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城市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最引人矚目的是出現了一批“條約口岸城市”，這些城市是按不平等條約的規定開放的。據統計，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開闢廣州、上海、廈門、寧波、福州五口為開端，至1922年，中國先後開放的商埠共計79個。[1]相對而言，那些由中國政府自行開放的商埠城市、從傳統中走出來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礦業城市及工商業城市則被納入非條約口岸城市之列。按此分類，長江下游的近代城市中，條約口岸城市主要有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鎮江、寧波、蕪湖、安慶等，非條約口岸城市則包括無錫、南通、常州、揚州等，其中無錫、南通、常州三座城市在近代中國眾多條約口岸城市中曾取得了突出的發展成就，從而成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業振興發展起來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並且還表現出各自獨特的城市發展道路，為中國近代城市史增加了一抹亮色。近年來，關於南通、無錫、常州城市近代化問題引起了眾多中外學者和專家的關注，紛紛就這些城市發展的原因、轉型的過程及特點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本人不揣淺陋，願以此三城市為例，就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發展的動力進行一番考察與研究，以便進一步探索中國不同類型城市近代化的發展道路，從而為相關城市的今後發展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
筆者以為，推動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的動力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外部間接推動力：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
近代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的發展與眾多近代中國城市一樣，最初的動因是來自隨軍事侵略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強大衝擊力。不過這一衝擊力對於條約口岸城市而言是直接的，對於非條約口岸城市卻是間接的，而且當它以商品輸入的方式到來時，非條約口岸城市原有的農村家庭手工業遭到了嚴重打擊，傳統文化、傳統生存方式不能再按原樣一成不變地維繫下去了，於是，一批抱有強烈民族感情的先進中國人，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技術，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積極因素相結合，形成了一種能夠適應中國社會土壤並兼具中西色彩而進行的社會革新。這種革新“既不是消極被動地受外來影響自發地產生，也不是全面移植，它是在列強的侵略威脅和先進生產方式的雙重刺激下，由中國社會內部力量進行的一種對傳統文化的革新”。[2](p.123)在南通，張謇在“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一《廠約》）思想指導下，加快向西方學習，以“實業救國”，創辦大生紗廠，揭開了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序幕。在無錫，以榮宗敬、薛南溟為代表，一批頭腦靈活的貨幣財富積累者看到創辦近代工業有利可圖，積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瞭解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經營管理，重點投資創建紡織、麵粉、繅絲三大工業，由此開始了無錫城市近代化道路。常州近代化的起步，也是為了適應洋布的競爭，由當地民族資產階級企業家通過引進外國的先進機器設備，將傳統的手工工廠引向近代紡織工業，並帶動其他行業而發展起來的。
2、外部推動力之二：長江下游區域市場化。
由於經濟和交通的發展，近代區域市場體系在長江下游區域逐步形成。這個市場體系是以上海為中心逐步向內地輻射的，並以條約口岸南京、蘇州、蕪湖、寧波等城市和非條約口岸南通、無錫、常州等城市形成二級市場體系。第二級市場體系下還有第三級市場體系。正因為長江下游區域市場體系的存在，作為第二級市場體系中非條約口岸的南通、無錫、常州，在發展過程中不能不與本區域內第一、第三市場體系發生聯繫。
上海的輻射作用對於通、錫、常城市近代化至關重要。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以近代貿易的觀念首選上海作為開埠通商城市，短短十幾年就使它擁有取代廣州成為全中國對內對外貿易的“心臟”地位。[3](p.139)這便使上海對近在咫尺的南通、無錫、常州產生強力輻射成為可能。大量的外國進口商品、上海本地的產品以後又發展到上海的資金、優秀的人才、先進的技術、資訊等，源源不斷地向附近的第二市場體系傳遞，向口岸城市、非口岸城市滲入、擴散，成為這些城市發展的主要外部推動力。
