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社會變遷的理論很多，有的社會學家認為一個舊的、穩定的、和諧的、整合的社會，轉變成新的、穩定的、和諧的、整合的社會的過程，就是社會變遷。一個舊的社會，當社會發生垂直或／和水準流動的時候，或受新觀念和新技術挑戰的時候，就會發生基本的改變。通常的情形是：社會的一個部門先發生改變，連鎖地帶動其他社會部門的改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說：
社會生活有一種趨勢，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會系統的任何一部分改變，都會帶動其他部分適應性的改變。第一波的改變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但經過各部門在功能上調整適應以後，就會產生整合、適應而較為穩定的社會系統。[1](p34～35)
一個舊的社會變為新的社會的過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認為，第一波的變動造成社會的不平衡，使原來平衡的社會受到干擾，各種恢復平衡的力量就會發生，社會也因而發生變遷。[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會平衡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變遷，必須先找出促使中國傳統社會改變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應該是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為應付此入侵，中國從事工業化；工業化就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原動力。因此，要瞭解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先須瞭解中國從農業到工業的經濟發展。工業化的社會需要新知識份子和科技人才，這兩類人躍升為工業社會精英分子的一部分，這是社會的第一種變遷。隨著工業化而來的是工商階層的興起，工商業者及銀行家成為工業社會的精英分子，這是社會的第二種變遷。當工商階層興起以後，都市化變成自然的結果，因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區，而他們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會的第三種變遷。當工業化與都市化進行時，家庭制度也發生改變，因為工業化的社會，人不仰賴土地，為了職業奔走四方，大家庭變成小家庭，而在工業化的社會，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襲父母的田地為生，也不必守著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這是社會的第四種變遷。
二 經濟變遷：從農業到工業
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社會變遷，第一步是由傳統農業經濟走向現代工業經濟。傳統農業經濟是匱乏經濟，由於不講求科學技術，生產少，生活需自我節制。現代工業經濟是富裕經濟，此種經濟是人不斷改善科學技術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結果。[2](p3,7,11)由於生產多，人的生活趨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後，當中國開始發展現代經濟時，是農業與工業並重的。以孫中山的思想為例，孫在1894年上直隸總督李鴻章書中，建議李鴻章設立機關以改良農業、設立農業學校以研究農業知識，並改良農具。[3](p3)1895年孫在廣州謀起兵，組農學會以號召群眾，自謂其農學會的主要工作在翻譯外國農業書籍、推動建立農業學校、並促請政府設立農業機關。[3](p13～14)另一方面，孫對工業發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中，建議李發展工業，並謂科學與機器是發展工業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孫出版《實業計畫》，聲言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並謂發展工業的方法為借用外資和促進機器生產。[4](p264)
孫中山在經濟發展的構想上何以農業、工業並重?一方面因為中國是農業國家，主要生產靠農業，另一方面，工業化為經濟發展的世界性趨勢，而中國的工業落後甚多。除孫中山外，與孫同時代的名流，如鄭觀應、康有為、張之洞、張謇等，都主張農業與工業並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經濟政策也是農業與工業並重。當時相信農業是工業的基礎，而廣大人民所需的糧食必須由農業來解決。
清末民初，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多數。到1931年時河北定縣的調查，在10 803個13歲以上的男子中，83．4％為農人，1．3％在農田幫工，3．9％為商人，1．9％為技工，1．6％為非技術工，1．7％為教育工作者，1．6％服務軍警，0．4％在政府工作，4．5％為其他。[6](p38)據陳翰笙調查，1935年廣東的38個縣152村莊的家庭，85％為農家，另15％為商人、軍公教人員和工人。[7](p2)
這種大量的農業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後遭遇到許多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關於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許多不同的統計，據1918年農商部的統計，中國約有50％自耕農，20％半自耕農，30％佃農。[7](p34)據前述陳翰笙1935年在廣東38縣152村莊中所作的調查，在24 776個家庭中，32．6％為地主，57．2％為佃農，10．2％為農家的長短工。[7](p115～117)
由於土地是當時生產的主要工具，這種土地分配不均的現象，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增強了階級的對比(見表1)。部分統計資料顯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來愈嚴重(見表2)。
農民的主要收入來自土地。由於大部分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因此，這些農民很難維持家庭的溫飽。1922年華洋義賑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隸(河北)、江蘇、山東、安徽和浙江調查240村莊7 079家庭的37 191個成員，發覺江蘇、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隸、山東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據當時估計，一個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費為100～150元。在這種情形下，饑荒是經常發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饑荒使50萬人喪生。[6](p69～70，76)饑荒也使人逃離家園，在1923～1926年的四年間，平均每年遷移到中國東北的人數達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東北。此後在1927～1929的三年問，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東北。[6](p105)
