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寶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中演唱的一種說唱形式，演唱寶卷稱“宣卷”。寶卷產生于宋元時期，至今仍在個別地區的農村及某些民間教團中流傳。由於寶卷發展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非文學作品的宗教宣傳品，唱述宗教教義、儀軌和勸善說教，這一類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教派的寶卷；一類是演唱文學故事的寶卷，和少量在民間宣卷時演唱的具有文學性的儀式歌、俗曲，這一類主要是清及近現代的民間寶卷。對寶卷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從以上兩個方面切入。本文介紹上個世紀中國寶卷研究的情況。除了寶卷的淵源、形成、分類和發展過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為俗文學（民間文學）和民俗文藝的寶卷研究。　

　　一　現代開拓者的寶卷研究　

　　現代學者中最早注意到寶卷的文學價值，並將其推薦給學術界的是顧頡剛先生。1924～1925年他在《歌謠週刊》發起和主持孟薑女故事討論時，全文刊載了民國乙卯(1915)嶺南永裕謙刊本《孟姜仙女寶卷》（1924.11.23第69期，至1925.6.21第96期“孟薑女故事研究專號”，分六次刊載），並指出：“寶卷的起源甚古”，羅振玉《敦煌零拾》（上虞羅氏鉛印本，1924）所收《佛曲》三種是“唐代的寶卷”；《金瓶梅》中“吳月娘是最喜聽宣卷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仙女寶卷》的著作時代，我雖未敢斷定，但總以為非近代作品”（1925.6.21，第90期，錢肇基信的“按語”）。後來顧頡剛在《蘇州近代樂歌》（《歌謠週刊》，3:1,1934.4.3）一文中對蘇州宣卷作了介紹，指出“宣卷是宣揚佛法的歌曲，裏邊的故事總是勸人積德修壽”，宣卷的聽眾主要是婦女，請到家中來唱，“做壽時更是少不了的”；灘簧盛行之後，宣卷人“改革舊章”，曹少堂始倡為“文明宣卷”。這是對近現代蘇州民間宣卷最早的綜合介紹。　

　　與此同時，鄭振鐸先生也開始搜集和研究寶卷，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專號上發表論文《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該文第七節“巨著的發現”所論為開拓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領域，所指即變文、寶卷、彈詞、鼓詞、民間戲曲等從未被納入中國文學史研究體系的俗文學作品。這時他尚把敦煌發現的說唱文學作品同寶卷一道稱之為“佛曲”，認為“佛曲是一種並非不流行的文藝著作，自唐五代以來，時時有作者，其中頗有不少好的東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寶卷》，其描寫都很不壞。其與民間的影響卻更不小”。該文第八節“中國文學的整理”中稱佛曲（變文和寶卷）、彈詞、鼓詞“不類小說，亦不類劇本，乃有似於印度的《拉馬耶那》、希臘的《伊裏亞特》《奧特賽》諸大史詩”。在這個專號中同時刊出鄭的《佛曲敘錄》，介紹了36種寶卷，“小引”中稱寶卷“為流行於南方的最古的民間敍事詩”。1934年鄭振鐸發表的《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資料的發現史略》（《文學》，2:6，上海：生活書店，1934.6），其第四節專論寶卷，指出“寶卷是變文的嫡系兒孫”，“變文之名易為寶卷的年代”在宋初，“惟宋初嘗嚴禁諸宗教，並禁及和尚們講唱變文，則易名改轍，當在其時”；指出在寧夏發現的《銷釋真空寶卷》“頗有元人抄本的可能”，明初金碧抄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則“已漸漸離開變文而自成一種新的體裁”。對寶卷文學作品給予高度的評價：“寶卷裏有許多是體制弘威、情緒深摯的，雖然文辭不免粗率，其氣魄卻是雄健的，特別像《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一類的充滿了百折不回的堅貞的信仰與殉教的熱情的，在我們文學裏芻罕其匹。”“而像《土地寶卷》描寫大地和天空的爭鬥的，也是具有極大的弘偉聲氣；恐怕要算是中國第一部敍述天和地之間的衝突的事的。”　

　　1938年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這是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奠基著作，書中將“寶卷”列為專章（第十一章）。其內容總結了作者此前發表的論文中的論點，並有修訂補充，如：指出“相傳最早的寶卷的《香山寶卷》為宋普明禪師（受神之感示）所作”，“這當然是神話，但寶卷之已于那時出現於世，實非不可能”；指出變文到寶卷之間的中間環節是宋代的“談經”（或“說經”），“後來的寶卷，實即變文的嫡派子孫，也當即談經等的別名”。將寶卷重新分類為：（一）佛教的寶卷——①勸世經文，②佛教的故事；（二）非佛教的寶卷——①神道故事，②民間故事，③雜卷。書中引用了大量作者珍藏的寶卷原文，如《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先天原始土地寶卷》等，這些珍本寶卷至今一般研究者難得一見。　