非條約口岸市通、無錫、常州城市還與區域內其他中小城市及鄉鎮發生著密切的聯繫。30年代以來，無錫經濟在上海市場的強力輻射下迅速發展，很快取代常州成為蘇南地區的產業中心、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資訊中心。周圍地區的江陰、宜興、常熟、溧陽、金壇、靖江、吳縣、武進等地的經濟活動，都圍繞它而旋轉。而且各區域城市，不論是非條約口岸城市間，還是與相鄰的條約口岸城市之間，也相互影響、相互輻射。如通紗大量供給無錫紗廠，錫廠紗也到南通銷售。通、錫、常三地是蘇州錢莊放款的主要地區和物件等。[4](p.95)特別是無錫、常州錢莊業和工業的興衰對蘇州影響至大，在蘇州錢莊中一向有“無（錫）常（州）一倒，性命難保”之說。[5](p.247)
3、外部催化劑：近代交通運輸業的興起。
流通是區域城市發展的重要命脈和基本功能。交通便利與否，流通能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區域城市的興衰和發展速度。近代以來，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南通、無錫、常州城市的水運、鐵路、公路運輸事業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有所加強。至30年代，無錫已有航運公司19家，南通、常州也各有5家。三地還修浚了航道，建設了公路，成立了汽車公司，初步形成了一個貫通江河、聯繫城鄉和運用現代交通工具的水陸交通運輸網路，有力地促進了該地區的商品流通。20世紀以來，隨著鐵路運輸業的日益興起，特別是1908年滬寧鐵路的通車，連通了常州、無錫、上海等大中城市。無錫、常州與大城市上海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密切，城市經濟日漸繁榮。至抗戰爆發前，以鐵路、水運、公路為主體格局的近代交通體系在長江下游地區形成，而且成為該區域市場網路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通過這個體系，無錫數百家工廠及工廠所需原料、燃料、建材、集散的糧食、中轉的商品得以補足，估計全年貨物運輸量有1至1.5萬噸。[6](p.202)南通逐漸發展成為蘇北地區經濟中心城市，常州更密切了和鄰近市縣間的聯繫，初步打破了地方封閉落後的狀態。
4、內部第一推動力：城市商業化。
近代以來，南通、無錫、常州城市商業發生了巨大變化。新式紡織工業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手工勞動形態，機器大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商業部門經營的產品不再僅僅為外國生產的洋產品，還包括城市中大批民族企業的工業品。城市商業日趨發展，帶來了城市社會更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城市工商業人口大幅度增長。20世紀以來，南通、無錫、常州城市工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商業生產和商品市場的吸納力導致大批農業人口被吸引到都市做工、謀生，從而加速了城市人口的聚集。無錫工商人口增長尤為突出，據統計，1932年無錫全縣人口90萬，其中工業人口（包括碼頭工人）占12%，計11萬人，商業人口占23.4%，計21萬人。兩者合計32萬人，占全縣人口的35.4%（《中國實業志·江蘇省》）。南通、常州兩城市工商業人口也有所增加，根據1930年對常州人口的統計，工商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12.3%。[2](p.230)
第二、城市商業在近代工業的推動下走向繁榮，並推動著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空間結構和功能的擴展，使之朝著城市市政近代化的方向邁進。從1921年南通設立市政公所，張謇就開始致力於舊城的改造和整治。經過二十多年的城市建設，南通最終形成了一個具有科學性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一城三鎮”式結構的現代城市佈局。無錫雖然“地方上一切建設，都任憑個人自由做去，以致東零西散，雜亂無章”[2](p.176)，整個城市建設缺乏統一規劃，但20年代以來，為了適應城市工商業發展的需要，也加強了一些市政建設。1929年，擬定城市規劃，將整個城市劃分為行政、工業、商業、住宅、田園風景區等，但這一規劃後來只實現了很小的一部分。常州城市佈局的變化則遵循商業發展的原則。城東南為工業區，城中、城西地區是商業零售及手工業集散中心。至20世紀30年代，常州城市功能劃分初步成形，但城市面貌只在工業佈局方面初步取得規模，其他功能區分仍延續傳統區劃。
第三、城市商業貿易的發展，還帶動著近代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金融業的長足進步。在現代銀行業設立之前，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傳統的貿易仲介為錢莊。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巨額資金的融通要求日益增加，帶動了城市金融業的不斷發展。1920年“淮海銀行”的建立就滿足了南通大生資本集團為適應各企業融通資金的要求。同一時期，無錫金融業發展也十分迅速，至1929年，錢莊增到33家，資本額並有較大增長。1932年，國內各大銀行在無錫還設立7家分行，營業額達3.3億元（《江蘇年鑒》下冊）。
5、內部動力之二：城市工業化。
