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研究的視角從下層革命活動轉向上層政治行為，較多地關注了統治階級的群體結構及其政治活動，而對以往學術界關注的重點領域如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等，有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相關的邊緣研究的趨勢；二是與近代史學界近年來的基本研究趨向相一致，在時段上也有下移的趨勢，清末新政成為研究的重點；三是與前兩點密切相關，有一個從事件史逐漸回歸制度史研究的趨勢。  

（一）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研究  

太平天國運動是以往學術界研究較多的課題，研究起點較高，只有在發現新資料或開拓新領域的基礎上，才可能有所進步。華林甫的《英藏清軍鎮壓早期太平天國地圖考釋》[1] 一文，通過對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中文地圖的考察，認為至少有六幅是清軍用於鎮壓早期太平天國的原始地圖，其中五幅系清軍圍攻永安州的軍事地圖，一幅系長沙攻守形勢地圖。作者結合文獻記載，考定了各圖繪製時間，並訂正了關於1851年永安北路清軍駐兵總數、“古束”地名的寫法、長沙兵勇壕坑的實際走向等問題的一些流行看法，對於早期太平天國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關於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從社會史的角度進行相關的邊緣研究的傾向很明顯。董叢林的《有關太平天國的讖謠現象解析》[2] 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文具體考察解析了太平天國時期的讖謠現象，認為讖謠盛行是太平天國時期神秘政治文化現象的明顯表徵之一。當時的讖謠，在題材上主要是圍繞清朝與太平天國爭鬥事體者，有從宏觀上預言戰亂形勢者，有對戰事勝負成敗的預言者，有涉及對有關人物之於戰局和時勢作用的預言者；在形式上則多種多樣，有童謠、讖語、讖詩、碑讖、圖讖等。讖謠的流布與盛行，固然與當時戰亂之下社會動盪、人心惶惑、迷信氛圍濃烈的環境條件密不可分，同時也是清朝政府與太平天國在一定程度上自覺利用讖謠作為特殊的輿論武器的結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東安關於曾國藩集團研究的著作。朱東安在長期研究曾國藩、曾國藩幕府的基礎上，推出新著《曾國藩集團與晚清政局》[3] ，系統地論述了曾國藩集團崛起的歷史背景，曾國藩集團的社會成分及思想、政治基礎，曾國藩集團的內部關係及其形成、發展的大致過程，曾國藩集團得以戰勝太平軍的主要資本，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的矛盾衝突和政治對策，以及曾國藩集團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影響。以往對曾國藩集團的研究，多局限於個別人物或某一側面，該書則通過對晚清鹹同時期太平天國、清政府及曾國藩集團三方國內主要政治勢力的綜合考察與研究，從而對曾國藩集團崛起的主客觀條件及其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影響，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探討。  

（二）關於戊戌—庚子政局的研究  

戊戌—庚子年間是清末政局轉換的關鍵時刻，史事紛繁複雜。茅海建、鄭匡民的《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4] 一文，利用大量的日文和中文檔案史料，在充分檢討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日本政府與戊戌變法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該文認為，1896年《中俄密約》簽訂後，日本政府為對抗俄國，開始對華“修好”外交，對清朝內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長十分關注，注重培養聯日、親日力量，尤其注重聯絡當時的實力人物和新派人物，戊戌變法中，日本政府表露出贊許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變後，則公開或私下救援維新黨人，阻止廢除光緒皇帝，多次勸告清朝實行溫和主義，並參加了各國派兵北京、迫甘軍撤離的聯合行動；自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成立後，外相青木周藏對華進行“務實”外交，將其目光再次放在實力人物身上。自此以後，日本在華的影響力大大提升。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還是在東京等地的中國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與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聯繫。20世紀初，日本很快取代英國，成為在華影響最大的國家。  

王照是與康有為、梁啟超幾近齊名的維新變法人物。戊戌變法期間，王照與康有為、梁啟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體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實行的是扶帝抑後的策略，而他力主調和帝、後矛盾，以減小變法的阻力。以往學界對此有所研究，但對戊戌政變後王照在日本謀救光緒的活動卻較少涉及。周敏之《論戊戌政變後王照在日本謀救光緒帝的活動》[5] 一文，力圖在盡可能利用有關資料，特別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資料的基礎上，對王照逃亡日本期間營救光緒帝的活動作了系統的論述。該文認為，王照在日本謀救光緒皇帝和反對慈禧太后廢立的活動，目的是為了保住光緒帝這面維新大旗，繼續同頑固派勢力作鬥爭，實質上是戊戌變法的繼續。儘管他與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態度不如康、梁堅決；也由於不瞭解國際關係而對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其活動的性質和意義仍應基本肯定。  

