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我有幸應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劉陶陶教授的邀請訪問英國，以主要的時間，考察瞭解在英國的與我國清史有關的資料及其研究狀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走訪了英國國家檔案館、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博物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等學術機構和研究單位。我的印象是，英國關於中國的清史研究資料很豐富，許多資料值得我們專門的發掘和研究。

英國國家檔案館是英國國家重要檔案的所在地，在倫敦郊外的裏奇蒙特。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檔案資料，關於清代的部分，主要在外交部的檔案裏。這套檔案原來在外交部，後轉存國家檔案館。這套檔案很豐富，分類很細。例如關於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宗卷，分別有大使館的資料和領事館的資料。大使館的資料中，又有檔、信件、雜錄以及各種主管記錄等；在領事館的檔案裏，分地區列案卷，有北京卷、上海卷、廣東卷、廈門卷、天津卷等。而每一個子卷，又是大量的具體檔案，按年代排列下來。例如關於廣東的案卷，我粗略估計了一下，從1835年到1853年，就有案卷1954件。而每一卷，或一信，或一盒資料，或幾大盒不等。這些檔案，中英文的資料都有，都是當時原物，所以大都有相當可觀歷史文獻價值。我索要了一些卷宗，看個大概。例如1835年6月23日的一個案卷（檔案號：682/327/5[11]），是當時清廷關於嚴禁鴉片的檔案。這個檔寫到鴉片的危害，稱其“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文件也警告外國商人，謂“鴉片系違禁之物，不得私行夾帶進口”，“倘敢抗玩不遵……均嚴究不貸”雲。這反映了鴉片戰爭前清朝對鴉片的基本態度，是很鮮明的禁煙立場。 

關於義和團事件後各國在華北的軍事力量，我也看了有關的卷宗，有非常詳細的記錄，包括重武器和輕武器數字。例如一個至1914年2月的資料表明，當時在北京的軍事人員有美國、澳大利亞、比利時、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俄國等多國軍隊，總計1946名，軍官66名；加上駐天津等其他地區的軍隊在內，整個華北地區有軍事人員8708名，軍官328名。其中，最多的是英國部隊，其次是日本，其三是法國，美國居第四。  

當時的英國外交部非常關注中國的政治，檔案表明，像光緒皇帝去世這一類的事件，英國外交部和駐華使館更加關注。檔案中，從1908年11月10日至1909年4月，關於這方面情況的諸種檔，目錄就有五個大張。從病危到葬禮，整個過程的檔、電報、信件往來，包括袁世凱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  

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條件非常好，可以複印、允許拍照，還有茶水和飯點供應，所以在裏面坐一整天也不覺累。如果有可能將其中的重要資料拿到國內研究，那對弄清這段時期的歷史細節，會有重要參考價值。  

與國家檔案館不一樣，英國國家圖書館在倫敦市中心。英國國家圖書館是收藏敦煌文獻和繪畫豐富的地方，漢文部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博士推動促成了中英雙方合作編印大型圖錄《英藏敦煌文獻》。英國並正在努力把英國乃至世界所藏敦煌文獻的數位化，目前已經可以看到斯坦因在敦煌和新疆所獲部分文書的照片。  

國家圖書館是藏有與清朝有關資料的重鎮。這方面資料的大頭，是東印度公司的資料。這套資料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中英貿易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資源。它是僅次於外交部檔案的重要文獻，也是瞭解1834年以前這方面情況的關鍵史料。東印度公司的資料的組成主要有：東印度公司檔案（1600-1858）、海外公司事務機構檔案（1784-1858）、在印度公司檔案（1858-1947）、緬甸機構檔案（1937-1948）。這些檔案組成目前國家圖書館的東印度公司檔案。大量的資料和檔估計總數在兩萬卷。據知，最早的與中國有關的資料在十七世紀初，散見於當時的“商務資訊”、“急件”、“原始文本”等類目的檔案中，內容是關於英國人在臺灣、廈門以及泰國等地貿易和開廠的情況。檔表明，當時他們試圖在廣東開廠（1626-1753）的努力失敗了。在這套檔案中，東印度公司與南中國海的貿易的資料相當多。1721年以後的案卷中，有315卷與此有關，包括當事人在廣東的日記（1779-1834）72卷、當事人來往中國的信件（1779-1834）46卷，等等。  

