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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作為反清暴力鬥爭的一種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視的歷史內容。暗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的意向非常廣泛，就本文所論述的內容而言，僅囿于革命党人為推翻清政府所採取的一種極端暴力方式，而有別於清政府內部政敵之間相互傾軋，民眾仇洋情結的感情發洩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清末政治暗殺具有雙向互動性。不僅革命党人將其作為一種反政府的暴力行為方式，而且清政府也同樣利用它作為撲滅絞殺革命勢力的有效手段，如暗殺楊衢雲事件等。本文所論的範圍專指前者。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來的研究中對這一問題似乎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特別是對其總體的研究更為不夠。
一
談起辛亥革命，人們往往會想到武昌起義及革命黨人在此前發動的一系列起義。其實，暗殺作為暴力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據筆者個人的不完全統計，一共計19次。如表所示：
時間 地點 刺客 被刺物件 有關組織
1900年 廣州 史堅如 兩廣總督德壽 興中會
1901年 北京 陶成章 慈禧
1904年 北京 楊毓麟、蘇鵬等 “謀炸清廷 橫濱暗殺團
宮苑”[1]
1904年 上海 萬福華 前廣西巡撫王 光復會
之春
1904年 南京 易本羲 戶部侍郎鐵良 日知會
1905年 河南 彰德王 戶部侍郎鐵良 日知會
1905年 北京 吳樾 出洋五大臣 “北方暗殺
團”
1906年 南京 楊卓林 兩江總督端方 同盟會
1906年 廣州 劉思複 廣東水師提督 “支那暗殺
李准 團”
1907年 安徽 徐錫麟等 安徽巡撫恩銘 光復會
1908年 安徽 範傳甲 協統餘大鴻
1909年 南京 喻雲紀 端方 同盟會
1910年 北京 汪精衛等 攝政王載灃 同盟會
1910年 北京 慶親王
1911年 廣州 溫生才 廣州將軍孚琪 同盟會
1911年 廣州 林冠慈 李准 “支那暗殺
團”
1911年 廣州 陳敬岳 李准 陳炯明組織
暗殺團
1911年 入川途中 端方
1911年 伊黎 伊黎將軍志銳
清末革命黨人暗殺活動一覽表(1900-1911)
注：[1]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284頁。
如表所示，從時間分佈上看，除了1902年和1903年之外，從1900年到1911年的十餘年間，每年都有暗殺事件發生。而1904年－1905年，1910年－1911年更是成為發生頻率相對頻繁的時期。從空間範圍上看，北至北京，南到廣州，東達上海，西至新疆，遍及全國範圍，並集中發生在北京和廣州兩個中心，分別發生了五起暗殺事件。清末革命黨人暗殺風潮的規模之大，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它不僅對於推翻清王朝具有重要意義，而且直到民國初年仍然成為影響時局的重要內容，如宋教仁案，陳其美案等。因此深入對於這一時期暗殺風潮的研究，對認識辛亥革命具有歷史價值。
二
上文簡單地鉤陳了清末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這一風潮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筆者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釋和考察這股暗殺風潮的歷史文化淵源和現實誘因。
1.遊俠之風
