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政院的設立，是清末籌備立憲的重要內容之一，其目的是將“庶政公諸輿論”，以“為他日設議院之權輿”（注：《考察政治館擬具資政院官制清單》，《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一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頁。）。也就是說，它與真正的資產階級國家議會尚有一定距離。然而，資政院於宣統二年十月開幕後，卻出現另外一番景象，議場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種議案、質問、說帖，不斷提出，與清廷相對立的事件，時有發生。資政院實際上已經帶有一些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色彩。 

何以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從資政院內部去探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院中那些曾經留學日本的議員的存在，是個極關鍵的因素。這些留日出身議員深受資產階級憲政思想的薰陶，醉心於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度，對清廷設立的“非驢非馬”的議會非常不滿，也絕不甘心雌伏於其下。可以說，正是他們利用資政院的合法舞臺，掀起了爭取憲政法權的層層波瀾。 

資政院議員分欽、民選兩種，共200人。欽選議員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宗室覺羅、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和納稅多額者。民選議員是由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後，再由督撫複選確定的。關於資政院留日出身議員的數目，有研究者統計為29人。（注：張學繼：《論留日學生在立憲運動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其實不止此數，作者的統計表明，有41人曾留學日本。其中，欽選議員中有12人，他們是：汪榮寶、王璟芳、陸宗輿（以上均早稻田大學）、郭家驥、胡礽泰、貢桑諾爾布、長福（均日本員警學校）、劉道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李湛陽（宏文學院）、劉澤熙、周廷弼、胡駿（以上均法政大學）。民選議員中有29人，他們是：陳樹楷、吳德鎮、劉春霖、李榘、齊樹楷、孟昭常、恩華、陳敬第、鄭際平、王廷楊、邵義、陶葆霖、黎尚雯、易宗夔、江謙、陶峻、彭占元、彭運斌、劉志詹、顧視高、書銘（以上均法大）、籍忠寅、羅傑、雷奮（以上均早大）、胡家祺、牟琳（上均宏文）、劉景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鄭潢、劉懋賞、郭策勳。 

留日出身議員雖然只占議員總數的1/5，卻是院中影響最大的一群。對資政院的議政活動，一位旁聽過會議的美國人評論說：“資政院議員們表現了他們無上獨立的精神及其尊嚴與權力感，此實使清廷及觀察家大感驚奇。民選議員緊握控制議會之權力已大獲成功，欽選議員已在彼等之牽制及左右下。議事及票決均以民選議員為轉意。幾位顯得有卓越能力及善辯之民選議員，已成為該院之領導者。”（注：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第102頁注文。）那麼，這裏所說的幾位“該院之領導者”，究竟是指誰呢？通過對資政院第一屆常年會議事錄、速記錄等原始材料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主要是指民選留日出身議員易宗夔、籍忠寅、羅傑、雷奮、邵義、牟琳等。 

首先，從發言情況看，第一屆常年會共開例會39次，發言在40次以上的議員有28人，多數為民選留日出身議員。易宗夔一人發言416次，高居全院議員之首。雷奮、邵義、籍忠寅、羅傑分別發言176次、159次、141次、140次，均在前10名之列。其他民選留日出身議員，發言也很踴躍，如劉春霖29次、牟琳42次、陶峻53次、黎尚雯56次、孟昭常61次、劉景烈91次、陳樹楷126次，等等。（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 

其次，從分股議事情況看，資政院先後設立了24個特任股，共涉及股員123人，留日出身議員出任特任股員次數最為頻繁。民選議員中，陶葆霖、胡家祺各出任7次，李榘、籍忠寅、易宗夔、羅傑各出任5次，齊樹楷、吳德鎮、彭占元、陳樹楷各出任3次，劉春霖、鄭際平各出任2次，書銘、雷奮、邵義、牟琳、孟昭常、江謙分別出任4次、6次、8次、9次、10次、11次。（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 

再次，從所提議案和質問案來看，在資政院提出的21宗案件中，留日出身議員所提有10宗，且全為民選議員，其中牟琳1人獨提4宗。在81件質問案件中，留日出身議員所提有37件，也全為民選議員，其中羅傑7件，易宗夔6件，陳樹楷5件，黎尚雯4件，是所有議員中最多的。另外，在有姓名可查的資政院建議、倡議各案件中，民選留日出身議員所提，也占了一半。（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 

第四，從議題的表決看，民選留日出身議員的意見往往能起決定性作用。羅傑、易宗夔、雷奮號稱資政院“三傑”，均以善辯而著稱，對議員們的意見傾向影響很大。尤其是雷奮，“工於演說，對於院章及議事細則剖析毫芒，聞者稱善”（注：易宗夔：《新世說》，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本，第24頁。）。每當資政院討論重要問題，議員意見不同，激烈辯論時，他總是側耳靜聽，不大開口。等到辯論至難解難分之際，他才開始發言，發言時，“態度極其從容，言論極其透徹，措詞極其清晰而宛轉，等他發言之後，所有極難解決之問題，就得到一個結論，而付之表決了”（注：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79-180頁。）。 

