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後十年社會全面危機時的適應時勢之舉，應勢而變的目的是延續統治。人們常用其宗旨來證明其失敗的必然性：“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然“琴瑟改弦”會改變基調，“假演”的同時也有“真做”的一面。綜觀中國近代史，不難發現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見的。從發展學角度來審視，清末新政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終結點，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分水嶺，它以並非自願的自我毀滅為代價，較為全面地開啟了現代化的閘門，為辛亥後走上正式起跑線奠定了基礎。這樣，現代化這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終於登上前臺成為主角。本文擬就這一課題從以下幾方面作一探討。 

一 

清末新政加劇了正在發展的城市化趨勢，新型資本主義工商型城市急遽遞增，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源與加速場。 

中國古代城市出現雖晚于古巴比倫，但其發達程度卻是無與倫比的，與西方城市特質不同，中國傳統城市主要是作為政治軍事中心而存在的。據施堅雅統計，19世紀90年代中國關內18個省的39000個城鎮有1546個是地方政府所在地。[2]城市職能為政治控制與賦稅徵收，結構格局體現了等級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長安、北京均以皇城為核心層層擴散依等級而逐次遞減。城市經濟則依賴鄉村供養維持，城市人口以消費人口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唐宋起城市商業繁榮，但作為王權支援依附系統的城市性質未變，“很難成為引導社會發生變革的中心”。[3]與歐洲城市作為一種政治經濟相對獨立的自治體，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權發動進攻，終成現代化的發源地不同，為數甚多的中國城市卻“孕育不出與封建社會相對抗的市民階層、市民運動，發動不了與封建自然經濟相對抗的工業革命，也無法啟動近代化的閘門”。[4] 

鴉片戰爭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批資本主義工商城市相繼出現，成為接觸外部世界與孕育現代化的前沿地帶。買辦、資本家、工人等新的職業群體的出現與壯大，改變了傳統的“四民”結構。城市化是現代化的標誌之一，現代化的動力也主要在城市中產生，然城市化的速率無疑與傳統的一體化結構解體的程度成正比，天津從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間，人口僅為40萬，[5]上海人口從1852年至1881年的30年間，始終徘徊在50—60萬人之間。[6] 

清末新政的改革促進了城市化的潮流，一系列措施的實行，使地方民間自由度日增，城市因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功能而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與強大的吸納能力，無論經商、求學、謀利、求生甚至享樂的人們都要去城市，於是，各種資金、多元文化與大量的異質人口通過不同管道湧入城市，使得新型城市日益發展起來。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標是城市人口增長率，清末新政於此起了促進作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和二十世紀最初幾年，是中國主要城市迅速發展成長的時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長率增長，它大大超過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長率”。[7]上海人口從1882年的60萬人速增至1910年的129萬人，僅30年即翻了一番，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8]天津人口從1900年的40萬增至1910年的60萬，增加了50%。[9]即使是一些二流城市人口也猛增，寧波1855年僅21.4萬人，到1912年已有65萬人，年遞增率為3.56%。杭州1884年僅25.3萬人，1911年增至68萬餘人，年遞增率為6.22%。[10]重慶1850年為9.8萬人，至1910年達25萬人。[11]可謂驚人。 

這一時期城市化潮流的迅猛發展，使中國社會出現了新的不平衡。第一，城市的興起是以鄉村衰落為代價的。鄉村大批人口、勞力、資金湧向城市，自然經濟愈趨解體，而紳士城市化，使得原本由他們管理的縣以下鄉村自治與宗族事務因鞭長莫及而日漸鬆馳，農村宗族群龍無首，走上了漫長的自然解體之路。據黃宗智研究，民初至20—30年代，內地如華北農村“極少是地緣界緣與血緣界線一致的宗族共同體”[12]。農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紳士地主入城緩解了自耕農急遽佃農化的趨勢，新型的經營地主與富農經濟隨之出現，1880年地主經濟標準形態中商品糧只占總產量的10%，20世紀初則達20%左右。[13]紳士入城也是個資金資本化的過程，汪熙統計了清末10大行業中300名創辦者的出身，發現1913年前的創辦者半數以上為官紳，只有一體化結構解體後新式商人才占主體。[14]第二，新興通商口岸城市甚至新型交通城市的出現造成了傳統郡縣城市的衰落。明末湘潭即有“小南京”之稱，19世紀70年代人口已達100萬，此時卻因新興的長沙、漢口的崛起而迅速式微，1916年人口竟降到了5萬人，而原先人口遠不如湘潭的長沙則成為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城市。[15]施堅雅認為不具備傳統城市功能的現代通商城市的興起，必然帶來傳統城市網路的破壞，從而形成新的中國城鄉結構與關係的基本格局，形成城市化區域與程度上的新的不平衡。這主要是東南沿江沿海與內地區域上的差別，如辛亥時期江浙地區城市化程度高達13%，比之全國的6%竟超出一倍以上。[16] 

