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史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近代”本身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代史”的時段範圍在五十年來已有了重大的變化。在1950年代，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是專指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這一段歷史；而在行將邁入21世紀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們已公認從1840年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段之內，都屬於中國近代史的範圍。儘管如此，晚清（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年清帝遜位）之屬於近代範疇迄今並沒有變，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終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五十年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界，大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進行簡括的敍述。[1]
一）
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新的近代史體系的形成時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嚴格地納入中國近代史新體系的框架之中，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上距鴉片戰爭的爆發僅109年，而距滿清王朝的覆滅更是僅有38年。38年，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之事。不待說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均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許多遺老遺少，甚至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父親也還依然健在。當時83歲的張元濟老人是“參加戊戌變法碩果僅存之一人”，曾自稱是“戊戌黨錮孑遺”，他在遠道進京參加人民政協之時，還特意接受《新建設》雜誌社派員採訪，回憶51年前親歷戊戌政變的往事[2]。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歷史學家範文瀾也還清楚地記得其少年時代親見革命先烈“鑒湖女俠”秋瑾騎馬操練時的颯爽英姿及其被捕時的有關情景[3]。對於這些耳聞目睹也即“所見”“所聞”最多也只是“所傳聞”之事，人們習慣於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類冠名，更多地與鴉片戰爭以來直到當時為止的一系列激烈變革聯繫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是災難深重的舊中國近百年動亂、變革的最終結果。党的意識形態、勝利者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成為研究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史的指導思想；而相關歷史的研究，也就此與現實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
重視對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主張。早在1941年5月，毛澤東就批評了那種“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惡劣學風，提出：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4]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紀念中國共產黨的28周年。文中不僅曆述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經歷，也總結了在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之後，中國的面目所起的變化，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一邊倒”和走俄國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文中列舉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的幾位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中國人：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
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兩位是戊戌維新的主將，還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領袖。毛澤東正是以他們為代表，概括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前赴後繼地反對內外壓迫者，而最終由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先人遺志的鬥爭歷程，從而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的一種嶄新的解釋。
三個月後，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又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對中國近百年史的幾個節點，作出了相當明確的表達：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6]
其中的所謂“三十年以來”，就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以後對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為中國近代史，而以後一部分為中國現代史；而從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後一部分又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所謂近代史，也即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國時期最初的八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時還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地位。
由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所提出，而此時作為新的歷史體系指導思想的有關闡述主要有：
一、
關於近代社會的性質。鴉片戰爭以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中國社會，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完全是封建社會，而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系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最初於1920年代末所提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等論著中，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曾作了系統的闡述和論證。
二、
關於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提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的矛盾。”[7]範文瀾為此曾解釋道：
在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有兩個根本矛盾，一個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一個新添的。這個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華民族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後來變成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壓迫的矛盾。中國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勢力結合成一個反動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兩個根本矛盾也就合併成一個根本矛盾。以帝國主義為主，以封建勢力為輔的反動勢力成為這個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國人民的革命矛頭，直接對著封建勢力時，實際也對著帝國主義；反過來，也是一樣。它們利害相關，互相勾結，這就使得中國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時負擔起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而這個任務中國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不可能擔當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敗而告結束，原因就在這裏。[8]
與這一命題密切相關的是毛澤東在同一部書中的另一論述：“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9]這一原則性論述，也即所謂“兩個過程”論，被看作是瞭解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線索。