正如馬克思在論及工業問題時曾指出的那樣，“工業領域一受到刺激，其後果是無窮無盡的。一個工業部門會把所有其餘的部門也帶動起來”[7](p.671)。工業化給近代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南通、無錫、常州城市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工業化促成了以輕工業為主導經濟功能的專業性城市的崛起。從1894年南通、無錫、常州紛紛建立起民族工業企業至抗戰爆發，僅僅44年的時間裏，三地近代民族工業已獲得了很大發展，工廠總數增加了5至6倍。各行業企業都形成了相當的規模，輕工業占絕對優勢的結構特點已開始顯露。[2](pp.31-34)到1937年長江下游區域近代經濟發展的最高峰時，無錫、南通、常州已形成了以紡織、繅絲、麵粉三大行業為主的近代輕工業較為發達的三個城市。
其次，工業化促進了城市經濟組織的近代化。工業化的發展要求打破自然經濟狹隘的、地方的、等級的聯合，通過專業的分化、競爭和生產的集中而形成新的聯合，產生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企業經濟組織。南通大企業系統即是這類經濟組織的典型，從1895年大生企業系統誕生到1922年達到鼎盛，它已擁有資本2483萬兩白銀，各種企業40家。企業種類涉及棉紡織、墾牧、機器製造、食品、火柴、印刷、公用、交通、金融、海外航貿等十幾個領域。通過這些企業的建立，南通城市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無錫工業化形成規模則與無錫六大資本集團競爭、發展，各盡財力智力，使無錫城市經濟出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密不可分。
第三，工業化促進了城市外部系統的擴大。近代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工業化，不但帶動了各城市經濟的增長，促進長江下游區域市場的發展和完善，而且城市外部聯繫也進一步擴大。除前述區域市場化中談到的城市與城市之間聯繫以外，三個城市工業化還加強了與周圍農村地區的聯繫，個別城市甚至還擴大了它們與國外的交往和合作。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命運實際上與南通農業土布織造業緊緊聯繫在一起。“大生”生產的機紗12支粗紗，為通海地區農村手工織業所需，機紗產量的增加，供應給當地農村，大大促進了通海地區土布業的發展。而農村織布業的飛躍發展，對機紗需求量猛增，反過來又促進了大生紗廠的壯大。這樣，在城鄉相互促進的過程中，植棉、機紡、手織形成了一條龍的產業結構。南通的商業經營也向購棉、運紗和推銷土布方面傾斜，其最終結果是使南通城市經濟成為名符其實的棉業經濟。同樣，無錫工業也與周圍鄉村農業緊密聯繫，特別是繅絲業的發展，不僅使無錫農村普遍栽桑飼蠶，成為主要副業，而且促進了繅絲副產品的發展，促進了桑苗、桑葉、蠶種、幹繭、生絲、絲織業的買賣和運輸業的發展。無錫農村日益依附於城鎮。
工業化，還加強了一些非條約口岸城市與世界經濟之間的交往。如無錫薛氏資本集團積極開拓國際生絲市場，在國外直接設立銷售機構，外銷自己的產品，在舊中國蠶絲對外貿易史上開創了擺脫洋行束縛，開拓外貿市場的先例，有力地促進了無錫城市工業經濟的發展。
根據以上探討，我們認為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發展存在著獨有的特徵：
1、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是多元動力有機整合的結果。不同動力的整合，造就了城市不同的近代化發展道路；不同動力的整合，導致了城市發展水準的高低。
恩格斯在闡述歷史發展動力時曾認為，歷史是由“無數相互交錯的力”的“平行四邊形”所推動，它是“一個總的合力”，“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8](pp.478-479)依據這一“合力”理論對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我們不難發現，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的推動力正是多元動力因素的“合力”所構成，而且這些作為現實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的因素和力量不是這些動力因素的簡單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結合成一個整體，相互促動實現著對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的影響。其中，外力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殖民主義的後果，另一方面也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的資訊。它將商品和資本輸入中國，使近代中國陷入了一種非常窘迫的境地，既不能阻擋它們的進入，又不可能使其獲得正常迅速的發展。這一特點在條約口岸城市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的南通、無錫、常州等城市雖然沒直接受到西方軍事力量的侵略，但通過近代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還是感受到了歐陸風雨的侵襲。作為長江下游區域及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優越的區位使上海有效地向南通、無錫、常州等非條約口岸城市甚至更低層的區域腹地——農村集鎮輻射著它強大的經濟能量。在大城市——非條約口岸城市、條約口岸城市——城市腹地（農村）之間進行著商品、資本、技術、資訊等各方面的能量交換，其直接結果就是作為城市間、城鄉間經濟聯繫的樞紐交通運輸業大發展，並且商品交換更加頻繁，逐漸改變了非條約口岸城市傳統商業的結構形態。區域內城市貿易的加強，又帶動了一大批頭腦靈活、善於創新、吃苦耐勞的民族資產階級商人，一方面他們“設廠救國”，以實業拯救民族危機；另一方面又追求高額的商業利潤，興起了19世紀20年代初創辦新型民族工業的浪潮，開始了非條約口岸城市工業化的進程。在工業化繼續進行的同時，商業化在傳統商業轉型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代積極因素，走向越來越依賴於近代城市工業、越來越服務於近代民族工業的道路。這樣，工業化、商業化互輔互動，共同推動著非條約口岸城市功能和結構向近代化方向轉型，同時也對城市交通運輸業、金融業、服務業、城市空間佈局和規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非條約口岸城市在諸多動力的相互整合下，逐漸走向城市近代化。