新興城市出現後以其獨特的功能發揮出巨大的能量。傳統城市歷來是政治中心，新興商貿城市卻發展成為經濟文化的多元薈萃之地，清末地方自治與城市的商業化程度的加深，新興階級的發展，往往使之成為反對中央政府的基地。從20世紀開始，上海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港口與工業基地，金融和商業中心、文化中心，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在這裏體現得最為明顯，社會對抗與社會矛盾也凸現得最為激烈，無論是戊戌維新、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立憲運動、革命党起義、辛亥光復、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六三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上海都有其獨特的地位。這些新興城市日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基地與動力源，在考察清末新政與現代化關係時應予以充分的重視。 

二 

清末新政直接導致了延續千年之久的政治結構的嬗變與社會結構的分化，加劇了社會動員與社會流動的程度，在這一過程中，紳權作為與皇權抗衡的重要力量脫穎而出，進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統治，為民初政治現代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清承明制，實行了以皇權為核心輔以中央宰輔部院制與地方督撫制的中央集權制度。軍機處的設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靈便度與效能感，然在總體上並不能適應開放條件下的外部世界挑戰與現代化大潮。清末新政在政治體制上作了一系列改革，調整、裁汰原有機構，新設商、學、外務等部；整飭吏治、裁汰胥吏、考核興辦新政之實績；改革刑律，仿西法行新律；改革軍制，廢舊軍辦新軍，等等，整個統治體制出現了新變化，給予地方與民間更多的政治自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會活力，比較過去更能適應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從而使得中國近代以來開始的現代化改革從器物層面終於走到了制度層面。雖然它遠未徹底完成“三權分立”為核心的現代政治制度的創立，但畢竟直接觸動了千百年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政制，可以說，這是辛亥以前中國近代史上走得最遠的一步。中國傳統政治結構是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地方官僚、士紳、宗法家族三位一體的金字塔形的一體化結構，而清末新政一系列改革造成了一體化結構中三個層次秩序與功能的失衡，表現為以紳士為代表的地方勢力的集聚與力量的增強，大一統政治格局的打破與多元取向的定位。位置的錯動釋放了結構中中下層社會的能量，激化了與上層的矛盾，從而帶來了直接的對抗。 

傳統紳士是一個以農村為根據地“由儒學教義確定的綱常倫理的衛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17]在常態情況下，作為官民間媒介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地位，使之成為維持傳統社會秩序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他們與上層統治集團在利益基本一致的情況下也常有矛盾，農民起義、社會動亂的背後也常常閃過他們的身影。但因其分散于廣大農村，雖作為一個階層卻遠未釋放出集聚能量。隨晚清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變動，紳士大批入城，及至清末已逐漸顯示出規模效應，成為一支從傳統政治結構中游離出來並在清末民初的轉型社會中發揮巨大作用的重要社會政治力量。 