自清末以後，全國上下便不斷對農村危機謀求補救。孫中山提議從平均地權和改良農業技術兩方面著手，但其他的農業改革家則只重視改良農業技術。因此清末民初的農業改良主要集中在農業技術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戰爭以後，政府即開始興辦農業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識份子組織農學會以研究農業技術；農民購買外國農具、使用殺蟲劑及化學肥料、講求灌溉及開墾，並引進新的品種。[8]到民國初年，上述的農業技術改良繼續推行，耕地面積在1893年至1913年間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間增加8％，皆為荒地開墾的結果。灌溉面積，從1914年的三億五千二百萬畝，增至1924年的三億九千五百萬畝。化學肥料的進口，1912年為80萬擔，1928年增至250萬擔，1930年增至380萬擔。據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計，在1350～1950年間，由於使用新品種、改良品種、和輪作，使每年的糧食增加39至57萬噸。不過，由於糧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則每年增加0．8％，糧食短缺還是經常發生，特別是遇到天災人禍之年。[9]
1920年代後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後，把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農業技術改良的理想付諸實施。在平均地權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實施。在農業技術改良方面，則不斷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問，國民政府先後設立了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良所和中央棉產改進所。這些機構的主要工作是引進美國棉種，改良小麥和稻米品種以及實驗殺蟲劑和化學肥料。但不久抗戰爆發，機關緊縮，在八年抗戰期間，僅中央農業實驗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機構外，國民政府也成立部會來促進農業發展。譬如行政院於1928年2月設立農礦部，於1933年4月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於1938年4月設置農產促進委員會，於1940年7月設立農林部。抗戰勝利後，美國協助中國農村復興，於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1](p78，196)
大體說來，在1900～1949年間，在農業技術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權方面沒有什麼成就。那50年可以說是農業衰退期，特別是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戰爭及水旱災頻仍，農業衰退更甚。
在20世紀前半期，政府於改良農業的同時，也發展工業。當時中國工業發展，有這樣幾個特點：其一，政府與官僚為現代工業的先驅。兵工業全為政府所辦不必論，即就棉紡織業而論，據嚴中平統計，在1897～1911年間在上海、天津、漢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紡織廠當中，12家為官僚所辦，3家為買辦所辦，2家為舊式商人或紳士所辦，另2家不詳。到民國建立以後，一般商人投資于新工業者漸多，在1912～1922年間于上海、天津、漢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紡織廠中，21家為商人所辦，6家為官僚所辦，2家為紳士所辦，2家不詳。[12](p55)
其二，新工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外資競爭。據估計，在1895～1911年間的490家工礦業的111 313 000元總投資中，88．25％屬於外資。[13](p203)不過，也有的統計，外資的比例沒有這樣高，譬如建於1900～1911年間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廠中，26％為外人所辦，74％為國人所辦。[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間，中國在礦業、工程、紡織、食品、電力、造船等方面的總投資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為外資。[14](p82～83)
其三，新工業及新企業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區。在1930年代，江蘇、遼寧、河北(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改直隸為河北)、廣東、山東、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國10％，人口占全國36％。但外資占全國92％，鐵路占全國53％，公路占全國42％，煤鐵生產占全國64％，紡錘占全國93％，繅絲車占全國92％，榨油機占全國86％，電力占全國87％。在1920～1930年間所存在的1 302家工廠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設於上述沿江沿海地區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無錫110家，漢口38家，大連34家。[6](p127)
