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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革命與改良的兩次大論戰
第一、清末大論戰的歷史由來
已經去世的鄧小平先生曾大言“改革是前人沒有作過的事情”。但是，僅在中國，著名的西太后就曾作為“總設計師”，而推行了前後兩度、長達五十年的“改革開放”，其手段和成就，至少仍令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們無出其右。這一場在近代中國所推行的改革開放，雖然帶來了近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事業在中國的出現，但因這一場改革開放乃是旨在維護大清朝的專制統治，維護已經走上末路的君主專制制度，所以，伴隨著他的改革開放的，就不僅是中國自由經濟形態的出現，火車、輪船、電報和電話的出世，以及經濟特區上海和各個通商囗岸高樓大廈的應運而生，而且更加伴隨著腐敗的歧生和歧長，直至它一朝覆亡。
正是在這樣一個既有改革開放的成就、更有腐敗歧生歧長的改革時代，為了中國的前途和為了大清朝的命運，才產生了改良的思想和革命的願望。前者，既要為中國的前途著想，又要為大清朝的命運操心。後者，則只願為中國的前途奮鬥，卻不欲為清王朝的命運擔憂。由是，主張改良者，乃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一是在前三十年經濟改革並沒有改變王朝命運的時候，開始要求清政府進行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就是戊戌變法的發生。二是在戊戌之後，由保皇改良而逐步地走向了要求清政府進行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這就是清政府的“預備立憲”的來由。前者因慈禧太后“堅持四個不能改”，即“三綱無常不能改，大清朝的統治不能改，祖宗之法不能改和慈禧太后垂聽政的最高皇權不能改”，而將戊戌變法腰斬在清王朝的龍陛之下。後者因清政府只囗頭答應預備立憲，實際卻是為自己苟延殘喘和撲滅革命而盡謀劃之功，從而使改良派“希望全決”。
然而，改良派卻在一心要進行改良、以求兩全的奮鬥中，歷經了兩面作戰的痛苦。一面自然是不 納他們君主立憲要求的清王清，一面卻是倡言革命、追求民主立憲的民主革命派。同樣的是，只因革命派也要面對兩面作戰的困境，即既要對大肆捕殺革命黨的清政府作勇敢的鬥爭，又要與時時都在攻擊和反對他們革命的改良派進行抗爭。特別是在一九零零年之後，當大清朝的統治更加風雨如晦之時，是倡行改良，還是號召革命，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們的巨大衝突。改良和革命的大論戰，也就箭在鉉上，再難避免。
第二、兩次大論戰
一、第一次大論戰。一九零二年，因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而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場大論戰。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宣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對此，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由是，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佈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 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府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讚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了他的《驚世鐘》，希望追隨專制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制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制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的伏筆。
二、第二次大輪戰。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冶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業報》上先後發表“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一場大論戰勢在必發。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業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民報》並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制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制，立平等之域。國民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則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之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未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
至於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三藩市、香港等地三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制政體”的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制為真”的維護專制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
胡漢民在為《民報》攥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嘗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中國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革命，焉可以辱我壯嚴、寶貴之革命二字”。
《夏聲》雜誌與《河南》雜誌乃從清王朝四十年所謂改革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佈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於胡底也！”“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制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
由是，革命黨人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便何異癡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鼓吹民主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會指責那些一心追求君主立憲、以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不到臨崖沒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
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則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徐錫麟在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頑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則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而在清朝監獄曆受酷刑的民主志士禹之模，尤在監獄中遺書稱：“要知滿清政府不下詔立憲，而專制的兇暴有進無已……”革命黨人對改良黨人的批判，實為一語而中的。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專制政權不改”，只能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非但窮於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業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業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業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其《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要“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台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制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雖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了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是，由於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乃是在“要革命還是要改良”和“要共和還是要專制”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制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第三、大論戰的歷史結果
上述的兩次大論戰，特別是後一場，不僅使用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盡失，而且使立憲改良派亦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志長存”的精神，前赴後繼、萬難不辭的意志，連繼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囗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單獨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三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遂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之聲浪，足已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出……夫軍人者，彼專制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夷！”辛亥革命終由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
二是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博，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勸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夷！”［孫中山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遂使清王朝一撲而難起，崩誇瓦解於不數月之間。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崩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苛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更能使得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即帝制，亦終於隨著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二、歷史的兩個重大啟示
第一、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一、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在近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過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歐洲的日漸勝利，既推動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又誘發和催動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普遍興起。不僅引起了專制統治者的反對和反撲，而且導致了他們要有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這個改良，一是因為它已經處於整個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歷史消亡期，而非發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對專制制度的改良與發展。二是因為它意在維護將傾的專制統治大廈，所以，它才不可能改變專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軌道之上。三是它無非是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停止專制暴政，改行專制仁政。即特定時期內，專制殘暴的程度有可能減弱，範圍有可能縮小，但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本質卻無真正的改變。所以，它就不可能順應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來取代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歷史要求。因此，這個改革從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為預防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一方面是專制主義的聲威遠震歐洲，一方面又只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創傷，掩蓋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專制政體的凱歌聲中。路易十四雖然要在冠蓋如雲的專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對著即將到來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雖然為挽救專制沉船而試圖用專制改良的辦法，來延續專制法國的壽命，“然而，正如一個拒絕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毀滅那樣，他由於嘗試改革而同樣招致了毀滅的下場。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級會議期間，都是一個在長期改革而迄無結果的時代”。也許，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斷頭臺，都不會明白，他的專制法國，為何會與他同歸於盡；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數年間，曾遍選良臣，力行改革，為何仍落得如此的下場。歷經了亞歷山大一世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國末代君臣們，因深諳先帝先臣們的改革與布加喬夫革命、以及歐洲民主革命的關係，所以，他們才能說出“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革命如若發生，改革必須終止”這
