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譯書的最早活動，始自介紹外來宗教。近代譯書則起於鴉片戰爭前後，它不僅向中國人介紹西方宗教，而且廣泛地宣傳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巨大歷史變遷，推動了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進程。 

一、譯書的緣起 

譯書並非始於近代。早在漢唐時期，我國就發生過大規模的佛經翻譯活動。這是中國第一次外來文化大輸入。據《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筆者注），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即此，兩漢之際，大月氏等國的不少僧侶直接來華傳教譯經，使佛經以口授的方式逐漸在中原地區傳播，並引起當時社會的關注。東漢定都洛陽，統治階級上層中已有人開始信奉佛教。據傳東漢明帝時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經，後來蔡愔與大月氏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一起回到洛陽，並用白馬馱回了一些佛教經典，在洛陽城西興建了中國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馬寺。至桓、靈帝時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讖等都先後到洛陽，翻譯佛經多種。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經的人很多，大量佛經被翻譯過來。唐時佛教繼續發展，譯經事業達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於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國後譯經75部，1335卷。故後秦名僧鳩摩羅什、南梁真諦和唐玄奘，被範文瀾先生並稱為中國佛學的“三大譯家”。漢唐時期的譯著以佛教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會意義主要是宗教的傳人，但“宗教的傳播又往往同時伴隨著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廣泛，發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廣泛的文化交流推動了社會的繁榮。 

明末清初年間，西方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的譯著在中國出現，標誌著第二次外來文化的大輸入。在耶穌會傳教士中，利瑪竇堪稱傑出的代表。他入鄉隨俗，將基督教與儒教相聯繫，以耶補儒，以儒證耶，力求說明基督教與儒教的一致性；他還“以學術為媒”，努力用知識與文化去爭取中國的士大夫，向他們展示西方日益發展的科學技術，藉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地位。結果，利瑪竇等人順利地進入了中國士紳、官僚社會。可見，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主要是以知識傳教為手段打開中國大門的。利瑪竇用中文撰述和譯書不下20種。在天文、曆算方面，譯有《圜容較義》、《乾坤體義》、《天主實義》等書，介紹了宇宙體系；在數學方面，譯有《同文算指》、《幾何原本》等，此為明清之際輸入中國的第一部數學著作和筆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譯有《萬國輿圖》、《萬國圖記》，為西方地理知識傳入中國之始，由此豐富了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此外，他譯的《西國記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關心理學的著作。 

除利瑪竇外，還有其他一些傳教士，如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金尼閣、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均從不同角度譯著了西方政治、哲學、文學、物理、氣象、醫學等方面的書籍。此外，一些中國學者參加了耶穌會士的譯述工作。當時的譯書辦法是中西結合，即由西方人口述，華人筆錄。在這些中國學者中，徐光啟於1605年開始與利瑪竇等人合作，翻譯科學著作不下10種，著名的有《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僅與利瑪竇等人合譯了《圜容較義》、《同文算指》等，還編有《天學初函》收西人譯著19種，為最早的一部關於西方學問的中文叢書；楊廷筠與艾儒略合譯的《職方外紀》，為明清之際綜合介紹世界地理各書中最為翔實的一部。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譯書的主要動機是傳播宗教，因為作為執行教會組織指派任務的傳教士，自然是以傳教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其社會意義已遠不止於宗教，而是西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的傳入。歐洲傳教士遞航東來，帶來了有關西方世界的新資訊，西學東漸由此拉開帷幕。 

二、近代譯書的變遷 

作為第三次外來文化大輸入重要管道的近代譯書，開始於鴉片戰爭前後，戰前為少量譯書，戰後為大量譯書。近代譯書的發展，大體上分別由教會、官方、民間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進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時期依次發生變化：鴉片戰爭前後的譯書，基本上是教會出版機構的天下；19世紀60年代以後，為教會出版機構與官方出版機構並峙，但以官方譯書機構為主；19世紀末開始，民間商辦出版機構空前興盛，私人譯書成為主體。 