其四，在現代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傳統工業一直仍居工業的重要部門。在1912年雇用7個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廠中，用機器動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廠用機器動力)，而在363家使用機器動力的工廠中，總共使用的機器不過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現代部門的生產(除去手工業)只占國內總生產的3．4％，即把建築、現代商業、金融、現代交通運輸加進去，當年現代部門的生產，不過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個特點，可以說明20世紀前半期中國工業化的一般情形，但許多其他統計顯示，當時中國工業化也有些許成就。在1910年，中國只有4 500英里鐵路，26個棉紡織廠，31個現代麵粉廠。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外資輸入的斷絕或減少，中國商人能夠擴展國內市場，中國工業就有很好的發展。儘管內戰、外債、高稅率和資本上的困難，在1918～1930年間工業繼續發展，1929年的煤產量較1913年高出79％，鐵路英里數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國有9 500英里的鐵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個現代煤礦，加上舊式煤礦，年產量約2 500萬噸；有9家鋼鐵公司，年產共約100萬噸生鐵，11萬噸鋼。棉紡織廠增至127個，有400萬紡錘，3萬架織布機。此127家棉紡織廠，58家在上海，25家在無錫，7家在天津，6家在漢口。上海、無錫、天津、漢口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紡織業中心。在總數252 032個棉紡織廠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無錫占15 780人，漢口占1 951人。此外，中國當時約有500家電燈和電力公司，190～200家麵粉廠，280～300家榨油廠，190家火柴廠，1 500～2 000家其他現代企業。[6](p16～17，85～87，146)
中國的工業發展因抗戰全面爆發而受挫，但在抗戰期間，中國繼續建立各式工業。在1938～1940年間，488家工廠和12182個技術人員從沿海和長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據1943年經濟部的調查報告，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有工廠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時已存在，3168家建於1938～1942年間。工業總投資，除掉10倍的物價上升指數，與1933年時上海的中國工業資本(不包括外資)差不多，工人數也與1933年時上海的中國工業工人數略等。[17](p19)就全中國而論，工業生產毛額仍有增加。戰後由於國共全面戰爭，生產毛額才下降。據張長基對1912～1949年間15種重要商品所作的總生產毛額統計，以1933年為100，1912年為11．9，1922年為34．7，1932年為91．6，1942年為115．7，1949年為105．6。[15](p60～61)
三 新知識份子與科技人才的興起
新知識份子與科技人才興起，與舊教育制度廢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關。所以要廢除舊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應合工業社會人才的需要。中國教育制度第一次改變在1860～1895年間，當時為應合洋務運動的需要，設立了一些外國語言學校(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技術學校(如機器學堂、船政學堂)和軍事學校(如武備學堂、水師學堂)。中國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變在1898～1911年間，此期間將科舉制度廢除，建立了現代的學制。現代學制分為三級，即初級、中級、高級，中、高級皆有一般的、師範的和職業的三類學科。此一學制自1902年開始建立，迄今仍大體未變。
新教育制度與舊教育制度極為不同，舊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而論，只教學生學習儒家經典及詩文。在舊教育制度下，儒家經典是主要課程，對儒家經典有研究兼習詩文的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科舉考試主要分三級：第一級考試在州縣，通過後給予生員資格；第二級考試在省，通過後給予舉人資格；第三級考試在京師，通過後給予進士資格。生員、舉人、進士考試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錄取的名額，生員約3萬人，舉人約1 500人，進士約300人。[18](p13)此外尚有較小的考試，從生員中考選優秀者給予貢生或監生的資格，送往京師，貢生可授官，監生可入國子監讀書。貢生或監生的資格也可捐款購得，稱為捐貢或捐監。[19](p3)生員和監生屬下層士紳，貢生、舉人、進士及官員屬上層士紳。[19](p5～7)士紳為當時社會的領導階層，他們有許多特權，如不服勞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禮遇等。[19](p43)
士紳階層的人數，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前及以後有所不同。在清廷對抗太平軍期間，為了鼓勵地方捐助軍費，規定該州縣捐若干錢可以增加該州縣若干生員名額。[19](p83)在這種情形下，太平天國之亂以前全國的生員名額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員25 089人，武生員21 233人)，到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員30 113人，武生員26 806人)。[19](p88,94)生員考試的競爭非常激烈，就文生員而論，據估計，每三年有200萬人競爭30 113個名額。[19](p92)整個士紳階層的人數，據張仲禮估計，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前約110萬人，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約145萬人。[19](p137)
士紳階層屬於儒家學者，缺乏現代知識與技能，無法應對採用新武器、新戰術的外國軍事侵略，無法應對外國工商業的入侵，也無法應對外來文化的傳佈。為尋求西方富強的奧秘，在改革派的慫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並把舊的教育制度廢除，新知識份子及技術人才的興起，主要歸功於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後，共造就多少新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特別在某一個年代，中國有多少新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沒有統計數字。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師生數作為示例。小學生不在計算之列，此處把各級學校的老師和中學以上學校的學生列為知識階層，可以分成兩個等級：一為下層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包括小學教師、中等學校(包括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的學生；二為上層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包括大學教師、中等學校教師和大專學生。