樣的話。由是，他們才會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取一邊厲行政治鎮壓、一邊進行經濟改革的兩手，來維護他們即將崩潰的專制統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國先進知識份子、也是清政府要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產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兩度、長達五十年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夢魂屢驚”的太平天國造反，不但是它決行經濟改革的重大政治動因，而且正是孫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 行了要借改良以撲滅革命的陰謀政治手段。
然而，不論是溫和的路易十六，還是兇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兩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繼承人們，也不論他們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鎮壓革命與實行改革並舉，蓋因他們都對改革是為自救這一目的了然於胸，因而，他們才決然不會同意革掉他們的王位、王權、王朝，特別是為這一切所依賴的專制制度本身。因而，為維護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為了“預防革命而已”。
二、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誘發革命為終。顯然，改行仁政與繼行暴政是同樣的困難。這是因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須讓步於民和讓利於民，如是，就必須要遭到統治集團內部某些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甚至破壞。為了不使他們阻擋改革，統治集團中的改革者們，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給予他們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甚至當權的改革者本身亦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權，卻反而擴大了特權，從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獲，乃與統治集團中人不成比例。這無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滿。再加上要保護特權，和持續漁利改革，就又必須壓制人民的普遍不滿。這樣，“在有人享受特權和人民受到壓制
的前提下，任何為公眾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
其二、因為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勢必導致腐敗的加深，誠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這個更壞的事情，無疑要使原來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變成痛恨改革，並要求實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專制特權。於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專制制度的要求，也就會日漸地高漲起來，最終便是革命的爆發。誠如梁啟超所言“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
其三、專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維護專制統治的。所謂改革，說到底，亦無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屬專制政治的一種，即所謂“開明專制”，並非脫離了專制政治本身，更非改變了專制制度。但人民既然連對仁政也不能滿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別是專制制度的改革，並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這無疑是向王位、王權、專制權力，以及整個專制制度的挑戰。因為，拒絕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會引發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著專制權力和專制統治的自我消亡。對整個專制制度而言，誠所謂“搞民主就是自殺，不搞民主則必遭到他殺”。於是，專制統治者，就會出於既要否定前者，又要預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連改革也一同終止。由是，一場為預防革命而發動的改革，即專制改良，最終便不得不走向了“引發革命”這樣一個悲劇的結局。
其四、歷史是不可逆轉的。古人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話，其意義即在於此。當人民身處專制壓迫的痛苦中時，有時，痛苦會使他們變得麻木。但是，一旦專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覺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不致一朝傾覆時，人民又會因為改革而迅速地從麻木中蘇醒過來。這種正常的蘇醒，正因為伴隨著理性的願望，才不會有爆發暴力的危險；但也正因為其覺醒帶有理性復蘇的意義，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真正地覺醒了過來，其理性的力量，就將是任何力量所難以重新壓服的了。更何況專制統治者既要宣導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宣導思想解放的運動。一為他的改革嗚鑼開道，二為它們的改革歌功頌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運動，就會為人民提出指責創造了條件；既要人民歌功頌德，就要準備著人民要求辯論是非。同時，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別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辦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終止，專制統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強化專制統治、尤其是強化專制的思想統治。那末，由對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覺醒了的人民，面對著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絕望之下形成一種反抗的決心了。特別是這個反抗的決心，又萌生在對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領教之後。更何況由改革所導致的特權的日趨擴大和腐敗的日益加深，特別是掌權者已經借改革聚斂了太多的財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貧窮化。這就只能為革命做好了思想與人心、政治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如是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專制改良，即不論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已經既不可能壓服人民，又不可能再欺騙人民，而只能招來人民對整個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普遍的變革進程，亦終於因為專制統治者們要推行專制改良，而及時地到來了。近代歐洲諸國的專制改良，終於導致了民主革命的發生。這既是清王朝的專制改良必然失敗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歷史緣由。
第二、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應有關係
一、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應該說，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方式。而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由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則是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四十八年革命和復辟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和流血才產生的“君主立憲”，雖最終地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眼前印尼革命變革的勝利發展，就更是他的明證。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則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他形式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願望，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實績與成功。
由是可知，純碎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社會所產生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之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即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於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裏面去，那麽，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初中國兩代在專制體制內企求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呆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
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麽，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
二、改良和革命的應有關係。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關係、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發生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然而，前一代改良主義者，不論他們追求的是專制改良還是民主改良，也不論他們在效命改良的疆場上是如何地堅定和堅持，只因他們一是沒有明白自己追求改良的成敗均操之於專制統治者手中，只要專制統治者不改，他們就永無成功的可能；二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所以，他們才會拼命地反對革命，特別是反對暴力革命，甚至為了反對革命而不惜與專制統治者合流，有的甚至成為專制統治者撲殺革命的幫兇。卻不知道革命正是專制統治者一再拒絕改良和將人民“逼上梁山”的一個必然結果。世界近代史上所有的革命及其爆發，都是它的明證。但是，時至今日，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就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徹底崩解，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再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會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事，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顧其能。因為，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我們也同樣相信，今天的革命派們已經不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只有在革命者和改良者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和共同建設民主制度之時，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中，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瞑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