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領域來看，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點在甲午戰爭以後的十餘年，尤其是最後十年的辛亥革命時期。
2001年是太平天國運動150周年與辛亥革命90周年的紀念年，政府和學術界相應地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其中5月份在南京召開的“紀念太平天國150周年暨羅爾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 [1] 和10月份在武昌召開的 “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 是兩次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會議。在一系列的紀念活動與學術會議的推動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現了小小的熱潮，但太平天國運動的研究仍然顯得冷靜。
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文章多泛泛空論，少實質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論文有，池子華、崔岷《北伐太平軍“裹脅”問題述論》[3] 一文，對太平天國北伐戰爭史研究中頗為關注的是否用強制性的“裹脅”手段補充兵員問題進行專題論述。文章認為，北伐軍確實存在強擄百姓從軍的問題，北伐軍之所以採取“裹脅”手段補充兵員是由北伐軍自身、群眾和清政府三方面的主客觀因素交織作用決定的。“裹脅”對北伐軍的影響就像一柄雙刃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不斷消耗而引起的兵力不足問題，但單純的人數增加並沒有提高北伐軍整體的戰鬥素質，反而在部分群眾中造成惡劣的影響，被脅從者的不滿情緒和分離主義思想成為北伐軍內部的巨大隱患，北伐軍最終敗亡，與“裹脅”不無關係。龍盛運《咸同勇營軍研究偏榮偏枯傾向試論》[4] 一文，專門探討了咸同勇營軍史研究中的“偏榮偏枯傾向”問題。文章認為，在鹹同20多年的國內戰爭中，勇營軍不僅逐漸取代經制軍成為清軍主力，且出現守舊、創新、改良三種類型，其中創新型湘、淮軍雖然對內戰的逆轉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營軍在相當長的時間，在一定地區，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營軍史研究中，卻長期存在偏重湘、淮軍，忽視其他勇營軍的傾向。這雖然有著複雜的主客觀原因，但對鹹同內戰全局，乃至湘軍發展過程的全面瞭解，都是極為不利的。作者提出，“要揭示鹹同內戰中清軍的全貌，要深入瞭解湘軍發展的複雜歷程，及其對當時軍政的全面影響，都必須改變偏榮偏枯的傾向，全面深入研究其他勇營軍”。翁飛《曾李交替與湘淮消長》[5] 一文，通過論述鎮壓太平天國以後裁湘留淮戰略決策的形成、曾國藩督師剿撚及其所遇到的掣肘以及曾李交替中的委婉曲折，分析了剿撚期間曾李瓜代的全過程，對以往在湘淮軍研究中有關湘淮矛盾衝突的某些結論，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指出“那種認為曾國藩督師剿撚期間，由於李鴻章的掣肘而使他調度淮軍不靈被迫下臺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文章認為，1867年初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擔任剿撚主帥，是近代集團勢力湘消淮長的顯著標誌，反映了湘淮兩軍的不同歷史發展道路。
與太平天國運動相關的撚軍史的研究，有郭豫明著《撚軍史》[6] 一書，值得重視。該書利用豐富的史料，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撚軍起義的整個歷史過程，對於撚軍起義的時代背景、撚黨的產生及其起義的醞釀準備與爆發、撚軍起義的發展進程及其與太平軍聯合作戰、撚軍的余部與後代的繼續鬥爭等方面，均作了詳細的史實梳理，在此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總結了撚軍起義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並闡明了撚軍起義的性質和歷史意義。這是第一部詳細而系統地研究撚軍全部歷史的著作，對於中國近代史與農民戰爭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應當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關於甲午戰爭與以後的維新運動及相關史事，有幾篇論文值得介紹。蘇小東《甲午禦敵謀略：以攻為守的“直搗日本”之計》[7] 一文，對於甲午戰爭期間中國朝野關於“直搗日本”禦敵謀略的問題作了頗具新意的論述。文章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中國朝野有識之士就反擊日本侵略而建言獻策，其中醞釀時間最長的禦敵謀略，當屬“直搗日本”的以攻為守之計。其具體作戰方案，依所用兵力劃分主要有四種，即分別以南洋軍艦、北洋艦隊、民船商船及外購軍艦載兵勇遠襲日本本土。“直搗日本的構想，完全符合積極防禦的戰略原則。問題是清政府在實際運用時，並未將其提到戰略的高度，而是視為臨渴掘井的應急之策。因此，直搗日本的以攻為守策略雖好，但因平時未作充分準備，戰時也就沒有條件進行有效的運用”。“直搗日本”謀略雖然最終並未付諸實施，但其中所體現的積極防禦戰略思想以及這一計畫流產的原因，很值得後人認真總結。鄭師渠《〈萬國公報〉與中日甲午戰爭》[8] 一文，對於外國傳教士在華創辦的最著名的中文報刊《萬國公報》與中日甲午戰爭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與論述。文章認為，《萬國公報》是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對戰爭報導、評論最具影響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聲鵲起。但其報導、評論，是非參半，真偽互見。就其以英美在遠東的利益為價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為日本侵略張目而言，它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但是，當它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比較中日，尖銳地指陳中國致敗的深層原因，並從中引出教訓來，疾呼清政府幡然改過，革故鼎新時，顯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種是非真偽的互見，也決定了《萬國公報》的宣傳得失兩分。戰後清政府親俄，既反映了英美遠東利益的受損，也說明了《萬國公報》前一取向的失敗；而此時勃然興起的康梁維新派，視《萬國公報》為啟蒙的教科書，並對李提摩太諸人深抱希望，則反映其後一取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萬國公報》的這種兩面性說明，林樂知諸人終究無法超越自己畢竟代表本國殖民主義利益的局限；但是，於其關於熱愛中國的表白，不可輕信，卻也無需苛求。