（一）傳教士的譯書 

明末清初的譯書活動，由於羅馬教廷的內部紛爭及清初的閉關政策被中斷了數十年。19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擴張，西方傳教士再次來華，不過，這些傳教士已不屬於天主教耶穌會，而是屬於基督教新教。第一個來華的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他於1807年到達中國。此後，西方傳教士陸續來華。自1808年起，馬禮遜等人開始翻譯《聖經》，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譯本的《新舊約全書》終於問世。這是第一次完整地將《聖經》譯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意義。除了翻譯《聖經》以外，傳教士在譯書方面的另一項工作是編譯各國史地和制度方面的書。主要有：米憐編《全地萬國紀略》、麥都思編《東西史記和合》、裨治文編《亞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實臘編《古今萬國綱鑒》、《大英國統志》、《萬國地理全集》、《貿易通志》等。這些早期新教傳教士的譯著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規模上，都不能與以後的譯著相比，但這是近代譯書的開端。這些譯書成為日後林則徐、魏源等人瞭解世界的重要資料來源，同時也為後來的譯書打下了基礎。 

早期傳教士的譯著，多由教會自辦的印刷機構出版，最初在中國轄區之外開辦。鴉片戰爭後，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並且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口岸傳教。於是，傳教士便將活動基地從南洋遷到中國的口岸城市，此後又陸續組織了一些團體，專門從事編譯出版活動。至19世紀末，教會主持的譯書機構約有十餘處，著名的有： 

墨海書館。其前身系英國倫敦會在麻六甲等地辦的印刷所，1843年遷入上海，主辦人麥都思。譯員有偉烈亞力、慕維廉、艾約瑟等傳教士，中國譯員有李善蘭、王韜等。該館以出版宗教讀物為主，50年代後陸續出版少量的科技書刊約30餘種。其中艾約瑟與李善蘭合譯的《重學》、艾約瑟與張福德合譯的《光論》、韋廉臣與李善蘭主譯的《植物學》為近代中國最早、最系統的學術譯著。 

美華書館。美國長老會辦，1844年在澳門設印刷所，第二年遷入寧波，取名“華花聖經書房”。1860年遷上海後改名為美華書館。該書館設備精良，技術先進，規模較大，最多時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後50年發行書40萬冊。美華書館所出書籍，除了宗教讀物外，也有不少科技書籍，如：《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圖說》等，許多書籍被教會學堂採用為教材。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成立於上海，1895年改名為廣學會，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最大的出版機構。1897年廣學會自稱，數年來“編印各書籍八十九種”。近有學者估計，從1887年至1911年，廣學會共出書461種，其中宗教書籍與非宗教書籍約各占一半。[2](P554)廣學會不僅所編史地、理化、宗教、倫理方面的書多被當時學堂所採用為教科書，而且編印的一些政治書籍對當時思想界的影響相當廣泛。有如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文學興國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等風行海內，朝野爭讀。 

近代西方教會譯書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為宣傳宗教，他們誇耀西方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學的威力來支持並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歷史早已翻過了舊的一頁。與此前相比，傳教士東來的背景更為複雜，除宗教的動因外，政治的動因是一個重要方面。在近代，傳教士是以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先頭部隊出現的，而在荷槍實彈的侵略者到中國後，不少傳教士扮演了幫兇的角色，充當了帝國主義侵華的鷹犬。但是，武力上的優勝，並不等於信仰上的征服。傳教士們繼續沿用傳播科學的方法，以作為他們在中國活動的媒介。所以譯書的內容，開始還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學著作為主，數量不多，發行不暢，主要是在沿海地區和少數教民及上層官僚士大夫中間流傳；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容逐步推廣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其影響也日益擴大。可見，傳教士的東來，確曾使中國人民的苦難加深，中國社會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學東漸潮流的驅使，傳教士在其活動的具體實踐中，長期採用了學術為媒的手段，卻在客觀上傳播了科學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譯書 

鴉片戰爭前後的譯書以傳教士為主，自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時期的譯書活動則由傳教士逐漸轉為官方為主。清政府的官方譯書活動始於1839年，當時作為欽差大臣的林則徐在廣州雇傭一批翻譯人員，從事翻譯西書和報章上有關洋人的言論，以作為情報，除了自用，還抄送同僚參考，有的還直送京師，進呈御覽，並譯有《各國律例》、《四洲志》等書。《四洲志》在閉塞已久的社會中打開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勢的窗戶，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後來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礎上，增入一些其他資料，編成《海國圖志》於1844年出版，被視為有關西洋最權威的編著，在中國、日本廣為流傳。 

儘管近代中國官方譯書從林則徐便已開始，但是嚴格地說，由朝廷出面設置機構，組織人員，長時間比較系統地翻譯西書，還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這時朝廷從事翻譯工作的主要機構是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 