　　受鄭振鐸影響，30年代許多學者注意到寶卷的研究。向覺明（達）《明清之際的寶卷文學與白蓮教》（《文學》2:6,1934.6）指出“這種寶卷大部分仿照佛經的形式”，“這類作品總自有其宗教上的目的，並不能視為文學的作品”，“倒是研究明清之際白蓮教一類秘密教門的一宗好材料”。李嘉瑞《宣卷》（《劇學月刊》，4:10,1935.10）文，從《海陬冶游錄》《盛湖竹枝詞》等文獻中，鉤稽出有關清末上海和蘇南農村民間宣卷的記述，有助於瞭解江浙地區民間宣卷和寶卷的發展情況。孫楷第《唐代俗講規範與其本之體裁》（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北京，6:3,1937）之一《講唱經文》，在論及唐代講經體例時，以《金瓶梅詞話》中講唱《五祖黃梅寶卷》《黃氏女卷》的情形作印證，說明了後世寶卷與唐代俗講的淵源關係。　

　　1937年，在復刊後的《歌謠週刊》上，就寶卷與影戲的關係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討論由佟晶心《探討寶卷在俗文學上的地位》(2:37,1937.3.6)一文引起。佟文提出：“唐代的俗講與後來的一切平民歌曲（按，指各種說唱文學和戲曲）都有關係”，“寶卷的前身是變文”，寶卷與影戲有“父子關係”，“中國現代的鄉土俗戲將要因研究寶卷而得到它們的父子的關係”。吳曉鈴《關於影戲與寶卷及灤州影戲的名稱》(2:40,1937.3.27)主要就影戲與寶卷的關係提出不同看法，後來葉德鈞也參加討論（《關於影戲》，3:3,1937.4.17）。這一討論因《歌謠週刊》停刊而終止。　

　　由於鄭振鐸的宣導，三、四十年代國內許多學者注意搜集寶卷，如傅惜華、杜穎陶、馬愚卿（廉）、趙景深等，使一大批珍本寶卷保存在國內。40年代末，傅惜華編出第一部寶卷綜合目錄《寶卷總錄》（北京：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共收寶卷246種，對已發現的寶卷及時做了總結。　

　　從上個世界20年代顧頡剛首先將寶卷推薦給學術界，鄭振鐸將寶卷納入中國俗文學史研究體系，到1950年以前，中國學者對寶卷從不同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討。其中，鄭振鐸的研究起點既高，又佔有大量原始資料，他對寶卷的研究在國內外學界有很大的影響。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為一些研究者承襲。由於寶卷發展的歷史悠久，涉及的社會問題多，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很少，所以，以鄭振鐸為首的開拓者的寶卷研究，難免有疏漏和不足之處，但他們的開拓和探討精神、他們對寶卷的搜集和整理編目，為以後的寶卷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　五、六十年代的寶卷研究　

　　五、六十年代，中國學界受前蘇聯民間文藝學的影響，將寶卷文學排斥在民間文學之外，但是有些學者仍對寶卷做了認真而深入的研究。　

　　1.寶卷淵源、形成、分類和發展的研究　

　　50年代李世瑜先後發表《寶卷新研——兼與鄭振鐸先生商榷》（《文學遺產增刊》第四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江浙諸省的宣卷》（《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59）兩文，是這一時期國內學者寶卷研究的主要成果。　

　　《寶卷新研》一文主要就寶卷的淵源、分類、發展諸問題，對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的結論提出商榷。文中將寶卷分為“演述秘密宗教道理的”、“襲取佛道經文或故事以宣傳秘密宗教的”、“雜取民間故事傳說或戲文的”三大類，指出明清秘密宗教的寶卷主要是前兩類。文中列出72種明清各秘密宗教寶卷，連同鄭著中介紹的23種，根據它們內容和體制的特點，指出“寶卷是一種獨立的民間作品，是變文、說經的子孫，不是他們的‘別稱’”；“變文是為佛經服務的，而寶卷則是為流傳於民間的各種秘密宗教服務的”。文中又從明清秘密宗教活動及其信仰的特徵和發展出發論證，指出“寶卷是起於明正德年間的”，從明正德到清初是“寶卷的極盛時代”；寶卷通過秘密宗教在明末社會中既“幫助統治者愚化了人民”，同時，“在農民起義中起了號召和組織的作用”。　

