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內債發行，影響財政、金融乃至社會經濟關係至深。早在1949年以前，學術界就對此進行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遺憾的是，建國後直至80年代，一直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除千家駒撰寫了《舊中國發行公債史的研究》〔1〕及主編了《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2〕外，其他研究成果寥寥無幾。即使有所涉及者，也大都強調近代內債的惡債性質，基本結論是財政搜刮、惡性通貨膨脹、金融壟斷，很少有科學、深入、細緻的研究成果發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1981年我國開始恢復國債發行。這一舉措直接引發了學術界的興趣，目前理論界對國債問題的研究已碩果累累。而沉寂多年的近代內債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重新興起，並有所發展。本文旨在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對史學界關於內債史研究的成果、特徵及意義作一概觀性考察和評估，以期能夠加深、豐富對中國近代經濟史學發展的整體認識。 

一、內債思想與內債政策研究 

公債是伴隨著國家財政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分配範疇，向國內民眾舉借的稱為內債，向國外民眾舉借的稱為外債。中國封建政府因財政困難向臣民舉債，古已有之。但是，國家以債券形式，通過金融機構募集債款，以應付財政上的特殊需要，彌補財政虧空，這種近代形式的內債則起源於清末。隨著西學東漸日盛，清末有人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債有所瞭解，並主張效法外洋向民間募債，如鄭觀應、張謇、梁啟超、康有為等都提出了他們的公債思想。民國以後，更有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千家駒、賈士毅、馬寅初及政界要人如周學熙、孫中山、宋子文、孔祥熙等，他們都對公債思想進行了發揮，並不同程度地身體力行。近年來關於內債思想的研究比較集中于梁啟超、宋子文等人。 

盧文瑩對梁啟超的公債思想進行研究後指出，梁啟超客觀區分內債與外債、公債與租稅的概念之後，提出公債的主要用途以及國家舉債的用途必須以將來能生利為準則的思想，特別是他又在較為系統地論述了證券公司在公債償還中所起的調節作用後，積極主張通過創辦證券公司推行公債的發行和償還事宜的思想。其公債思想的成熟超過了前代和同代人，不愧為“近代公債思想的集大成者”〔3〕。這一觀點較為中肯。以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梁啟超對公債的認識能不僅局限于它的財政意義，更認識到它還具有金融方面的特性，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超前的思想。 

吳景平在分析了宋子文的理財思想後認為，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他較多地瞭解和接受了近代西方經濟理論，更多地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注重預算制度；在彌補赤字的方法上，他反對濫發通貨，寧可用公債這種尚有緩衝餘地的辦法解決支出虧短的困境，而不同于孔祥熙的“公然認為印發鈔票要比發行公債省事的多”的思想〔4〕。 

對於近代中國各個時期政府的內債政策，學術界也進行了考察，重點集中在對於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內債政策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內債政策的考察上。關於1927—1937年這十年間國民政府在財政上對內債的依賴性，學者們已達成共識。但對這一時期內債政策的評價，由於研究者的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總體來說，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王同起指出大量發行內債是國民黨政府的一項重要國策，但在宋子文、孔祥熙兩人任內其內債政策有所差異：宋子文任期間實行了比較溫和的內債政策，即以有限的政治讓步換取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支持；而孔祥熙任內在發行內債的方法上則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了比較嚴厲的強制措施。國民黨政府從來不為改善經濟發行內債，其內債政策是僅僅與內戰和反共活動聯繫在一起的〔5〕。金普森和王國華卻給以積極的評價。他們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十年的內債政策，從債務結構、債務信用、發行條件和債務用途的前後發展來看，是有進步和比較成功的。另外他們還指出，巨額內債的發行與流通對南京政府的生存、穩定、統一是至關重要的，這種穩定和統一，對於中國後來順利地轉入抗戰時期並最後取得勝利，是有積極意義的〔6〕。 

