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塚明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日清戰爭史研究專家。日清戰爭，就是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所說的甲午中日戰爭。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中塚明即以此課題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曆四十餘年而筆耕不輟，著述豐富。其建樹是多方面的，茲擇要評述如次。 

一、日清戰爭開戰始於何時？ 

日清戰爭是怎樣發生的？這本來不成問題。極其明白的歷史事實擺在那裏，是日本蓄謀已久和精心策劃而引起的。這件看似簡單的事情，在日本卻成了爭論不休的問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日清戰爭的開始時間問題。這不難理解，因為開戰時間與對戰爭性質的確定是相互關聯的。 

關於日清戰爭的開始時間問題，在日本國記憶體在兩種觀點：一是7月25日開始說；一是7月23日開始說。 

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艦隊在豐島海面不宣而戰，發動突然襲擊，炮擊中國軍艦。事後，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倒打一耙，捏造中國軍艦向日艦發射了魚雷，日方才以炮火相加。明治天皇在宣戰詔書中提到戰爭起因時，也指責中國軍艦“要擊我艦于韓海”[1]，將發動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其後，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發佈通告稱：“今以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25日為實際戰爭開始之日。特此周知。”[2](P46)這就是7月25日開始說之由來，它完全反映了日本官方的觀點。 

但是，由於日本政府的這個謊撒得太大了，實在經不起推敲，即使在日本國內也難以服眾，於是又有了7月23日開始說的提出。甲午戰爭後不久，曾經擔任日本侵華第二軍法律顧問的有賀長雄看出政府所宣佈的7月25日開始說破綻太大，為了加以彌縫，便在所著《日清戰役國際法論》一書中專辟《日清戰爭的發端》一章，論述日清戰爭的開始時間問題。其中寫道：“日本應以何種事實作為日清戰爭之開端呢？……依我看來，清國拒絕我方提出的最後談判建議，日本據此向北京的清廷言明，今後日本將獨力從事於朝鮮之改革，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其責任全在中國。因此應以此日為日清兩國的和平關係破裂之時。至敵對行為則始于因清國派出兵員，日本與之相應而派出軍艦，即7月23日。”[3](P33-34)這就是有賀長雄的7月23日開始說。 

本來，有賀長雄提出7月23日開始說的真實目的，是為了幫日本政府解脫，為其掩蓋發動甲午侵華戰爭的罪行。但是，他的忙卻沒有幫到點子上，所提出的觀點對日本有不利的一面，即它暴露了日本預謀戰爭而於7月23日派出軍艦尋釁的事實。因此，此說提出後，在日本國內不但未受到重視，反而遭到了駁斥。法學博士高橋作衛認為：“如果以部隊出動日期為開戰時間，日本於（7月）23日出發，清國於（7月）21日出發，那麼一場戰爭便有了兩個開始時間。本來，所謂實際戰鬥，一定有兩方相遇，由一方將兵力加于另一方而成立，並非僅由一方的部隊由本國出發而成立。說有兩個開戰時間，必定是一個在先，一個在後，這是沒有道理的。”並斷然指出：“以7月23日為開戰時間的觀點是錯誤的。”[4](P87-88)高橋作衛在批駁有賀長雄的同時，又提不出新的觀點，只能再回到維護日本政府7月25日開始說的道路上來。 

中塚明教授既不同意日本政府的7月25日開始說，也不同意有賀長雄的7月23日開始說。早在1968年，他就主張：7月23日淩晨，日本軍隊佔領朝鮮王宮，解除朝鮮軍隊武裝，完全控制了朝鮮政府，並在軍事上對中國先發制人，已經是戰鬥行動了[5](P159、162)。後來，他更明確地指出，7月23日日軍佔領朝鮮王宮標誌著甲午戰爭的開始[6](P55)。並加以說明道：“（日軍）佔領朝鮮王宮（景福宮），事實上是以採取‘擒朝鮮國王’（《蹇蹇餘錄草稿綴》）的強制手段，蠻橫地讓國王發出請求‘公文’（朝鮮政府請求‘由日本軍隊代為行動驅逐中國軍隊’的公文）的。由此而發生的就是1894年7月23日佔領朝鮮王宮事件。駐紮在漢城的日本軍隊於7月22日半夜開始行動，7月23日包圍、控制了朝鮮王宮景福宮，與此前後還包圍了位於漢城的漢城電報總局，切斷了經義州通往中國的電信線路，在軍事上先發制人的同時，又移兵南下以進擊牙山的清軍。甲午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7](P315)此說不同于有賀長雄以7月23日日本艦隊出港為開始時間之說，而以是日淩晨日軍攻佔朝鮮王宮為戰爭的開始時間，故可稱之為7月23日開始新說。 