　　《江浙諸省的宣卷》是上文的續篇。作者將明清秘密宗教寶卷稱做“前期寶卷”，清同治、光緒年間開始，以上海、杭州、蘇州、紹興、寧波等城市為中心出現的寶卷是“後期寶卷”：“它是前期寶卷的變體，……即寶卷已由佈道發展為民間說唱技藝的一種，名字就叫‘宣卷’，寶卷也就成為宣卷藝人的腳本。”後期寶卷分為：(1)經咒式的；(2)佛道故事的；(3)勸懲故事和勸化文字的；(4)戲曲和民間故事的，包括：①改編傳統劇碼或其他曲種；②改編傳統民間故事；③時事故事；④小卷或文字遊戲。文中介紹了後期寶卷的體制、刊印流通、演唱和江浙宣卷藝人的家數等情況，並詳細論證了後期寶卷暢行和衰微的原因。　

　　這一時期日本學者澤田瑞穗的《寶卷研究》（日文，日本東京：國書刊行會，1963初版；增補本，1975）是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寶卷的專著。增補本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寶卷序說”，除“前言”“結語”外，分為11章：第一章“寶卷的名稱”，介紹寶卷的各種異稱；第二章“寶卷的系統”，不同意鄭振鐸寶卷是“變文的嫡派子孫”、“談經等的別名”的結論，根據“古寶卷”的特點，認為它們是“直接繼承、模擬了”唐宋以來佛教的“科儀和懺法的體裁及其演出法，而為了進一步面向大眾和把某一宗門的教義加進去，而插入了南北曲以增加其曲藝性，這就是寶卷及演唱寶卷的宣卷”，“變文也是作為俗講用於法事的科儀書，而寶卷是第二次的變文”；第三章“寶卷的變遷”，將寶卷的發展分為“古寶卷”——“原初寶卷時代”（指明正德以前的寶卷）、“教派寶卷盛行的時代”（明正德到清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寶卷衰落時代”（到清嘉慶十年），“新寶卷”——嘉慶到清末是“宣卷用、勸善用寶卷時期”，民國以後是“新創作讀物化寶卷時期”；第四章“寶卷的分類”，分寶卷為“科儀卷”、“說理卷”、“敍事卷”、“唱曲卷”、“雜卷”五類；第五章“寶卷的構造和詞章——古寶卷”、第六章“寶卷的構造和詞章——新寶卷”分別介紹古寶卷和新寶卷的文本及演唱形式；第七章“寶卷與宗教”，述寶卷與佛、道、儒、民間教派的關係；第八章“寶卷題材的文學性”；第九章“寶卷的普及——刊施”，述寶卷刊印和流通的特點；第十章“寶卷的普及——宣卷”，述明清宣卷的演唱者、活動背景、演唱曲調等。本書第二部分“寶卷提要”，介紹作者及日本公私收藏寶卷209種。本書第三部分：“寶卷叢考”，收《寶卷與佛教說話》《“金瓶梅詞話”中所引的寶卷》及研究無為教、黃天道、弘陽教、八卦教、白陽教的論文5篇。　

　　李世瑜和澤田瑞穗都同時研究中國民間宗教，他們都是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對寶卷進行系統的研究，因此更正和補充了前人研究的錯誤和疏漏。儘管他們所作的某些論斷尚可討論，但從總體上將中國寶卷研究的水準提高了一步。　

　　2.寶卷文獻的編目和寶卷作品的整理、研究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寶卷目錄有胡士瑩《彈詞寶卷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李世瑜《寶卷總錄》（上海：中華書局，1960）。胡目僅收寶卷200餘種，大多是作者曾收藏過的寶卷。李目是在前人編目的基礎上採編的綜合目錄，共收國內公私收藏寶卷618種、版本1487種，用表格的形式分別著錄每種寶卷的“卷名”“冊數（卷數）”“年代”“版本”“收藏者”“曾著錄篇籍”“備考”等項內容，對“同卷異名”的寶卷也做了整理歸納；書前有長篇“序例”，介紹了寶卷的發展、前人整理研究寶卷的文獻、寶卷的流通及本書的編例等。由於條件的限制，本書未收海外收藏的寶卷，國內收藏寶卷也有許多未收入，但它著錄的寶卷遠遠超過前人所編的寶卷目錄，成為此後涉及寶卷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將寶卷等排斥在民間文學之外，但許多著名的民間傳說故事的歷史傳承資料多是以寶卷等俗文學作品為載體，離開了這類作品便難以研究這些傳說故事的發展。於是，一些研究者便整理、編輯了這類俗文學作品的專題集，其中多收入相應的寶卷作品，如《孟姜仙女寶卷》《長城寶卷》（收入路工編《孟薑女萬里尋夫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小董永賣身寶卷》《沉香寶卷》（收入杜穎陶編《董永沉香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雷峰寶卷》（收入傅惜華編《白蛇傳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等。這些作品集都被一再重印，流傳極廣。　