1909年，在學校的下層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有147 871人，上層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有38 197人，計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來，發展教育被視為富強的一種快捷途徑。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後，學生的數目即不斷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層知識份子及技術人才達448 620人，上層達58 104人，總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後，國民政府謀求各方面的建設，對教育的發展尤為注意。在抗戰期間，對教育亦不忽視。抗戰勝利後，各級學校迅速恢復，1946年，在校下層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達2 825 863人，上層達229 687人，總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統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國12年)代表北京政府時期，1946年(民國35年)代表國民政府時期，在校的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數，國民政府時期為北洋政府時期的6倍，為清末的16．4倍，為清末整個士紳階層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後，不僅受教育的人數增加，學習的內容幾乎也完全改變。關於新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的專長，如以全國為範圍，並無統計資料可循，但在校大專學生各科系的人數，也許可以作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間，歷年大專學生的數目從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學生在全部學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學人文的從21．7％降至13．3％，學法政的從37．6％降至22．8％，學商的從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學醫的從3．9％升至39．7％，學工程的從11．0％升至18．5％，學自然科學的從7．6％升至14．3％，學教育的從6．6％升至7．9％，學農的從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種示例是留學生所學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華大學1 268個留美學生為例，學工程的占32．33％，學科學的占10．99％，學醫的占5．19％，學農的占3．63％，學軍事的占1．94％，學人文的占5．54％，學音樂的占0．25％，學社會科學的占23．84％，學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來，歸國留學生構成社會領導階層的重要部分，汪一駒依據伍海德(H．G．W．Woodhead)所編的《中國年鑒》(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錄(Who’S Who)所作的統計，在歷年所列載的名人中，歸國留學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為49．5％，1923年為52．5％，1932年為68．8％，1939年為71．0％。[18](p177)地質學家如丁文江，工程師如詹天佑，工業家如穆湘玥，物理學家如李書華，數學家如陳省身，文學家如魯迅，外交家如顏惠慶，教育家如嚴複、蔡元培和胡適，均為留學歸國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現代工商階層的形成
傳統中國為農業國家，工商人士在社會上的地位不高。所謂工商人士，近代以來包括貿易商、礦業家、銀行家。從事金融活動者，以及服務運輸業的經理人，由於人數漸多，已形成一個階層，稱為工商階層。中國工商人士開始扮演重要角色，雖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紀中期外國資本主義進入中國以後的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工商階層約有七類人，即鹽商、行商、買辦、錢莊和票號及銀行業者、製造業者、礦業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鹽商最早成為社會上的有錢階層，因為他能壟斷鹽的製造和運售。鹽商為增進其家庭的社會地位，供應子弟參加科考，在1649～1801年間，有143個進士來自鹽商家庭，在1646～1800年間，有346個舉人來自鹽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國之亂時，由於許多鹽商城市(如揚州)為戰爭所毀，導致鹽商的衰弱，但鹽商人數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國初年，只兩淮鹽區，就有35 000個鹽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廣州十三行的商人，他們自1720年以後獲得對外貿易的特權。[23](p24)從1720年至1842年開五口通商，廣州是中國惟一合法從事海上貿易的地方，對外的絲、茶、棉，以及非法的鴉片貿易，都操縱在行商手裏。1842年以後，行商的影響力漸減，因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從事對外貿易，而行商的對外貿易特權也已廢止。到1856年英法聯軍前夕，由於亞羅船事件，廣州的行商區被廣州群眾所焚，行商乃歸於式微。[2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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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據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頁和陳啟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頁統計。
② 據《民國十五年中國年監》(日文版)，第461～497頁統計。
③ 據鄭世興《中國現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頁所列數字統計。