遊俠通常是在“強弱判而無力者危，貧富縣而無貲者殆，貴賤分而無執者困，愚智辯而無知者傷”的情況下，用來“底厲鋒鍔抑彼優者而申此烝民之屈”（注：運甓：《釋俠》，《民報》18號。）。古代的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驅，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注：《史記·遊俠列傳》。）。到了近代，遊俠精神已成為暗殺文化的宣傳品。矢志於暗殺的人多標榜遊俠精神，吳樾將名字改為孟俠，秋瑾也自號“鑒湖女俠”。在刺客的傳記裏也多記敍他們的共同品質是“好任俠”。時人將“五酋考察憲政，砰然一聲，而民知有革命”的刺客吳樾、“恩銘巡閱警兵，彈丸洞其腹”的徐錫麟、“不獲發難，而身先戮”的史堅如這些人物看做俠士。其實他們呼喚的正是“誓捐一死，以少盡力於我同類，而剪除一仇敵”（注：湯增壁：《崇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進行暗殺活動的革命志士。將俠的“我啟其途，人步其武，我為其先，人纘其緒”的品質看作是行“荊軻聶政之事”（注：運甓：《釋俠》，《民報》18號。），實際上“到了唐代詩人和小說家手中，遊俠與刺客已混為一談，不再界限分明了”（注：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29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種對遊俠精神的熱切呼喚顯然是對暗殺思潮的鼓吹。他們將暗殺看作是“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為民請命，而宏大漢聲”（注：湯增壁：《崇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的有力手段，如果真能弘揚遊俠精神，就可以改變“四百餘州，腥膻遍地，漢民罷于奔命，不獲廓清，而奸人且作之梗，豺狼恣於朝，哀鳴遍於野”（注：湯增壁：《崇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的狀況。由於“俠者舉事，志在必成”，以極端手段追求目標，不可避免“其途徑狹隘者也”。而此途徑正是“夫孤身赴敵則逸於群眾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於義軍之戰，伐木不必受自它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注：運甓：《釋俠》，《民報》18號。）的政治暗殺。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注：《史記·遊俠列傳》。），表明政治暗殺與人們的傳統思想相抵牾。革命黨人卻將其與反對專制聯繫起來，“儒為專制所深資，俠則專制之勁敵”，“俠之不作，皆儒之為梗”（注：湯增壁：《崇俠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遊俠精神作為暗殺理論基礎之一在清末復興。
2.尚武精神
晚清時期，軍隊風氣廢弛。有人這樣論說：“吾聞故老之談粵撚之亂也，人約甲軍先有懼乙軍之心，不戰而潰。槍聲一交，則呼曰敗矣，逐相率而大奔”，“一遇外人則從風而靡矣”（注：《論中國宗教以賤武為宗旨》《東方雜誌》第一年七期。）。不僅軍隊尚武精神缺失，而且“近世以降，民氣日弱”（注：《論中國民氣衰弱之由》，《東方雜誌》第二年八期。）。時人在呼喚著尚武精神，他們主張，“士不武非善士，農不武非勤農，工不武非良工，商不武非豪商”（注：《四川》1961年重印本52頁。），“父不以不武之子為其子，兄不以不武之弟為其弟，夫不以不武之婦為其婦，師不以不武之徒為其徒，友不以不武之友為其友，入而家庭，出而社會，始於個人，終於國家”（注：《四川》1961年重印本52頁。）(P59)。這種狀況使革命派中許多人寧願鋌而走險，以暴力來喚醒國人，尤其是海外的留學生。他們認識到外人“惡侮辱，寧鬥死”，而國人卻“惡鬥死，寧忍辱”（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新青年》一卷四號。）。在行動上表現為學習研製武器，“欲以術傾清政府”，以改變“自秦漢以降，吾族不武，荊軻聶政之事，幾於絕跡”的現實。楊篤生在日本學習製造炸彈之術，回國後參與許多起暗殺活動。吳樾也在軍校任教，崇尚流血暴力的暗殺手段。徐錫麟雖是眼睛近視，但堅持苦練槍法，注重對大通師範學堂學員的軍事訓練。劉思複將無政府主義與尚武精神結合起來，他極力主張仿效虛無黨人的手段進行暗殺，又親自試製炸彈，雖自傷不輟。可見，正是尚武精神的呼喚，才使革命派中有許多人相信極端暴力的威力，從而擺脫以前“八股試帖，楷摺取十”的沉醉狀態。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畢竟是知識份子，過於注重那種“大丈夫不稍短氣”的暗殺精神，而忽視了暗殺所必需的實際技巧。所以許多次暗殺行動雖然是起到了激勵革命同志的宣傳作用，但實際效果不夠理想。也許這一現象的貫穿始終正是尚武精神的感性衝動使然。