紳士入城決非清末才有，傳統鄉紳入城經商歷代不衰，但封建時代的鄉紳入城並未割斷其與農村的各種聯繫，他們一隻腳探入城市，另一隻腳仍穩穩地站在農村，即使在因社會動亂產生的鄉紳入城的高潮中，也不因潮起潮落而失去重心。如1862年太平軍李秀成部攻至上海周圍，公共租界人口從2萬餘人增至1865年的9萬餘人，與法租界合計淨增11萬人。70年代太平軍失敗後兩租界又驟減至5萬餘人。[18]這些突然湧來又突然消失的人口中不乏縉紳及其附屬人口，戰亂平息後，遷返鄉村重建秩序。這兩種情況與清末鄉紳城市化的概念與內涵有本質的區別：傳統鄉紳入城經商，僅將其資產的一部分投入商業手工業中，職業興趣導致他們將商業利潤返購田產或捐納得官，獲利與風險的巨大勢差使之牢牢固守有著穩定收益的鄉村土地。而清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迅猛發展與清廷“獎勵工商”的優惠政策，使入城辦實業成為有暴利可圖的重要門徑，科舉制的廢除與新式教育的建立，後顧之憂已成現實。這樣，紳士在城市化浪潮中兩隻腳都站到了城市。清末廣東諮議局的議員居住鄉間的僅占17%，絕大多數住於城中，僅住廣州的即達30%。連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廣西，居住城中的議員也達到33%。[19] 

大批紳士入城固然造成鄉村自治的衰敗與一體化結構中上下層的斷裂，卻使他們以城市為新的基地，將原先分散的勢力集聚起來，共同的利益使他們在新的基點上形成了新的政治認同與成就取向。1908年清廷為準備立憲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設立的諮議局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中央資政院，又為他們直接介入政治層面及其能量的釋放創造了條件。而諮議局議員的品格、學歷、財產、功名及辦理公益事務的資格規定，“非我莫屬”為之大開方便之門。從各省諮議局第一屆選舉結果來看，“紳士占大多數”。[20]張朋園對全國21省1643名議員身份作了調查，發現有功名者達1288人，占78.4%，其中進士占4.35%，舉人占21.27%，貢生28.73%，生員34.78%。當時全國紳士總數為145萬人，與有資格選舉的169萬人大致相等。[21]大批有新式經濟實力支撐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紳士被集中在一個新的高層次組織中合法議政，即使這一組織“很難被認為是一個立法機關”，“似乎僅是紳士表達意見的機構”，[22]也足以使這些有著強烈參政意識的紳士為自己的（或擴大的）利益而干預朝政，取得政治上的發言權。在以後的政治實踐中，他們又以政治上立憲、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為宗旨，代表和領導了地方自治勢力在政治共同體內與集權的中央皇權分庭抗禮。在這一過程中，原先相互協調的官紳合作局面再也不復存在，有著強大的合法性社會資源、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的士紳階層向清廷的權威發出了直接的挑戰。[23]從諮議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數年間，中國大地上風雲激變，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與民間的矛盾由於紳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在晉、皖、魯、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礦運動和收回蘇杭甬路權鬥爭中，紳士主持的保晉公司、安徽路礦公會、山東保礦會、江浙鐵路公司以及日後的各省諮議局都起了主要的領導作用。1910年關於粵漢路是借外款還是地方商辦的鬥爭中，諮議局更是站到了前臺，湖北諮議局連續召開全省紳商軍學各界大會，派出代表面見大總統徐世昌，一連幾天，踞坐徐門，哀號痛哭，“不飲不食，不遂其志不止”。[24]1910年三次國會請願運動被鎮壓，士紳多已絕望，連張謇都認為“全國為之解體”。[25]一些激進者則隨之轉向革命。徐佛蘇回憶道：“各省代表聞此亂命，亦極憤怒，即夕約集報館中密議‘國人各返本省，向諮議局報告說清廷政治絕望，吾輩公決密謀革命，並即以諮議局中之同志為革命之幹部人員，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則各省同志應即竭力回應援助，起義獨立’云云”。[26]在京的各省諮議局首腦人物如湯化龍、譚延闓、孫洪伊、蒲殿俊等也各懷異志，始組全國性政黨，以謀更大的發言權與政治利益。 