繼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買辦，他們最初受雇於行商，為行商職員。在東印度公司壟斷對華貿易的特權於1834年廢除後，許多外商在中國雇用代理人，掌管銀錢，並監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國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後，買辦即變得重要。[24](p43)買辦的數目，1854年約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買辦多為廣東人，後來浙江人、江蘇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個著名的買辦中，43個為浙江人，31個為江蘇人，7個為廣東人，1個為安徽人，1個為江西人，3個籍貫不詳。有些買辦，如唐景星、鄭觀應和虞洽卿，投下許多資本在新式工業、礦業上，他們被視為外國資本家的走狗，但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確也有貢獻。[25](p51～54，100～102，114～136)
銀行金融業者，在清末民初，勢力較大的有兩類，傳統的一類叫錢莊，起源於南宋時期。民國初年資本額在4 000元以上的錢莊至少尚有1 500家。現代的一類是銀行，在1896～1937年間，有390家銀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銀行及其1 332家分支機搆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銀行家有盛宣懷、梁士詒、朱葆三、葉景揆、張嘉璈、錢永銘、胡筠、陳廉伯等。[26](p51，54，67～82)
製造業為工商業的主體，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蘇雲峰統計的377個民初商人中，製造業者101人(將所列制藥業者併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藥)、張謇(紡紗)、穆湘瑤和穆湘玥兄弟(紡紗)等。[26](p59，76，72，82)
礦業家的人數不多，但因為採礦為新興的行業，也有人因採礦有成成為工商業界的名人，如周學熙(皖人)、李國欽(湘人)、殷楚賢(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範圍至廣。僅就蘇雲峰的統計，可列表如下。[26](p59)
統計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於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個工商階層中的人口比例，當較34．5％為高。
就工商階層全體而論，其影響力是日漸增加的，特別在各地商會普遍成立以後。商會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勵而設立，到1908年全國31個大城市和135個小城鎮中都有商會設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國商會會員達20萬人，其中廣東人占13．1％，江蘇人占11．4％，直隸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數較少。[28]民國初年，商會及商會會員人數繼續增加，1912年有商會800個；1915年有商會1 242個，會員25萬人；1919年有商會1 447個。[27](p218,220)
在1920年前後，工商階層相當活躍。他們參與了聯省自治運動、新文化運動、社會改革(如教育、國民衛生)運動，也參加了一連串的罷市(如在五四、五卅運動中)。在這種情形下，商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切，從一市，到全省，到全國，逐漸擴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個絲商名趙俊卿(原資料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會中表示，工商界應負起國家福利的責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國總商會中講演，表明工商界人士瞭解國家的處境、瞭解國家的需要，可以把他們的經驗與知識貢獻給國家，並表示只有工商銀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餘暇和經驗而關懷國家，並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領袖逐漸與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接近，他們支持蔣介石的國家統一運動，協助打倒軍閥，因為軍閥的戰爭對金融業的發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體說來，工商階層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數在整個中國人口結構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據估計，在1920年代，中國工商階層約有一千萬或稍多一點[26](p57)，約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趨勢
19世紀的中國，大部人民住于鄉村，村民大多從事農業，彼此之間相當熟識。城市與鄉村不同，在政治事務方面，城市有政府和員警，鄉村主要靠士紳；城市的識字率較高，鄉村較低；城市的社會秩序主要靠法律維持，鄉村則重禮儀與道德；城市的社會流動較大，鄉村流動較小；城市的社會關係是業緣的和組織的，鄉村的社會關係是血緣的和地緣的；城市的經濟生活是互相依賴的，鄉村是自給自足的。[2](p4～5,10)從19世紀中期以後，由於工業、商業、運輸業及其他企業的發展，城市成為移民和離村農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瀋陽為例，在50萬人口中，生在瀋陽的只占39．2％，有17．4％自遼寧省各地移入，35．3％自山東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鮮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種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較多。各國所定城市的人口標準，通常依國家人口密度狀況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麥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國2 000人，美國2 500人，比利時5 000人，埃及10 000人，蘇俄12 000人，荷蘭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較大。各國標準亦不同，西方學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較富異質。他們大多不業農(農民不超過25％)，有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來自不同的地理區域。其四，為周圍地區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於服務業與工商業的興起，一個聚落(包括村、鎮、城)，其人口成長率大於自然成長率、高於周圍聚落的人口成長率，即為都市化現象。