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人類的生產開發活動以來，生態環境問題隨之出現，而且生態破壞問題也與之相伴生而存在。時至今日，隨著世界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生態環境已經成為全人類關注的頭等問題之一，環境史也愈加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思維。清代近300年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也是距離我們今天最近、影響最直接的一個時期。清前期，社會統一安定，人口快速增加，開發地域擴大，及至晚清，又處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型階段，經濟類型增多，技術效率增強，資源利用加快。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不止於當時，甚及于現代。任何開發必然帶來相應的生態環境改變，或導致自然資源數量減少，或引發自然環境品質下降，或自然地理本身要素改變，等等，一系列的環境問題自當更加明顯並日漸強烈。因此，清代生態環境特徵及其變遷需要今人認真思考和深入探討研究。 

2006年8月5日至8日，由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青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合作主辦的“清代生態環境特徵及其區域表現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青海西寧召開，有16個城市的23個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的53名學者參加會議並提交了論文。會議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就清代生態環境問題舉行的專題性學術研討盛會，以“清代中國生態環境特徵及其區域表現”為主題，對生態環境科學、清代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理論問題、清代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清代區域性生態環境變遷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前任主任、21世紀國家新修清史文化工程《清史·典志·生態環境志》專案負責人朱士光教授在開幕式上強調了這次研討會的重要性。他指出：對清代生態環境特徵及其變遷的研究，不僅是中國環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環，而且還是加深對清代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區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研究中國當代生態環境問題及其解決途徑，可提供重要的歷史依據與借鑒。目前清代生態環境研究尚處於薄弱狀態，有著多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為了探究歷史的真實，從環境史的角度，對人與自然社會發展中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和社會問題全方位的加以研究探討，對清代生態環境變遷、以及新修清史生態環境志、乃至歷史學研究觀念和方法的更新是十分必要的。  

這次研討會的主要收穫及其學術意義綜述如下。 

一、生態環境科學、清代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理論和方法問題 

以歷史學為依託的環境史研究，具有獨特的學科特徵，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廣泛關聯社會與自然歷史現象，是迄今為止最具有綜合性的歷史研究門類，儘管已經走過了幾十年的歷程，但其學科理論體系正處於不斷完善、精深中，建立一套適應生態環境科學發展的理論體系迫在眉睫。所以，我們既要借鑒西方環境史學研究理論方法，又要不失時機地借助於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和方法，尤其是現代生態學的重要理論和方法構建生態環境科學的理論體系，以推動清代生態環境研究向廣度和深度進行。本次研究會充分關注了理論和方法問題，特別是在如何正確理解與界定“生態環境”一詞的學術概念、以及運用“人地關係”理念分析論證具體問題上，展開了熱烈討論。 

朱士光教授的《清代生態環境研究芻論》發言中強調，清代生態環境有著多方面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不僅要注重自然本身的變化，也要考慮到人為因素的影響，還要注意研究清代人們保護自然環境和資源的理論思想。對生態環境問題、變遷現象、造成的影響等的研究，既要注重靜態特徵，也要注重動態變化；既要注重探明其原因，也要注重揭示其結果；既要注重正面的，也要注重負面的；既要注重本區域的，也要注重臨近區域的。應當有全方位的眼光加以把握與論證，並注意總結相關的學術理論問題，更好地推動清代生態環境研究工作向前發展。 

現代生態學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生態環境”一詞在中國產生，有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堅教授以《“生態環境”概念產生的特殊時代背景》，結合地理學家黃秉維院士對自己學術工作的反思和回顧，討論了1982年五屆人大憲法修改中，將草案中“生態平衡”改為“生態環境”的過程。“生態環境”一詞外國人不明白，但畢竟“生態環境”概念流行後給社會帶來許多積極意義。該事例研究的啟示在於，中國環境史研究在發展過程中，要避免閉門造車，要結合本土固有的學術資源，不失時機的汲取西方環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走出以往零打碎敲的研究局面，加強學術資源的整合，與國際接軌，及早構建一套中國環境史學理論和方法。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玉山教授的《順應自然之性——清代方志所見某些自然觀點的剖析》，就當前在進行清代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研究中應注重的理論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環境史研究興起於當前，但中國歷史上人們已經在關注自然環境的問題，尤其是清人，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在發展生產過程中，重視“順應自然之性”。清人針對某些自然現象和由於生產活動引起的環境變化情況所持有的觀點，諸如“順應自然界客觀規律”、“保護自然資源”、“合理利用自然條件”等，成為清代地理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今天環境史研究借鑒。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國家清史編委會典志組專家姜濤也就生態環境研究的理論問題作了專門發言，指出：清史生態環境志的修纂，需要有雄厚的學術積累，必須建基在清代生態環境史的深入研究之上，尤其是理論方面的建設。對於生態環境研究來說，生態環境究竟有哪些要素或組分，這些要素或組分之間又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和聯繫，應該進一步加以探討、總結；對於生態環境史的研究來說，如何充分認識史學研究的特點，如何處理通代研究與斷代研究的關係，如何從現有的殘缺不全的史料中擷取有用的資訊，也需要繼續探討，加以總結；具體到清代生態環境史的研究，清史生態環境志的纂修，必須要有按區域的系統的研究。清代中國的各個自然地理區域，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生態環境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又各有其什麼樣的典型表現，有著什麼樣的系統差異？這些問題，也應該繼續探討。上述問題，可以在學術刊物上有計劃地展開討論，開闢專欄、甚至出專刊、專輯。提出我們的見解，在此基礎上，建立我們對於生態環境、對於生態環境史等等為學界所公認的事實標準。 