應當如何評價中塚明的新說呢？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是：甲午戰爭的當事國究竟是中日兩國還是中、朝、日三國？當時，日本政府竭力製造一種假像，似乎從7月23日起朝鮮成為日本的與國，同日本站在一邊，都與中國是敵對的關係。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恰恰相反，朝鮮和中國一樣，都是遭到日本武力侵犯而受害的一方。連日本駐朝高級外交官（曾任代理公使）杉村濬也不得不承認：“日朝兩國的交往，以7月23日事變為界，形式上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前一天還以清國為後援反對我國的韓國政府，從當天起不得不接受我方的指導，站在敵視清國的地位。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內心裏卻相反……還不能自行忘記崇拜中國的念頭。”日軍攻佔朝鮮王宮後，見朝鮮政府雖已處於軍事控制之下，但仍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深切感到“與我征清的名義不符，對我頗為不利”。於是，便強迫朝鮮簽訂了一份所謂《攻守同盟》，聲明“兩國政府對清國已站在攻守相助的立場上”。並規定：“日本國對清國擔負著攻守戰爭的責任，朝鮮國要為日軍的進退及糧草供應，準備提供盡可能的方便條件。”[8](P45、48)這就是用脅迫手段硬將朝鮮綁在日本的侵略戰車上，事實上朝鮮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並不能以此說明它是站在日本一邊的。中塚明通觀戰爭全局，高屋建瓴，強調戰爭的當事國是日、朝、中三國，其中日本是侵略的一方，朝鮮和中國都是被侵略的一方，這就揭破了日本政府所製造的假像，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有助於對戰爭性質的確定。 

另外，還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杉村濬所說的“7月23日事變”屬於什麼性質的事件？對此給予明確的答案，是十分必要的。當時，英國的著名國際法權威、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曾就日中開戰事發表評論，認為“戰爭可由實際的戰鬥得以成立”[9]。那麼，“7月23日事變”能否稱為“實際的戰鬥”呢？據日方記述：“此日前後小戰兩次（王宮及東營），我兵僅僅死一傷五，而朝鮮兵卻死17名，受傷70餘名。其他軍旗刀劍、步槍大炮等，為我所有者如山。……這樣，我兵完全佔領了王城的四門。”[10](P223-224)隨後，日軍便突闖朝鮮王宮，將“國王、王妃及王太子移居宮內東邊的一座宮殿內”，“宮內外一切均由我（日）軍負責警衛，慶余樓下作為（日軍）本部”[8](P34)。日軍為攻佔朝鮮王宮和東營（朝軍駐地）而“小戰兩次”，雙方死傷近百人，怎能不是“實際的戰鬥”呢？雖然這只是一場不對稱的戰鬥，但不可否認它仍然是發生於日朝兩國之間的戰爭。顯而易見，日本發動甲午侵略戰爭，確實是從攻佔朝鮮王宮開始的。至於其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暫定合同條款》，對7月23日的“衝突”規定“不予追究”責任[8](P46-47)，以至後來悍然吞併朝鮮，也決不能以此改變“7月23日事變”的性質。 

由此可知，中塚明新說的提出，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此說不僅可以提醒人們全面瞭解日本發動這場戰爭的整個過程，而且有助於對戰爭的性質作出正確的判斷。若以國別劃分的話，則這場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7月23日事變”為起點，乃是日本發動的對朝鮮的侵略戰爭；第二階段，以7月25日豐島海戰為起點，乃是日本發動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所以，日本作為戰爭的一方，其從事的戰爭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朝鮮和中國作為戰爭的另一方，其從事的抵抗則是正義的、反侵略的自衛戰爭。 