董叢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間“廢立”傳聞探析》[6] 一文，具體探討了戊戌、己亥年間關於“廢立”（指廢光緒皇帝而另立新君）之事的各種傳聞，及其盛行的複雜背景與原因。該文認為，戊戌、己亥年間的廢立傳聞，與其他內容的朝局傳聞匯合在一起，在當時正常資訊管道嚴重窒礙的特定情勢下，成為一種特殊的輿論形態和社會政治資訊資源。這既可能為各有關方面的“意見領袖”們自覺地抑揚利用，同時又不免在傳播中反映出相當範圍上社會公眾的群體盲目性，其盛勢之下使有關資訊環境和時局的迷亂變本加厲。這是清朝統治已陷入嚴重危機、正在動盪中加速走向滅亡的一個信號。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多種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譎雲詭。相對於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和東南互保來說，庚子勤王運動的研究顯得很是薄弱。桑兵在長期進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將相關研究成果集結為《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7] 一書，是近年來近代史學界興起的考證史學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庚子勤王”是戊戌政變之後，影響晚清政局的重要歷史事件。由於康有為等人有意掩蓋事實，故意留下虛假記載，以往有關著述多有誤解，以為唐才常與自立軍為勤王的主力。近年來，國內外新出各種史料表明，原有認識必須改寫，但這些史料解讀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別真偽。本書從多角度對庚子勤王問題加以周詳地闡釋，將多種史料一一解讀，融會貫通，深入分析趨新各派以及海外華僑、外國來華勢力、地方督撫、秘密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確證了以康有為為主導的保皇會在庚子勤王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歷史作用，細緻描述了保皇會的組織狀況、活動過程及結果，全面、生動地闡釋了庚子勤王運動之於晚清政局變化的深刻影響。在作者看來，庚子勤王的影響要遠大於在通史書寫序列中佔據重要位置的義和團運動。不僅顯示了士大夫階層在朝廷與社稷之間的兩難取捨，更由於動員範圍還包括全球的華僑華人，引起了全球華人的民族和群體意識的首次覺醒。  

（三）關於清末新政、立憲與革命的研究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近年來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崔志海的《國外清末新政研究專著述評》[8] 一文，對於國外學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著作，作了系統的介紹，為國內學界瞭解國際學術狀況提供了一個基礎。清末新政時期，停廢科舉是一項影響近代中國至為深遠的重大決策，它一方面結束了綿延一千三百多年科舉取士的歷史，直接改變了官僚體系的銓選內容與仕進管道，引起中央行政體制的變化；另一方面極大地推動了新式教育的發展，對傳統文化造成巨大衝擊，導致知識體系的更新和社會結構的變動，成為共和政治的鋪墊。國內外學術界有關清代科舉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對科舉停廢問題也不乏專論。然而，停廢科舉牽涉廣泛，不少資料有待于發掘與解讀，一些相關問題尚未觸及。或雖有討論，不免偏頗表淺。如有關決策及其實行，既往的研究大多僅僅依據奏章文本加以鋪陳，而忽略了對決策具體進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圍繞這一重大決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徵，即統治集團內部主張變革的督撫大員乃至樞要重臣，為此曾進行長期而頻繁的聯絡及活動，甚至不得不等待並利用中樞人事變動所提供的機會。各種奏章不過是折中妥協的結果，很難完整反映其間的曲折與隱情，以及相關各方態度的異同分別。關曉紅《科舉停廢與清末政情》[9] 一文，通過詳細考察清末停廢科舉的決策過程，提出了新的認識。文章認為，清末新政時期的停廢科舉，從戊戌的變科舉發展演變而來，由維新派主導轉為疆吏與朝臣唱主角，經歷了三個階段的遞進。其決策過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個重要特徵：各項新政雖自上而下地通過朝廷政令頒行，其決策過程卻往往由地方促動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聯溝通，自下而上地提出議案，並以各種手段權謀，設法聯絡及鼓動樞要。由疆臣合力而樞臣同聲，成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與社會革新勢力的輿論宣傳及活動互為呼應，造成科舉變革的天時、地利、人和環境，使長期議而未決、決而滯行的科舉改革，迅速走向終極目標，最終塵埃落定。  

