最有關係的是袁世凱與青木大佐（中將于不久前去世）的關係。在這裏，我想稍微談一下青木與袁世凱的關係的緣起。 

明治三十年（1897年），青木大佐在大沽附近的小站視察袁的軍隊。當時在清軍司令部的小型宴會上袁世凱見到青木。他跟青木握手並且大聲地說：“我久聞您的大名，可是今天才第一次見到閣下。”袁世凱的講話使在坐的人都很吃驚。
袁世凱接著說：“我記得三年前，您作為日軍的軍使，試圖從鞍山站向北方前進。當時我在溝幫子負責輸送軍需品。忽然我接到北洋的一份加急電報，讓我趕快到遼陽去迎接日本的特派軍使，並且要優厚相待。”他又說：“因此，我趕快準備了洋酒、罐頭之類的美味接待品，乘坐中國式的馬車，經過兩個晝夜兼行的辛苦，倉促地到了遼陽。我馬上給您寫信，催促您光臨我處。您卻沒有回應。所以，我們拖到今天才見面。在此參加聚會的新建陸軍將士，有段祺瑞，段芝貴，王士珍，曹錕，讓我們一齊暢快痛飲吧。” 

袁世凱在甲午戰爭期間以清國大員身份駐紮在朝鮮。此後，他奉命返回，又在溝幫子負責輸送軍需品補給。青木參謀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講和的時候，作為野津第一軍軍使，被派遣從鞍山站出發。他們揮舞白旗，吹奏號角向前進。就在此時，青木的部隊遭遇清國步兵的射擊而被迫停止，因此不得不後退，而隨行的清國人員被擊斃，所以軍使不得不停止前進，並向上級報告。大本營聽到野津將軍的報告之後，隨即將此情況轉告給清國負責議和的大員李鴻章。李氏又把這個消息轉告清政府，於是就派遣袁世凱到遼陽去迎接青木大佐。 

從此之後，袁世凱與青木大佐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袁世凱曾經兩次到北京東交民巷公使館內的武官室訪問青木，懇請他就任新建陸軍的教官。於是青木大佐接受了袁氏的聘請而走馬上任。他把公使館武官的職位讓給柴五郎中佐，而自己前往天津任職，此後，他久不露面，仿佛從中國消失了一樣。 

此後一段時間，青木秘密地在天津滯留，替袁翻譯軍事文獻等，在專門從事新建部隊的編制企劃的過程中，袁世凱接到去濟南作山東巡撫的上諭。於是他就招幕了青木大佐同往，由馮國璋作嚮導。正當要出發之際，山東的匪徒賊寇作亂，只好延期出發。此時義和團事件爆發，柴中佐被圍困於北京的公使館內，青木大佐起初以天津一普通百姓身份避世，爾後又再次以日軍大佐身份出現。並且與福島支隊一同參加了討伐清國的戰爭。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十一月某日夜晚，兒玉大將（當時的參謀次長）穿著日本和服，突然訪問市穀念佛阪上的青木大佐的私宅。在陽臺閑坐之時，兒玉大將對同人說：“日俄關係已經變得非常緊張，很快就會宣戰。我聽說您現在是炮兵的聯隊長，毫無疑問在這次戰爭中，您肯定會親率所部參與戰爭。可是有比參戰高出幾倍的更重大的任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得跟北洋有大權勢之人有緊密的關係而期待得到他們中一些人的幫忙。目前，中國北洋最有勢力的是袁世凱。福島安正對青木說，沒有人象你一樣能跟袁搞好關係。您在中國幾次擔任公使館武官，而您可能不希望做此事。我們真希望您盡全力接任此項重大任務。”接著他又提出了三項具體任務： 

一、日中協同組織一個敵情偵探機關； 

二、經常破壞敵軍背後的交通線； 

三、組織馬賊團隊來威脅敵人的側面。 

青木大佐聽到上述談話之後，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但是，他還是同意就任。兒玉大將也欣喜地離開了。幾天之後，青木大佐再次被任命為駐北京的日本公使館武官。 

青木大佐從聯隊長崗位辭職後，匆匆忙忙趕赴新任，並且在赴北京途中，于天津會見了袁世凱。青木在同袁世凱商談協同諜報和馬賊團隊等事時說：敵軍的情報顯示，清國已經有幾十名間諜，從旅順被派遣到滿洲一帶的地方。應當趕快把每次的報告給日方看。至於馬賊的使用，如果把這些鼓動叛亂之馬賊置於直隸省管轄之外，不會有什麼阻礙。對此，袁並沒有推辭，並且很快承諾了暗中援助。 