戚學民《〈戊戌政變記〉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係》[9] 一文，詳細探究了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初版九卷本的成書過程，重點考察了該書兩個組成部分（新政“本末”與政變“原委”）的主要觀點或基本結構的形成、變化和定型的過程。文章認為，此書與康梁師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時的政治活動密切相關，書中有關戊戌變法的宏觀陳述和關鍵細節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動與當時輿論的影響，經過作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變記》用以局內人身份說明戊戌政變真相的形式，成為康梁等人達到爭取外援、反擊輿論等現實目的的政治工具。因此，《戊戌政變記》一書“實為康梁應急的政治宣傳品，而非紀實的信史”。房德鄰《維新派“圍園”密謀考——兼談〈詭謀直紀〉的史料價值》[10] 一文，利用清廷戊戌年八月十四日諭旨、袁世凱《戊戌日記》和康有為《自編年譜》等資料，認定“康有為等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畫”。該文對於以往學界考證圍園密謀的重要證據——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的真實可信度提出質疑，認為“《詭謀直紀》將維新派兵圍頤和園的密謀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這與當時的形勢和維新派的活動不相符合，康有為等兵圍頤和園的密謀實出於八月初三日緊急無奈之時”。“《詭謀直紀》中所寫兵圍頤和園的密謀情節，當是畢永年根據他在八月初三日後甚至戊戌政變後聽到的密謀事而編寫的”。李永勝《戊戌後康梁謀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鐵君案為中心》[11] 一文，通過對梁鐵君案基本史實的重建，論述了戊戌後康梁的暗殺活動及其戰略轉變。戊戌政變後，康梁仍時刻盼望返回朝廷，依靠光緒皇帝推行改革，為此他們於1904年派出以梁鐵君為首的暗殺團體入京謀刺慈禧太后。梁鐵君在京活動近兩年，清廷立憲呼聲日高，因此他向康有為提出放棄暗殺方針。不久梁鐵君突然被捕，並被袁世凱等人秘密處死。隨即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康梁在梁鐵君案之後便放棄刺殺慈禧的方針，轉而希望通過合法政黨活動實現自己的主張。
廖梅《汪康年和庚子中國議會》[12] 一文，通過對汪康年參與庚子中國議會前後的具體史實的梳理，對於汪康年在庚子中國議會中的政治主張提出了新的看法。作者認為，汪康年是中國議會的發起人之一，此前曾任正氣會會長，與希望建立全國性新政府的唐才常不同，也與企圖建立受日本控制的全國性政府的日本人不同，汪康年在中國議會中始終主張東南自行改革，對北方和全中國將來的政局不發表意見。桑兵《庚子勤王前後的岑春煊與保皇會》[13] 一文，通過細緻的史料鉤稽與史實梳理，力圖對庚子勤王前後的岑春煊與保皇會的關係進行了基本的史實重建，為觀察清末政壇各派政治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供了一個面相。作者認為，清末督撫中，岑春煊貌似“不學無術”，實則心計頗深。從戊戌到辛亥，他一直與康、梁保持聯繫，以為宦海弄舟的進退之路。其庚子勤王，與保皇會救光緒、複新政的勤王政略暗合，行為則與徘徊觀望的其他清廷勤王兵將迥異。這典型地反映出清末朝野政治關係潛在的諸多變數，從中可見王朝末世各種政治勢力重新分化組合、錯綜複雜的種種異相。郭雙林《晚清駐外公使與義和團運動》[14] 一文，系統論述了駐外公使群體在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思想與活動。通過對於駐外公使與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洋務派官員、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駐在國之間交涉往來的複雜關係的詳細剖析，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時期駐外公使們處境尷尬：一方面，他們力主鎮壓義和團運動，對八國聯軍入侵一味妥協；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捍衛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並積極推動清政府走上新政改革的道路，對於清末新政的發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辛亥革命的研究成為熱點，不僅各種學術討論會繁多，而且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數量大增。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有兩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和孫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學術系列”，[15]
共八種：陳勝粦主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研究——慶賀陳錫祺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林家有和高橋強主編《理想·道德·大同——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王功安和林家有主編《孫中山與祖國和平統一——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段雲章著《孫中山對國內情勢的審視》、李吉奎著《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桑兵著《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周興樑著《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林家有著《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覺醒》。第一種是為慶賀著名的孫中山研究專家陳錫祺先生九十華誕而編輯的一本關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集；第二、三種分別是在廣州和武漢舉行的關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最後五種是中山大學幾位孫中山研究專家關於孫中山研究的專題論文集。