二、“陸奧外交”是和平外交還是開戰外交？ 

陸奧宗光作為日本外務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獪”而聞名，對促成甲午對華開戰負有重大的責任。但是，在日本國內，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為“陸奧外交”是“和平主義”的。這似乎已成定論了。能夠敢於站出來對此提出質疑者，中塚明堪稱為代表人物。 

在日本，“陸奧外交”是和平外交的觀點，其始作俑者就是陸奧宗光本人。陸奧完光在其所著《蹇蹇錄》中宣稱：日本派重兵入朝，是為了“以備不測，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均勢”[11](P9)。在陸奧宗光的筆下，把出兵朝鮮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寫得如此輕鬆，就容易示人以假像，似乎日本派兵並不是要挑起事端，而是為了和平，維持中日“勢力均衡”而已。於是，所謂“維持勢力均衡”論，便成了“陸奧外交”是和平外交說的一個主要論點。 

已故日本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信夫清三郎是一位正直的歷史學家，他所主持編寫的兩卷本《日本外交史》和個人專著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先後譯成中文出版，在中國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他批判日本的舊史學，認為：“舊史學由於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於現象的本質，或者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甚至觀念被歪曲，這都是由其立場帶來的必然結果。”並在晚年回憶自己一生的學術道路時，特別指出：自進入學術界，“便對繼續不斷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分析，使之成為自己研究學問的出發點，不畏鑄錯，往來于日本政治史的研究領域，歷經五十年”[12]（《序》及《譯者說明》）。像信夫清三郎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竟然也未能看穿陸奧宗光的謊言，相信陸奧宗光的出發點是和平地解決朝鮮問題，出兵是出於無奈和被迫的。他寫道：“陸奧外相必須為和平收拾時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國已經出兵的情況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已經不能厚著臉皮後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張“維持努力均衡”政策。至於後來走向戰爭，“這就不是陸奧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了”[12](P77、84)。信夫清三郎可能不會想到，他的這個論斷後來在日本被普遍接受，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了。1995年夏，我有機會參觀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組織的“陸奧宗光與日清戰爭特別展示史料”展覽，發現無論在陳列史料的選擇和佈置上，還是在講解員的介紹中，都著意地突顯了“陸奧外交”的和平主義色彩。可見，此說也是一直為日本官方所十分欣賞的。 

信夫清三郎所說甲午開戰並“不是陸奧外相的意志，而是他人的意志”這句話，應該怎樣理解呢？這裏的“他人”又指的是誰呢？原來，所謂的“他人”，是指以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為代表的日本參謀本部。在信夫清三郎看來，在日清開戰問題上，外務省的態度與軍部是根本不同的。中塚明稱其為“二重外交”論[13](P105)。對此，繼承了信夫清三郎觀點的日本九州工業大學教授藤村道生寫道：“向日清戰爭方向發展……是由參謀本部計畫的，客觀地看，整個政府是在參謀本部所鋪設的道路上行進的。”[14](P81)這就是說，挑起戰爭的責任完全在軍部，而主持外交事務的陸奧宗光只不過是被軍部牽著鼻子走上開戰的道路罷了。這種以“二重外交”論作為“陸奧外交”是和平外交說的支撐點的做法，是完全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的。 