同文館又稱京師同文館，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這是中國官方的第一所綜合性的外語學校和翻譯機構。該館沒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譯著。同文館歷年編譯了有關語言、西洋制度、歷史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書籍26種。從譯書數量上說，是除江南製造局以外，由官方主辦的最大的譯書機構。由於該館以培養外交譯才為主，因此，譯書內容以世界知識，包括各國歷史、國際法和有關時論為主，自然科學的譯著也有一些，但數量不多，並且在晚清學術界影響不大。 

官方譯書機構中，歷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該館由曾國藩奏請，於1868年6月正式開館，譯員由中外學者共同組成。中國譯員有徐壽、華衡芳、舒高第、趙元益、徐建寅、李鳳苞等，外籍譯員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偉烈亞力等。與同文館相比，由於宗旨的不同，江南製造局的譯書以應用科學為主，據該館自編的《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譯書158種，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書18種；軍事方面的書32種；商學書8種；科技書90種；附錄10種中，除每年4冊的《西國近事彙編》外，其餘仍為科技書籍。 

自中央設館譯書後，沿海地區相繼仿行。主要有上海、廣州的廣方言館、天津機器製造局、天津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北京海關稅務司等。這些機構均招收學生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與製造、駕駛技術並譯刊西書。直到1901年，劉坤一、張之洞還奏請設立江楚編譯局于南京。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個官方譯書系統。 

梁啟超認為：“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為最多。”[4](P449)儘管梁氏所說難免過於狹隘，但官方譯書還是有所側重的，主要以應用科學為主，重點是在兵學知識、工藝製造和自然科學理論，特別是數學、物理和化學方面。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只有外國歷史、地理以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書受到重視。這和當時的國內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開的，因為當時強調的是“中體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進國內，就必然會與封建主義的“中體”發生矛盾，並且終將瓦解和突破“中體”。這一客觀發展趨勢決不是封建官僚們的主觀意志所能夠轉移的。 

（三）民間譯書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年，商辦民間私家出書劇增，譯書不再由官方譯書機構所專營。由於甲午戰敗，國運艱辛，救國之士從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從譯書中尋求救國之道，使得這一時期的譯書活動，呈現出比以往更為絢麗的色彩。到處興起的譯書社團，表明了譯書已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譯書內容由自然科學擴展到社會科學。 

1897年10月，梁啟超在上海開辦大同譯書局，為維新派的編譯機關，由康廣仁為經理。梁啟超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說：“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書，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備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這就明確規定了大同書局的譯書範圍。 

1897年2月，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辦，稍後設編譯所，由張菊生主持。所譯書籍，除有各種教科書及一般科學著作外，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嚴譯名著叢書》飲譽全國。 

1900年，留日學生成立了譯書彙編社，接著又成立了科學書譯輯社、湖南譯書社等，僅1901至1904年間，就譯出各國史志以及哲學、法政、教育、外交、兵制、農政、礦務、工商、理化、衛生等各類書籍533種。[5](P101)值得一提的是譯書彙編局，這是中國留學生第一個譯書機構，所譯書籍多為政治方面。馮自由稱《譯書彙編》“所譯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神》、斯賓塞《代議政治論》等，促進吾國之民權思想，厥功甚偉。”[6](P144) 

私家譯書最著名的要數嚴複和林紓二人，世稱“嚴林”。嚴、林都是堅持用古文進行翻譯的大家。嚴複的譯書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為深刻，他的功績在於第一個較為系統地把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和科學方法論介紹給中國讀者。嚴譯《天演論》為當時的思想界敲響了救亡圖存的警鐘。林紓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人，他共譯作品184種，包括美、英、法、俄等許多國家的文學名著。1899年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由福州索隱書屋刊行，此書出版後，一時“風行大江南北”。“嚴林”的譯著不僅在思想界、文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近代西學東漸史上有著特殊的價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嚴複、林紓外，著名的譯者還有梁啟超、王國維、馬君武、朱執信等人。 

民國以後的譯書種類、數量愈來俞多，內容更加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並在知識份子中出現了一個譯書群，如魯迅、周作人、陳獨秀、胡適、劉半農、沈雁冰、郭沫若、陳望道、鄭振鐸等。尤其是以陳望道《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新的生機。在此前後，譯有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自敍》（即初版序言）、《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俄國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國家與革命》、《偉大的創舉》等。這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發表，為當時進步知識份子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三、譯書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 