　　關德棟《寶卷漫錄》（載《曲藝論集》，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介紹了《螳螂做親寶卷》《菱花鏡寶卷》《梨花寶卷》《雙金花寶卷》四種江浙地區民間寶卷內容和形式的特點，並與彈詞等民間演唱文藝做了比較研究。　

　　3.田野調查　

　　50年代初，蘇南文聯組織文藝工作者對江蘇南部地區（包括今屬上海市的部分縣區）的民間歌謠和民間音樂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其中民間戲曲、說唱音樂部分的成果，後以“江蘇省音樂工作組”的名義編輯出版《江蘇南部民間戲曲說唱音樂集》（北京：音樂出版社，1955）。這本書中《宣卷曲調》部分，收有採集自蘇州、吳江、昆山、常熟、無錫、江陰、宜興、常州、金壇、丹陽、青浦（今屬上海市）等地的各類宣卷曲調45種；戈唐《宣卷曲調介紹》一文，就蘇州宣卷的基本曲調及其特點、同戲曲音樂和民歌小調的關係做了介紹。　

　　張頷《山西民間流傳的寶卷抄本》（《火花》，太原，1957:3）介紹作者1946年在介休縣調查時發現的民間抄本寶卷31種和當地民間念卷活動的特點。這是對山西念卷和寶卷的首次調查報告。　

　　三　80年代後的寶卷研究　

　　80年代的“文化熱”中，寶卷的研究一時成為熱門的話題，大陸的研究者對各地現存寶卷演唱活動也做了較多的調查。進入90年代，研究者開始對寶卷發展中的諸問題進行冷靜而深刻的思考，出現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1.寶卷淵源、產生、分類和發展的研究　

　　對寶卷的淵源、形成、分類和發展的研究仍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關於寶卷的淵源，研究者多重複鄭振鐸“寶卷是變文嫡系子孫”的說法，王正婷《變文與寶卷關係之研究》（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8年碩士論文）對此做了詳細的論證，該文“以鄭振鐸所揭櫫變文與寶卷關係為主要的立論基點，進一步從文學形式、講唱模式、講唱者、講唱地點、題材等各方面，全盤的對變文與寶卷之間的密和程度，做一詳細的論述比較，以期能確實顯現出變文與寶卷之間一脈相承的文學關係”。筆者在《中國寶卷的發展、分類及其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1996；又，收入筆者《中國寶卷研究論文集》，改題《中國寶卷概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7）一文中不同意鄭振鐸的結論，而提出“寶卷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的俗講。”後來在《中國寶卷的淵源》（《揚州大學學報》，揚州，4:5,2000.9）一文中據當代敦煌學者對“變文”的分類，指出寶卷“同俗講一樣是佛教僧侶悟俗化眾的說唱形式，且在民間的法會道場按照一定的宗教儀軌演唱”，“在內容上也分為講經和說唱因緣兩大類”；進而指出寶卷與南宋時期瓦子中的“說經”無關，“宋代佛教悟俗化眾的活動孕育和產生了寶卷”，最初的寶卷在形式和內容上與佛教俗講有繼承關係。　

　　關於寶卷的形成，劉禎《宋元時期非戲劇形態目連救母故事與寶卷的形成》（《民間文學論壇》，北京，1994:1）通過《佛說目連救母經》（劉文考為元至大四年，即1311年刊，說經話本）和《慈悲道場目連報本懺法》（產生於元代或更早）與《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差異，指出它們之間的過渡、發展是“懺禮法事科儀的消解和韻文的加盟”，“寶卷是宗教懺法、科儀與文學（韻文）結合、俗化而直接產生的”。從而具體論證了澤田瑞穗寶卷是“繼承、模擬”懺法科儀的結論。筆者《佛教與中國寶卷（上）》（《圓光佛學學報》，臺灣中壢，第四期，1999.12）根據《銷釋金剛科儀（寶卷）》（宗鏡禪師作于南宋淳佑二年，1242）、《佛門西游慈悲道場寶卷》（新發現，產生於元代）和元末明初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內容和演唱形態的分析指出，寶卷的形成，既繼承了佛教俗講的傳統，又受佛教懺法演唱儀式化的影響，一方面分段講釋佛經或說唱故事，同時整個演唱過程儀式化，說、唱、誦文辭格式化。　