這一切，表明了新政後數年，一體化結構已從分解迅速走向崩潰，從中分離出來的既代表傳統的地主經濟又代表新式資本主義經濟實力最強的士紳階層，在是否搞現代化與搞怎樣的現代化這個根本問題上，與清廷發生了從政治疏離、對立到嚴重衝突。政治天平發生了嚴重傾斜，結構內部的大衝突使清廷進退維谷：既無法回歸傳統，又無力使對方就範，政治權威合法性受到來自內外的衝擊而降至零點。士紳階層的行動與革命黨人的實踐互為表裏，在動搖清廷統治促進社會進步這一點上有同工異曲之妙。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屢起屢伏延續多年而未竟其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一體化結構尚未撼動，革命黨人的行動未能得到代表強大的地方勢力——士紳階層的認同與支持。及至20世紀初年，脫穎而出的紳權與皇權的衝突已使清廷失去了原先極為重要的統治基礎，矛盾難以調解，一體化結構已支離破碎再也無法修補了。1911年源於鐵路風潮的辛亥革命的爆發，遂成為士紳們“發難”的突破口，最早獨立的12個省中有10個省的諮議局都擔當了發動與組織的角色。[27]革命黨人的點火播種作用在士紳領導和推動的以城市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基礎上終成燎原之火，雙方聯合起來摧毀了皇權統治，其中紳權擔起了重要的角色，儘管是自覺不自覺的。 

三 

清末新政的重要領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後果是走出傳統角色的新型知識份子群體的出現。 

肇始于隋代的科舉制度是在否定魏晉九品中正制後的產物。作為增加社會垂直流動的重要管道，在保障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有序化與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上曾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然至清末“經文之義”的八股帖括大盛，限制了人們去追求新知識新學問，造成了病態人格，對民族危亡與社會危機漠不關心，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巨大的制度障礙，梁啟超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實非過激之言”。[28]廢科舉的呼聲連綿不斷，從60年代天文算學館的設立、70—80年代特設一科論爭、經濟特科之允行，至戊戌時期廢八股與新式學堂之興，一浪一浪地對科舉制進行了衝擊。1905年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終被廢除，同時設學部以為管理教育之最高行政機關。興學堂、派遊學，產生了最早的學制《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以法律的形式對各級學制、新的教育內容及畢業生地位元予以規定，以期造成具有新知識、新人格、尚實際的新型人才，這與新政教育改革的目的與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評價教育改革的社會意義在於它對現代化進程的積極作用。社會精英的培養選拔方式不同，必然造成人才類型、模式與發展取向的不同，至今我們對其認識的程度實在是不足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新政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直接加速中國現代化社會發展進程的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堵塞了傳統的讀經—科考—仕進的人生正途，意味著傳統的社會垂直流動系統被打亂，從而割斷了社會精英與政治系統的傳統聯繫，直接破壞了原先的支援系統與社會基礎，使原先效忠於朝廷的士紳階層變為無所依憑、不安現狀的游離分子，並不斷地將其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去，加劇了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分化與解體；另一方面，又導致了一代具有新價值觀與新的成就取向的新知識份子的出現，新政後的社會整合機制又遠不足以像過去對付士紳階層那樣去吸附與制衡這批源源不斷產生的對現實與未來起極大影響的新型人才。這實在是個極大的悖論，也是個無可奈何的失誤。事實上，正是這批新政後產生的新型人才，成為以後中國社會改革運動與推進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源與社會基礎，也正主要是他們直接成為舊社會的裹屍者與掘墓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集權制下的改革運動，幾乎成了不斷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社會動員過程，這股社會新生力量，與紳權構成前後相連的鎖鏈環，但其意義卻是那些與傳統有著千絲萬縷聯繫而人數日趨減少的紳士們所無法比擬的。及至1909年，全國新式學校總數達52348所（不包括教會、軍事學校），學生人數達1638884人，如果加上教會學校學生與軍事院校學生，總數約在170—180萬人左右。到辛亥時期，國內學生數約為300萬人，為1905年的12倍。[29]同時，清廷重視留學生，選派官派生，鼓勵自費留學，回國後賞名列班，遂使早已發生的留學運動達到高潮。甲午前後留日學生僅數十人，1905年猛增至8千人，至1911年總人數在2萬人以上，費正清稱之為“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30]加上留歐美的數千名學生，形成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新式學生畢業後，除從政經商外相當部分充當師資從事教育工作，遂使一代代新式學生以幾何級數不斷增加。教育基地重心逐漸從鄉村轉移到了城市，整個中國的教育結構與佈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清廷為培養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不久就得到了與其期望相反的回報。這批新式知識份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學的濡染與新思潮的洗禮，具有著與舊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人生理想與行為取向，他們已逸出了熱衷於個人功名利祿的狹小樊籬而執著地追求一種參與改造社會的救世理想與社會實踐，他們身上少了許多逃避現實的“出世”意識，更多的是積極主動的“入世”衝動。這一群體的出現，立即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期望：“蓋學生者，實能於各種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接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於是，人們將“絕望”中的“一線希望”寄託于“學生社會”身上。[31]其實，這種期望並非沒有道理的，新型知識份子崛起後，很快承擔起社會與時代賦予的使命，成為改造社會、推進中國前進的生力軍。 