中塚明對陸奧宗光的《蹇蹇錄》曾作過非常仔細的研究。他將從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發現的《蹇蹇錄》的口述草稿《蹇蹇餘錄草稿綴》，與外省1896年第一次刊本和1982年第二次刊本進行比較研究，並對《蹇蹇錄》一書作了仔細的訂正，僅校注即達一百多條[15]。他發現，從《蹇蹇錄》的口述草稿到外務省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許多地方“都作了與事實相違的虛假記述”。根據自己的這一發現，他對上述偽造的歷史進行辨正，出版了專著《〈蹇蹇錄〉的世界》。他認為，就日本方面來說，外交手段與軍事手段，本是貫徹其戰爭方針的兩手。即以外交為“先驅”，繼之以軍事為“後援”，最終達到對中國開戰的目的[13](P171)。後來，日本的挑釁終於成功，陸奧宗光自鳴得意地在《蹇蹇錄》的口述草稿裏說：“我國從此斷絕與清國的外交關係，由迄今之外交先驅、軍事後援之局面，一變而為軍事獨斷之舞臺。”這就不打自招地承認他所推行的外交是為軍事行動鋪路的。所以，中塚明指出，這是明確“宣示陸奧所主導的外交當局為日清開戰的先驅”[13](P111)。可見，所謂“二重外交”云云，完全脫離了歷史實際，若陸奧宗光本人在世也是不會認同的。 

本來，要確定“陸奧外交”的性質，應該根據陸奧宗光本人的言行來作出判斷。不過，這話說起來容易，但要真正做到並不容易。同樣是根據陸奧宗光本人的言行，“陸奧外交”是和平外交論者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陸奧外交’中，‘表裏兩層含義’最後統一于和平手段，是不允許有超越這個範圍的其他‘手段’存在的。”[12](P84)這裏所說的“表裏兩層含義”，是指日本決定出兵朝鮮後，陸奧宗光在發給駐日公使大鳥圭介訓令中對朝鮮局勢發展的兩種可能性而提出的應對辦法。陸奧宗光稱：“我國政府的希望，苟能無損於國家名譽，仍願竭盡和平手段解決這一事件。因此，當大鳥公使由東京出發時，我曾授與該公使最詳細的幾則訓令。其中有：‘根據朝鮮今後形勢，政府雖將派遣相當的軍隊赴朝，但非至萬不得已時，仍應以和平手段解決事局為第一。’但是，由於當時的形勢已告緊迫，所以在上述訓令中又附加一項指示：‘倘局勢不及請示本國訓令時，該公使得採取認為適當的便宜措施。’在這項訓令中，似乎含有表裏不一的兩種方針，但在這種形勢下，對派往外國的使節給予非常的權力，也是不得已的。”[11](P18-19)可知所謂“表裏兩層含義”，指的就是和與戰兩種方針。將陸奧宗光的這些話理解為他偏重于採取和平方針，是否正確呢？這是必須認真辨明的。 

不難看出，這種理解的根據是日本政府所確定的基本方針，其中有這樣幾條：(1)“中日兩國既已各自派出軍隊，何時發生衝突雖然未可逆料，如果發生戰爭，我國當然要傾注全力貫徹最初的目的”；(2)“在不破壞和平的情況下，應盡力保全國家榮譽，維持中日兩國的勢力均勢”；(3)“除非事勢萬不得已外，必須把事態嚴格地局限在中日兩國之間，應極力避免和第三國發生糾葛”[11](P10)。這裏的意思本來非常清楚，但在第一條中用了一組含義模糊的詞“最初的目的”，便極容易引起誤解。論者將“最初的目的”與“維持勢力均衡”視為相同的意思，顯然不妥。因為這一條講的是，如果發生戰爭而應採取何種對策。所說“要傾注全力貫徹最初的目的”，當然不會是要“維持勢力均衡”，而是要堅決打敗中國了。 

事實上，當大鳥圭介離日返任前，陸奧宗光已將他的開戰決心告訴了大鳥圭介：“我們在韓國必須取得優勢。這是我們不能等閒視之的著眼點。我們有即使不得不訴諸干戈亦在所不辭的決心。因此，在向這個方面前進時，即使因閣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將完全為之負責。閣下莫如有過激的思想，採取毫無顧忌的斷然措施。”[15](P257)陸奧宗光的這些話，使大鳥受到極大的鼓舞。他回憶道：“我詢問陸奧的意向，不料他卻與我等所見一致，想借此機會把清國打敗，我興奮喜悅不已，立即搭乘八重山號軍艦從橫須賀出發。此時，我向送行的陸奧說：這次我不想生還了。陸奧揮灑著熱淚說：你死了，我一定把你的遺骨運回日本，好好幹吧！”[17]陸奧宗光與大鳥圭介這番生離死別時的肺腑之言，不正說明所謂“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採取毫無顧忌的斷然措施”，“把清國打敗”嗎？ 