關於地方督撫與新政的研究。關曉紅的《陶模與清末新政》[10] 一文，論述了兩廣總督陶模關於廢科舉、裁宦官、設議院、變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張，及其對清末新政的影響。作者認為，陶模言行及相關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戊戌與新政之間深刻而複雜的歷史淵源和人脈關係，表達了各派革新人士的部分意願要求，顯示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延續和發展。李細珠的《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11] 一書，以制度變革為切入點，著重考察張之洞對清末新政時期各項制度變革過程中清王朝中央決策的參與及其影響，並以張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體改革作為新政政策實施的例證，以動態地觀察清末新政從決策到實施的全過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圖書館所藏的“張之洞檔案”，以及其他相關史料與著述，從一個側面細緻地勾畫出清末新政時期各項制度變革的歷史畫卷，為清末新政與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項實證性科研成果。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不少，其中關於邊疆地區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環節。趙雲田在發表相關研究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紀初的中國邊疆》[12] 一書，對於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在清末新政時期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舉措及其經驗教訓，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關研究的薄弱環節，並為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關於立憲運動與憲政改革的研究。王開璽的《論資政院中的立憲派議員》[13] 一文，論述了資政院中的立憲派議員的議政活動及其策略、歷史局限、地位與作用，認為他們與其他立憲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雖然立憲派議員提出的許多議案沒有得到實施，他們關於實行立憲制度的主張也因而沒有能夠實現，但是這些議案符合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具有進步意義。而且，這些議案的提出，對於破除專制思想和動搖清朝專制政府的權威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卞修全的《立憲思潮與清末法制改革》[14] 一書，考察了清末立憲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興起、發展、高漲並與民主革命思潮並軌的過程，分析了立憲思潮對清末制憲、修律與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動作用。高旺的《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以清末憲政改革為中心》[15] 一書，從政治學的視角，將清末憲政改革置於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坐標系中，通過對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參與、憲政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具體考察，並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比較，論述了清末憲政改革的成敗得失，及其對晚清中國政治轉型和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影響。  

1901至1905年的拒俄運動,在近代中國史上有著分水嶺式的重要地位。前人已從愛國動員、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詳加論述，並且指出運動的領導者懂得必須擁有足以制勝的雄厚實力，卻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決的歷史課題”。誠然，就拒俄運動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擔負的歷史使命，而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難題。其所能夠承擔的責任，就是在此過程中認識民眾合力的極端重要性，並為形成合力尋找適宜的組織形式。趨新人士與廣大民眾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從長期的分離狀態，逐漸趨向合為一體，其中重要的一環，則是所謂“中等社會”的自覺。這種本能的自我意識經過引進的各種社會學說的加工，成為青年學生和趨新士紳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16] 一文，細繹相關史料，對此詳加申論。文章認為，在清末的革新與救亡運動中,知識階層與民眾一開始處於分離狀態，戊戌與庚子尤為典型。一些知識人認為義和團其情可憫，其氣可用，其舉動則可哀。1901年拒俄運動發端，趨新人士主張動員民眾，文明排外。在梁啟超等人國民思想的鼓動下，隨著國內和東京學界風潮的興起，“少年中國”演化為“學生社會”，以學生為中國的主人翁，由學生引導其他社會成員轉變為國民。後來“學生社會”再演進為“中等社會”，其主旨是：上層已朽，下層尚愚，須由中等社會開通和引導下層社會去改造上層社會。這與義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當年提出的社會分層理論相當近似，象徵著中國趨新知識人士的自覺。拒俄運動使學生和開明士紳直接面對國民的社會責任，中等社會的主張部分得到實現，四民合為國民，而中等社會起著引導及核心作用。此後，提出“中等社會”的激進人士較少繼續使用這一概念來看待自己與民眾的關係，而主張體制內變革的立憲派士紳則有所發揮，中等社會的概念被廣泛運用。從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起，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首次在愛國與革新運動中連為一體，而中等社會的概念對於革命派和梁啟超也有所影響。  