在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債政策作總體評價時，學者們聯繫到日軍侵略和中國軍隊堅持作戰所造成的雙重財政壓力，能夠兼及積極作用和消極後果。趙興勝從發行、推銷、償還三方面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內債政策進行了研究，指出戰時內債政策存在著運用上的非連續性，推銷上的強制性，攤派上的不公平性和償還上的欺騙性；募債活動在一定時間內、一定限度內籌集了經費，支持了抗戰，但就總體而言，是算不上成功的。無論從籌募戰費彌補赤字還是從吸收遊資平抑物價的目的來看，都沒有達到預期結果，相反，卻極大地損害了國民政府的威信，激化了政府與民眾間的矛盾〔7〕。 

二、內債發行狀況研究 

近代中國的內債發行，自清朝末期始至國民黨政府崩潰止，歷時半個多世紀。80年代初期較早對其進行研究的是千家駒。他將近代中國的內債發行劃分為四個時期，進行了全面簡要的概述，既指出其屬於資本主義公債的類型，又強調其具有極為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8〕。總的看來，80年代初對近代內債發行狀況的研究仍然沿襲傳統的觀點，強調舊中國內債的破壞性和腐朽性。 

近年來學者們對內債發行狀況的梳理進一步深入，得出的結論也更加客觀公允。晚清是具有近代化特徵的內債發行濫觴時期。朱英根據千家駒主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一書中所彙集的史料，對清末“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兩次內債發行的背景、狀況、影響及失敗的原因分別撰文進行介紹和評述〔9〕。他認為息借商款雖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行的公債尚有很大的區別，但在某種意義上仍可看作中國歷史上發行公債之嚆首；昭信股票比息借商款更為明顯地具有近代公債的性質。兩債發行的目的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應付龐大的戰爭消耗和戰後賠款，其所帶來的種種惡劣影響，追根溯源，實質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帶來的災難之一。而周育民對晚清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進行研究之後，得出了與上不同的結論：從內債發行的背景和清王朝的動機來看，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彌補財政虧空的搜刮措施，而是中國近代史上兩筆強制發行的愛國公債；從實際用途、償還方式來看，息借商款比昭信股票更具備近代公債的特徵：它突破了捐輸、報效等封建落後的籌借方式，動搖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出現了把公債作為資本原始積累手段的端倪，在近代財政史上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10〕。 

北洋政府時期財政基礎薄弱，不得不依靠舉債度日。單寶研究後指出：在袁世凱統治時期主要依靠外債，內債發行較少；袁世凱死後靠發行內債所得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以致造成1921年的債信破產。此後不得不改發國庫券。大量的內債發行促使中國銀行業的畸形發展，助長軍閥混戰，出賣國家主權，債信的毀滅必然導致北洋政府的垮臺〔11〕。 

關於1927—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內債發行狀況研究。在這一時期，發行內債幾乎成為國民政府彌補財政赤字的惟一手段，對社會、政治、經濟、人民生活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同起在分析了這十年間內債的發行時間、使用狀況、擔保手段、派銷數量後指出，大量的內債發行基本上是與軍事活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即用來彌補軍費開支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發行內債，並不像資產階級學者所說是“被迫性”、“克制性”、“建設性”的借款，是直接用於內戰，不遺餘力對人民殘酷掠奪，並因此加重了政治經濟的危機〔12〕。 

為應付戰時財政需要，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除增發法幣外，還發行了大量的內債。王磊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分析，指出與戰前相比，戰時公債發行具有如下特點：在財政赤字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種類繁多，發行辦法多樣；外幣公債在戰時佔有很大的分量，內外債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結合；發行數額龐大，實際銷售困難，與紙幣發行合一〔13〕。 

