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秘密社會(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蔡少卿先生在《中國近代會黨史》一書中認為:“秘密社會就是一種從事特殊的宗教、社會或政治活動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禮儀的、抗衡於政府的秘密結社”。[1](Ｐ2)由於清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導致秘密結社大量滋生,僅史料記載的就達三、四百種之多。[2](Ｐ7)它們的活動十分複雜,既有欺行霸市、搶劫勒贖、走私販毒,甚或甘心為反對勢力所利用,又參與了大小數百次的起事,成為清代社會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一支主力軍。清代秘密社會的這些活動,涉及到清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清代中國的社會變遷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本文主要回溯秘密社會的研究成果,檢討其理論及方法上所存在的不足,並提出我們的建議。
一、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二十年來,國內外關於中國秘密社會的研究日趨活躍,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成果愈益增多。一大批關於秘密社會的史料,如《天地會》、《廣西會黨資料彙編》、《萍瀏醴起義資料彙編》、《清中葉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王倫起義史料》、《清代邪教》等檔案材料相繼整理出版。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近年秘密社會的研究領域得到了較大的拓寬,學者們不僅對清代天地會、哥老會、青幫、白蓮教、羅教、聞香教、八卦教、一貫道等組織的起源、成分、性質、社會功能及歷史作用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且對明清以來的各個時期,包括民國以來各種名目的教門和會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進展,《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清前期天地會研究》、《中國幫會史》、《洪門真史》、《清代洪門史》、《中國地下社會》、《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明清白蓮教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史》、《山東民間秘密教門》、《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中國的千年王國》等一批有影響著作的問世,標誌著秘密社會研究的學科框架及其兩大系統———會黨與教門的學科體系已初步形成。
然而,當前秘密社會研究所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第一,就事論事的現象較為突出,研究的視野過於狹窄,大都局限在秘密社會各系統的內部。目前,除少數學者外,如程歗先生從鄉土文化著手切入到教門的研究,青年學者宋軍對紅陽教與鄉土社會關係的研究,劉平對秘密社會與宗教、巫術、民俗等文化現象關係的研究,以及曹新宇對秘密教門與傳統中國災難信仰心態關係的研究,①大多局限於秘密社會內部各要素的研究。具體而言,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會黨源流史、教門源流史上,主要研究某個會黨和教門的起源、發展及其演變,以及各會黨和教門,如天地會、哥老會、青紅幫、大刀會、白蓮教、八卦教、一貫道、紅槍會等成員構成、行為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特性。不可否認,以上這些研究是秘密社會的基礎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我們的研究視野僅限於此,則必然導致就事論事的現象突出,研究領域過於狹窄。從社會結構的整體性來看,秘密社會是整體社會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上述研究則缺乏科學的視角,未能很好地考慮到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既沒有從社會整體的高度審視秘密社會,也沒有從秘密社會的角度透視社會整體,這就極大限制了秘密社會的研究價值。
第二,從社會運行的過程來看,以往的秘密社會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秘密社會一些突發性事件的研究上,即各種暴動、造反及大規模的起義,如天地會林爽文起義、清水教王倫起義、川楚陝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以及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會黨起義,而忽視產生和制約這些會黨、教門活動的社會歷史土壤,沒有從社會的深層結構和文化上揭示出這些活動發生的根本動因,對秘密社會的事件性活動描述較多,而對秘密社會潛在性的日常活動、對醞釀和制約這些活動的社會文化因素探究較少。這些問題的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史料的限制所致,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缺少方法上的更新。
二、研究方法的更新
為了克服以往秘密社會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我們認為在方法上必須更新,應採用視角的多維性和整體性以及層次的多樣性研究方法,以期提高秘密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一)視角的多維性和整體性