在辛亥革命史的人物研究中，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一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學界已有大量的相關論著，較為詳細具體地探討了秋瑾的生平及其革命事蹟，這與秋瑾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影響與地位是相稱的。毋庸諱言，以往不少相關研究大都拘泥于革命史的框架，立足於同情革命者而譴責清政府的角度，所使用的資料多為有利於革命方面的一面之辭。這就情感與政治立場而言似亦無可厚非，但就理性的學術研究來說則難免有偏頗之嫌。李細珠的《清末民間輿論與官府作為之互動關係——以張曾敭與秋瑾案為例》[17] 一文，在以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以著名的秋瑾案為例，探討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民間輿論與官府作為的互動關係，為觀察晚清政治與社會變遷等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資料使用方面，該文不但充分注意反映江浙民間社會輿論的上海主要媒體《時報》、《申報》等報刊言論，而且儘量顧及清朝官府主要當事人浙江巡撫張曾敭等人發言的聲音，以求得一個相對客觀全面的認識。文章認為，在清廷預備立憲的形勢下，浙江巡撫張曾敭將尚未舉事的革命黨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間輿論的一片譁然。民間輿論堅持以憲政精神作思想武器，大膽攻擊浙江官府處理秋瑾案的種種作為，使其窮于應付，狼狽不堪。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政府加快憲政改革的步伐，表明預備立憲時期漸趨發達的民間輿論已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論文進而認為，從秋瑾案體現的民間輿論與官府作為之互動關係的情形來看，預備立憲之初，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便已時顯貌合神離之相。因此，立憲派在武昌起義爆發後能夠迅速轉向與革命派合流，可謂淵源有自。  

（四）關於晚清制度史的研究  

以典章制度的淵源流變與結構功能為研究物件的制度史研究本是政治史研究的重點內容。但是，自從學界一度主要關注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事件史研究路徑大興之後，制度史研究漸趨式微。如今，當事件史研究有由成熟走向衰落之際，便有回歸制度史研究之勢。上述一些關於清末新政與憲政改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史研究的實例。  

魏光奇等人對地方基層行政制度變革作了較深入的研究。中國自秦至清，正式職官的設置止於(州)縣，農村社會雖然存在以各種名目的鄉官和職役人員為首領的鄉里組織，但沒有區鄉一級國家行政。這樣一種地方體制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時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時期區鄉行政制度考略》[18] 一文，通過對此基層地方行政體制演變的具體研究認為，清末至北洋政府時期，由於傳統鄉里制度的歷史演變和地方社會近代化的時代要求，各地陸續生成了區鄉一級行政。這一期間的區鄉行政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清末以來新生的區鄉行政；二是由清代舊鄉地演變而來的區鄉行政或准行政。就職能而言，前者又可以分為單一職能類型的區鄉行政(教育行政、員警行政和保衛團政)和職能全面類型的區鄉行政；後者或系由舊鄉地直接轉化為新型的區鄉行政，或系以舊鄉地而充當新生區鄉行政的下級區劃和組織，或基本保持著舊鄉地的原有性質和職能。就主體性質而言，這一時期的區鄉行政還存在著“自治”行政與“官治”行政的區別。這一時期的區鄉行政大多具有常設機構，其行政人員一般按法定程式任職並具有職業化的公職身份，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財政或公共收入基礎之上的經費制度，承擔著地方社會的各種現代性行政職能，因此已經基本上具備了現代性質。但同時在各方面也仍然帶有傳統色彩。這種區鄉行政的生成構成了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層面。關於州縣行政改革的研究，魏光奇的《晚清的州縣行政改革思潮與實踐》[19] 一文認為，清代州縣行政在官員任用考核、機構設置、財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諸多弊病，表現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質。晚清時期，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對此提出批評意見與改革建議，如要求實現州縣行政人員的專業化，改革州縣官銓選與考核制度，取消州縣官回避本籍制度，等等。這些意見與建議，在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中基本被清政府所接受和採納，使晚清州縣行政改革邁上合理化、法治化的軌道，對中國州縣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進作用。  

劉偉的《晚清督撫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20] 一書，以晚清督撫制度為研究物件。該書從晚清督撫制度的起源與發展、督撫的群體特徵、督撫與晚清改革，以及督撫在財政、軍事、外交上的權力變化等方面，系統考察了晚清督撫制度變遷及中央與地方關係變化的軌跡。作者認為，晚清督撫權力擴張帶給近代社會最深刻的影響，是造就了地方主義勢力，它不僅成為清王朝覆亡的重要因素，而且直接影響到民國初年的政局和辛亥革命的結局。這是繼1963年臺灣學者傅宗懋發表《清代督撫制度》以來研究晚清督撫制度的新進展。  