與會學者對理論問題的高度關注，反映了近年來這一領域學術研究水準總體上的提高。 

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一致認為立足於歷史學，從環境史多學科、多角度以及多學科交叉特徵出發的實證性研究，是環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廈門大學鈔曉鴻的《清代關中的灌溉、環境與水利共同體》，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結合田野考察、利用民間碑刻和契約文書等資料，從生態環境、水利社會的內在機理對水利社會的變遷提出新的解釋。復旦大學楊煜達博士的《光緒雲南大災（1905－1907年）的氣候背景研究》，應用現代氣象學和災害學的方法，從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兩方面入手，討論了自然界本身氣候變遷，以及一些組合式災害天氣的發生，最易使人類社會遭受慘重的損失。強調了人與自然關係中，自然力的作用。此外，還有學者在研究中運用生態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研究清代小民族與環境關係問題；也有的從深入收集與採用民間碑刻和契約文書等資料，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北京聯合大學朱永傑就自己在為完成國家清史工程北京古建築之圖錄編纂工作的實踐中，體會到《積極構建清代生態環境變化資訊系統》十分必要。認為清代豐富的環境史資料，為構件資訊系統提供了條件，因此，採用新技術、新手段，對清代生態環境變化有關資料進行數位化處理，建立全面便捷的資訊化共用系統是非常重要和及時的。希望通過整合清代生態環境資訊資源，利用電腦操作平臺和軟體分析工具，借助GIS關鍵技術，建成一個清代生態環境變化寬頻多媒體資訊網，並服務於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資訊服務系統，最終形成一個體系完善、功能健全、組織有序的資料系統。 

應該說上述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與實踐都是值得鼓勵的，也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將對今後研究清代生態環境特徵及其變遷問題產生積極的作用。 

二、清代生態環境研究領域深入與擴大。 

這次研討會收到的學術論文中，有7成是關於清代生態環境方面的，且涉及到多個研究領域。除上述理論與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外，還包容了下述十分廣泛的內容。即：區域性生態環境；流域性生態環境；農業墾殖與生態環境；農田灌溉與生態環境；森林保育或過度砍伐與生態環境；土地沙化、沙塵暴與生態環境；城鎮生態環境；礦冶業與生態環境；疾疫、災荒與生態環境；移民與生態環境；能源與生態環境；民族文化與生態環境；小民族與生態環境；官民環境保護意識與民俗中的環境保護內涵；管理政策與生態環境等等。多個領域之間相互交叉、聯繫密切，涉及清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既是會議討論議題的反映，也是目前清史生態環境研究概況的明顯特徵。 

與區域沙塵、沙化、疾疫、災荒相關的文章不少，其中陝西師範大學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方的沙塵天氣》，通過對官書《清實錄》、《清史稿》、以及西北各地所修方志、史籍的翻檢，確定了清代西北地方共發生62次沙塵天氣，並從季節、時空視角，總結出有4個多發地帶。而且得出了沙塵天氣的發生與氣溫變化聯繫緊密，與降水變化關係不明顯的新結論。另外中山大學司徒尚紀、廣東行政學院許桂靈的《清代嶺南生態環境歷史變遷與後果》，闡述了由於人口增長、工商產業發展等加強對環境的壓力，導致以森林消逝為代表的環境變遷，由此引起水土流水、物種減少。災害增加等後果。 

涉及水資源、流域性環境變化的文章有20來篇，如西北師範大學李並成的《清代石羊河流域生態環境演變的特點》、北京師範大學王培華的《清代伊犁的農田水利建設、水利管理和分水制度》、北京社科院吳文濤的《對清代永定河築堤之環境效應的思考》、山西大學張俊峰的《引洪灌溉：以洪水利用為中心的洪洞縣河西三峪33村》、廣西師範大學劉祥學的《清代前期紅水河流域的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阜陽師範學院吳海濤的《清代淮河中下游生態環境變遷及其原因與影響》、陝西師範大學高升榮的《明清時期關中地區的水環境與農業水資源利用》等等，均從資源、開發和環境的視角對清代環境變遷特徵進行了討論。 