　　由於文獻中難以找到寶卷產生的直接記載，確定最早的寶卷便成了推斷寶卷產生年代的主要依據。馬西沙《最早一部寶卷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86:1）依據新發現的刊本《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哥寶卷》中“至元庚寅新刻金陵聚寶門外圓覺庵比丘集仁捐眾開雕”、“依旨修纂頒行天下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等題識，而認定這本寶卷是編成于金崇慶元年（1212，南宋嘉定五年），再刊于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根據這部寶卷的內容和形式特點，對鄭振鐸關於寶卷淵源的論述作了修正和補充。筆者在《中國最早的寶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臺北，6:3,1996.9）對此提出異議，指出“金陵聚寶門”是明初朱元璋所建“京城十三門”之一，這部寶卷“新刻”的年代系偽託；據其內容和形式特點，它是明代中葉後經過民間宗教家改編過的早期佛教寶卷。文中還逐一分析前人提出的幾部早期寶卷，指出只有題識為“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的抄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年代可靠。由此推論，中國寶卷產生於元代。筆者後來在《佛教與中國寶卷（上）》一文中提出，由於《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同產生於南宋的《銷釋金剛科儀》演唱形態相同，因此也可以說寶卷這種演唱形式形成於南宋時期。很可能是這種情況：最早在世俗佛教的法會道場中產生了這種說唱形式，因其解經近似佛家的科文，而演唱形式又仿照懺法的儀軌，故定名為‘科儀’。後來，在法會道場中用同樣的形式說唱因緣故事，則被稱之為‘寶卷’。”　

　　李世瑜在《民間秘密宗教與寶卷》（《曲藝講壇》，天津，第五期，1998.9）一文重申寶卷產生於明正德時期的結論，指出正德初年羅清《五部經》中“那些寶卷字樣純是作者稱頌那些經卷的用語，與後來的寶卷完全是兩種概念”。　

　　這一時期的寶卷研究論文多涉及寶卷的分類，大都是斟酌前人的研究而作修訂、補充。筆者《中國寶卷的發展、分類及其社會文化功能》結合寶卷發展的階段性提出了新的分類法。指出以清康熙年間為界，前期是“宗教寶卷”，後期主要是“民間寶卷”。前期宗教寶卷又分為兩個發展階段：明正德以前是“佛教世俗化寶卷”，分為“演釋佛經”和“講唱因緣”兩類；正德後是“民間宗教寶卷”，分為“宣講教義”和“講唱故事”兩類。後期的民間寶卷分為“勸世文”“祝禱儀式”“講唱故事”“小卷”四類；其中“講唱故事”類寶卷又分為“神道故事”“婦女修行故事”“民間傳說故事”“俗文學傳統故事”“時事故事”五類。按照寶卷的內容和題材，又可將寶卷分為“文學寶卷”（包括各個時期講唱故事的寶卷及民間寶卷中的“小卷”和部分“祝禱儀式”寶卷）、“非文學寶卷”（包括宗教寶卷中“演釋佛經”“宣講教義”的寶卷和民間寶卷中的“勸世文”及部分“祝禱儀式”寶卷）兩大類。這種分類法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寶卷發展的實際情況。　

　　2.各地寶卷的調查和研究　

　　80年代後，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對各地寶卷的發掘和研究，是中國寶卷研究的一大發展。甘肅的研究者陸續發表一批甘肅河西走廊地區民間念卷和寶卷的調查研究成果，如段平《河西寶卷的調查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本書收《河西寶卷的調查研究》《河西寶卷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對河西念卷活動的剖析》等論文12篇，所述多將河西寶卷與內地寶卷混在一起），方步和《河西寶卷的調查》（收入方著《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見下），譚禪雪《河西寶卷概述》（《曲藝講壇》，天津，第四期，1998.4），謝生保《河西寶卷與敦煌變文的比較》（《敦煌研究》，蘭州，1987:4）等，並整理、出版了一批寶卷作品（見下）。上述論著介紹了河西走廊地區現當代民間念卷流傳的地區、形式（儀式、演唱曲調）、演唱風俗；介紹了現存的民間寶卷（多為民間傳抄本，據統計約130餘種，最早是清光緒年間的抄本），並對某些寶卷作品作了評介。由於河西走廊的敦煌是發現唐五代說唱文學（變文）手抄卷子的地方，許多研究者將河西念卷和寶卷同敦煌變文作了比較；在探討河西寶卷的來源時，認為河西寶卷同敦煌變文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如伏連俊《河西寶卷》稱：“河西寶卷是敦煌變文的嫡傳子孫，是活著的變文。”（《文史知識》，北京，1997:6）。有的研究者不同意這一結論，筆者在《明清民間宗教與甘肅的念卷和寶卷》（《敦煌研究》，蘭州，1999:4）一文中指出：研究者並未發現聯結兩者跨越近千年的材料，而根據歷史文獻的考證和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編刊於甘肅張掖的《敕封平天仙姑寶卷》（現存編刊於甘肅的最早的寶卷），說明寶卷於明代後期隨著民間宗教傳入甘肅地區，清代前期在甘肅東部和河西地區都存在民間宗教的宣卷和寶卷，它們的傳播方式和演唱形式同內地的宣卷和寶卷相同；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在從宗教寶卷到民間寶卷的發展過程中，河西寶卷形成了具有地區文化特徵的民間念卷。　