大鳥圭介回任後，每當遇到困難而決心動搖時，陸奧宗光總是給他鼓勁打氣，命他一定要回到“最初的目的”上來，並告以：“關於對朝鮮將來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採取強硬之處置。”[18](P88)在陸奧宗光的指使下，大鳥圭介提出對朝鮮採取“擒王劫政”的暴力手段。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內的大多數內閣成員，因擔心會引起列強的干預，不敢貿然採納大鳥圭介的建議。陸奧宗光則一意孤行，認為：“桌上議論不必多費唇舌，除從實際出發，根據朝鮮局勢的演變，採取臨變的措施以外，已經沒有再處理其他問題的時間。”於是，電令大鳥圭介：“目前有採取斷然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藉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隨後，又派專人傳達密令：“促成中日衝突，實為當前急務。為實行此事，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一切責任由我負之，該公使絲毫不必有內顧之慮。”[11](P68-69)可見，陸奧宗光的開戰決心早就下定，他要不顧一切地挑起戰爭了。 

從陸奧宗光的自述材料看，雖然行文中多有掩飾，終究無法否定基本的歷史事實，更何況字裏行間不時流露出以挑起甲午戰爭手段“狡獪”而自得之意，說明他並不否認自己是發動甲午侵略戰爭的重要決策者。為之曲意回護，是完全不必要的。陸奧宗光本人的言行已經充分表明，“陸奧外交”決不是什麼和平外交，而是預謀戰爭的外交，即開戰外交。正如中塚明所指出的：“日清戰爭的開戰外交，乃是陸奧外相的立場所決定的，也是‘陸奧外交’的本質所在。”[29]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三、日清戰爭是偶然發生的嗎？ 

近年以來，日清戰爭偶然發生說在日本盛行起來。如稱：“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識要開戰才出兵的……是試圖保持和清國的協調的。”[19]“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上對朝政策不是指向對清戰爭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內閣作出出兵朝鮮決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案，也不是要對清國進行‘挑釁’，實現日清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圖。”[20](P75)如此等等，都是完全不顧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之論。中塚明說：“總的看來，他們都主張日清戰爭是由於偶然因素而爆發的非計畫、非預謀的戰爭，日本政府出於內政原因，或者說是偶然的陰差陽錯，才不得不開始了並不希望發生的戰爭……只強調日本外交政策的一個側面並以此作為自己的主張的基幹，我個人完全不認為這樣可以全面地清楚地解釋日本為什麼走上了日清戰爭的道路……無論哪一個決策者都明白，向爭端地區派遣重武裝的大軍，假如沒有搞軍事衝突的決心，是不可能走出這一步的。”[21](9-100)信哉斯言！ 

日清戰爭“偶然”說的要害，是回避問題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談事件的某些枝節和表像，以達到否認日本政府處心積慮預謀戰爭的目的。中塚明不僅指出了“偶發”論者在思維方法上的偏差，還以確鑿的歷史事實駁斥了“偶發”論之妄說。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即曾對日本參謀本部預謀戰爭的計畫提出了有力的佐證[13](P77-80)。這就是1887年春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陸軍大佐小川又次所起草的《清國征討方略》。 

