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研究概況
    清史研究產生于20世紀初，它是近現代中國歷史學的一部分。其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即近代清史分支學科萌生與奠基階段（1901年~1937年）、清史研究初步發展階段（1937年~1949年）、清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改造階段（1949年~1976年）、清史研究全面走向繁榮階段（1976至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量檔案文獻與史籍的發掘、整理、出版，清史研究領域大大拓寬。清代政治史、經濟史、民間秘密宗教、文化史、學術史等方面的研究，無論從深度與廣度而言，都達到新的水準；人口史、海洋海疆史、社會史、邊疆開發史等一系列相對較新的研究領域也呈現出勃勃生機，發展勢頭迅猛。一批清史斷代史相繼問世，代表作如王戎笙主持編寫的《清代全史》10卷，顯示了20世紀90年代清史研究的總體水準；清史編年體當推林鐵鈞等主編的《清史編年》12卷、戴逸等主編的《清通鑒》22冊和章開沅主編的《清通鑒》4冊 ；記傳體則有王思治、何齡修、張捷夫主編的《清代人物傳稿》上編10卷和戴逸、林言椒、苑書義等主編的《清代人物傳稿》下編10 卷。
    清朝滅亡至今不到百年，從時間上看，是中國歷史上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對於今天的中國有著直接影響。由於清史在以史為鑒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與人們的普遍關注，這是清史研究得以發展的一個不可多得的有利條件。
    以我院歷史所清史研究室為依託的清史學科，2003年成為中國社科院首批重點學科之一。學科現有研究人員13人，其中研究員8人，副研究員4人，助理研究員1人；博士生導師3人，碩士生導師4人。清史學科研究範圍，包括清朝入關前史，清朝前期、中期史以及晚清史，研究領域涉及清代學術、文化、政治、社會、典章制度、中外關係等各方面。在清代學術、典章制度、婦女婚姻、中西文化交流等研究領域，該學科具有較強的優勢。
    清史學科幾代學人潛心治學，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王戎笙主持撰寫的《清代全史》（1~10卷），何齡修、張捷夫主編的《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2、4、6、7、9、10卷）出版後，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清代全史》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第八屆中國圖書獎。青年科研人員楊海英博士的論文《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獲歷史所第四屆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四屆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清史研究室研究集刊《清史論叢》創辦於1979年，至今已出版18輯。20多年來，該刊物始終以較高的學術水準與嚴謹扎實的文風，受到學術界的矚目和海內外人士好評。該室編輯的《清史資料》（1~7輯），為治史者提供了較為稀見的清史原始資料和專題資料彙編，深受學界歡迎，被廣泛徵用。
    2002年底正式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仍為2004年度清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熱點。社會各界通過不同方式，表示出對這項工作的關注和支持。多數人認為，編纂一部高水準的清史，不僅有助於全面瞭解祖國歷史，總結、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有助於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而且還將有力地推動歷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的深入，推動清代檔案文獻的搶救、保護及整理、利用工作。
    建立建全各項規章制度，促進清史編纂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建設，是年度清史纂修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廣泛吸收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擬定《清史目錄》第6稿，即通紀（8卷）、典志（39卷 35志）、傳記（22卷）、史表（13卷 29表）、圖錄（10卷）。共92卷，每卷約35萬字，總計約3220萬字。
    2004年，稱為清史纂修工程的“立項年”。6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媒體陸續發佈“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招標啟事”。招標專案分為主體工程類（典志、傳記、史表）、基礎工程類（檔案、文獻、編譯）和輔助工程類（出版、網路）。按照編委會制定的有關文件和公正、公平、擇優、透明的原則，通過專家評審，面向全社會遴選專案主持人。截至2004年10月，已有103個專案獲得立項，其中主體工程項目60個，基礎、輔助工程項目43個。
      清史學科成員積極參與清史纂修工程，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有3位學科成員分別擔任清史主體工程項目《傳記· 學術人物》、《傳記·康熙朝（下）》、《典志·科舉志》等卷的負責人，部分學科成員承擔了撰寫任務。另有兩位學科成員應聘分別在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傳記組工作，並以其敬業精神與深厚的學養而受到好評。
二、廣泛開展學術交流
    2004年度清史學科召開的學術研討會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為2003年10月由臺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所主辦的“第一屆清史學術研究會”。參與者包括大陸的清史編纂委員會部分專家和我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學者。研討內容涉及清代學術文化、宮廷內府、清初政治、清代皇帝、清代檔案、晚清史、鄭成功與臺灣史、八旗制度等方面。
    2003年11月，我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學術論壇，中心議題為“從傳統到現代：16世紀~20世紀初中國社會變遷與歷史道路”。與會的中青年學者圍繞“現代化研究、社會變遷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中國社會變遷的基本特徵、社會發展水準之估計，及其與歐洲變遷道路的比較”、“社會變遷個案研究”等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2004年8月，北京市社科院等單位舉辦“滿學和北京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提交的論文內容廣泛，包括清入關前史、滿族文化與風俗、滿語研究、滿文文獻、八旗制度、 旗人社會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宮廷史研究等各個方面。