　　江浙吳方言區的宣卷和寶卷的調查和研究有新的進展，發表了一批調查研究報告和論文：金天麟、唐碧（車錫倫）《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贊神歌》（《曲苑》，揚州，第二籍，1986.5），金天麟《調查嘉善縣宣卷的報告》（《民間文學論壇》，北京，1986:3），車錫倫《江蘇靖江的講經（調查報告）》（《民間文藝季刊》，上海，1988:3），段寶林等《俗文學的活化石：靖江寶卷》（《漢聲》，臺北，第32期，1991），車錫倫、侯豔珠《江蘇靖江農村做會講靖的“醮殿”儀式》（《民俗研究》，濟南，1999:2），桑毓喜《蘇州宣卷考略》（《藝術百家》，南京，1992:3），喬鳳歧《蘇州宣卷和它的儀式歌》（《中國民間文化》，上海，1994:3）等，這些在不同地點、從各個角度所作的調查，比較深入具體地反映了各地民間宣卷和寶卷的情況。對江浙宣卷和寶卷的研究也有進展：方梅《江浙寶卷中的神鬼體系及其內涵淺探》（《東南文化》，南京，1993:3），介紹江浙民間寶卷的信仰特徵和內涵；筆者《江浙吳方言區的宣卷和寶卷》（《民俗曲藝》，臺北，第106期，1997.3）依據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介紹明代江浙地區的宣卷和寶卷、清代江浙的民間宗教寶卷、江浙地區民間宣卷的形成、近現代江浙地區民間宣卷的發展、江浙地區民間宣卷與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等問題；指出江浙民間宣卷在清康熙年間已經出現，道光年間已盛行，大盛於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從而更正前人認為江浙民間宣卷是清同治、光緒年間才發展起來的結論。　

　　3.寶卷文學作品的研究　

　　由於前期的佛教文學寶卷大都經過多次改編在清及近現代民間演唱，明清民間教派寶卷中又極少文學故事寶卷，所以，寶卷文學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對清及近現代民間流傳寶卷的研究。　

　　薛寶琨、鮑振培《中國說唱藝術史論•明清寶卷通論》（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十二種故事宣卷的結構分析”部分，對民間宣卷的12種俗文學故事寶卷（多據彈詞改編）的類型和母題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進行研究，指出：“宣卷作為一種農民文化，與封建正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既大膽揭露和批判現實，又熱衷於鑄造使現實合理的補天之石；……”“總是擺脫不了傳統的思維方式、傳統理念的牽引”。　

　　筆者《中國寶卷的發展、分類及其社會文化功能》認為民間寶卷具有信仰、教化、娛樂的社會文化功能：“寶卷引導人們追求的是道德、行為的修養和完善，‘去惡揚善’，以調適平民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的安定。而由天界、人間、地獄中的各路鬼神，來執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判斷和賞罰。”這種因果報應又可作宿命論的解釋，“讓平民百姓把希望寄託於今生的善終或來生的善報，因而取得心靈的慰藉和生活的信心”。因此，寶卷採取模式化的故事結構和演唱形式，並讓聽眾參與“和佛”，後來又模仿其他民間演唱文藝的藝術方法，來增強其教化、娛樂作用。　

　　曾有志《寶卷故事之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99年碩士論文）將故事學中“情節單元”（Motif，或譯作“母題”）的概念帶入寶卷故事的研究。作者從266種寶卷中選出80余種故事寶卷，按故事內容分類；提出這些寶卷故事的情節單元（論文附錄），將它們分類；然後分析情節單元在寶卷結構和主題意識上的運用，指出情節單元架構寶卷故事的高潮和轉折，強化人物的形象，凸顯寶卷教化的意念。從這一角度研究寶卷，可以迅速掌握寶卷故事的特徵。　