吳芳思主任強調，英國國家圖書館關於東印度公司的資料相當全，關於邊界商業和政治情況的都有。相當部分檔案涉及1721年至1833年在廣東的貿易。不過，由於商業對政治的影響，以及中國作為印度的一個正在發展的鄰邦，包括在世界商業界的出現，這些檔也漸偏向政治的記載。有數千個案卷是涉及這樣的問題，其中有關中國政府和緬甸政府等關係的文件很多。  

她還提及檔案館收藏的繪畫和照片的情況。她說，當時馬噶爾尼使團到中國，專門有人繪畫，中國貿易和邊疆的很多情況被繪製了下來。圖書館還有很多照片，包括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圖片、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照片等。圖書館所保存的資料，還有如當時鎮壓太平天國的戈登將軍的資料，這是一套1881年至1887年的文獻，包括有當時清政府的信件、官員李鴻章的信件，以及若干太平天國領導人的信件。 

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倫敦大學相距很近，所以一般去國家圖書館，總會再訪倫敦大學。在倫敦大學，我抓緊時間訪問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這是馳名世界東方問題教學研究機構。學院就設在一個大樓內，各個與東方有關的系和研究所都設在這個大樓裏。大樓外觀很簡樸，但就是這個不很起眼的大樓，卻是世界上研究東方問題的相當高級、聞名的機構。這說明學校的聲望不在外觀的豪氣，關鍵還是內涵。  

這個學院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它的圖書館。這個上下四層的圖書館，專業書籍相當全，各種閱讀和複印條件相當好。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亞非學院的狄德滿博士(Dr. R. Gary Tiedemann)見了面，和他聊清史資料問題。他是義和團問題研究專家，和我談了關於英國清史資料的想法。他認為應該十分關注傳教士的情況。他說當年傳教士到中國，在中國呆的時間比較長，各方面情況比較瞭解，留下很多書信、日記，有的出版，有的沒有出版。這些資料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東西。他說，英國傳教士的資料保持非常好，每個城市都有相關的協會。傳教士的檔案都專門保存。他希望中國的清史研究者能關心這批資料，有可能發現很多新的、重要的歷史線索。  

倫敦大學就有很多這樣的檔案資料，如英國傳教士協會、世界傳教士委員會等傳教士組織的集體檔案。英國著名傳教士馬里遜 (Robert Morrison)的有關檔案資料就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圖書館還有理雅閣(James Legge)的資料，包括信件和照片。我在館裏查看了一批檔案，發現還是相當有趣的。有的現在看來是“大牌”的傳教士，家信中“媽媽長、媽媽短”地叫得很親熱，仔細想來，那時候他們也是青年人。有關的家信確實很多，談的大都是中國的社會和風土人情。還有不少當時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圖書館的檔案室，有多本傳教士檔案的目錄，可見所藏這方面的檔案數量不菲。  

說起傳教士檔案，牛津大學也藏量不小。該校有多個宗教學院，很多學院都設有傳教士的檔案資料室。我有機會在這裏看到了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全部資料。他的資料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有出版的著作，還有一部分是他個人資料，好多盒。這當中有他的日記，幾十本，手掌大小，有的略大，不一樣規格，字寫得密密麻麻。估計他一生的日記都在了。還有他的往來信件，很多。再有就是他的剪報，基本是有關他個人的情況的報導，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報紙都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當時寫給歐洲傳教士的一封信，談的是李鴻章訪問歐洲的事情。信的手跡顯然不是他的（估計是誰抄的），編在書信集中，談的是請對方在李鴻章訪問歐洲期間，幫助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他在歐洲的訪問事項。他強調李是當時清朝最強有力的人物之一，到英國、比利時和法國的訪問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一生的最後一次，所以歐洲教會應該重視對他的安排，而這樣的努力也是為了教會在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擴大。李提摩太曾經寫過一本《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最近也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了。我翻了一下，裏面提到李鴻章，但篇幅很少，好象他和李沒有什麼太多的接觸。但這封信的內容說明，他很重視和李鴻章之間的交往。  

