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入進行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的個案研究
中國近代秘密社會中有無數的結社名目。鴉片戰爭前，黃爵滋在其所上《敬陳六事疏》中，曾列舉過一些名目說：
“以臣所聞，直隸、山東、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撚匪；四川之蟈匪；江北之鹽梟；江西、福建之擔匪、刀匪及隨地所有不著名目之棍匪、竊匪。”［（１）］
隨著歷史的進入近代，內外交困的社會向秘密社會驅趕著更多的群眾，會黨名目日益繁多，特別是沿海省分更為明顯，咸豐三年任閩浙總督的王懿德曾概述福建一地的各種會黨說：
“閩省上下游會匪有紅錢會、鬧公會、小刀會、江湖會、紅會、花會、燒紙、坐台、鐵板令、草鞋令、過江龍各色名目，名異實同，糾連江西、福建諸匪，自道光２１年以來，上下朦飾，遂成厝火積薪之勢。”［（２）］
及至光緒晚期，會黨組織遍佈全國，官方文獻，屢有記載，如湖南之“會匪充斥”，湖北之“會匪開立山堂……糾結夥黨，多者竟至數萬”，安徽之“會匪嘯聚成群”。聚眾結盟的記載已俯拾皆是。蔡少卿教授曾統計：清末秘密結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秘密結社檔案就有１５６個名目。實際上，中國近代秘密社會中秘密結社的名目遠不止此。所有秘密結社在近代社會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自己的蹤跡。秘密結社的組織及其活動構成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的主要內容；但是，過去除了對個別影響大，聲勢廣，嘖嘖人口的組織曾有一些專門著述和資料彙編外，對秘密社會中更多的組織及其活動卻缺乏足夠的個案研究。
我所說的個案研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對秘密結社本身的個案研究。從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多側重于對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等著名的大型結社，而對較小的地方性組織和某些著名結社的支脈派別則較少展開，即使對白蓮教、天地會、哥老會等也偏於宏觀性地概括，而對若干具體情節的分析評論和對其本身文獻的準確理解與詮釋則尚嫌不足。如白蓮教是流傳于黃河以北地區，憑藉宗教信仰，組織群眾，進行反清鬥爭的一個有較長歷史的秘密結社，對它的活動方式、教義教旨、會眾成分都已有所研究；但對它如何從湖北開始活動，逐漸伸張勢力于河南，形成白蓮教聚會中心，然後向皖北、淮北、山東、直隸、山西各地發展的軌跡及社會背景的聯繫等方面，則有待深入探討，而對其支派聞香教、八卦教（天理教）、神拳教、在禮教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支脈更少見專論。天地會是研究成果較多，問題探討較深的一個秘密結社；但對它的創立年代，說法尚有不一；對其內部的教義、教規、儀式、組織成分等的解釋與論述，雖取得一定成績，但也尚存異說；有些文獻尚待詮釋考證，如《海底》一書所收天地會隱語的解釋，這些隱語是否收全，它與江湖黑話和行業春點有無關係等等都值得加以探討。
二是對一定地域一定時期的橫向個案研究。近代秘密社會的重要特點是名目多、複蓋面廣，而且往往隨著社會的重大變動而有所消長。福建、廣東、湖北、四川、山東等地秘密結社的名目眾多，活動聲勢浩大。它們既具有全國共有的共性，也由於地域和時期的較大差異而各具特色，因而對於這種個案研究應是一個重要方面。四川的主要秘密結社哥老會很具地方特性，據《漢留史》（民國２４年排印本）的作者劉師亮統計從清嘉慶１５年（１８１０）到宣統３年（１９１１）的百餘年間，哥老會共開山頭３６個，四川即占１６個，全省所設“公口”（接待站）達數百個，聲勢浩大，承擔著近代社會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１８９８年大足餘棟臣的反洋教鬥爭即為哥老會所發動），過去有些學者對同盟會與會黨的關係進行過有效的研究。這方面的個案研究經驗頗可借鑒。五口通商打破了廣州一口貿易的局面，原在粵湘大道上依靠對外貿易為生的失業勞動者“不下十萬人”［（３）］。大部分輸送進會黨隊伍，因此對通埠後的湖廣地區的秘密結社應進行具體的個案研究。又在幾省交錯處，一般形成幾省不管的三角地區，如川、楚、陝交界的棚民組織的活動，早已引起清朝一位政論家嚴如煜的注意。他在所著《三省邊防備覽》和《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中就專以“撫輯流民”立言，記述三省老林棚民的生活狀況，其中就涉及到哥老會的活動。這些易於孳生秘密結社的省際交錯區是很值得進行個案研究的物件。