民國以來，除中央政府大量舉借內債，各省地方政府因裝備軍隊，從事地方建設，彌補政費不足等原因，也先後發行大量省債。張曉輝對廣東近代地方公債發行進行了個案研究。他指出，1912—1936年間，廣東政局跌宕，長期對中央政府保持若即若離的半獨立態勢，發行公債是統治當局籌措財政經費的重要來源，其次數多、債額大，居各省之冠，且債券幣制特殊，自成體系。巨額公債的用途殊異，既對北伐戰爭和廣東實業建設有過貢獻，又為新舊軍閥的混戰服務。一部混亂的公債史充分反映出廣東近代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狀況〔14〕。 

三、內債與金融關係研究 

內債不僅具有彌補財政赤字的功能，它還是一種金融商品，就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而言，內債可視為最基礎的金融資產之一，一般說來，內債是一種收入穩定，無風險或低風險的投資工具，且數量大，流動性強。因而成為各種基金、銀行、證券機構乃至個人、企業的投資對象。這也就使它在金融活動中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因素。近代中國歷史的特殊性規定了內債與金融之間關係的複雜性。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對此進行研究。 

民國以來，內債與銀行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胡憲立在分析了北洋政府所發行的內債後指出：民國建立後大量新式銀行的設立與金融市場的形成，成為誘掖北洋軍閥政府發行內債的主因；內債的大量發行又助長了專以做內債投機為主要業務的銀行的大量設立〔15〕。鄧宜紅還分析了1935年以前中國銀行對待政府內債態度的演變。他指出：以“九一八事變”為分水嶺，中國銀行對國民政府內債的態度，由前期的合作與支持轉而為抵制，並招致中國銀行1935年的強行改組，這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關係由合作到矛盾而終至淪為附庸的變化軌跡〔16〕。關於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問題，學者們也開始有所涉及。劉慧宇在其博士論文中專辟一節論述民國時期央行對內債的經營。她指出，中央銀行作出主要經理公債的金融機構之一，通過發行與推銷公債這一經濟杠杆，使國民政府聚集了巨額資金。然而此期央行參與證券市場的公債買賣，目的僅為穩定公債市價，而非調劑通貨供需。在實際上並未利用公開買賣政府債券活動對金融予以調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公債市場不完善所致〔17〕。 

民國時期，內債與證券交易所、證券市場之間也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張壽彭具體分體了民國時期交易所經營狀況後指出，舊中國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從事公債交易，長期以來，只起了供歷屆政府發行公債、彌補預算赤字的財政市場的作用，並未盡到資本市場的功能〔18〕。另外針對以往學者們過多強調1932年的債市整理對人民的剝削與掠奪，薑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整理後債市開始良性轉型，推動社會遊資從政府債券流向企業股票，利率下調減輕了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利於工商實業的發展，也有助於金融機構的投資安全；其二，以江浙財團為核心的資產階級顯示了力量，加強了團結，通過與宋子文的結盟，在一個時期內有效地扼制了蔣介石的剿共內戰政策〔19〕。 

此外，學者們還就證券市場銷納大量公債所產生的作用問題展開了討論。匡家在認為證券市場從總體上看沒有能夠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但它並不是一無是處，其積極作用也不能一筆抹殺：巨額債券的發行和流通使南京國民政府得以穩定和統一，並在一定程度上支援國家建設。從證券市場的財政盈虛調節功能上講，基本取得了成功〔20〕。彭厚文換一個視角來觀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指出：公債的主要用途是用於內戰而不是用於建設；公債的發行和交易把大量的內地資金和上海的閒散資金都吸引到公債的買賣上，從而造成了工商企業籌集資金困難，內地金融枯竭；公債的發行和交易助長了上海的投機之風。所以，舊上海證券市場所起的這種調節財政盈虛的作用，決不是“積極的”，它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所起的消極作用遠遠大於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21〕。 

四、研究狀況評說 

以上主要是就近年來史學界對近代內債研究所取得成績的簡要述評。從以上綜述可以看出，8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內債史的研究發展迅速。首先，在對內債史的深入瞭解方面有了新的進展，探討範圍也有所拓寬和深化；其次，許多學者還從不同側面對各個時期的內債政策、內債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這些新發展為我們更加準確而深入地探討內債問題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對今天我國國債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寶貴的借鑒價值。但總起看來，內債問題的許多方面還是模糊的，學者們對內債的研究還存在若干不足之處。 