我將在另一個章節裏，詳細地解釋袁如何為了協同諜報，在西伯利亞境內配置了清朝的將校和員警官。當時頗有勢力的吳佩孚即是其中之一。可是，俄軍方面在遼陽之戰前後逐漸地開始懷疑他們的舉動。最後象吳佩孚這樣的人也被逮捕，並被送到奉天的監獄。直到我軍佔領奉天之後，吳佩孚才脫離了監獄而獲得自由。 

當時，袁世凱手下有阪西大尉（現在是中將）作為軍事顧問。在袁的幕僚中，有親日派段芝貴，所以事情完成得很圓滿。每天各地的諜報員給直隸總督府的情報，馬上就被送給阪西顧問，阪西則將其翻譯成日文並交給當時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仙波少將（現在是中將）。再由仙波少將用電報將情報送到大本營。應該說，在日俄戰爭資訊方面，袁世凱的功勞很大。 

尤其是三月中旬，袁在天津對阪西少佐說：此次戰爭對日本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同時對中國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東亞的大局將會由這件事決定。他認為一旦日本有不測，中華帝國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他說，如果事情跟日本的利益有關，不管輕重大小，就應該全心全意地幫忙。為此不應該吝惜財物之類的東西。他從來就是蔑視俄軍的，在聽到我軍勝利消息之後，他支援我們的程度就更增加了。 

在日俄戰爭期間，我參謀本部表面上保持了支那嚴正中立的體面，而實際上則以日清合作的方式，令其對我多做友好事情。（注：谷壽夫：《機密日露戰史》，東京原書房，昭和41年版，第278—281頁。） 

袁世凱給日本軍隊提供了許多幫助，引起俄國的不滿。據谷壽夫回憶，俄國軍方曾試圖對袁世凱進行暗殺。大約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末，日本駐天津軍部司令官通過諜報，獲悉了俄國方面有企圖暗殺袁世凱的計畫。經派人調查真相，瞭解到奉天某地一居民李某，被俄國官員以重金收買，秘密來到天津，按部就班地準備著計畫的實施，並且，該事實已經被我國證實。於是，日本方面立刻向袁提出了警告。袁世凱則採取了相應措施，終於使俄國方面的暗殺計畫化為泡影。 

從《機密日露戰史》所洩露的這些機密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場戰爭中袁世凱實際上站在日本一邊，做了不少有益於日本軍方的事；而且，在袁世凱所練新軍中，日本教官（戰時之間諜）也發揮了不少作用。正是通過這場戰爭，袁世凱看到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軍事力量突飛猛進，調度有方，遠遠比老牌沙俄帝國勝出許多。小小日本戰勝了老大的沙俄帝國，正是在戰爭之後不久，袁世凱更加認識到：日本雖然僅僅是一個島國，卻有不少東西值得清朝學習。日俄戰爭之後，袁世凱極力主張以日本為榜樣來治理直隸政務，勾畫自己的施政方案。 

袁世凱曾經下令，要他管轄的直隸州縣官員，在赴任之前，都要“自備貲斧”前往日本學習三個月。其劄文稱： 

督憲袁飭司曉諭：嗣後實缺州縣，無論選補，先赴日本遊歷三個月，再飭赴任劄。 

為劄飭事：照得天下者，州縣之積，收牧令為政治之原。凡學堂、員警、工藝諸端，胥關緊要，若平日漫無聞見，一旦蒞事，茫不知其所由來，欲求新政推行，地方起色難矣。故民智不開固足患，若官智不開何以責民。 

查前年學務大臣奏定，鼓勵遊歷章程片稱：面奉皇太后懿旨，已為職官者，皆讀書明理，深知法度之人，令其出洋遊歷，最為有益無弊等因。欽此。凡在臣工，皆應欽遵辦理。況親民之官，莫如州縣。除現任實缺各員，無論內選外補，未赴任者，飭令先赴日本遊歷三個月，參觀行政及司法各官署，並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省，然後飭赴新任。其在日時，由留學監督隨時考詢，回省時呈驗日記，各陳意見。在該員自備貲斧，所費無多，而數年之後，冀無未經出洋之地方官，庶於新政不至隔膜。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以示限制。各該員等將膺民社，思濟時艱，自必欣然就道，毋負本督部堂期望之苦心。除分行外，合行劄飭，劄到該司、道，即便查照辦理，曉諭官廳，一體知悉。此劄。劄布、按兩司，留學監督馬。（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內田康哉《關於地方官員日本遊歷之報告》附件，受字第11399號。） 