（二）開展秘密結社與近代革命運動關係的主體性研究
中國近代的秘密結社主要分為教與會。二者與近代革命運動的關係，會重於教。從近代歷次革命運動考察，可以說無一不與天地會系統各派秘密結社有關。剛剛進入近代的道光２１年湖北崇陽的鐘人傑起義、道光２４年臺灣嘉義的洪協起義和湖南耒陽的陽大鵬起義都是對歷史進入近代所出現的畸形變動的重大反響。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夕，道光２７年湖南新甯的雷再浩起義、２９年的李沅發起義都與天地會有關。他們和零星不斷的大小起義都是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太平天國革命迅速發展和推進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國革命時期上海劉麗川的小刀會起義、佛山陳開李文茂起義也都對太平天國政權起到聲援革命，牽制敵人的作用。十九世紀末，秘密結社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各地反洋教鬥爭迭起，南有大足餘棟臣起義、北有義和拳抗洋，都證明秘密結社在新的歷史時期豐富了自己的戰鬥內容，與近代革命運動發揮了同步作用。關於這些活動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活動則還未能全面地有所論述，如鐘人傑起義是近代之始的一件大事，但對整個事件的全貌尚為缺項。估計還有一些聲名不顯的秘密結社的本身事蹟及其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方面尚待發掘研究。有些問題開始並沒有確切的認識，在問題的研究中發現秘密結社對革命運動的重要作用，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廣西人民大起義，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列有條目，而未能展開。經過我的研究，這次大起義前後經過幾近十年，以廣西為中心而影響及於雲、貴、湘、粵四省，清政府用兵數十萬，糜款近四百萬兩。這次起義鼓舞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勃興，預示著清政府的行將崩潰。從所搜集到的史料中發現這次起義是一次以會黨為組織核心，以農民士兵為中心的一次大起義。這不僅看到近代秘密結社的聲勢和威力，也瞭解到若干有關會黨的細節，如名稱、成員、儀式、隱語等等，進而尋求到民主革命派孫中山、章太炎等對這次起義的評論，以及這次起義與華興會起義、１９０７年防城與鎮南關起事、１９０８年河口之役的密切關係，尤其是後兩次舉兵活動，廣西大起義中的領袖之一王和顧直接參與了策劃和行動。這就比較完整地說明了秘密結社與近代革命運動的關係。會黨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研究較多，成果亦豐；但是，所有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從革命運動這一側面立論而旁及於秘密結社，秘密結社並未能處於主體而詳盡地論述其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從研究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角度著眼，我認為應考慮四點：
①以秘密結社為主體，從秘密結社的諸種活動為出發點，論述一時期、一地域、一流派的全部完整情況，並以此為基礎來完成秘密社會史總體結構的研究。
②對已知的秘密結社的不完整部分，深入搜求，達到基本反映全貌。
③對未知的秘密結社，應從已有線索，順藤摸瓜，儘量發掘史料，填補空白缺項。
④對秘密結社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應從描述秘密結社對革命運動的聲援、支持等宏觀評論基礎上，作出二者在教旨與政綱的關係、成員佔有的比重、秘密結社在革命運動中的具體作用以及革命運動對秘密結社本身發展的反彈作用等方面的微觀性研究。
（三）近代秘密社會史的史源開發