第五，從議事的具體情況看，資政院會議中，影響最大的議案有四宗，即彈劾軍機案、預算案、陳請速開國會案和新刑律案。其中，彈劾軍機案由易宗夔首先提出，得到眾多議員的支援。該案先後6次指定彈劾奏章起草員，羅傑，易宗夔各受任2次，籍忠寅、孟昭常各受任3次，邵義則受任5次。（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各省諮議局陳請速開國會案也是易宗夔首先提議討論，羅傑緊接著要求“議員全體贊成通過”（注：《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9號。）。表決時，“滿場一致，無不起立，拍手喝彩，聲震屋瓦”（注：汪榮寶：《汪榮寶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在為審查預算案所設的四科審查長中，民選留日出身議員，也居其三，他們是籍忠寅、孟昭常和易宗夔。（注：《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31、34、35號。）羅傑、易宗夔、邵義等，還是新刑律案的有力支持者。（注：《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23號。） 

上述事實表明，民選留日出身議員，充當了資政院議政的主角，是無可懷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欽選留日出身議員雖然只有12人，卻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民選留日出身議員之所以能控制資政院，除了他們自己具有較高素質，熟悉憲政知識，工於演說，擅長辯論外，與欽選留日出身議員不完全為御用有很大關係。他們在資政院的地位和活躍程度，與民選留日出身議員相比，相差無幾。 

欽選議員中以汪榮寶最突出，他在院“以能言得時譽”（注：李振華編：《國聞週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7頁。），發言次數多達274次，僅次於易宗夔，而遠遠高於其他欽、民選議員。欽選留日出身議員如陸宗輿、王璟芳、劉澤熙、長福、胡礽泰，發言次數也分別達63次、52次、45次、18次、17次。（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 

在資政院開院之初設立的6個專任股中，最重要的兩股——預算股和法制股，分別掌握在劉澤熙和汪榮寶之手。劉澤熙負責審查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預算案，他的審查報告洋洋數萬言，揭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敗情形及財政危險情形”，且富有憲政深意，多次為議場中的掌聲打斷。（注：《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30號。）汪榮寶負責審查新刑律案，全力支持政府特派員楊度就新刑律宗旨所做的報告，力主用資產階級立法的原理、原則編纂新律。（注：《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37號。）在陳請速開國會案表決通過後，汪榮寶帶頭高呼“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並與雷奮、孟昭常等共同起草奏稿。（注：汪榮寶：《汪榮寶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他還是彈劾軍機奏章的重要起草者。 

欽選留日出身議員出任特任股員的次數也很可觀。周廷弼、陸宗輿各出任3次，王璟芳、劉道仁各出任6次，劉澤熙、汪榮寶、胡礽泰、長福分別出任4次、7次、8次、11次。（注：各項數位均據《資政院會議速記錄》（第一次常年會）和《資政院常年會議錄》（第一次）統計而得。） 

資政院會議的情況表明，欽、民選留日出身議員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係。雖然在對待清政府的態度上略有溫和與激進之別，但在爭取憲政的目標上，他們是一致的。在眾多的議題上，他們的看法也是相同或相似的。甚至在資政院開院之初，他們就已在共同醞釀組織政黨。（注：資政院開院在1910年10月3日，據汪榮寶10月6日日記，民政部尚書善耆曾囑其“邀同志數人”，商議組織政黨之事。10月7日，汪榮寶與雷奮、孟昭常、章宗元、邵義、金邦平、章宗祥等齊集善耆府第，研究如何“下手之法”，“議定先草政綱”。）正是由於他們在院中互相支持，才使留日出身議員成為議場的主角。因此，與其說資政院的議政活動控制在民選議員手中，不如說主要控制在欽、民選留日出身議員手中更符合實際。 

留日出身議員在清末資政院的議政活動，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參與政權的一種表現。他們以國民代表自居，從振興國家的願望出發，積極參政，踴躍議政，表現了良好的素質和精神風貌。他們力求按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原則行事，從而給清末的政治生活帶來一些新鮮的內容，給清政府的籌備立憲塗上一層資產階級政治改革的色彩。 

當然，就議政效果而言，並不顯著。資政院的議決案，政府“幾無不弁髦視之”（注：王世傑：《比較憲法》，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本，第671頁。）。但是，留日出身議員參與議政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議政活動取得了怎樣的成績，而在於他們的民主實踐本身。在一個長期處於君主專制統治的國家，這種實踐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對國人的覺醒，對政治近代化和專制王朝的瓦解，都有重要意義。留日出身議員通過議政實踐，也經受了鍛煉，積累了經驗，提高了聲望，不少人成為民初政壇的風雲人物。 

（資料來源：《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