　　以上是對寶卷文學作品的綜合研究。對具體寶卷文學作品的研究，多為改編傳說故事的寶卷的研究，如，研究白蛇傳故事寶卷的論文，陳伯君《論寶卷雷峰塔的悲劇思想》（《民間文藝集刊》，上海，第六集，1984）、筆者《金山寶卷和白蛇傳故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民間文藝集刊》，上海，第九集，1986）等；研究孟姜女故事寶卷的論文，楊振良《孟姜仙女寶卷所反映的民間故事背景》（《漢學研究》，臺北，8:1,1990）、范長華《淺談明代中晚年至清末寶卷與寶卷中孟薑傳說的遞變》（《台中師範學院學報》，台中，第九期，1984）等。在論述一些傳說故事的專著（含學位論文）和專題論文中，也常涉及到有關的寶卷的研究，如（英）杜德橋(Glen Dudbrige)《觀音菩薩緣起考——妙善傳說》（英文，李文彬等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0），陳芳英《目連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學之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7年碩士論文）、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劉禎《中國民間目連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7），楊振良《孟薑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5），車錫倫、周正良《驅蝗神劉猛將的來歷和流變》（《中國民間文化》，上海，1992:1）等，在這些論著中，寶卷文學作品被納入相關傳說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研究，既開拓了這些傳說故事研究的內容，又推進了寶卷文學發展的研究。　

　　關於寶卷文學與古代小說的關係，劉蔭柏《“西遊記”與元明清寶卷》（《文獻》，北京，1984:4）列舉了各個時期十幾種寶卷中出現的唐僧取經故事和人物，或與《西遊記》有相似的情節，指出《西遊記》成書與寶卷有關，同時它又對明清寶卷發生甚深的影響。陳毓羆《新發現的兩種“西游寶卷”考釋》（《中國文化》，北京，第十三期，1996.6）考證新發現的《佛門西游慈悲寶卷道場》《佛門取經道場•科書卷》是元代的作品，源於《西遊記平話》，《銷釋真空寶卷》中的取經故事描寫來自上述兩種寶卷。　

　　4.寶卷文獻的編目、整理和研究　

　　寶卷研究的開展，促進了寶卷文獻的整理、編目和研究。80年代後，許多機構把收藏的寶卷整理編目，有的作了公開介紹，如謝忠岳《天津圖書館館藏善本寶卷敘錄》（《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0:3），李鼎霞、楊寶玉《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寶卷簡目》（《文史資料》，南京，1992:2），程有慶、林萱《北京圖書館館藏寶卷目錄》（《文史資料》，南京，1992:3）王見川《世界宗教博物館搜藏的善書、寶卷與民間宗教文獻》（《民間宗教》，臺北，第一輯，1995.12）等，國外如（日）相田洋《有關（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寶卷》（《東洋學報》，日本，63:3-4；中文譯文，《世界宗教資料》，北京，1984:3）。　

　　筆者《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圖書文獻專⑤”，1998；修訂重編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花費近20年的時間，在前人寶卷編目的基礎上，廣泛搜集國內外收藏而編成的一部現存寶卷總目；其修訂重編本，共著錄國內外公私收藏寶卷1585種，版本5000餘種，每種版本都注出收藏者。它同時體現了筆者對寶卷文獻的研究成果：同卷異名的寶卷做了歸納，全書共出寶卷異名一千餘個（包括文獻所載異名），附錄“異名索引”；據同一文學故事改編的寶卷互相注明“參見”。　

　　隨著河西寶卷的發現，甘肅的研究者陸續整理出版了幾種寶卷版本，如郭儀、譚禪雪等編《酒泉寶卷（上編）》（收寶卷8種，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方步和編著《河西寶卷真本（校著研究）》（收寶卷10種，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段平整理《河西寶卷選》《河西寶卷選續編》（共收寶卷33種，台州：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1994）。前兩種所收寶卷依據的底本均作了說明，校點整理力求保存民間抄本原貌；後兩種底本來源多未說明，但可知其中多種寶卷是據清末民初江浙地區的刊本或石印寶卷“整理”的，它們不是“河西寶卷”。　

　　筆者《中國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中國圖書季刊》，臺北，1997:3；又，《文獻》，北京，1998:1）論述了“寶卷的名稱和命名方式”、“寶卷版本、流通和作者”、“寶卷的收藏”、“寶卷的編目和整理”等問題，其中對寶卷作品出現眾多異名的原因、教派寶卷的版本的“托古”現象、中外寶卷收藏的特點等作了說明；對寶卷的整理出版，筆者認為“鑒於寶卷的文獻特徵及其研究價值”，“應以精選善本、彙編影印為宜，因宗教寶卷和民間寶卷的不同，也可分別彙編”。　

　　四　結語：寶卷研究的問題、展望和“寶卷學”　

　　寶卷在中國民間社會中已流傳了七百多年，演唱寶卷一直是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的一種形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寶卷甚至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在中國文化史上，任何一種特定的民間說唱體裁都不具有如此久遠和複雜的發展過程。但是，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寶卷才被學者留意和研究。由於歷史文獻記載極少、寶卷文本難以獲見，加上一些社會因素，雖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寶卷的研究實際上仍處於起步階段。　