當然，由於自然地理環境、資源配置、受西方資本主義排擠程度大小等條件的限制，近代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各個城市所承受的作用力也存在著程度上的不同，推動城市發展動力組合也不盡相同，因此也就出現了不同的近代城市發展道路。比如南通是以大生紗廠為核心，在經濟、政治、文教、社會等方面進行全面的近代化建設。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張謇稱這種道路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以儒家社會倫理為指導，聯合南通各政治力量，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政治經濟實體。南通正是這樣在個人、政治、工業、商業、教育等各種社會力量組合下形成一股推力，在有影響力的個人力量牽引下走向現代化的。有影響力的個人因素、工業化因素在這一組合之中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動力。其結果也使南通成為蘇北東南地區的區域中心。
無錫則是集中力量發展工商業，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六大資本集團，他們“人自為戰”，“時立勢會”，使無錫近代工商業有了較高的發展水準。但是，從整個城市的發展來看，由於缺乏統一的近代規劃，無錫城市近代化未能實現整個社會系統的有機整合，這與無錫過度工商業化和強調自由發展有密切聯繫。不過無錫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加上自由發展帶來的勃勃生機的競爭局面，也使無錫民族資產階級從中國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層層重壓的縫隙中掙扎出來，成為近代中國非條約口岸城市中工業最為發達的城市，近代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它的左鄰右舍，包括條約口岸蘇州、南京等，並且替代常州而成為蘇南地區的經濟中心。
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有另一條軌跡，這是一條在沒有外國企業直接擠壓，沒有官僚資本吞噬的條件下，由土生土長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本地傳統手工業、商業基礎上，走出傳統，變商為工，建立起近代紡織染業，實現地區初步工業化的道路。由於部門單一，起步又晚，再加上資金不足，常州近代化在工業化、商業化等方面的動力相對較弱，發展水準低於無錫、南通等地。
2、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內部動力起了決定作用，其中民族資產階級的艱苦創業和立意創新，是其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在多元化的非條約口岸城市近代化動力中，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影響、區域市場化、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構成了城市發展的外部動力，而商業化、工業化則構成了最重要的內部動力。從城市功能發展的角度來看，南通、無錫、常州共同的特徵是輕工業城市性質的形成主要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業的發展，而眾多條約口岸城市的發展則是依靠開埠發展對外貿易為動力。儘管這類非條約口岸城市工商業的興起和發展始終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江下游區域城市市場網路、交通運輸能力的控制和影響，但這些因素的作用卻只能以中國內部的城市化動力為依據。這些外部動力只能是作為一種助動力，將工業資本、先進技術、管理經驗、質優商品帶給非條約口岸城市，進而從物質文化層面施加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只有城市的工商業發展，從真正意義上促進了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城市才能從傳統的形態逐漸向近代意義上的城市過渡。而且在這種漸進過渡過程中，由於工商業的獨特演變形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非條約口岸城市中出現近代工商業與傳統工商業互補共存的多層次結構。近代工商業既以傳統的工商業為基礎，利用傳統工商業的資金、原料、技術、生產組織以及市場條件，又對傳統的工商業進行改組和淘汰，形成了對傳統工商業共生並存的過渡型工商業結構，因此，其工商業的發展有著“本土化”的特點。