城市在古代就發生，西周有城邑375個，春秋時增至466個，戰國時有萬戶(約五萬人)的大城約70至90個。古代城牆是用土築的，唐代的大城才加磚。又據施堅雅(G．W．Skinner)估計，1893年中國內地有2 000人口以上的城市1 779個，人口共23 513 000人，占全國人口6％。[7](p26～28)清末民初，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區進行。當時都市化最顯著的地區是江蘇。1919年江蘇有10個1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7個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16個2．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個。上海是江蘇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萬，1872年25萬，1911年100萬，1921年150萬，1936年350萬。與江蘇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萬人口的城市66個，而江蘇在1919年，這樣的城市只有33個。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萬，1911年68萬，l928年81萬。長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漢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萬，1906年52萬，1917年70萬。由於鐵路的修築，近代以來華北的城市有顯著的發展。在山東省，濟南的人口，1906年10萬，1911年20萬，1917年27萬；青島的人口，1910年16萬，1927年32萬。在直隸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紀後期為50萬，1919年增至93萬；天津的人口，1903年32萬，1910年代增至75萬。[28](p483～484)依據20世紀初年日本的調查，江蘇、直隸和四川為中國三個都市化最顯著的省區，三省住在一萬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與全省人口的比，江蘇為13．6％，直隸為11．2％，四川為9．9％。[32](p6)
六 家庭結構的變遷
前述的許多改變，促使了家庭結構的改變。其一，人口由鄉村移向城市，不少青年人離開了同居的父母，原來同居一起的兄弟姊妹，也分散在各處工作，這使傳統的大家庭制度解體。其二，離開一大家人耕田的農村，到工商社會工作，使年青人在經濟上獨立，仍傾向於單獨住，小家庭因而增多。其三，無論移居還是因職業變動而搬遷，大多以個人或小家庭為單位，這樣也促使了大家庭的衰落和小家庭的興起。[33](p303)
現代家庭與傳統家庭不同。傳統家庭的特色：1．與父母同居的大家庭為理想形式；2．夫權高，妻和子女的地位均低；3．父母替子女選擇配偶；4．家族對家庭的管轄多，協助也多。現代家庭的特色：1．不與父母同居的小家庭為理想形式；2．夫妻和子女的地位平等；3．子女自己選擇配偶；4．家族對家庭無管轄權，協助也少。[34](p45～46)
家庭變遷的動力為工業化、都市化和新思想。家庭變遷，最重要的是家庭人口的減少。一般說來，從古代一直到20世紀中期，中國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都是5～6人。[35](p269)據何柄棣研究，中國家庭人口的平均數，1393年為5．68，1812年為5．33。[36](p10)此種平均數，與l930年代初期大陸家庭人口數相比，都沒有顯著的變化。據統計，1934～1935年大陸地區每個家庭的平均人口為5．5人。[34](p97，274)家庭平均人口減少的趨勢，臺灣地區到1960年代以後才顯著。據統計，1969～1979年間，臺灣家庭人口平均數，逐年緩慢遞減，從5．64人減至4．86人，從無回升現象。[35](p274)
一般認為傳統家庭是大家庭，現代家庭是小家庭，實際上大小不以家庭人數多少來分。一個四口之家可能是大家庭，如果此四口的組合是父、母、子、媳；一個十多口之家可能是小家庭，如果此家庭的份子組合是父、母及未成年的孩子們。從家庭結構來看，有三種家庭模式：一種是以夫婦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結合的家庭，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種是直系血親家庭，是父母、長子媳等直系血親同居，叫主幹家庭(stem family)；一種是幾代的小家庭同居，叫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聯合家庭(joint family)。這三種家庭數目在中國消長的情形，有系統的統計數位無多，僅可舉若干資料加以說明。1946年調查華北農村的458個家庭的情形可見如下表[37](p136)。
1946年在上海所調查的208個家庭情形可見如下表[37](p137)：
1946年在福建所調查的44個家庭情形可見如下表[37](p148)：
由上列三表顯示，53．0～66．6％的上等家庭屬延伸家庭，47．6～71．0％的下等家庭屬核心家庭。說明愈富有的家庭愈大，愈窮的家庭愈小。
此類家庭的比例，很可能代表傳統社會的情形。但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發展，延伸家庭逐漸減少，核心家庭逐漸增多。此種趨勢，在臺灣地區，到1960年代以後才顯著。據1964年在臺北市古亭區的調查，在1 712個家庭中，69．8％屬於核心家庭，12．6％屬於主幹家庭，0．6％屬於延伸家庭。[34](p92)不過，核心家庭的比例，在鄉區可能較市區為低。據1971年在台中縣農村所調查的360個家庭中，50％屬於核心家庭，38％屬於主幹家庭，7％屬於延伸家庭，5％未分類。[35](p279)
七 結論
自清末以後，工業化是關心中國富強的人所共同努力的目標。因此，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便逐漸由農業轉向工業。工業化的要求以及工業化的本身，對中國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一，推動工業化需要新的知識與技術，因此中國自1900年代開始建立新學制、廢除科舉制。此後新知識份子和技術人員即取代了士紳的地位。其二，工、礦、商業、運輸、銀行及其他企業的發展，使工商階層興起，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且對政治的影響力日增。其三，工業化使許多人從農業生產部門轉到工業生產部門，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準。而由於許多工業生產部門都集中在都市地區，工業化也帶來了都市社會，此都市社會，與傳統的農村社會截然不同。其四，工業化和都市化，使個人與小家庭自大家庭和鄉土游離而出，使小家庭增多，使人與鄉土、大家庭的關係轉為淡薄，個人主義逐漸滋長。上述的變遷，以臺灣地區為例，到1960年代以後顯著。
參考文獻：
[1] Ruth A, Wallace and Alison Wolf, eds. Contemporary Socio- logical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0.