在英國，像李提摩太這樣一類和清朝社會上層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以及他們的檔案還有很多，從中可以瞭解很多與中國有關的事情，以及中英關係發展的具體情況。  

不過牛津大學與清史有關的資料收藏，還在有一些清代的地圖收藏。學校圖書館收藏有一幅《今古輿地圖》，此圖是名叫弗裏德里克•皮根（Frederick Pigon）的人於1750年8月1日贈送的，而這畫又是在江戶時代從日本輾轉到英國，所以專家估計這是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9）的一幅畫。在牛津大學，還收藏有康熙年間的刻印的全國總圖多幅。  

劍橋大學以唐史研究見長，離牛津又遠，我在那裏查資料的時間不是很多。但我有一個很深印象，就是那裏的東亞館的資料索引很全，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關漢學研究的資料收藏情況。當然、倫敦、牛津幾所大學的資料索引書籍也相當不錯。有兩本著作反映這裏圖書館所收藏中文資料的情況。一本是由Robert Kennaway Douglas編輯的Chinese Pring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英國博物館1877年出版。序撰寫於1887年2月17日。全書344頁，大概有20000卷的中文著作。目錄以英文字母排列，所以關於清代的著作，可以從目錄中具體尋找。還有一本是1903年5月編纂，也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編寫的，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224頁。1887年出版。這是對上本書出版以後的補充。  

我還看到過一份關於丹麥的有關中國清代手稿檔案，分別收藏在丹麥的國家檔案館、國家博物館等有關資料館。這套檔案的情況已經製成目錄，共522個檔。上限1644年，下限1911年，完全按年代為序。每個檔都標名來何方，去何處，具體內容也很詳細。這份材料對瞭解當時清代與丹麥、清朝與北歐的關係是很有價值的。 

在劍橋大學，我有幸拜見了著名唐史專家麥大維（David McMullen）教授，他是現在劍橋大學中國學研究的帶頭人，也是這個學校的第八位中國學教授。他的辦公室設在亞非研究院的大樓裏。進了這個辦公室，我才知道他絕對是一位廢寢忘食、專心致志於學術的人。辦公室大概20平方米大小，但桌上、窗臺上甚至地板上全部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和稿子。我不得不踮著腳，從這兒跳到那兒，找個可以駐足的地方。老先生非常和藹，他親切地問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他還親自帶我去圖書館查書，送給我他新近的著作。先生精神很好，在英國人氣很旺，由於他的學術聲望，連金庸老先生也在他那兒擺桌子撰寫博士論文了。  

在劍橋大學，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唐史專家，就是崔瑞德（Denis C. Twichett）教授，他和費正清一起，主編《劍橋中國史》；他的史學史研究也很棒，撰有《唐代官修史學》、《歷史學家、讀者和過去》，都是很有影響的著作。可惜，因為時間關係，沒有來得及拜見他。不過，我倒是在牛津大學拜見了杜德橋（Glen Dudbridge）先生。他是英國的院士，也是老資格的漢學家，對中國古典小說與地方方言文學有極深興趣，于唐傳奇著力尤多。80年代初，《李娃傳》英譯曾以細緻的注疏、校勘、考證、評論和翻譯而引起廣泛注意。後又出版《唐代的宗教體驗與世俗社會》，以“幾種口吻”、“當時的看法”等七個大章，再現唐代世俗的生活畫面。他見到我很是高興，把他書架上的著作一本本拿下來，介紹他的新近研究成果。與麥大維教授一樣，也是十分慈祥的老學者，不過他西裝領帶，風度翩翩，書房的書也擺放得井井有條。我這次訪問英國，主要是在他的關照下落實的，我非常感謝他的幫助和支持。我說，期待先生有機會訪問華東師範大學，他愉快地說：有機會一定去，那裏還有親戚呢。  

