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統治者所主持的"新政"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是發生于同一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至於怎樣看待二者的價值與作用，後世研究者也是見仁見智，聚訟紛紜。曾幾何時，在革命史觀的研究視野與價值體系裏，史學界大都強調暴力革命而忽視清末統治者的改革成效，許多辛亥革命史與近代通史論著要麼對"新政"不屑一顧，鮮有提及，要麼照搬當年革命文豪陳天華的思路，斥責"新政"為"假維新"，"偽變法"，充其量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個背景，輕描淡寫地提一下"新政"之於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作用"。近十餘年來，基於改革開放的現實感召，加上中外學術交流的展開與史學研究的深入，以中國早期現代化為視角重新審視清末"新政"的論著不斷湧現，錯綜複雜的歷史場景與有關真相也漸次浮出水面。可以說，近十餘年來，我國史學界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過，在價值評判的層面上，又有人以批判"激進主義"，宣導"權威主義"或"保守主義"為名，偏愛改革而輕視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斷而指責暴力反清鬥爭乃多此一舉，試圖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引起的學術紛爭也就在所難免。 

平心而論，無論是一致否定"新政"還是徹底否定辛亥革命，儘管彼此的結論南轅北轍，但在思維方式上卻具有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即都是基於顧此失彼或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極性思維，從而也就忽視了歷史事件與歷史事件之間的時空聯繫，把複雜的歷史處理得過於簡單化，結果使讀者無所適從。 

應當承認，經過八國聯軍血洗京師的沉重打擊與奇恥大辱，曾經雙手沾滿"戊戌六君子"鮮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佈的"新政"並非完全沒有誠意，也不是沒有具體措施和實際投入。因而，我們不能因為"新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秩序而否定"新政"本身。由於歷史條件不同，"新政"中有關改革的深度與成效超過19世紀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這是沒有疑義的。正是通過"新政"，中國從傳統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跡象才真正出現。經濟自由政策的頒發，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礎;現代化的陸軍體制，教育體制與現代化人才觀也開始落戶;現代法律體系與司法制度也開始成型，除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法官考試細則》，《集會結社律》等相繼出臺外，《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這三部大法就分別在程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其價值與影響也並未因為清朝的覆滅而消失。 

不過，也應當同時注意到，"新政"畢竟是在統治者于19世紀接連耽擱幾次改革機遇之後才開始的。20世紀初年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百孔千瘡，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正是在清朝統治者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時來臨的，從而也就並非如一些極端論者所說的那樣，是孫中山等職業革命家一廂情願的結果，是人為地造勢而成。 

首先，清政府長期壓制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民生凋敝與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一筆筆巨額賠款與"新政"本身的巨額需求之間形成明顯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類現象比比皆是。目睹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社會各階層原本就對"新政"期望頗高，也不乏"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渴望，"新政"的許多方面卻是敷衍塞責，或不盡如人意，二者的懸殊只能加劇社會的分化與動盪。為了擺脫財政困難，貪污腐敗的統治者拿出竭澤而漁的舊花樣，加倍敲榨人民，結果使自衛性的抗糧，抗捐，抗稅鬥爭此起彼伏，憤怒的下層民眾不僅衝擊厘卡警局，而且搗毀新式學堂，反而增加了"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統治者日趨衰敗，可謂一代不如一代。能否駕馭"新政"所產生的那些頗具挑戰性的結果，維持其政治局面，也是未知數。以新軍為例，既然它屬於頗具現代化素質的新式國家機器，而且從籌餉，募兵到編練成軍，多由地方督撫直接控制，其獨立性較湘軍，淮軍猶有過之，倘若指望它始終如一地同一個腐朽皇朝保持一致，為它赴湯蹈火，那是不切實際的。君不見，武昌起義爆發時，紫禁城就已無法調動各省新軍火速"助剿"，倒是響應武昌起義者的呼聲不絕如縷。再以教育改革為例，科舉制的廢除固然加劇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分解，士——紳——官三位一體的局面已不復存在，年輕的求學者無論是負笈國內新式學堂，還是浮槎放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域外世界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時，其恨鐵不成鋼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們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制主義乃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要麼呼籲清朝政府拿出誠意來，實行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制，要麼主張用暴力將清王朝與君主政體一同埋葬，創建民主共和制。如何把那些見多識廣的熱血青年召喚在陳舊破爛的龍旗下，實在是一個不可解的難題。誠如一向以溫和著稱的梁啟超所說的:"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再次，如果說不乏駕馭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還勉強可以苦撐，那麼在她死後，由優柔寡斷的攝政王載灃和動不動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為後繼者，去繼承不無風險的預備立憲的政治遺產，就顯得更糟。當載灃等人把席捲全國的保路運動與國會請願運動鎮壓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將鐵路修築權強行轉讓給列強和拋出"皇族內閣"時，他們就把許多積誠罄哀的請願者踢入革命陣營，自己則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對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儘管革命者與"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統治者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與"新政"是互相聯繫和互相依存著的，無法割斷彼此之間的因果關係。它至少表現在:第一，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動逼得清朝統治者加快"新政"特別是預備立憲的步伐，後者以為惟有儘快推行"新政"，才能使"內亂可弭";第二，預備立憲促使革命者加快革命的準備，使後者計畫搶在憲法與君主立憲制確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革命成為非法而愛新覺羅家族成為"萬世一系"的合法統治者;第三，"新政"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新軍與新式知識份子;第四，"新政"為革命者準備了自己的同盟軍與合作者——資產階級與君主立憲論者;第五，清末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為中華民國的創建提供了條件;第六，清末的國庫空虛，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臨時政府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迅速面臨財政危機，督撫專權的趨勢則導致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與混戰。顯然，那種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未來卻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指責革命者添亂的論點不僅無法保證由清朝統治者自編自演的預備立憲之結局能包你滿意，也無法回答梁啟超，張謇及其身後一批溫和的國會請願者與廣大資本家在屢遭羞辱之後紛紛轉向革命之舉究竟是對還是錯 此論的主要失誤不僅在於論者對"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以為革命高潮的到來就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單方面努力的結果。這與以往那種只承認孫中山等人之於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勳卻無視梁啟超等人的歷史貢獻是異曲同工。殊不知，1911年的反滿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主觀條件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出現的。事過數年後，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曾直言不諱地說:"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整體認識。 

辛亥革命作為"新政"的替代物，不僅譜寫出了中國民權政治第一章，而且將"三綱"之首棄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況空前。因此，如果一味地指責和否定孫中山等民主革命先驅的歷史功績，則不啻將"權威"強加于後者，無條件地為一個腐朽沒落的愛新覺羅王朝做辯解，顯然有失偏頗。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既要善於為歷史做辯護律師，同時也要做好歷史的檢查官，還有法官，三者缺一不可。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曾經對孫中山不無成見的張謇飽含深情地感歎:"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一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革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首創民國之元勳，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反對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啟超也在事後以學者的識力，多次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今時過境遷，物換星移，倘若後世研究者連張謇，梁啟超的思想境界都難以企及，恐怕就真需重溫一下革命文學家郁達夫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說過的一句話: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濃厚的民族。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