[2] 費孝通．鄉土中國[M]．
[3] 國父全集：第五集[M]．
[4] 國父全集：第二集[M]．
[5] 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M]．
[6] R.H.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M]. Boston,1966.
[7] Chen Han-seng.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M]. Westport, Connect. 1936.
[8] Chang Yu-fa. China'' s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1901～1916.. Regional Studies o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ugust26～29, 1977 [C].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9] Ts''ui-jung Liu. The Problem of Food Supply in China,1912～1927[A]．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Z]．
[10] 沈宗翰．中國農業科學化的初期[R]．1975年12月17日在中央研究院講演論文．
[11] 黃俊傑．沈宗翰先生年譜[M]．臺北，1981．
[12] 引見 Rhoad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A].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3]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卷二[M]．
[14] Albert Fewerwerker.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M]. C. D. Cown, ed.
[15] John K. Cha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ive Analysls[M].
[16]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17] Albert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M].
[18]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M].
[19]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M].
[20]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M]．
[21]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M].New York, 1962.
[22] S.A. M. Adshead. The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M] .Cambridge, Mass, 1970.
[23] Kuo-heng Shih.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A]. Institue of Pacific Relations, e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M] . New York,1949.
[24] Wellington K. K. Chan.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25]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 Cambridge, Mass,1971.
[26] 蘇雲峰：民初之商人[A]．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
[27]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YMCA[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M].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28] Chang Yu-fa.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60～1916: Regional Comparisons in Thirteen Provinces [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C].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March 30～Aprial, 1979.
[29] Susan Mann Jones.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0] Irene B. Taenber. 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 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1] 王維林：自人口學觀點看我國都市化社會[M]．朱岑樓編：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M]．陳伯中：都市地理學EM]．
[32] Mark Elvin. Introduction[A].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3] Alden Speare, Jr.. Migration and Family Change in Central Taiwan[M]. Elvin and Skinner, eds.
[34] Chun-kit Joseph Wong. The Changing Chinese Family Pattern in Taiwan[M] . Taipei, 1981.
[35] 朱岑樓：中國家庭組織的演變[A]．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M]．
[36]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M].
[37]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M]. New York,1968.
收稿日期 2005—08—23
作者 張玉法，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所研究員。
（《史學月刊》2006年第3期 中華文史網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