《清國征討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內做好戰爭準備，先以“海軍擊敗清國海軍”，然後“攻佔北京，擒獲清帝”，“使之結城下之盟，達我目的”。這是一個分割和滅亡中國的計畫。檔建議：日本戰勝後，應將中國分割為六塊：(1)將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直隸、山西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含登州府管轄之地），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盛京蓋州以南之旅順半島，浙江舟山群島，臺灣全省與澎湖群島，及長江沿岸10日裏（1日裏約合8華里）之地，皆劃入日本版圖。(2)東三省及內興安嶺山脈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給清朝，使之“獨立”于滿洲。(3)於中國本部割長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後裔，建立王國，使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以鎮撫民心。(4)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再建一王國，為日本的屬國。(5)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達賴喇嘛。(6)於內蒙古、甘肅省、準噶爾，選其酋長或傑出者為各部之長，由日本監視之。檔最後還大力鼓吹：“於此時，我國斷然先發制人，制訂進取計畫，謀求國家他日之安寧與幸福，實今日之最大急務也。于清國之可乘之機，乃歐洲或中亞戰亂之時，現在磨刀以待時機，最為重要。”[22]《清國征討方略》完全符合參謀本部日後進行大陸作戰的基本思路，表明早在甲午戰爭的七年前日本已就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進行了周密的策劃。 

此後，中塚明對此問題並沒有放棄探究。近年，他又從福島縣立圖書館的“佐藤文庫”中發現了1887年由海軍軍官提出的六份《征清方策》。這六份《征清方策》的總的作戰目標與小川又次的《清國征討方略》一樣，都是以攻佔北京為要著，但從海軍作戰的角度考慮，必須要完成以下任務：(1)打敗北洋艦隊，即“與北洋艦隊決鬥，將其擊潰”。(2)謀取海軍之前進根據地：一則先以前鋒部隊攻佔旅順，然後“開拓進攻北京之要道”；一則“佔領山東省之要衝，而後掩護陸軍部隊登陸，最後將艦隊根據地設在威海衛，侵入直隸灣，轟擊沿岸炮臺及其他要地，以援助陸軍部隊進攻北京”。(3)選擇進攻北京之上陸地點，應盡可能接近主要進攻目標北京，以直隸省撫甯縣“作為進攻北京之策源”較為適宜，先“乘夜暗之機，搜索直隸撫寧縣沿海，以各運輸艦為先導，炮擊摧毀沿海之炮臺要塞，以支援陸軍部隊登陸，並防備敵炮艦或水雷船來襲”，“在全軍渡海完結後，應向北京逐步進軍”[23]。 

以上六份《征清方策》，其中有五份是參謀本部海軍部的科長或科員提出的，與小川又次的《清國征討方略》聯繫起來看，可知這是參謀本部預謀要對中國開戰，便有組織地討論作戰構想和方案，從而證明日本之發動大規模的甲午侵華戰爭，決不能歸結為偶然性的原因。這次戰爭之所以發生，是經過了日本侵略者的長期精心策劃，完全是蓄謀已久的。所以，中塚明指出：“日本從政府到軍隊，預先就設想了和中國交戰的時機並做了盡可能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才斷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間的交戰，至少從1887年開始，具體的作戰計畫就已經被構想出來了。”[21]這是確鑿不移的結論。 

中塚明教授的日清戰爭研究，是建立在詳細佔有和考辨史料的基礎之上的。他為了驗證日方記載之可靠與否，曾先後查找出了日本參謀本部所編《日清戰史》的原始草稿和日本海軍軍令部未刊的《二十七八年海戰秘史》，並先後多次到朝鮮、中國進行實地考察和調查。最後，他斷定日本官方記載多有編造之處。為此，他專門出版了《偽造歷史的修正》一書，以對偽造歷史者深入揭露和鞭撻。與此同時，他還對日本國內掀起的宣揚“皇國史觀”、“侵略史觀”的濁浪採取堅決批判的態度[24]。數十年來，他從不趨時阿俗，在研究工作中努力維護史學自身的獨立品格，堅持征實考信，求真糾謬，秉筆直書，激濁揚清，堪稱日本的“董狐”，不愧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學習的正直歷史學家。 

〔附錄：中塚明(1929-)，男，日本大阪人。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術會議委員。著有《日清戰爭の研究》（1968年）、《新訂〈蹇蹇錄——日清戰爭外交秘錄〉》（1983年）、《〈蹇蹇錄〉の世界》（1992年）、《近代日本の朝鮮認識》（1993年）、《近代日本と朝鮮》（1994年）、《歷史の偽造をただす》（1997年）、《歷史家の仕事》（200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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