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向來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內容，經過20世紀的風雨歷程，業已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而成熟的分支學科。新世紀以來，隨著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漸下移與社會文化史等新學科的勃興，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漸有所冷落。同時，又因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對成熟而起點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進展實屬不易。本文擬對近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進展略做述評，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 革命史研究的淡化與邊緣化 

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與辛亥革命運動，曾經以“三次革命高潮”為名，不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內容。近年來，隨著研究範式的轉換與研究方法的更新，關於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漸由政治史向社會史、文化史等研究領域滲透與擴展，為認識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太平天國史研究雖然已成冷門，但仍然有一些具體的考證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夏春濤《“拜上帝會”說辨正》考證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之初馮雲山所創建的宗教組織名稱是“上帝會”，而不是“拜上帝會”。王國平《〈天朝田畝制度〉新議》通過多方面考察認為，所謂“平均分配土地”其實是對《天朝田畝制度》的誤解。歐陽躍峰的《“聖庫制度”考辨》，認為太平天國的生活必需品供給方式不應稱為“聖庫制度”，用國庫來解釋聖庫是不妥的。與太平天國運動相關的撚軍史的研究，有郭豫明的專著《撚軍史》，值得學界重視。 

關於晚清重要政治人物與政局的研究。朱東安推出新著《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系統地論述了曾國藩集團崛起的歷史背景、形成過程、內部結構、與清政府的關係及其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影響等問題。高中華的《肅順與咸豐政局》，是第一部系統論析肅順生平思想活動及其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著作。臺灣學者林文仁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和《派系分合與晚清政治：以“帝后黨爭”為中心的探討》兩書，從地緣關係與派系分合的角度，考察1861-1898年晚清政局的演變態勢，頗有新意。關於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問題，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認識到其起源的區域性和組織的多元性，但對於這兩者之間是如何溝通的這個問題的認識尚不夠深入。程嘯《社區精英群的聯合和行動》從社會史的角度，通過對山東冠縣梨園屯玉皇廟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釋。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相對於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和東南互保來說，庚子勤王運動的研究顯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長期進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將相關研究成果集結為《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一書，是近年來近代史學界興起的考證史學的重要著作。 

關於辛亥革命時期人物的研究。章開沅《張湯交誼與辛亥革命》通過具體考察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與湯壽潛的交誼關係，對辛亥革命作出了新的思考。張禮恒《論辛亥革命期間伍廷芳與革命黨人的關係》指出，辛亥革命期間伍廷芳與孫中山革命黨人的關係經歷了一個由合作至疏遠的過程。 

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向社會史領域拓展的趨勢。楊鵬程《長沙搶米風潮中的官、紳、民》從災害學、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了長沙搶米風潮中官、紳、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動關係。沈渭濱《論辛亥革命與東南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兼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認為，從東南地區社會結構的變遷看，辛亥革命對社會轉型的界標意義，明顯超過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而可視為中國近代史的真實起點。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有待於區域研究和個案研究的進一步開展。胡國樞的《光復會與浙江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區域研究與光復會個案研究相結合的重要著作，彌補了學術界以往相關研究的薄弱環節。 

二、 改革史研究的細化與深化 

嚴格說來，晚清改革史的起點至少應該從洋務運動算起。但是，因為洋務運動時期的變革主要在技術層面與經濟領域，而且一直是晚清經濟史研究的重點，故本文擬著重介紹有關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和清末新政的研究成果。隨著現代化範式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晚清改革史的研究亦備受學界關注，並有漸成細化與深化之勢。戊戌變法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老課題，茅海建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最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戊戌變法史事考》，是這方面成果的初步結集。作者充分利用大量檔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實的精心考證與重要場景的細密描述。舊說的認知、補證與修正，新說的展開、論證與建立，充分證明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所謂“史實重建”的學術宗旨。稍後，茅海建又相繼發表了《“公車上書”考證補》等新作，得出有兩個不同概念的“公車上書”的結論；同時指出，康有為、梁啟超通過《我史》等類並不可靠的歷史記錄，成功地書寫了自己的歷史，並被許多歷史學家所接受。儘管學界對康有為、梁啟超塗飾史料以神話歷史的行為早有察覺，並多有揭露，但今人對戊戌變法史的整體理解，從主流上講，依然未能擺脫康梁話語系統的基調。戚學民《〈戊戌政變記〉的主題及其與時事的關係》詳細探究了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初版九卷本的成書過程，認為《戊戌政變記》一書“實為康梁應急的政治宣傳品，而非紀實的信史”。馬忠文《康有為自編年譜的成書時間及相關問題》認為，所謂從乙未年開始撰寫年譜的說法並不可靠；年譜的主體內容撰寫於1899年初，大致無疑問，但此後康氏對年譜仍有修訂和增刪，將其視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為合理一些。畢永年的《詭謀直紀》被發現後，一直被認為是康梁維新派“圍園”密謀的權威資料。房德鄰《維新派“圍園”密謀考——兼談〈詭謀直紀〉的史料價值》一文，既認定康有為等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畫，又對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的真實可信度提出質疑。 

戊戌政變中袁世凱的“告密”問題，也是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聚訟紛紜的疑案。劉路生《戊戌政變袁世凱初四日告密說不能成立》針對郭衛東所謂袁世凱八月初四日在京向慶親王奕劻告密說，提出商榷。認為戊戌政變中，袁世凱沒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和條件，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凱告密之人。孔祥吉《蔡金台密劄與袁世凱告密之真相》則利用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所刊佈的蔡金台寫給李盛鐸的兩通密劄，結合其他檔案和文獻資料進行考釋，具體考察了袁世凱通過榮祿“電慶邸達之”向慈禧告密而引發戊戌政變的全過程。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近年來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崔志海撰文《國外清末新政研究專著述評》，對於國外學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統的介紹，為國內學界瞭解國際學術狀況提供了一個基礎。 