    同年11月，我院歷史所和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聯合舉辦了“中西文明交融與興衰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提交的論文分別從文化、經濟等層面，對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展開多方位探究。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的有：蔡鴻生《全祖望〈二西詩〉的歷史眼界》、葛劍雄《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應該並行不悖》、王忠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意義與途徑》、徐光台《明末中西文明遭遇下熊明遇對世界與人類原始的看法》等。
三、推出一批學術成果
    數位資深清史學者分別出版的論文集，構成年度清史著作出版的一道風景線。如王鐘翰的《清史補考》、張玉興的《明清史探索》、王政堯的《清史述得》、鄧銳齡的《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等。這些文集中的不少論文當年發表之際，即以其深厚的功力、細密的考析、精闢的論述引起同行的關注與好評。上述學者少者年過6旬，長者已90開外，其中多數人是首次將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心血結集出版。這不僅為清史研究園地增加一批含金量甚高的學術成果，其意義還在於它們再次證明，學術研究無捷徑。這些老一輩學者能夠取得突出成就的共同前提是，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善於學習、思索和總結。
    2004年度值得關注的清史著作還有：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汪學群《清初易學》，定宜莊、郭松義、李中清、康文林合著《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張國綱《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陳亞平《清代法律視野中的商人社會角色》，劉文鵬《清代驛站及其與疆域形成關係之研究》，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朱端強《萬斯同與〈明史〉修纂紀年》等。
    一批清史學科研究課題進展順利，成績顯著。例如，陳祖武負責的院重大課題《乾嘉學派研究》的研究已進入後期，第一項成果《乾嘉學術編年》即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項成果《乾嘉學派專題研究》正在作後期統稿。
    以《乾嘉學術編年》為根基，在對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有一整體觀照的前提下，專題研究擬對諸如乾嘉時期清廷的文化政策、古學復興之風初起、經史考證主流地位的確立、總結整理古代學術的卓著業績、學術隨世運而變遷、乾嘉學派的歷史地位等問題，加以深入而系統的探討。通過對這些具有全局性問題的剖析，以揭示乾嘉時期學術發展的走向、特色、成就、學術的碰撞和交融及其主流所在，進而展現“乾嘉學派”是一個相繼發展的歷史過程，而非僅是不同學派之間的更替和差異。
    赫治清負責的院重大課題《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研究》，在2003年~2004年度完成了秦漢至明代自然災害及其對策大事編年80%的初稿和遼、金、西夏自然災害及其對策研究初稿，課題組發表了9篇論文，共約25萬字。清代卷的學者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自然災害檔案進行了調查研究，並從3萬多件檔案中挑選了2000餘件旱災等檔案，約100多萬字；完成了《清實錄》太祖、太宗朝至乾隆朝旱災、蟲災等資料的收集。
    2004年度已完成的課題有：楊海英《鑲黃旗下洪承疇的後半生》（所重點，專著），定宜莊《清代民間婚約研究》（所重點，合著），劉景蓮《明清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制度研究 1553~1848》（澳門文化局研究基金資助課題，專著）。
    清史學科成員在該年度出版的學術專著有5部，即樊克政的《龔自珍年譜考略》，李華川的《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汪學群的《清初易學》，定宜莊、郭松義等合著《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歷史文獻、人口統計與田野調查》，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主編的《中國考試通史》（明清卷）。
    學科研究人員還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學術論文。例如，赫治清的《清代邪教與清朝政府對策》一文，對中國歷史上的“邪教”一詞進行溯源，詳細論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內涵的演變，集中闡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徵、清朝政府有關“邪教”問題的七大對策、清代邪教屢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與民間宗教、秘密教門、農民起義關係等問題。吳伯婭的《關於雍正禁教的幾個問題——耶穌會士書簡與清代檔案的比讀》一文，比較和研究了近年來翻譯出版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和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對雍正禁教一事作了進一步的探討。該文認為，福建地區從明到清一直是中西文化的撞擊點和交匯處。它是“辟邪”運動的中心之一，又是禮儀之爭的爆發地。它與康熙帝禁教政策的確立息息相關，又是雍正朝嚴行禁教的導火線。雍正帝的禁教不僅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很有步驟，充分反映了他的施政特色。其他論文，如陳祖武的《錢賓四與清儒學案》、李世愉的《對清代君主專制制度的幾點看法》、林存陽的《胡培翬與〈儀禮正義〉》、劉景蓮的《清代澳門涉外命案司法審判程式》、楊海英的《佐領源流與清代興衰》、楊珍的《清朝權臣與皇權的關係及其特點》等，均在不同方面有所創獲。

（资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