所謂視角就是觀察者或研究者在觀察、分析、研究社會現象、過程及其關係時所採用的特定的切入點。不同的視角意味著研究者不同的觀點和看問題的不同角度,也反映其觀察到的不同社會現實。總的來說,視角有學科視角和社會身份視角。就學科視角而言,有社會學視角、經濟學視角、政治學視角、哲學視角、歷史學視角等等。這些視角中的每一種都強調了社會現象的不同層面,所有這些視角都有其自身典型的長處和缺陷。如運用歷史學的視角來研究秘密社會時,主要側重於對秘密社會發展過程的描述和前因後果的分析;宗教學的視角主要是側重對秘密教門構成要素的宗教信仰、宗教行為、宗教心理等的分析,以及對秘密教門與正統宗教的繼承與流變的宗教學考察;社會學的視角則側重於對秘密社會的組織行為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但這些視角的缺陷也是明顯的。
社會身份的視角是指當事人或研究者本人由於其階級、階層及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對秘密社會的看法存在較大的差異。就秘密教門而言,封建統治者認為其是社會異端,其信仰荒誕不經,並時刻對國家政權構成潛在的威脅;而在其信徒看來,他們認為教門能濟世度劫,解脫他們的人世痛苦,因而對其如癡如醉。受社會身份的影響,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對會黨的看法與當今的學者也不一樣。 為了避免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做法,應當從多種角度觀察、研究秘密社會,結合各種理論觀點,從各種不同的主體立場和各種各樣的位置來觀察秘密社會。弄清它是如何構成和如何產生影響的,揭示那些迄今為止一直被遮蔽的關係,以利於把握秘密社會的實質,得出更多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成果,推動秘密社會研究的深入發展。
除了對秘密社會進行多視角的透視外,還應對其進行整體性的審視。如果說社會史學科的特徵和意義在於分析視角的多維性和全方位性,而不在於內容上與史學各分支學科如政治史、經濟史等研究領域的不同,那麼,以往秘密社會的研究還談不上是一種社會史研究。秘密社會研究為何要進行整體的社會史研究?因為社會發展具有全方位性,歷史本來就是一個社會有機體的系統演化過程,即使是某一社會歷史現象或某一歷史事件,也都蘊涵了社會整體的資訊資源。就秘密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而言,它不是獨立存在、與他物無涉的群體,而是各種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勢力相互作用的產物。每一種秘密結社都不可能單獨存在,它永遠是存在於其他社會群體的關係之中,是關係網中的一個交匯點。鑒於此,我們研究秘密社會時,有必要採用一種系統的、辯證的方法,把它和各種社會現象彼此聯繫起來,把秘密結社現象同當時社會的各種基本力量以及社會中的各種關係聯繫起來,特別是要把它同主流社會的群體和組織聯繫起來。這樣一方面揭示大社會的結構和動因如何構成了秘密社會的特定現象;另一方面對秘密社會現象的剖析也有助於我們去瞭解廣泛的社會力量。
1971年,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Ｅ·Ｊ·霍布斯鮑姆在其《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一文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這一整體社會史觀。霍氏構建的社會史研究框架是:“歷史學家從物質環境和歷史環境著手,研究生產力和生產技術(其中有些地方涉及人口統計學),隨後產生的經濟結構———勞動分工、積累、剩餘產品分配等等———和由此形成的社會關係,而隨之而來的制度、社會和功能則成為物質環境和歷史環境的基礎”。[3]在此,霍氏十分注重研究者要把事件放在整個社會變遷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即要全面地掌握社會運動和社會結構。
從秘密社會的產生與發展來看,它是清代整體社會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的結果,同時它又進一步導致社會的全面解體和失控。我們在做秘密社會研究時,如果將它從社會有機體中單獨分割出來,沒有分析視角的多維性和全方位性,就不能提高學科的研究水準,不能深化對研究物件的認識。從秘密社會研究的價值來看,沒有很好地運用這個較獨特的視角來認識清代以降中國的整體社會變遷,從而降低了學科研究的意義。 因此,我們認為,將清代以來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內涵融會到秘密社會的研究之中,這既是一個方法上的創新問題,也是一個研究領域的拓寬問題。
(二)層次的多樣性
我們認為,為了加強對秘密社會進行精細化和全面化的研究,它應當包括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層次的研究,是將名目繁多的會黨、教門看成若干個系統,來研究這些系統的組織源流及其內部的組織結構、各種制度和規範。各種秘密社會的內部制度非常複雜,對會黨來說,這種結構和制度包括成員構成、組織結構、組織制度(會規、幫規)以及各種隱語暗號等;對教門來說,它內部的各種結構和制度包括成員的組織成分和組織結構、寶卷和信仰、儀式、教規等各種要素。這一層次的研究屬於基礎性研究,目前國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這一方面。從已有的成果看,由於資料限制,研究者多側重于對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等著名的大型結社的研究,而對較小的地方性組織和某些著名結社的支脈派別還缺少較為全面而系統的研究。
第二層次的研究,是將各種名目的會黨和教門作為一個子系統,放在其所屬的區域社會中進行考察。這是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上,將區域社會或社區作為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就是作為其子系統的各種名目的會黨和教門存在的外在環境,我們可運用系統論的整體觀點對它進行分析。因為秘密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所在區域社會變遷的結果。秘密社會成員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必須依賴於這個區域系統,它對秘密社會具有外部的規定性和塑造性。作為秘密社會存在的區域社會環境,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自然環境,包括社區的地理位置、地表構造、氣候、生態及資源等;一是社會環境,包括社區的人口數量和品質、社區的各種社會組織,如宗族、保甲、鄉約、團練等等,還包括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災荒與社會救濟、社會信仰與社會風俗、政治制度等。將構成社區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關係作為秘密社會存在的環境,可以更好地揭示出秘密社會與其所在區域社會之間的聯繫和異化。