　　首先，作為一種延續了七八百年的民間說唱形式，它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諸問題，諸如寶卷的淵源，它同唐代“變文”和佛教俗講的關係；寶卷的產生和它的演唱形態；寶卷發展的階段性和各發展階段的特徵；寶卷演唱形式的發展，它與其他民間演唱文藝（戲曲、曲藝等）和俗文學（如小說）的關係；寶卷區域性的發展，及其與地區民俗文化的關係；當代寶卷演唱活動的存在空間和社會功能等等，研究者有的已經有所研究而尚無定論，有的則尚未涉及。以上這些問題，有待于研究者進行深入、認真的研究，有待於發現新的文獻資料（包括各個時期的寶卷文本）來證明，也有待於對當代留存的寶卷演唱活動進行廣泛的發掘和調查，以期有新的發現。　

　　現存的寶卷演唱活動，由於其信仰特質而造成的保守性，使之保存有大量的歷史積澱。80年代以來，各地寶卷田野調查的報告，為研究寶卷的歷史和現狀，提供了可貴的資料。這類調查存在的問題是：有的調查受某種既定觀念的束縛或條件的限制，有意無意地回避或疏忽某些情況的報告；極個別的調查者，由於缺乏科學的素養，誇大或編造某些情況，給寶卷研究造成誤導和混亂。時下這類演唱活動的存在空間雖逐漸縮小，但不可能迅速消失。科學的田野調查，將會進一步推動寶卷的研究。　

　　對寶卷文本的發掘、整理、編目和研究，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已有較多的成績。現存一千五百多種寶卷文本被收藏、著錄，為寶卷研究提供了方便；同時，在中國大陸和臺灣，也陸續有寶卷文本的新發現（陳俊峰《有關東大乘教的重要發現》，《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1；車錫倫《讀寶卷劄記》，《臺灣宗教學會通訊》，臺北，第五期，2000.5），說明在民間仍有豐富的寶卷蘊藏，有待發掘。寶卷文本的鑒別和使用也存在一些問題：宗教寶卷文本的托古作偽現象，學者已多有發現（李世瑜《民間秘密宗教與寶卷》；車錫倫《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50年代被收藏的民間抄本寶卷也有托古改制的情況（車錫倫《江浙民間抄本“古今寶卷彙編”》，《藝術百家》，南京，1995:3；又，《讀寶卷劄記》）。有的研究者正是因為對此缺少鑒別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因此，對寶卷文獻的特徵的研究和寶卷文本鑒定研究，也是研究者應進一步注意的問題。　

　　本文沒有介紹民間宗教（或稱“民間秘密宗教”）和佛教寶卷的研究。實際上，上個世紀明清民間宗教寶卷的研究，已有很大的進展。這些研究多是以教派寶卷為基本資料研究某個教派或民間宗教史中的問題。對這些研究，從宗教學的角度給以總結，會更得體一些。自然，要深入研究寶卷發展中的諸問題，必須把寶卷放到特定的宗教和民間信仰文化背景上去認識，必須研究寶卷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同佛教和民間宗教的關係。目前，從這個角度進行的研究較少。　

　　據濮文起《寶卷學發凡》（《天津社會科學》，天津，1999:2）文稱，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著名學者李世瑜提出了“寶卷學”一詞，濮文對此作了具體的闡述。筆者也是研究民間宗教的學者，所以，立足點便多放在民間宗教寶卷方面，這從二位給“寶卷”下的定義也可看出。李世瑜《民間秘密宗教和寶卷》中稱：“寶卷是開始於南宋，歷經元、明、清等代的白蓮教及其各種支派所編制所使用的經卷。”濮文稱：“寶卷是中國民間秘密宗教的專用經典，……寶卷又是流傳在中國下層社會的一種通俗文學。”這樣規定寶卷的範疇，容易引起異議。民間宗教的寶卷是寶卷的一個發展階段的產物；現存1500多種寶卷中，屬於民間宗教的寶卷不會超過200種，而這些為民間宗教的“專用經典”，又絕大部分（90%以上）不是民間的“通俗文學”；明清民間宗教各教派編制和使用的“經卷”，也並非都是寶卷，比如，明代正德以前民間秘密教團使用的經卷和清及近現代許多民間教團的“壇訓”（其數量多於現存寶卷的總數，有的研究者稱為“鸞書寶卷”）等。因此，展望21世紀的寶卷研究，首要的任務是深入研究寶卷這種特殊的民間說唱形式發展過程中的諸問題，在此基礎上，各方面的研究始可自然整合，而逐步形成跨學科的“寶卷學”。　

（《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