寫到這裏，我還想談一下這個國家的清史研究情況。從總體上看，英國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還是唐史比較強，唐史研究專家主要集中在劍橋大學。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也有，但相對平些，尤其與美國相比。目前在英國做清史研究的學者。在牛津大學，柯大衛（David Faure）教授做的研究與此有關，他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和經濟史，尤其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認同問題，城鎮和跨地方經濟發展史，以及殖民主義與香港經濟發展史研究 不過主要是在研究香港的問題。蘿拉（Laura Newby）博士也有涉及，她的主攻方向是中國邊疆史，中國與中亞關係研究。她為我安排了訪英行程。她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馬大正先生有合作研究。我非常感謝她的幫助。在劍橋大學，與此有關的學者，主要是H. van de Ven教授，他進行民國歷史研究，上及清代問題探討。在倫敦大學也有幾位，其中狄德滿是義和團問題研究專家，他有比較突出的研究著作，目前正與美國加州大學合作研究傳教士問題，與中國也有合作專案。他是位很熱心的學者。在北方的愛丁堡大學，也有強的清史研究專家。在國家圖書館，吳芳思主任是突出的一位。因為篇幅關係，不多鼇述。  

我流覽了各個圖書館的書架，發現近20年來，英國出版的關於清史的著作還是不少，如克拉克和格裏高利的《西方對太平天國的報導》（1982）、辛格的《龍與獅：第一個英國使團到北京的乾隆朝廷，1792-1794》（1992）、比格斯的《禮儀與外交：馬噶爾尼使團去中國：1792-1794》（1993）、皮瑞菲特的《兩種文明的碰撞：1792-1794年的英國遠征中國》（1993）、普裏斯通的《被困擾的北京：1900年義和團時期的故事》（1999）、素珊娜的《1900年北京被圍期間的女人》（2000）、曼得西的《1820-1920年間的鴉片貿易和禁煙鬥爭》（2003）等。其中，《1900年北京被圍期間的女人》一書很有意思，以女性的眼光，談義和團期間傳教士夫人的生活，以及她們眼中的中國社會，用的全是一手資料。我想，這本書的撰寫，大概與女性主義也有點關係。目前國內還沒有中文譯本。當然，我也注意了書架上其他時期的著作，大體的印象是，英國學者的著作，關於馬噶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義和團時期的研究著作好像略多。當然書架上的情況只是一個現象而已。  

訪問了英國以後，很自然地把這裏的圖書館與國內的圖書館作比較的思索。應該承認，在這裏的圖書館讀書、查資料，是一種愜意，一種放心，一般不會擔憂有什麼書看不到。更無法抗拒一些書架上所排列的具有數百年歷史的著作、文獻的魅力。一個學校堅持這樣的收藏多麼不容易，最聰明的校長莫過於對圖書館資料建設的長線關注，這是為子孫萬代造福的大事。  

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中國學術的發展，一定要注意對外的學術交往，不能關起門來做學問。對清史的研究，確實有個面向世界的問題，瞭解其他國家與清史有關的資料，瞭解人家對清史的研究。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有的研究人才多，有的是研究資料多。英國的特點就是資料多，所以要有針對性地做好這方面探索工作。不過瞭解研究人家的關鍵，還在於中國學者守住自己的根，堅持自己的主心骨，對自己的傳統史學、自己的基本狀況要有清醒的把握，這樣找外面的資料，也會心中有數。  

（文章資源：《歷史學家茶座》第4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