第一，從清末民初政壇人物的教育背景來看。 

清末傳統士紳為144萬人，而1912年新式學生為其兩倍以上，這表明了知識份子結構的變化和重心的轉移，也意味著一代走出傳統角色的新型知識份子在批判紳權的過程中逐漸取代傳統紳士走上歷史舞臺。新政時吳祿貞、曹汝霖、唐紹儀、顏惠慶等一批歸來未久的留學生被遽升高官，曾一度受到朝野官紳的嫉恨與攻擊，[32]這固然與新式學生初入宦海人少力薄有關，折射出新政後的政治機制吸納新型人才的有限度，但也表現為一種新式學生已闖入傳統政治核心圈的信號。隨新型社會中心體的建立，新式學生廣泛進入政界並成為主角，在有傳可考的328名清末革命党人中幾乎多為新學堂畢業生，僅留日出身者有285人。[33]首屆南京臨時政府內閣18名總、次長中，除3人外其餘15人均為留學生。[34]民初國會499名議員中，傳統功名出身者僅占18.84%，新式教育出身者占81.16%（其中留學生占51.7%）。國民、進步兩大政黨200名重要黨員中，新式教育出身的分別占83.15%和77.65%。[35]北洋時期32屆內閣中的31名國務總理（一人重複）中有18人為新式教育出身，占58.05%，109名閣員中為71人，占65.13%。[36]1929年國民黨63萬黨員中，大專院校畢業者占1/10以上。[37]1927—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109名行政院正、副院長中新式教育出身者占107人。1942年219名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則占86.28%。[38] 

民初政局因一大批受過新式教育和留學教育人員的加入而曾經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現代政治發展趨向，民主共和為社會普遍認同，系統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四訂憲法，兩開國會，多達幾百個黨派，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鮮事物遍及全國，深入人心，“從外觀上看，……即使美國革命之後也沒有這種跡象。”[39]胡適認為這一黃金時期的出現與參與操作的新式政治家們的知識結構與價值取向有關，譬如民初國會的議員們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這自然是相對科舉制培養出來的舊式官僚而言的。 

清末民初文人投筆從戎的現象更值得注意。從清末開始的新式知識份子與武力相結合的潮流貫穿於整個民國時期。辛亥時期各省都督多為留日學生，民國時期的軍界上層人物也多為留日學生，以致于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龜郎次在1927年感歎地說：“今日中國軍人中，位居中上將者，有三分之二曾經留學我國。”[40]這表明中國新型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科舉入仕的傳統管道已不復存在，新政治中心體控制在軍閥手中，難以完成改造社會的抱負，唯一的辦法是以武力平定天下後再去實現所學的政治理想，這與傳統的農民起義改朝換代不同，反映的是現代社會中文人“入世”、“救世”的多元選擇。這種行為取向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批新式知識份子投身辛亥革命，又在五四運動中受到政治和思想啟蒙，積極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抱定“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要旨，一改過去文弱書生不從軍的傳統，成為近現代一種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參與方式。[41]二是知識份子與武力相結合的負面效應是在中國大地上形成了軍閥割據與連年內戰，以至於舒新城激憤地指責道：“軍閥如此橫行，留日學生應負重大責任。”[42]其實，僅僅歸罪於留學生是不公的，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動，造成了許多真空，為新式知識份子運用武力縱橫捭闔創造了條件，而這種客觀條件與主體力量——新式知識份子的大批產生則不能不上溯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第二，新政後培養的新型知識份子成為日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 