袁世凱此劄絕非一紙空文、官樣文章。據汪琬博士于《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中考證，日俄戰爭前後，大批直隸縣級官員前往日本遊歷，其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全國同等官員赴日的數量。（注：汪琬：《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版，附錄1，清末中國對日視察一覽表。） 

三、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佐藤鐵治郎所著《袁世凱》與一般袁氏傳記不同，它在兩個方面提供了十分新鮮的內容。其一是關於袁世凱在朝鮮的活動，及其與當時朝鮮宮廷的關係；其二是袁世凱在山東鎮壓義和團，在直隸推行新政的許多細節。特別是後者，對於我們深入研究天津及河北的地方自治歷史，均提供了可供參酌的史料。現在需進一步探討的是，佐藤鐵治郎書中所述內容是否真實可信，佐藤氏撰寫此書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其一、關於《袁世凱》一書史料真實性及寫作動機問題，我們不妨參酌當時日本外務部門對於小幡酉吉進呈此書前後所作的處置。 

為了正確估價佐藤鐵治郎《袁世凱》一書的價值與作用，早在7月5日日本方面還請精通漢文、瞭解清廷情形的鄭永邦對此書仔細閱讀，然後寫了他個人對此書之看法，今徵引如下：
有關佐藤某著《袁世凱》一書之私見 

通讀一過，該書詳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經歷，以其過為過，以其功為功，英雄末路，坎坷陷於不遇之境，時勢交逼，再至於立世之時。總之，作者欲以滿腔之熱誠，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國朝野人士迷頑之心，除此之外殆無它意。袁氏也可能贊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鄰國。 

竊惟袁氏對於韓國之事業，雖然發揮了其天賦之才智，而其結局又歸於失敗，但他後來又推翻了清國數千年治國之根本，得此結局，豈非天數？著者痛慨袁氏之離去，無人繼承其事業，認為應是呼籲“袁氏不出，奈蒼生何”的時機了。為清國計，亦不可謂忠乎？袁氏之行事進退，以立憲制度之運行為準則，用以警醒清國之上下，蓋此書之用意即在於此。 

但此著成於本邦人之手。它詳述袁氏之政界經歷，舉其功過之事蹟，加以公平無私之評價，從而闡明了去偏見、重國家之根本。然而，在袁氏之政敵，個人之私怨，充盈于朝野之時，清人讀此著，果能得有所感動否？恐難遽下判斷。以予之管見，此書一出，猜疑異見之徒，以為此書出於袁氏暗囑，必會用百方巧計，以杜其再出世之途。即使其中有知道袁氏公平無私，乃一真正憂慮國家前途的人，以為人才可惜，對於袁氏與著者予以同情，但由於主持政務的攝政王與袁氏之關係，因此他們也會認為沒有必要為袁氏一身之榮枯而犧牲。誠如著者所言，他們只是侃侃諤諤，直言讜諫者。 

正因為如此，在公開出版此書之前，必需考量其中利害。現就著者詳述袁氏之經歷各段，聊陳私見所及：今日韓國之事局早已確定，溯而暴露當時之實相，以我國之地位視之，不過為一段歷史。但是，此著于清國方面之秘密，揭之過詳。在清國來說，當時之政策，迄今為止，仍然秘而不宣。設使將其秘密由日本人公之於世，清國朝野人士可能疑為袁氏弄策。 

再有，此書對袁與西太后之關係，袁與攝政王之關係，其外交手腕，以及袁（鎮壓）義和團之功績，敍述最詳密，足以加深猜疑之念。 

然而此書為袁氏計，利害相半，因而不足多為顧慮。若是對上記各點加以稍許之改刪，以為袁氏減少後患，亦不違背著者之本意。 

明治43年7月5日 

鄭永邦（注：日本外務省史料館藏：《在天津小幡總領事呈送以袁世凱為題出版物之報告》，編號1—1—1—41。胡連成譯。） 

首先應該說，鄭永邦對《袁世凱》一書的評價是寫給日本外務省或者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決策人員看的，而不是為了在中國，或是在日本發表的。因為鄭氏檔同樣屬於機密第16號的組成部分。這樣的機密檔一般人是根本無法過目的。 

小幡之報告寫於明治43年6月23日，外務省接受為7月23日。而鄭永邦之“私見”乃寫於7月5日。可見，鄭氏寫此文時，小幡酉吉的報告可能還沒有送達東京，鄭永邦當時正在中國。也許他當時就在領事館內。而且，鄭氏似乎全然不知道小幡酉吉6月23日即已與袁克定達成協定，決定將《袁世凱》一書全部燒毀。 