正是由於工業化、商業化成為非條約口岸城市發展的主要功能和重要動力的情況存在，使得導致這種狀況出現的主觀因素顯得至為重要。南通、無錫、常州城市近代化的歷史表明，非條約口岸城市民族資產階級的艱苦創業，成為推動此類城市近代化的最根本的動力因素。
南通現代化就帶有張謇個人強力推進的鮮明色彩，其過程是在張謇個人直接設計、領導與推動下進行的，以大生紗廠的創辦為先導，以後逐漸推向農村手工業、沿海墾殖業、教育、文化、市政、社會福利等各個領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城市近代化。在當時的南通，社會經濟條件和人們的意識形態，距近代資本主義出現所需要的環境相距甚遠的條件下，沒有張謇的愛國激情和企業家精神，沒有張謇最大限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並利用當地的有利因素，帶有“超前”意識地強力推進，南通近代化不可能達到當時的程度和規模。
同樣是企業家發揮能動作用，無錫的企業家們對無錫城市近代化則表現出不同于張謇的特點。正如張謇所說的那樣，“南通以個人之力致是……無錫則人自為戰”，無錫城市近代化的道路是通過無錫六大企業資本集團聯合起來推進近代工業的發展，通過激烈的自由競爭，各自盡其財力智力，從而實現社會辦工業的目標的。特別是20年代末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前後，無錫各大企業積極進行改革創新，大大推動了無錫城市經濟的發展。可以說，無錫如果沒有企業家創業精神的能動發揮和企業家群體的共同奮鬥，則很難快速發展並超過南通。
常州城市經濟的增長更離不開企業家劉國鈞等人的積極投入。20世紀30年代，在全國紡織業普遍蕭條和地理環境不佳的條件下，常州大成紡織染公司迅速成長，成為常州城市發展最重要的經濟增長點。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關鍵在於其經營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劉國鈞等企業家們大膽任用、禮聘專業技術人才，在企業中採用資本主義管理方法進行管理，不斷改進產品品質，使常州紡織業繼南通、無錫之後，步入一個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從而使得常州城市在傳統手工業、商業基礎上，在土生土長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和推動下走出傳統，變商為工，建立起近代工業，繼而推動城市其他功能發生變化，走出了一條由本地力量自我設計並逐步實施的近代化道路。
南通、無錫、常州三個城市近代化的道路儘管各不相同，但他們在發展過程中卻共同體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積極進取、勇於創新、奮發向上的精神和意志。正是這種精神符合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代表了中國城市近代化發展方向，從而真正成為推動中國近代非條約口岸城市發展的關鍵性動力。可以說，沒有近代工業企業就不可能實現非條約口岸城市經濟的近代化，而沒有企業家的艱苦創業則不會有近代企業的產生及其發展。
通過上述對長江下游非條約口岸南通、無錫、常州城市近代化動力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南通、無錫、常州三個城市的近代化，都曾獲得過驕人的成就，當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也受到過不小的挫折。這些都與許多主客觀因素緊密相關。總結成功經驗，吸取受挫教訓，這對我們今天建設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區域城市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城市發展既要通過一些宏觀調控手段，循序漸進、系統而完整地推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如南通模式），又必須引進開放和競爭機制，使城市工商企業發展更具有生命力（如無錫模式），還需要加強城市內部各經濟組織的協作和聯合（如常州模式），從而走出一條城市自我發展的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南通、無錫、常州城市發展存在的問題也十分明顯，如人為干預等。發展有規劃性並不代表壟斷，自由競爭、自由發展不代表無序狀態，自我的發展還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援等等，都是值得我們今天注意的問題。
2、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特別是發揮能夠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的有重要影響力的本地工商企業家的積極作用，對於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3、區域城市經濟的發展必須依據城市自身條件，將當地工商業與農業有機地結合起來，走農工商協調發展的道路。
4、加強區域內外開放、交流與合作，完善區域市場經濟體系，是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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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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