3.“賢人政治”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耿直和忠心，真誠和仁慈這些整個家庭體制反復灌輸的個人美德才是社會行為的規範。法律是政府必需的一種工具，而個人道德才是社會的基礎。中國社會並沒有因法制觀念淡薄而出現無政府狀態，整個社會被儒家學說牢固地連在一起。這一偉大的倫理制度在中國的地位之重要相當於法律和宗教在西方共同所占的地位。”（注：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外國學者的這番話，精彩地表明中國與西方的法治社會不同，是人治社會形態。中國傳統上是人治社會，通過士人階層這個載體來實現道德治國的理想，“賢人政治”。“賢人政治”模式影響中國政治兩千多年。
任用賢人的官僚政治模式發展到了清末，大致有如下的特點：
一是“賢人”的道德感召力下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腐敗吏治，在晚清已經發展到“蟥蝻僅食禾稼，胥役累及身家”的虐胥酷於蝗的程度。“民性之表率，風俗之先驅”的賢人官吏已經為人們所深惡痛絕，“遇到不好的狗官，就拿一個虛無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他”，“所以我說只有暗殺的好，殺了一個不好的，後頭來的他總不敢再不好了”，“我們到了這步田地，只有用鐵血主義，並無別個法子了”（注：《瓜分中國的原動力》，《鵑聲》一期。）。
二是傳統“賢人”價值取向的失落。隨著“自由平等”的新國民道德逐漸為民眾所接受，傳統的道德標準日益受到人們的批判，賢人的標準發生了變化。作為具有科學知識的留學生回國後，他們發現當權者儘是些無實際本領的滿清貴族，而自己卻不能盡顯其才，學以致用，這種失落感使他們將官吏很自然看作是仇敵，對其“一炸不死，再炸不死，三炸、四炸未必不死也”（注：《電燈歟？炸彈歟？》，《洞庭波》一期。）。“賢人政治”是指賢人通過擁有政治權力成為官吏，向上對君主負責，向下與民眾直接對話的政治模式。賢人憑藉其具有社會尊崇的道德感召力而受到民眾的擁護和愛戴，成為社會的典範。他們不僅在現實政治中是民眾的“父母官”，而且是人們精神世界的領袖和榜樣。但這種狀況在晚清卻並非如此。當民眾發現這些值得信賴的“清官”們並非那麼賢良時，價值感的失落，受騙後的仇恨使他們衝動起來，很自然地對這種傳統產生一種叛逆和對抗的情緒：“中國的事情，沒有一樁不該破壞的”，“無論什麼暴動的事情都可以出來做，就是把天下鬧得落花流水，也不失為好漢”（注：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中國白話報》6期。）。然而反傳統卻又複歸於傳統，清王朝是依靠集權制而建立起的寡頭政治，那麼去除寡頭及其代言人——地方官吏就可以改變原來政治黑暗的狀況。正是這種傳統的複歸促成了以個體對個體，以勇者對人治的暗殺行為。基於對現實的不滿，想要推翻現存政權時，皇帝和“賢人”官吏們首當其衝地成為所襲殺的目標。因此，作為“賢人”政治的逆向推理形式，清末革命黨人自覺地暗殺皇帝和官吏便成為推翻清政府的一種現實的行為方式，具有其內在的邏輯。
三、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