二是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也出版了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16] 共五種。章開沅、田彤著《張謇與近代社會》，重點研究了辛亥時期重要的立憲派人物張謇與中國近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具體作了兩方面的考察：一是從“以產業結構為核心”角度的考察，即圍繞張謇所從事的紡織、鹽墾業，對其工農業的發展、資本積累、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及其企業發展的保障體系等方面加以詳細分析；二是從“以人為本”角度的考察，即從張謇與社會的走向、張謇與國家的關係、張謇自身的轉變及其性格和思想觀念諸方面加以論述。全書力圖採納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理論、方法和分析模式，對張謇進行全方位的跟蹤和定位。羅福惠著《辛亥時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運用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地位關係來回顧不同性質的文化和文學流派的此消彼長，著重從宏觀上分析辛亥文化的內容及那一代新式知識份子的思想行為和性格特徵，有助於我們對辛亥文化的價值、辛亥文化與五四新文化的聯繫等問題的認識。嚴昌洪、許小青著《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從留日學界和國內新知識界的革命活動、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愛國思潮的興起以及民族國家理論的建構等方面，論述了1903年在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意義。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是一本涉及中國近代商人觀念的論文的結集，作者力圖溝通經濟史研究與文化史研究，在檢討“韋伯式問題”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研究理論的基礎上，著力探討近代中國商人精神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問題。朱英主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報刊輿論、城市變革、民間社會和鄉村社會等方面，考察了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發展變遷所產生的影響，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若干專題性研究的面相。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領域在進一步拓展，從純粹政治史的範疇向社會史、文化史等領域發展。立憲運動尤其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也日受重視。清末新政的研究雖然仍有不少論文泛泛而論其歷史意義與歷史地位，但也有一些較為具體深入的專題研究。清末中央官制改革中官員的俸祿制度改革，是以往學術界較少關注和研究的問題，鞠方安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文書及其它材料，對此作了具體的探討。通過分析憲政編查館制定的《官俸章程條議》和學部官員的俸祿變化情況，作者認為，清政府在內外力量的推動下，經過一系列的醞釀，出臺並有限度地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舊有俸祿制度的措施和方案，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官員的俸祿改為支銀兩，不再支祿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員的薪水比較之下有了很大提高，體現了輿論一直呼籲的高薪養廉原則”。但是，俸祿改革只是官制改革重要的輔助措施，並沒有最終完成，而是與官制改革一樣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的結局。[17] 屈春海《清末司法改革對皇族司法制度之影響》[18] 一文，探討了清末司法改革過程中以往較少為人注意的皇族司法制度改革問題。通過具體分析憲政編查館編訂的《宗室覺羅訴訟章程》和宗人府律例館由《宗人府則例》修訂而成的《宗室覺羅律例》等文獻，作者認為，皇族司法制度改革對舊的皇族訴訟審判機制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具體表現為皇族司法審判權限、皇族問罪與告訴制度、以及皇族刑罰制度等多方面的變化。皇族司法制度改革是清末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在吸收西方國家的訴訟原則，特別是參考日本皇族民刑訴訟制度的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宗室覺羅訴訟制度。遲雲飛對於清末新政時期的平滿漢畛域問題作了專門探討。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及預備立憲的大環境下，實行了平滿漢畛域的措施，主要內容有四項：一是准許滿漢通婚；二是任官不分滿漢；三是旗民編入民籍和籌旗人生計；四是司法同一。在這些措施中，第一、四兩項實行較徹底；第三項東三省實行較徹底，而其他地方由於各種困難和缺乏決心，只取得較少成績；至於第二項，地方官特別是東三省改制後的地方官，多任用漢族人，而中央核心層，仍由滿族親貴控制。宣統年間，平滿漢畛域的措施推行趨緩，尤其出現“地方平而政權中樞不平”的局面，這種情形，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和清廷的覆亡。[19] 在清末留日熱潮中，清政府在意識到速成留學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後，於1906年下令停止速成留學生的派遣，並在隨後制定與實施了以提高品質為目標的“五校特約”留學政策，由清學部委託駐日公使楊樞與日本文部省商定，每年限定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千葉醫學專門學校等五所學校接受一定數量的中國公費留學生。以往學術界對此未作深入具體的研究。呂順長根據目前國內未見的珍貴史料《清國留學生會館官報》等材料，對清末“五校特約”留學計畫的形成背景、過程及內容、實施狀態進行探討，並以浙江省為例分析了各省在這一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反應。文章指出：“‘五校特約’留學計畫的實施，實現了從以速成留學為主的混亂的留學日本階段向以高等專門學校為中心的有秩序的留學階段的轉變。這一轉變，直接導致了留日歸國者學業水準的提高”。[20] 馬小泉著《國家與社會：清末地方自治與憲政改革》[21] 一書，從社會政治結構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和中國地方政治現代化即政治發展的角度，系統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運動，尤其著重考察了清朝政府在地方自治問題上的政策與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國早期地方政治現代化歷程中的地位和影響，有助於我們對於中國早期現代化和憲政改革的認識與理解。