清代以來的中國,秘密社會的特點是名目繁多、覆蓋面廣,活動聲勢浩大,而且往往隨著社會的重大變動而有所消長。特別是在一些地區,如川楚陝地區、蘇豫皖地區、閩臺地區、萍瀏醴地區、直魯豫地區等地,秘密社會活動比較典型,值得注意。這些易於孳生秘密結社的省際交錯區是很值得進行研究的個案,它們既具有全國性秘密社會的共性,也由於地域的較大差異而各具特色,因而對於這些個案的研究應是秘密社會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國內學者對這些地區的秘密社會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零散,不夠系統,不能反映這些地區秘密社會活動的全貌。究其原因,這與整體性研究的難度有關。這一層次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對所涉及的社區歷史、地理、人口、經濟、文化、政治、法制、社會等各方面要有一個較為宏觀的把握。
第三層次的研究,是將各種名目的秘密社會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中考察分析,這個大環境包括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
從清代的國內環境來看,清代秘密社會是作為清政權的異己力量和對立面而存在的,它的產生與發展一方面是清代整體社會變遷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清代整體環境的變遷所導致清政府控制功能弱化的產物。清代國內整體環境的特徵是人口爆炸性增長及其引起的快速流動,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導致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的衝突、暴動、騷亂、起事接連不斷,大規模的起義與戰爭頻頻爆發,對外被迫開放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興起,從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的轉軌以及政治體制的變革,致使清代社會處於一個長期的轉型時期,造成社會的嚴重動盪不安。縱觀清代秘密社會的活動規律,我們不難看到,當社會動盪不安、國家政權遭到內外各種力量打擊時,其控制力就會變弱,秘密社會的活動就會變得活躍和頻繁,如在太平天國時期及辛亥革命時期就是這樣。1853年橫掃南方數省的太平軍反清起義,致使清政府在這些地區的地方政權大面積瓦解,在起義軍的進軍路線及太平天國政權的控制地區,天地會等秘密結社的活動已公開化了。辛亥革命時期,兩廣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哥老會等秘密結社的活動亦然。而當社會穩定、國家政權穩固、其控制力較強時,秘密社會的活動就相對較少。可見,秘密社會的發展和蔓延與國家政權控制力的強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而國家控制力的強弱則與當時的國內環境關係甚大。
從清代所處的國際環境來看,清代中國秘密社會的發展與整個國際環境,特別是與外國勢力的入侵也有較大的關係,這是我們分析清代,特別是晚清秘密社會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與已往各朝不同,清代中國在西方列強侵略下,被迫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而被強行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殖民體系中來。隨著西方列強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全面入侵,清代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經濟形態、文化傳統紛紛消解。特別是西方列強通過條約制度,在通商口岸以及廣大的鄉村腹地建立租界和教會,在政治上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和鉗制,更大大地削弱了清政權的調控機能。[4]
鑒於此,我們一方面要注意到秘密社會滋生與發展的國際和國內大環境,另一方面要把秘密社會的研究提升到它與國家及外國勢力的關係上來。秘密社會與國家政權的關係更多的是一種對抗,表現為鎮壓與反抗。具體而言,包括兩者的相互認知與態度,鎮壓與反抗的形式、內容和各種策略的運用等等。就秘密社會與外來勢力的關係而言,也相當複雜;既有後者對前者的庇護和利用,如廈門小刀會起義等,也有前者對後者的反抗,如四川大足縣的餘棟臣起義等。但實際上不論是哪種關係,都不利於清政府對秘密社會的控制。
儘管我們進行秘密社會研究時,側重的層次不同,但秘密社會研究的這三個層次不應是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這裏僅舉一例,就林爽文天地會事件來說,它不單是遊民會黨本身的問題,還牽涉到其他很多方面的問題,如臺灣地方政府的管理水準、移墾社會的文治程度、社會的民風民俗等,它們互相作用而衍生民變。在此,要科學地分析天地會林爽文事件,就必須綜合考慮上述因素。
參考文獻：
[1] 蔡少卿 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Ｍ] 北京:中華書局,1987
[2] 蔡少卿 中國秘密社會[Ｍ]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Ｅ·Ｊ·霍布斯鮑姆.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Ａ].蔡少卿 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Ｃ]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 潮龍起 租界、教會與近代中國的秘密社會[Ｊ] 歷史教學,2003,(7):29-34
（資料來源：《煙臺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