首先，空白點多，一些基本史實尚未完全理清。舊中國到底發行過多少內債？長期以來這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令人困惑的問題。有的學者以公開發行者為限，有的學者則認為還包括向銀行借款，統計結果不一而足。內債規模理不清，必然影響其他結論的準確性。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至今尚未形成一個關於內債定義的統一而科學的標準。其他如近代內債的整理、償還、交易（內債市場）、地方債等關於內債運行基本過程，內債與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的關係以及內債管理等有關內債運行機制和規律的研究，至今可以說仍有許多空白，尚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發掘和運用不夠。80年代以來出版的檔案文獻資料，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22〕、《中華民國金融法規檔案資料選編》〔23〕、《四聯總處史料》〔24〕以及一些銀行史資料彙編等專題類經濟史資料，其中有不少涉及內債方面，對研究面的拓展非常重要。然而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這些資料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運用。另外，一些解放前出版的書籍、報刊中有關內債問題的資料十分豐富，其發掘程度更為可憐。這從恢復近代內債原本面貌的角度來看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再者，為了對內債問題有更深刻更準確的理解，還應就與內債問題相關的其他經濟領域如外債問題、財政、金融等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同時，將同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內債和經濟情況與中國的情況進行比較研究，對於推進我國內債研究也是很有意義的。 

其次，先入為主現象嚴重，有時甚至無視客觀事實。受傳統治史觀念的影響，認為一切財政手段都是統治階級維護其政權的需要，其內債發行也必然具有反動性。如有學者反復強調國民政府發行內債為了彌補軍政費的不足，抹殺其建設性。雖然有的學者在這方面作了突破性的嘗試，如金普森、王國華指出國民政府十年內債政策存在一個不斷變化、進步的過程。總的說來，研究還過於籠統，未能區分財政部、交通部、鐵道部等不同發行主體所起的不同作用。隨著近代史研究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民國史研究的不斷深化，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應該更為實事求是。 

第三，研究方法單一，結論難以服人。近代內債研究隸屬于經濟史研究範疇。人們常常把經濟史學稱為“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跨學科是經濟史學的一大特點。這個特點，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兩個學科而不只是一個學科的方法，即要求經濟史工作者不能只用歷史學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歷史學、經濟學兩個學科之間進行多方法的研究，並使之融合為一種經濟史學方法。若只採用歷史的方法，注重實證分析，它雖然具有反對解釋歷史的隨意性和主觀性的優點，但它的缺點是容易只停留在歷史現象的表面，對歷史變動的深層原因和規律性無法作出解釋。與此相適應，近年來經濟史學界就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如嚴中平、吳承明、彭澤益、張仲禮等不少學者，都撰文強調要改進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擴大視野，不能就中國論中國、就近代論近代、就經濟論經濟、就事論事；要採用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計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點觀面，對改進經濟史研究方法很有啟發意義。在實踐研究工作中，各種新研究方法也被日益廣泛和不同程度地運用。這些新理論方法的運用，對研究的視野擴大和角度創新，對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與之相比，內債史在研究方法的多學科綜合運用上明顯地落伍了。學者們大都以實證的方法闡述每筆內債發行的背景、過程，在沒有起碼的統計分析的情況下，即作出一種主觀的判斷，然後便匆忙轉入原因的分析。其結論當然令人難以信服。這就需要學者們在實證研究的過程中自覺尋覓相適合的相關理論與方法，並不斷探索將二者更好結合的新途徑，把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結合起來，把微觀研究與中觀、宏觀研究結合起來，科學地分析、清晰地把握內債對於經濟運行的作用機制，寫出實證與理論相結合的文章，相信我國內債史研究一定能夠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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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