從研究方法來看，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色是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
比較重要的論著有，熊月之以1897年小車工人抗捐事件為個案對晚清上海政治運作特點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社會史與政治史交叉研究的實例，很有創意。晚清上海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三個相對獨立的行政機構，互不統轄，各自為政，又互有聯繫。在處理小車工人抗捐事件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上海政治運作的與眾不同的特點，由於一市三治，以及華界、租界在行政和外交體制方面的不同，也由於民族主義的因素，使得晚清上海的政治運作既不同於主權完整的中國內地城市，也不同於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往往是經濟問題政治化，行政問題外交化，簡單問題複雜化。[22] 趙曉華《晚清訟獄制度的社會考察》[23] 一書，從社會的角度對晚清訟獄制度進行了歷史的考察。全書在分析了晚清訟獄制度運行的社會背景的基礎上，從積案、待質、京控、獄政、刑訊及訟獄制度影響下的社會心理等方面闡述了晚清訟獄制度的嚴重危機。作者認為，晚清訟獄制度的危機是社會危機的先兆和表現，也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契機，訟獄制度在晚清的運行狀況深刻地說明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實現必須依賴于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問題，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認識到其起源的區域性和組織的多元性，但對於這兩者之間是如何溝通的這個問題的認識尚不夠深入，也即說，是什麼力量能夠動員起如此多重的區域性民間社會組織（拳門或教派）及其所屬民眾而匯成一股運動的潮流呢？程歗從社會史的角度，通過對山東冠縣梨園屯玉皇廟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對此提出了頗有新意的解釋，認為義和團運動既不是以往某一種民間社會組織的直線延續，也不是多種組織的整體性捲進，而是鄉村社區精英群在應對外國教會權力挑戰的過程中，通過跨區域的橫向聯合和對區域性的民間文化的再創造，重塑了各自主導的那部分組織和文化，形成了主要來自于教派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又區別於既往民間組織和民眾運動的三大標幟：一是“同心義和”的價值觀和基層體制內外的組織聯合反洋教的結盟形式（來自冠威義和拳）；二是降神附體的群體儀式（來自魯西北神拳）；三是“刀槍不入”的表演手段（來自魯西南大刀會特別是大刀會內功的形式化）。三個標幟將多中心、區域化的民眾反洋教集團聯結為一個運動——義和團運動。[24] 另外，關於太平天國運動與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漸由政治史向社會史研究領域滲透與擴展，為認識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資料：
[1]
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太平天國歷史的再認識”和“繼承發揚羅爾綱嚴謹求真的治學精神”，詳情見檀江林《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50周年暨羅爾綱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 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詳情見會議學術組《“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
[4]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 《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7] 《軍事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0]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1] 《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12] 《復旦學報》2001年第5期。
[13]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 《史學月刊》2001年第2期。
[15] 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6]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7] 鞠方安：《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員的俸祿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18] 《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
[19]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0] 呂順長：《清末留日學生從量到質的轉變——關於清末“五校特約”留學的考察》，《浙江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21] 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2] 熊月之：《論晚清上海政治運作特點——以小車工人抗捐事件為個案》，《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1年第3期。
[2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4] 程歗：《社區精英群的聯合和行動——對梨園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說》，《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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