我們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參加者的學歷背景與知識結構為例分析。人們評價廢科舉、辦新學意義時，往往忽略了教育本身的時段性特徵與間隔性後果。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正好是在1905年廢科舉以後10年出現的，而10年恰好是辦新式教育培養一代新知識份子所必需的時間。1915年全國新式學校教職員與學生已達495.94萬人，新舊紳士只剩70—80萬人。[43]這樣，一方面實際掌權的紳權日趨沒落，難以實現社會整合，社會處於失序散亂狀態，另一方面日益壯大的新式知識份子迫切要求突破傳統的意識形態這道現代化的最後屏障，在西方多元思想的衝擊下，出現了“整體性反傳統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 

如果我們分析這代人的年齡與學歷背景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這批1880年前後出身的人的知識結構與世界觀形成期間多經歷過廢科舉的影響與受過新學的啟蒙。我們試以部分五四新文化領袖年齡、學歷、身份作分析：[44] 

不難看到這些人多受過新學的啟蒙，本身又是新學的啟蒙者。而那些1990年前後出生的青年學生更具解剖學上的意義。五四青年許德珩廢科舉時正處少年時期，從這時到北大所學的主要是新學，以他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的那種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內在責任感的衝動，與新式學校中所學到的新知識以及培養出來的新的價值觀、世界觀有著直接的關係，如無這10多年的新式教育的學習，很難想像會有“火燒趙家樓”這種過去被視為大逆不道、驚世駭俗的舉動。雖為北大教授但僅比許德珩大一歲的胡適後來曾得意地回憶他15歲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的一件往事。當時他曾以所學的一點淺近的地心說等科學知識，在學校中作了一次批駁孟子“性善說”的公開講演，“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45]黃宗羲曾以“時者以為神之往來，而不知靈氣之發於山川也”的樸素唯物論來駁斥鬼神說[46]，秋瑾也以“人生原是最靈物”來批評“神仙鬼佛諸般說，儘是謠言哄弄人”，[47]相比之下在新學校經過現代科學訓練的知識份子已由知識結構的改變，昇華到對價值觀、世界觀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傳統的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以科學、民主、白話文向愚昧、專制、文言文進行衝擊，成為總體性批判紳權、傳統意識形態和尋求新意識形態的生力軍。[48]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各種新的意識形態、思想武器如馬列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等才得以引進、產生並蔓延於中國大地上。這樣，從紳權興起到批判王權，從新式知識份子產生壯大到批判紳權批判傳統，這兩個依次遞進，有序展開的不同層面正是清末新政後社會結構變動的邏輯發展的結果，就此而言，與清末新政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四 

清末新政打開了封閉已久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閘門，為辛亥革命後資本主義高潮到來奠定了基礎。 

作為儒家意識形態與國家制度的體現物，“重農抑商”政策在防止農村自然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分化的同時，也抑制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萌芽的發展。洋務運動的宗旨是以增強國家綜合實力來應付西方列強的示範性挑戰，但不發展資本主義，使得這種“官辦現代化”缺乏來自廣大民間的支持，也就使之難以獲取持續有力的後頸。及至清末，發展資本主義已成為社會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庫儲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認識到“以農立國”的耕讀社會弊端叢生，無法適應現實，遂將挽回流失的統治權威合法性乞靈於改革。1903年4月的上諭中明確指出：“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49]亟呼改變積習，“振興商務”。9月商部成立，統管工商鐵路各項事務，奏定頒發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振興實業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會簡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鐵路簡明章程、礦務暫行章程、公司註冊試辦章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業賞爵章程、試辦銀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勵民間私人資本自由發展，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 