清末新政時期，停廢科舉是一項影響近代中國至為深遠的重大決策。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兩位鄉村士子的日記為基本史料，對於所謂科舉制度廢除與四民社會解體及知識份子“邊緣化”的觀點提出修正。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士”階層，在社會結構裏雖隨科舉停廢而消失，但眾多士子卻在諸多管道中經過重新分化組合，而繼續掌控著各種權力資源，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清末新政時期中央機構改革過程中設立的新部門，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關曉紅的《晚清學部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蘇全有的《清末郵傳部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郵傳部的專著。 

關於地方督撫與新政的研究。李細珠的《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以制度變革為切入點，著重考察張之洞對清末新政時期各項制度變革過程中清王朝中央決策的參與及其影響，並以張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體改革作為新政政策實施的例證，以動態地觀察清末新政從決策到實施的全過程。 

關於留日學生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尚小明的《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具體考察了留日學生在清末籌備立憲、教育改革、新軍編練、法制變革等方面的種種活動。 

借鑒與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張德美的《探索與抉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系統地探討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與原因，並從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對晚清法律移植的具體實踐進行了全面論述。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從中國刑事訴訟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統論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過程和影響。李啟成的《晚清各級審判廳研究》則具體研究了晚清各級審判廳成立與運作的過程，從程式與實體兩方面分析了各級審判廳對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突破，分析了各級審判廳在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不少，其中關於邊疆地區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環節。趙雲田在發表相關研究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紀初的中國邊疆》一書，對於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在清末新政時期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舉措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關研究的薄弱環節。 

三、 幾個新的研究趨向 

縱論中國近代史研究，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經獲得新生，那麼，90年代便開始了一個學風的重要轉向。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思想家淡出，學術家凸顯”的時代。如果把這理解為一個學術研究風向的轉軌，那麼，其趨向實證的結果可能會更加切合學術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學術研究獲得真正的發展。新世紀以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正深受此種流風餘韻之影響。回顧及此，有以下五個值得注意的新趨向： 

其一，總的趨向：從宏觀論爭到微觀實證。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代，學術上也是如此。學界盛行翻案風，往往因歷史評價問題爭論不休。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模式化，試圖通過運用某一種理論模式概括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解釋普遍的歷史現象，描述歷史的基本進程，甚至預設歷史必然的發展方向。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由5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發展到8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的論爭，曾經熱鬧一時。但在此之後，學界便漸趨沉寂，學風也漸趨理性、實證。例如，對政治人物，已較少爭論其階級屬性，而較多探討其具體作為；對政治事件，已較少爭論其性質與意義，而較多探究其原因、過程與結果；對政治群體、組織與制度，已較少爭論其政治屬性問題，而較多考察其淵源流變與結構功能，等等。 

其二，研究領域轉向：從革命史轉到改革史。這是學術研究範式轉換與時代變遷相契合的明顯表徵。革命史範式淡出，現代化範式凸顯。研究的視角從下層革命活動轉向上層政治行為，較多地關注統治階級的群體結構及其政治活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與清末新政成為研究重點，而對以往學術界關注的重點領域如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等，有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相關的邊緣研究的趨勢。 

其三，研究時段下移：清末新政成為熱點。與近代史學界近年來的基本研究趨向相一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在時段上也有下移的趨勢，清末新政成為研究的熱點。清末新政是一場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制、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運動。關於清末新政各個領域的具體研究，一個明顯的特點是不平衡性：個別問題探討較為深入，大多數問題的研究顯得相當薄弱。這不僅僅是一個論著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從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現。可以說，清末新政研究現在還只是處於一個剛起步的初級階段：一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另一方面亟待深化研究。 

其四，研究視角變換：從事件史回歸制度史。以典章制度的淵源流變與結構功能為研究物件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點內容。但是，自從學界一度主要關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徑大興之後，制度史研究漸趨式微。如今，當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際，便有回歸制度史研究之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晚清時期正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制度變革與轉型的關鍵時代，制度變革與轉型無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個核心內容，但以往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卻相當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謂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亟待加強而且大有可為的領域。 

其五，政治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關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往長時期內，晚清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所謂“三次高潮”與“八大事件”，除此之外均被淡化處理。近年來，這種現象已漸有改觀。事實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現象，政治史的研究當然也不應該孤立地進行，因此跨學科的研究便顯得非常必要。一方面，從政治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與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獲得全新的觀察視角；另一方面，走出單純“事件史”的路徑，充分關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及其演變態勢，將有一片更加廣闊的天地，使原本紛繁複雜的歷史盡顯其豐富多彩的本相。 

總之，就學科建設而言，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對成熟而起點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進展是相當困難的。檢視近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論著，數量不少，但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不多。在這為數不多的實質性研究成果中，除了研究範式轉換等因素以外，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重視實證研究方法；二是重視制度史研究。這種情況，尤其是在戊戌變法與清末新政研究方面較為突出。當然，實證方法與制度史研究並不新潮，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的重要傳統，只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學術界對此傳統有所背離和忽視，而近年來逐漸有所回歸與重視罷了。歷史學重在求真求實，是一門實在的學問，因而從根本上離不開實證方法；而制度史又是政治史的核心內容，晚清時期是制度變革與轉型的關鍵時期，運用實證方法研究制度變革與轉型，將使晚清政治史研究更進一境。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