鑒於上述情況，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鄭永邦是根據日本駐京公使伊集院的指示而對《袁世凱》一書進行評論的。而伊集院之所以將評價佐藤鐵治郎此書的任務交給鄭永邦，是因為鄭氏對清朝的情形最為熟悉。鄭永邦和其父鄭永甯、其兄鄭永昌三人均是日本外交界有名的中國通。 

鄭家三君，原籍于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明末大亂之際，其祖躲避戰禍，歸化於日本。後來遷至日本長崎，世代以譯員為職。尤其是鄭永邦“擔任支那語翻譯官，名聲大噪無比。他在北京三十年之久，協助歷代十一任公使，有‘日支外交的活辭典’之稱”。（注：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第32—39頁。） 

“鄭永邦的外交生涯共有三十四年之久，其中多半駐在北京。對公務專心致力，完全沒有沉迷嗜好等不良習慣。鄭永邦不但通曉支那語，而且在漢學界也將是數一數二的人才。他在北京講述近代名著《紅樓夢》時，會場裏擠滿了清國客人，簡直插不進腳了。由此可知鄭永邦學識淵博、語言天才。”（注：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第32—39頁。） 

鄭永邦對《袁世凱》一書評價雖然其字數不多，但是顯然是比較中肯的。因為他不會用假話來欺騙上司。 

其二、不可忽視《袁世凱》一書之局限性。 

儘管鄭永邦認為佐藤鐵治郎此書“詳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經歷，以其過為過，以其功為功”，“舉其功過之事蹟，加以公平無私之評價”，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指出，《袁世凱》一書對袁氏生平業績之描述還有很大局限。因為佐藤鐵治郎作為一個外國駐中國之記者，他還不可能掌握所有有關袁世凱的重要史料，他更無法去檢閱汗牛充棟的清代檔案。 

試以《袁世凱》書中以很多筆墨所描述的淩福彭為例。佐藤氏揭露淩福彭將其親信徐永煃等派為留日學生等劣跡，批評他濫用職權。認為“喪心病狂如淩福彭者，真罕有其儔也，北洋新政根本上之敗壞當以淩福彭為罪魁也”。（注：佐藤鐵治郎：《袁世凱》第2編，第6節，培養裁判官人才為改良法律及監獄之預備。）佐藤氏又指斥淩福彭等侵佔民田，百姓切齒，屢控不直，並得出結論，謂淩等“欺瞞掩飾，喪心病狂，力阻新政之進步，袁世凱遂為其蒙混，至審判廳敗壞不堪言狀，淩實罪之魁也”。（注：佐藤鐵治郎：《袁世凱》第2編，第6節，培養裁判官人才為改良法律及監獄之預備。） 

佐藤鐵治郎所列舉淩福彭之種種不法行為，大多來自天津及直隸百姓之直接控告，有聲有色，生動具體，自然不容忽視，而且，這是該書區別於一般傳記著作的一大特點。可以說，淩氏乃一典型的腐敗官僚，此人長期在軍機處擔任漢二班章京。（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雜件》，章京名冊。）他熱衷於奔競鑽營，拍馬奉承，而後又撈到肥缺，外放到天津當知府，巧取豪奪，縱情享樂，他在津任期很長，因此與晚清天津地方史殊有關係。 

對這樣劣跡多端之人，袁世凱非但沒有予以懲戒，反而還向朝廷專折具保。我們由清宮檔案中找到袁氏之奏片。袁氏此片可以同佐藤鐵治郎之描述對照閱讀，孰是孰非，一清二楚。袁氏奏片曰：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 

再，前保定知府淩福彭，廣東番禺進士，由戶部主事考取軍機章京，曆升員外郎、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光緒二十六年奉旨補授天津府知府，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到任。其時天津尚未收回，該員往來津、保，將一切應辦事宜預為籌備。光緒二十八年秋間，隨臣到津接受地面，部署善後事宜，井井有條。光緒三十年委赴日本，考查監獄、工藝，各得其精意所在，差峻回國，縷晰條陳。天津習藝所之設，規制章程，皆由該員手訂，保定踵而行之，化莠為良，囚徒受福。一面設局創興工藝，貧寒子弟皆得執業以謀生。是年大計，保薦卓異，曾護天津道，並代理津海關道篆，河工洋務，考求有素，因應鹹宜。光緒三十二年調補保定府知府，保定設有讞局，為通省刑名總匯，遇有疑難重案，督飭局員，悉心推鞫，務得真情，民不含冤，獄無留滯。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調署天津府篆，以資熟手，並令督辦自治局，總理高等審判分廳，以為立憲基礎。該員才長心細，器識宏通，如果重以事權，必能力膺艱钜，應如何量予擢用之處，出自宸裁。該員現因卓異，請咨引見，除給咨送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奏。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三十三年錄副奏摺，吏治類。） 