從已有的近代秘密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史源大致可劃分為秘密結社本身文獻、當時的文獻記述資料和有關研究性專著。
①本身文獻：如白蓮教的寶卷資料，寶卷系唐、五代寺院中俗講“講唱經文”及演唱佛經故事的變文，中經宋代的“說經”，雜揉進摩尼教經典，並受鼓詞、諸宮調、散曲、雜劇形式影響而成者。明清以來即被白蓮教、紅陽教等用作經典。這些文獻曾被嘉道時人黃育ｇēｎｇ＠①所著《破邪詳辨》所撻伐。黃氏採用摘引語句，逐條批駁的形式，歷時七年，先後四次續寫，為後世保留了可資研究秘密教門的本身文獻資料。關於天地會的本身文獻資料多參用《海底》一書。《海底》載天地會歷史、宗旨、儀式、口號、隱語等。蕭一山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纂集了與天地會有關的文獻。１９８３年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合編的《天地會》四冊百余萬字的檔案資料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源。
②當時的文獻記述：一種是官方記載，如實錄和東華錄等等，雖有全國性的宏觀概括；但記載不甚詳備。官方檔案是這類文獻的重要源頭，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檔案中就立有秘密結社專項，共收１５６種教與會的檔案，而數量較多的則為白蓮教、八卦教、天地會。他如宮中檔案的諭旨中有涉及鎮壓會黨的文獻。二是私人文錄，凡參與過鎮壓秘密結社的人物，其文集與政書中多有這類記述，如曾國藩、丁寶楨、張之洞等人的奏議中都有所涉及。
③研究專著：秘密社會史的專門性研究著作不是很多；但一直是中外學者所關注的領域，經常被人徵引的有：劉師亮的《漢留史》、陶成章的《教會源流考》、蕭一山的《天地會起源考》和日人平山周的《中國秘密社會史》等。另外還有一些個人的回憶錄及專門性論文等。近十年來，出版了一些更高品質的專著，如蔡少卿教授所著《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和《中國秘密社會》；中年學者周育民、邵雍二同志合著的《中國幫會史》。另外還有一些研究性的專門論文和個人回憶錄。
過去研究工作的史料依據和基本參考大體不出上述範圍。有些重要史源雖有開始使用者，但尚不普遍，有待進一步開發。開發史源是史學研究者應隨時隨地加以重視的問題。以舊有史料進行論述固然需要；但終究缺乏新鮮感覺。隨著問題點面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些問題已非習見的舊有材料所能論證解決，因而史源的探求與發展更日見其重要與迫切。在近代秘密社會史的研究中，我認為至少有兩種史源尚有較大的開發餘地，即地方誌與年譜。
地方誌是我國一座豐富的資訊庫。舊志將近萬種，約占古籍的十分之一，新編地方誌問世者已近千種。過去曾被一些論著所採摘，但相對來說遠遠不足。我曾翻檢過近百種廣西地方誌，基本上獲知光緒２３年至３１年間廣西會黨活動的全貌，在湖南的若干種縣誌中都記有雷再浩、李沅發的事蹟。其他各省志書也有大量蘊藏，設能如《湖南地方誌中的太平天國史料》一書那樣，分省纂集專題彙編，遲以數年，匯合成全國性專題類編，不僅寶藏得以開發，研究者有所獲益，而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之撰著將更有堅實基礎。
另一重要史源是年譜，據所知見，近代年譜數量幾近千種。過去少為人所注意，實則凡曾任地方官員及參與鎮壓活動者的年譜中，有的有記事可據，有的有線索可尋，如周之琦、裕泰、王懿德等人的年譜均記有秘密結社的活動。特別如秘密結社活動家李光ｘīｎ＠②（１８０８—１８８５）的《李龍川年譜》（北京圖書館藏抄本），除記譜主的秘密結社活動外，還涉及太谷學派和黃崖例案等。
清人文集、雜著、筆記中也有一些可資參證的資料，可備采擇。
廣事搜尋，多辟史源對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與撰述專著實有裨益。
注釋：
（１）見《黃少司寇奏議》卷五。
（２）王家勤：《王靖公年譜》。
（３）容＠③：《西學東漸記》頁５４。
字形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木加便
＠②原字火加斤
＠③原字門里加宏下部
（資料來源：漳州師院學報1995年第3期 中華文史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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