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潮是清末革命黨人暗殺活動的重要思想背景。清末隨著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日益擴大，出國學習的留學生愈來愈多。在國外的留學生接觸到國外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他們對此很難細細甄別，耐心琢磨。而身居異鄉所感受到的中國“老大落後”面貌更使其迫不及待，而將國外思潮作為拯救國家的救世良方。來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為暗殺施行提供了巨大的理論支援和思想武器。革命黨人對無政府主義提倡暗殺的熱衷由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可見一斑。《民報》二號載“虛無党女傑蘇菲亞肖像”；三號圖畫刊有“無政府党首創者巴枯寧”、“炸清五大臣者吳樾”；四號圖畫中載有“露國拔苦總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六號圖畫有刺客“史堅如”像；八號圖畫有“西班牙王之遭難”；九號有“俄國虛無党轟炸首相（司多呂平）之真像”；十五號圖畫載有“俄國暗殺團首領該魯學尼獄中之肖像”；十六號圖畫刊有矢志於暗殺的“徐錫麟烈士”像和“秋瑾女士肖像”；十七號圖畫有刺客“陳伯平肖像”、“馬宗漢肖像”；十九號圖畫有“千九百年俄羅斯虛無黨女子擊莫斯科總督之圖”；二十號圖畫載有“被殺五分鐘前之葡萄牙王及其太子”、“首先槍擊葡王者畢夏”、“殺葡王者克斯德”以及遇刺者“王子路易菲理”和“葡萄牙王加羅”等。另外，《民報》臨時增刊“天討”號畫有“過去漢奸之變相”，把曾國藩畫作“蛇”，把左宗棠畫作“羊”，將李鴻章畫作“魚”，而另一幅“現在漢奸之真像”中將三人像的頭顱分別砍下或劈開，象徵著將其殺掉。前圖與後圖比較，反映了清末暗殺思潮之盛。在《民報》所有57幅圖畫中，涉及到無政府主義與暗殺的有20幅，占到35%之多。可見革命派受無政府主義影響而熱心於暗殺的程度。如上所述，革命派對無政府主義及其暗殺活動十分重視，然而他們對無政府主義的真正理解又有多少呢？革命派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革命派介紹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民報》十六號登載了“無政府之首創者”巴枯寧的傳記。文章上篇介紹了巴枯寧的政治革命生涯，下篇則著重闡釋了其無政府主義思想，並指出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盡反布隆東之理論的無政府主義而實行其破壞的無政府主義”（注：《巴枯寧傳》，《民報》十六號。）。作為革命派核心力量——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種強調破壞無政府主義忽視理論無政府主義的偏向反映了中國吸收借鑒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民報》十五號介紹了俄國虛無党人蘇菲亞的傳記。文章記敍了蘇菲亞的革命經歷，主要集中記述了蘇菲亞從事的暗殺活動，“自是以後凡有暗殺事件（如冬宮事件、皇后出葬事件）無不與蘇菲亞有關係者”。她首先“於彼得堡謀殺赫脫曼將軍……事泄”，“於莫斯科裝置地雷於鐵道線下謀殺皇帝……不幸誤中副車”，最終“蘇菲亞急振白手巾，而革理難投第二彈，命中亞歷山大二世，即日死”，高度評價了蘇菲亞“至刑場”，“毫不改其自然之態度而靜受刑法之執行”（注：《蘇菲亞傳》，《民報》十五號。）的無畏精神。
其次，革命派介紹了無政府主義的發展狀況。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在國內得到廣泛傳播，成為革命派重要的思想武器。這一現象與革命派主要在日本活動有著密切關係。革命派在日本深受俄國無政府主義及虛無黨的影響，對其較為瞭解。“其派創始人帕洛吞，而俄人勃甯、司克納爾其代表也”（注：梁啟超：《新社會之理論》，轉引自《辛亥革命前SHI3年間時論選集》1卷下冊，514頁。），“今世界各國中，破壞之精神，最強盛者莫如俄國之無政府黨”（注：楊篤生：《新湖南》，轉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1卷下冊，641頁。）。革命派介紹了無政府主義的歷史發展（注：《虛無党小史》，《民報》十一號、十七號。），認為無政府主義的核心是“一則以個人為主，一則以社會為主；一則談吾人內部之修養，一則謀吾人外部之改革；一則注重于心意品德之發達，一則盡力於境遇事情之變更”。革命派更加強調“社會的無政府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