首先，獎勵實業政策與提倡重商主義。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是國家現代化的動力之一，這需要政府的保護與鼓勵。清廷此時已認識到“從前各省設局廠，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牽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50]洋務運動未能帶動民間投資熱潮原因即在於此。故命各省“一律認真恤商”，“飭行保商之舉”。[51]並按投資現代工商業數額多少與貢獻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級的勳號與官階品銜，凡投資2千萬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1千萬元以上封男爵，10—30萬元者分授三、四、五品銜。如集資招股和捐獻“貢獻尤大”的張振勳，被授予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考察商務大臣、太僕寺卿等高位。這一舉動的確非同尋常，楊杏佛曾感歎地說：“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數年軍賤商人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52]這種落後國家以行政力促進民間投資熱情和加速原始積累的手段與傳統的賣官鬻爵迥然異趣，以後的“民之投資于實業者若鶩”的局面與此重商政策有關，新政後數年民間投資很快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林增平統計前30年有據可查的72家近代企業中，官辦、官督商辦占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占22.4%，此時正好倒了過來，商辦資本已占76.3%。[53]1905—1908年中，全國新設廠家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的20多倍與甲午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54]投資範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1911年已達977家。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其次，促進商會建立，為民族資產階級初步形成一支獨立的階級隊伍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1909年清廷頒令各地設商會，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從分散封閉的行會中解脫出來，合法聯合成一個跨行業的現代社團。及至1912年，全國商會達2000所，會董2.3萬人，會員達20萬人以上。[55]新政法令也有利於提高商人地位，如規定體面商人可隨時“謁見本部堂憲”，各級衙役“倘有阻礙，該董事盡可直言指報，由商會處交送司務廳嚴辦”。[56]並允准商務總會致督撫以下各級衙署之公文用平級官署間的“移”和“照會”字眼，意味著作為民間社團的商會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儘管實際運行中仍有滯礙，但可以認為這是中國商人千百年來地位變化的一個界標。 

商會成立後在經濟上與地方自治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各級商會互為聯絡，各通聲氣，調查中外商情，興辦商業教育，舉辦各類商品展示會、博覽會、勸工所，設立商事裁判所以保護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及以後歷次收回利權運動中都充當了骨幹。不過商會真正以階級代表形式釋放出強大的社會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與立憲運動中，商會實際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設和管理大權。1905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一經創立即以一個粗具規模、較為完備的地方自治團體面貌出現，它承擔了包括學務、衛生、治安、戶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設、農工商務、公用事業、慈善賑濟、財政稅收以及其他例歸地方政府的各項事務，比較全面地擔當和掌握了市政建設與管理的責任和權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舉辦地方自治時僅將名稱改為“自治公所”外基本無大變動。在總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廳這一脈相承的自治組織經營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東方大都市初顯宏偉氣勢。[57]上海商會也初步發育成一支獨立的力量，展現出類似西歐早期自治城市與市民階級的某些特點。 

經濟力量的增強與社會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會為核心的民族資產階級積極介入社會干預政治。虞和平認為正是有了商會才使資產階級開始有組織地參與社會重大政治改革運動。[58]1906年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後，上海總商會表示“歡欣鼓舞，翹盼實行”。[59]第一次國會請願運動失敗後，他們聯絡各地商會紛紛動員參與其事，遂使第二次請願運動規模與聲勢明顯壯大。第三次請願失敗後，商會普遍失望開始轉向革命。武昌起義後，各地商會多公開支持革命，武昌、漢口商團與革命軍協同作戰，商會上層人士發起國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決不憂軍費之缺矣！”[60]以號稱“中國第一商會”的上海總商會及上海商團為核心的全國商團聯合會主要成員（如名譽會長虞洽卿、副會長沈縵雲、葉惠鈞、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會，會長李平書也轉向革命。由紳商為主體的商會與革命黨人聯手是上海光復的關鍵所在，上海商團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起義後的滬軍都督府財政開支主要由商人捐助，從其借款一覽表上可見，上海的錢莊、商行與銀行是主要資助人。 

現代化推動力量的形成與社會支援系統有關，而現代化的支援系統又有賴於政府的“讓利”為代價的培養，這樣，獲利者理所當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報”這一政權，這種“讓利一回報”方式曾構築了日本現代化社會支援系統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讓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援回報，原因就在於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資產階級無法為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所容納，潘朵拉魔盒一旦打開，“魔鬼”羽冀豐滿後必將按經濟規律的內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條件，那就是政治上民主立憲，經濟上全面發展資本主義，而這又恰恰觸及一體化結構的核心，到了這個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讓步了，從將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支援系統變為一個強大的對立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恩將仇報”一說也是事出有因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措施，使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建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寧譽為“世界貿易發展與資產階級民主文明的總結和最顯著的指標”[61]的鐵路，1895年僅360餘公里，至1911年已達9600餘公里，六、七年間增加了27倍。礦冶業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資4100余萬元，而1905——1909年5年間共投資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