農業墾殖、森林資源環境方面的文章有日本東北學院大學細穀良夫的《海城尚可喜墳園的植樹》、暨南大學郭聲波、四川大學張保見的《青海近代的農業墾殖與環境變遷》、長沙理工大學董力三等《洞庭湖區農業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歷史演變》、陝西師範大學熊梅的《清代東北地區森林變化與環境效應》等，圍繞人地關係的互動加以論證清代環境變遷特徵。 

與能源、資源管理、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論題還有北京社科院孫冬虎的《清代北京的能源供應及相關生態問題》、陝西師範大學劉志平的《清代廣東礦產資源的開發與生態環境》、太原師範學院王尚義等《明清時期汾河流域生態環境演變與民間控制》、中國人民大學趙珍的《清代圍場管理和生態環境》等。 

上述領域中有些此前已有學者進行研究，有些則是以往研究很少，甚至尚是空白。這次會上都有所反映。表明近年來在清代生態環境領域，研究深度與廣度均有較大開掘與拓展。 

三、對編纂《清史·典志·生態環境志》的影響。 

《清史·生態環境志》是國家大型文化工程新修《清史·典志》中新創設的一個項目，不僅體例上無前例可循，資料搜求十分困難，先期成果研究薄弱，加之學術界迄今還有學者對設立該志持不同意見，研究工作難度甚大。生態環境志自2004年夏立項以來，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大力支持與典志組專家具體指導下，專案組在確定體例，設置綱目，撰寫試寫稿上均取得一定進展，但還面臨許多問題亟需解決。在這次研討會上，從許多學者提交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專案組進一步認識到清代生態環境及其變遷有著不同於前代的特點，對當今生態環境狀況也有著超乎前代的影響，環境變遷特點顯著，尤其是部分區域生態環境變化更具有明顯性，有的變化、影響還是空前的，對清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極其有必要和可能性對清代生態環境變遷特徵加以研究，並在新修清史工程中單篇成志。課題組成員的認識更進一步統一，更增強了撰述好《清史·生態環境志》的決心和信心。同時，會上提交的論文成果及會下的交流討論，特別是會議期間，典志組薑濤又邀請部分與會專家、學者，舉行了《清史·生態環境志》纂修工作會議，對生態環境志目前已經完成的《西北地方篇》、《西南地區篇》志稿，進行了評議。會上，學者們對生態環境志的纂修在研究方法和體例上都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思路、觀點、史料、資訊，極具有指導意義。專案組成員對專家學者們的熱情幫助，十分感謝，也非常感動！有信心在今後集中大家的智慧將《清史·生態環境志》寫好。 

四、對清代生態環境研究全方位的積極推動作用。 

本次研討會雖已表明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在清代生態環境研究之理論、方法論以及十多個分支領域均取得了長足進展；同時也反映出，在理論、方法論上仍需繼續深入開展研究，如在理論上一些基本理念還需進一步厘清，在“人地關係”的認識與具體運用上，仍有不同認識，需通過認真研究與討論取得共識。此外，在研究地區與分支領域上仍然存在不均衡現象，還有著很大的拓展空間。可以預期，隨著當前舉世各國對解決生態環境實際問題與開展科學技術研究愈來愈重視，隨著我國在纂修《清史》工程帶動下，對清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學術界對清代生態環境研究也將不斷拓展深入。本次研討會也必將對之產生全方位的積極的推動作用，研究成果也會顯著增加。由此也可相信，有關清代生態環境的研究性專著，在現已出版的鈔曉鴻的《生態環境與明清社會經濟》（黃山書社，2004年）與趙珍的《清代西北生態變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之後，會有更多的問世。同時還要鄭重指出是，“生態環境”一詞，已被載入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且已為我國各界人士及民間廣泛而又頻繁地使用，發揮著顯著的有益於世的積極作用，那就不必因國外一些國家無此概念而爭論其合理性。而是應著重研討其內涵與外延問題，並通過這方面的努力，推動相關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 

與會學者認為，這次研討會作為中國學術界舉行的關於清代生態環境學術研討的首次盛會，不僅開闊了學術眼界，也加深了對以往成績和不足的認識，進一步明確了學術發展的方向，已經起到並還將繼續起到集聚學術研究隊伍，促進學術交流與切磋的作用。大家一致認為，這次學術研討會不僅成果豐碩，而且還會對今後我國清代生態環境學術研究產生全面而又深遠的影響，因而必將載入我國清史學、環境史學、歷史地理學等當今顯學之學術發展史冊！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