袁世凱稱讚淩福彭“才長心細，器識宏通”，並認為朝廷“如果重以事權，必能力膺艱钜”。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可見袁世凱把一個破壞新政之罪魁禍首，當作天津民眾造福的功臣向朝廷保薦，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淩福彭僅僅是袁世凱網羅貪官污吏的一個典型事例。其他如楊士琦、朱家寶、趙秉鈞、段芝貴等無一不是袁世凱網羅之私人。 

其三、佐藤鐵治郎只看見半個袁世凱。 

佐藤鐵治郎此書寫于宣統元年，袁世凱之真實面目尚未充分暴露於世。當時袁世凱剛剛被清廷以“足疾”罷免回籍，直隸許多新政隨著袁世凱之離去而紛紛凋敝。佐藤氏對此頗有感懷，故寫出此書。他對袁世凱之評價，往往從大的方面著眼，肯定出袁世凱之歷史功績，尤其對袁世凱推行立憲之勇氣推崇備至。 

譬如，佐藤氏在此書第二篇第二章主倡立憲中寫道： 

稽東西各國進化，由專制政體而趨入立憲者，其原因莫不由人民顛覆舊政府以立新政府而成之也。即或事出和平，亦由全部人民指陳利害，幾經要求，幾經挫折，斷幾許頭顱，始可達其目的。若干憲法條文，豈輕易所能享受耶。若由專制國大臣而倡立憲，考世界各國改革歷史，罕有其倫。袁世凱處支那專制政體之下，身為大臣，充最重要之機關，握種種之大權，而又系出漢人，竟不畏滿漢之嫌，及其他各種之障害，一意為國家謀生存，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憲，以一身為怨府，苦心孤詣，為開明專制之預備。首創自治期成等會，雖有東西各邦之成規可仿，要亦人所難能，雖其間用人不當，為左右所欺蒙，而袁能立入手大綱，有條不紊，為支那各行省樹此先聲，作模仿改良之成績，微袁世凱曷可克臻此。（注：佐藤鐵治郎：《袁世凱》第2編，第7節，主倡立憲。） 

在宣統元年，佐藤鐵治郎的這些話講得是頗有道理的。他是把袁世凱與北洋乃至全國的各色官吏對比之後講的這些話。因為在芸芸眾生官僚隊伍中，沒有哪一個封疆大吏像袁世凱這樣在地方上努力推行立憲。雖然未能獲得成功，但佐藤鐵治郎認為，這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十分重大。 

佐藤氏認為： 

支那之立憲，能達其目的與否，姑不具論，惟二十世紀中，專制國斷難生存於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憲之成不成，即前途興亡之關係也。支那苟亡，袁世凱亦湮沒無聞矣；使支那立憲果成，將來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則最近世界進化史中，袁世凱三字亦必能占一特別地位矣。（注：佐藤鐵治郎：《袁世凱》第2編，第7節，主倡立憲。） 

佐藤氏講得雖有道理，然而，若從對袁世凱一生的評價來說，則又當別論。俗話雲“蓋棺定論”，是謂一個歷史人物只有到其生命之終結，方可對其一生之功過是非做出評論。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中，很多名留青史者，都是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刹那的所作所為才為其一生之評價一錘定音的。他們或捨身取義，或殺身成仁，都是在生命的結束之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成為英雄人物的。 

而袁世凱則不然，他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以清廷重臣身份，將奕劻等王公大臣玩弄于股掌上，欺瞞孤兒寡母，從而當上中華民國之總統。後來他又欲壑難填，背信棄義，拋棄共和，想當皇帝，結果是眾叛親離，既為清室之罪人，又為民國之叛逆。其皇帝美夢很快便被全國各地的反對浪潮吞沒了。“機關算盡太聰明”，袁世凱何其不自量力耶。 

所有這些大事，都是佐藤鐵治郎一書《袁世凱》出版兩年之後才發生的。因此，我們不能苛求於佐藤氏，因為他所見到的，只可以說是半個袁世凱。 

注釋： 

①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在天津小幡總領事呈送以袁世凱為題出版物之報告》，編號1—1—1—41。 

（資料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