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社會政治運動紛紜複雜、奇崛多變，最後十年間尤其如此。在諸多社會政治運動中，新政、立憲、革命三者特別具有代表意義。審察其間的關係，對於認識當時乃至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演變狀況，當有重要意義。 

“三足而不鼎立”的態勢格局 

新政運動由清朝統治者操持，立憲運動以立憲派勢力為主體，革命運動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所推行。它們並立為“三足”，卻又未成鼎立之勢。 

從三者的陣線關係看，是呈兩極明顯對立、中間模糊交叉的狀態。新政運動，從根本上說是清朝統治者在陷入內外交困的嚴重危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的一場所謂“變法”自救運動。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則是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為首要目的，並以暴力鬥爭為主要手段的。這二者分明是對立的兩極（不等於沒有任何聯繫）。立憲運動則一方面與清朝新政特別是其“預備立憲”場次有所結合，另一方面又與革命運動有所融通，而它與兩極的親疏程度，則因時因事而異。 

從三者的力量對比情勢看，也非保持穩態平衡，而是處於不斷消長變化之中。新政運動有著憑藉清朝國家政權、採取行政方式運作推行的優勢條件，具有多方面的保障，可以明令公行，起碼在表面上頗顯勢頭。但是，這一運動的性質和目的，決定了它的保守性乃至反動性，必然越來越失去廣大國人的信任，愈發陷入嚴重的紊亂和窒礙狀態，其本身的影響力度也隨之削減。革命運動的主體是在野的反對派勢力，他們或是在國內秘密活動，或是在清朝鞭長莫及的海外建立基地，在舉義成功前，沒有國家政權力量和行政系統的職能性保障，是為不利的一面。但這一運動順乎時勢，是當時最為進步的社會政治運動，具有正義的號召力和吸引力，故聲威越來越大。立憲運動的主體立憲派情況複雜而不穩定，譬如其成份上清朝官紳和在野黨人混雜，階級屬性上帶有一定的邊緣模糊性（基本上可以認定屬於資產階級上層），分化始終比較劇烈，這使得其運動客體也相應帶有複雜而不穩定的特點，但總的看來也是一股發展比較迅速的運動力量，不失為一顆頗有分量的政治砝碼。 

從三者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繫看，則顯出在社會基礎條件方面的等次不齊。除新政、立憲、革命三者外，當時還存在過其他多種社會運動，但它們或為時較短，或只發生於某一地區，或呈散發性而沒有構成統一的大運動，並且它們一般都與上述三大運動存在著歸屬性聯繫。從中可以看出，是以革命運動的社會基礎條件最優，不管是各種場次的反帝愛國運動，還是民眾自發性的抗暴鬥爭，都與革命運動交互激蕩，甚或直接連通。這是因為，在當時反帝救亡與反清倒清成為一種不可割裂的歷史聯繫，而處在當時所有社會運動最高層次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最能體現這一歷史聯繫。因而，在客觀上，它就得到或直接或間接的最廣泛的社會呼應。相比之下，立憲運動即在其次，新政運動則更形孤單。 

“變事”、“變法”與“舊邦新造”的定位層次 

新政、立憲與革命三種社會運動，分別體現為“變事”、“變法”和“舊邦新造”的三級不同的定位層次。 

所謂“變事”和“變法”，是維新派人士對洋務活動和維新變法差異的區分。“變事”，只取法西方國家的技藝和其他某些具體事項之謂也；“變法”，則是要切實進行政治體制變革。從這個特定意義上說，清末新政運動乃是真“變事”與假“變法”的扭曲聯體。這場運動可以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佈“預備立憲”為界標，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實際上是在總結以前洋務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接續而出的一個新輪次。從其新政所切實推行並見有直接成效的最主要的事項來看，是參酌資本主義國家的有關情況，改革兵制、學制和立法，獎勵工商。至於“改革官制”，則基本上只是對一些衙署的裁併改換，未曾觸動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絕對地堅守了清廷在宣佈議行新政伊始就限定的基本原則：封建“常經”萬年不易，“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在這樣的樊籬內“變法”，所謂“參酌中法”不免是舊台故步，“采擇西法”則仍是典型的“中本西末”和“中體西用”。只因為所行“變事”依然不能為自己解危濟困，面臨立憲呼聲日益高漲、革命運動迅猛發展的形勢，清朝統治者遂採取所謂“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的策略，把新政推向“預備立憲”階段。儘管這中間迫不得已地實施了一些相關步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設樊籬，但就總體情況看，基本上是一場騙局。 

立憲党人的立憲要求則是真誠的。他們這時進行的立憲運動，可以說是在以前維新運動基礎上的接續性拓展，而與清廷“預備立憲”的一度趨合，則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清廷的欺騙性引誘。隨著立憲黨人對真相逐漸明瞭，其分化和轉化也就更為劇烈地發生。 

若把新政與立憲運動結合起來統觀，仿佛是對此前四十年間從洋務到維新一段歷史的凝縮式“輪回”！當然，這一“輪回”並非簡單重複，對於其前身來說都有再造性發展更新。然而，其政治目標都落後於“舊邦新造”的革命運動。在摧枯拉朽、洶湧澎湃的革命潮流面前，一切緩不濟急的“變事”、變法都不免成為細流微波，乃至挾裹著妨礙革命運動的污泥濁水。 

由分道揚鑣到“殊途同歸”的轉接機制 

因為運動的主體不同，性質各異，層次有別，各方都力圖實現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標，走自己的道路。儘管其間有著親疏分合的複雜關係變化，但盡可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是各方都力求的。在它們並存的過程中，“合”是相對的，“分”是絕對的。 

然而，從最終結局看，新政運動並沒有能起到維護和鞏固清朝統治的作用，相反，是為之掘墓。譬如，所練新軍中有相當部分倒戈反清，革新學制和獎勵遊學則為造就革命知識份子編織了搖籃，而假立憲成了其召亂速亡的導火線。這真應了時人關於清末新政乃“革命製造廠”之類的斷言。“歷史喜歡作弄人，喜歡同人們開玩笑。本來要進這間屋子，結果卻跑進了那間屋子。”列寧在絕對形象地描述了這種並不少見的歷史現象之後，更非常深刻地揭破了它的謎底：“在歷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認識自己真正的實質”的人們、集團和派別，“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清朝統治者正是此輩所屬，其新政舉措到頭來落個“種豆得瓜”，與自己的主觀意願迥然相悖。 

立憲派所受到的這種“歷史作弄”要輕得多。因為真誠的立憲與革命，就其政治體制目標而言並非南轅北轍，惟政體形式上層次有別而已。他們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認可暴力倒清，當立憲派和平過渡的幻想破滅後，如果說其右翼是懷著七分無奈、三分遺憾或止或退，那麼其左翼則是帶著七分激憤、三分尷尬向前靠近革命一方。無論如何，結果都直接導致立憲運動的衰落，最後為革命大潮所湮滅。 

終清之際革命運動的最後收功，對於新政和立憲運動來說是“三國歸晉”；對於清末所有社會政治運動來說是“萬流歸宗”，它實現了推翻清王朝創建共和政制的基本政治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完成了所能完成的歷史使命。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199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