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21] 一書，是對清朝文官制度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該書具體探討了清朝文官制度的淵源，文官的選拔與任用，文官的權利和義務，文官的行政獎勵、處分和監督，文官的休致，以及清朝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則，從制度建設層面對清朝文官制度的特點、體系、原則與實施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並分析了其在法制史上的進步意義與價值。稍感欠缺之處是，該書主要著重于清朝文官制度基本結構的靜態描述，而對該項制度的流變尤其是在晚清時期的相關變革情形關注不夠。其實，此項後續研究當是晚清制度史研究頗有價值的課題。  

其他關於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論文還有：任智勇的《晚清海關監督制度初探》[22] 一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咸豐至宣統朝的《軍機處錄副·財政類·關稅項》和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對晚清海關監督制度作了一個初步的探索。以往學界對晚清海關的研究多偏重於稅務司，對稅務司制度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但對於海關監督在晚清海關體系、財政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則缺乏應有的認識。作者通過對晚清海關監督的設置、職掌及其下屬機構與人員構成等方面的具體研究，認為晚清海關的管理體系是從清代的榷關制度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稅務司的建立和發展僅僅是承擔了原本常關體系中的部分職能並擴展出新的職能，而其他職能則繼續由海關監督承擔。晚清海關制度中事實上並立著稅務司與海關監督的雙重體制，這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不合理的，但卻是最符合當時的中國現實狀態的——用稅務司來增加財政收入並滿足列強的要求，但同時也用海關監督來對稅務司起一定的制衡作用。楊大春《晚清政府關於外國傳教士護照政策概述》[23] 一文，對晚清政府關於外國在華傳教士所持護照的政策及一些基本情況作了系統的論述。文章認為，這種以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內地遊歷為前提的護照政策，是清政府在國事蜩螗、時局艱危之下的不得已之舉。和當時的許多外交政策一樣，它其實是外國列強槍炮逼迫下的產物，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反映，所以其中存在如允許無約國人無照遊歷、附加傳教諭單、為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提供特權保護等等有損國家主權的內容。然而，這種政策也是在近代東西相通、時局巨變大勢之下的必然之舉。雖然其中在檢驗、期限、編號等技術方面還有許多不足，但它畢竟有利於中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強對來華外國傳教士的管理，畢竟開始了中國政府對在華外國人實行護照制度的實踐，成為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走向早期現代化的反映。劉增合《清末禁煙時期的鹽斤加價與督撫幹政》[24] 一文，著重考察清末鴉片禁政背景下，圍繞鹽斤加價政策出臺和實施的過程，探討清廷推行的抵補煙稅行動所遭到的非議和抵制情形。“通行鹽斤加價”是清末禁煙時期清廷籌補鴉片稅厘的重要政策，規定在各省食鹽原有價格的基礎上，每斤再加四文予以銷售。此策出臺後，朝野歧見迭出，態度相當複雜。增加食鹽價格，民食倍受影響，自然導致輿論反彈。抵補鴉片稅厘雖系迫不得已，但清廷藉此推行鹽政集權，必將觸及食鹽產銷地區的財政利益。有關省份的督撫連袂一體，頻頻電爭，干預中央決斷，迫使中央集權難以如願貫徹，發人深省。這一問題不僅反映出清末財政制度變革的困境，而且從地方督撫對抗中央財政集權的幹政模式及其廣泛影響，又由一個側面反映出清末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流變態勢。  

以上關於地方行政制度、文官制度、海關監督制度以及涉及到外交制度、財政制度的護照政策、鹽政改革等項專題研究，均不乏新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晚清時期正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制度變革與轉型的關鍵時代，制度變革與轉型無疑是晚清政治史的一個核心內容，但以往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卻相當薄弱。因此，制度史研究可謂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亟待加強而且大有可為的領域。  

參考資料： 

      [1] 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 載《安徽史學》2003年第1期。 

      [3] 華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 載《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3期。 

      [6] 載《南開學報》2003年第2期。 

      [7]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 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9] 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 

      [10] 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 

      [11]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12]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13] 載《史學集刊》2003年第3期。 

      [1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5]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7月版。 

      [16] 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7] 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 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19] 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0]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21] 商務印書館2003年12月版。 

      [22] 載《歷史檔案》2004年第4期。 

      [23] 載《歷史檔案》2004年第2期。 

      [24] 載《清史研究》2004第3期。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研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