從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雖然路經多歧，千回百折，但總的方向是與世界日益接軌，向著近代化的目標艱難而又不可阻擋地前進，這其中，譯書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視。 

一是加速了西學東漸的步伐，促進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轉型。清末西學東漸，大體上可以說有三種途徑：學堂講學；出洋考察或留學；譯書。然而，無論是請人講學或留學考察，其成果終歸落實於文字。來華任教的講義又翻譯成書，如傅蘭雅、丁韙良等人授課用書均刊譯本；考察官員及留學生，凡較用功者均有譯著。譯書在西學東漸中首當重任。隨著近代譯書事業的發展，西學東漸以其排山倒海之勢，銳不可擋，而西學的傳播與擴展則成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思想變遷的關鍵動因。鴉片戰爭之後，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類的譯著，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文化風貌、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著名人物、國際交往慣例等，使中國對外部世界有了比較切實的瞭解，也為中國適應新的世界環境提供了具體而有參考價值的知識。在西學的影響下，擺脫傳統的桎梏，睜眼看世界，從全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知識階層。如嚴複譯《天演論》，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在知識份子中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使許多人對當時的民族危機更加感到觸目驚心，提高了他們在這方面的覺悟程度；另一方面又從西方輸入了進化論的觀點，使許多人從封建主義的世界觀束縛下擺脫出來，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世界觀。正是這樣在知識份子中出現了第一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熱潮，中國傳統的封建士大夫階層開始了向近代轉型的歷程。 

二是促進了社會整體結構的新陳代謝。首先，自鴉片戰爭開始的大量西方知識的譯介，成為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起點，在此期間，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由地理而推及其它，程度不斷深入，範圍逐步擴大。如，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學知識日心說、地圓說等的輸入，就打破了千百年來所形成的自我封閉的文化優越感與一成不變的夷夏秩序，既是對封建社會的某種大膽否定，又是認識新世界的過程，從而推動了中國社會內部的新陳代謝。其次，在西學的影響下，中國近代官辦、民辦企業相繼建立，而伴隨著近代工業的出現，雇傭勞動、市場經濟這些資本主義的苗也跟著破土而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也應運而生；同時通過學習外國先進的生產方式、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以及引進工業生產所必需的設備、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再次，在西學的衝擊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引進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在西方新知識和新型思想方法的衝擊和啟發下，幾乎一切中國傳統學科都經受了一番改造；各種新式學堂的創辦，教師和學生的迅速增加，留學生人數日增等等，這些無疑是封建文化的異軍。 

三是導致了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啟蒙和建立。有學者統計，僅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間，就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哲學社會科學123種，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文字、教育等；自然科學162種，含數學、理化、動植物學等；應用科學225種，含工藝、礦務、船政等；其他45種。[2](P11-12)隨著這些西技、西藝、西政的傳入，在西方文化的啟迪和催化下，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和學者參合中西，推動中國的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歷史、哲學、軍事、教育等領域相繼發生著或大或小的變革，一些嶄新的學科，諸如經濟學、政治學、美學、邏輯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和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西醫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也相繼在中國出現，從而建立了中國近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四是更新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促進了思想解放。伴隨著新式人才的出現、各種新學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新的資訊的傳入，陳腐的封建社會內部開始出現了新的社會風尚、新的價值觀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會風尚方面，有如服飾的改變、髮式的改變、禮儀的改變、婚俗的改變，等等；在思想觀念方面，“師夷長技”更新了“華夏變夷”觀念，“商戰為本”更新了“重農抑商”觀念，“義利統一”更新了“重義輕利”觀念，“民主民權”更新了“君權神授”觀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觀念，等等。所有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著“開啟民智”，促進中國政治格局向近代化發展的作用。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社會心理機制的更新，逐漸形成了求新求變的政治氣候，從而客觀上對喚起中國人的覺醒，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和民主革命的進程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近代譯書也帶來一些消極後果。譯書的內容是多樣的，學理的輸入是龐雜的，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虛無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神學、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都向中國滲透；同時也帶來了帝國主義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為特徵的反動文化的氾濫。但從總體上看，西學東漸主要地還是輸入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的麻木，使中國逐步匯入了近代化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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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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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資料來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