在研究體制上，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應是最為明確的標誌。這個于新中國誕生之初即行設立的國家級研究機構，是以範文瀾為首的來自延安和華北解放區的部分史學工作者于1950年5月所組建的[10]。各綜合性大學和師範院校的歷史系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設立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也培養和聚集了一批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學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設上，以郭沫若、吳玉章、範文瀾為正、副會長的中國史學會成立之初，就把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工作確定下來，作為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編輯這一套資料叢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給高中和大學的教師們、歷史研究工作者們做參考。”在以徐特立、範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等十一人組成的總編輯委員會的指導下確定編寫的有關資料，集中地反映了發生在晚清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實際上也可以說都是晚清政治史的資料。這個編委會的規格之高，為迄今所僅見；而相關資料的編選者，也多是著名的學者。1950年代所編成的十種資料中，最先出的是第九種《義和團》（1950年編成，1951年出版）。這部書的提早出版，“是為了紀念義和團五十周年”，又由於當時適逢朝鮮戰爭爆發，“清算帝國主義的血帳，是紀念義和團最好的方法，也是我們編輯這部書的動機”。最後編成的是第五種《洋務運動》（1959年編成，1961年出版），則是由於洋務運動本身歷時最久（幾占中國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時間），而相關資料包羅萬象，篇幅過巨，編選難度較大之故[11]。這十種資料的有關情況見下表：
表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十種）明細
資料名稱 編 者 冊數 總字數（千字） 出版時間
鴉片戰爭 齊思和、林樹惠、壽紀喻 8 2431 1954
太平天國
王重民、王會庵、田餘慶、向達、朱偰、金毓黻、胡小石、張秀民、陳山、賀昌群、榮孟源、鄧之誠、鄭天挺、鄭鶴聲、劉桂五、劉鈞仁、謝興堯、羅常培、羅爾綱、關吉罡
8 2261 1952
撚軍 範文瀾、翦伯贊、聶崇岐、林樹惠、王其榘 6 1826 1953
回民起義 白壽彝 4 1394 1952
洋務運動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 8 3224 1961
中法戰爭 邵循正、聶崇岐、張雁深、林樹惠、單士魁 7 2745 1955
中日戰爭 邵循正、張雁深、孫瑞芹、張蓉初、林樹惠、段昌同 7 3019 1956
戊戌變法 翦伯贊、劉啟戈、段昌同、林樹惠、王其榘、金家瑞 4 1627 1953
義和團 翦伯贊、榮孟源、楊濟安、王其榘、金家瑞、林樹惠 4 1450 1951
辛亥革命 柴德賡、榮孟源、單士魁、張鴻翔、劉迺龢、陳桂英、張次溪 8 3255 1957
十種資料中，《太平天國》、《撚軍》、《回民起義》等三種，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鬥爭。因此，這十種資料，可以歸納為“八大事件”。有關資料的“序言”或“敘例”中對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資料的編選者——首先是研究者，經反復推敲而形成的見解，它們實際上是1950年代近代史學界對晚清政治史中相關事件的一種已成共識的經典性表述[12]：
一、 關於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深重的。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階段，但同時也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於勝利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結束了由鴉片戰爭引起的歷史命運。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垂死的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不想作最後的掙扎而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因之，瞭解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悲慘景況，和學習中國人民百折不撓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學習中國近代史應當從鴉片戰爭開始。
二、 關於太平天國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鬥爭。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前後堅持了十四年，勢力擴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組織了強大的武裝，實行了各種革命政策，發動了廣大農民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鬥爭，並且擔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任務，他們的這些英雄行動，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固然太平天國仍舊是沒有工人階級領導的單純農民戰爭，它在中外反革命聯合進攻之下終於失敗了。但是太平天國所表現的中國人民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是永遠值得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
太平天國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粵、桂、湘、贛，北方的蘇、皖、魯、豫，各地農民群眾因不堪虐政的壓迫，已紛紛起來，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這些農民軍，大大小小的組織非常多，其中聲勢比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會，在北方則是撚軍。……撚軍是北方農民的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太平天國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國革命而忽視撚軍和其他反對滿清專制王朝的起義軍的活動，對於太平天國革命的研究是不夠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當時農民革命戰爭的堅強性和普遍性。
把回民起義簡單地看作回民單純的活動，是不對的；把回民起義看作回漢兩族的鬥爭，是更不對的。我們應該把回民起義看作是中國人民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個形式，雲南回民起義和西北回民起義正是當時全中國人民反清鬥爭洪流中的兩支猛流。
三、 關於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後約三十多年。這是清政府一部分帶有買辦傾向的當權派，採用資本主義外殼以保持封建統治的一種自救運動。它的產生，是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對太平軍作戰中，一部分官僚軍閥認識到自己軍器窳敗、船隻缺乏的危險，他們一方面感覺到洋人船堅炮利的可怕，而對外國屈服；同時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因而有意識地提倡起所謂“新政”。
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戰爭手段在中國搶得更多的權益後，認出清朝統治階級已徹底屈服；清政府興辦這些“新政”對它們不但不是什麼威脅，反而更便於對中國人民進行深度的剝削與奴役。這就是它們和清朝統治階級互相勾結的政治基礎。因此在這期間，它們儘量把巨額的軍火和大批軍官、技術人員供給清政府，共同合作來屠殺中國人民。
這種“新政”並經不起考驗，它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過程裏，遭到了徹底的破產。然而，為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對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歷史，也產生過一定的作用。……它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條件。並且，使中國的無產階級獲得了一些發展。同時，清政府既辦理洋務，便不得不培養一些懂洋務的人才，通過同文館、水師學堂及派送留學生，栽植了一些通達外情、理解科學的技術人員。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務派官僚集團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觸西洋事物而接觸了新的思想，對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橋樑作用。
四、 關於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是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民為了反抗法國資產階級的侵略越南和中國各地而進行的正義的戰爭。
當時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之後十幾年中，中國本身已經迅速地淪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它們的統治秩序；但它們同時還分別向中國的鄰邦下手，要滅亡這些國家，藉為進攻中國的基地。法國在侵略越南的戰爭中，就公開地叫囂著要進入中國的西南。因此中法戰爭不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國自衛的戰爭，也就是說，它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戰爭。
中法戰爭的特色，在於中國人民主動地進入了戰爭，許多官吏和將領也都大聲疾呼主張奮起抗戰。滿清統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關係，被迫應戰，甚至主張投降的洋務派首領李鴻章也不敢公開地阻撓出兵。……這次戰爭，以馮子材將軍統帥的部隊在諒山大破敵軍而終止。它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對外國侵略者艱苦作戰而獲得巨大勝利的一次戰爭，儘管當時主張投降的統治者甘心自認失敗，法國侵略者卻不能不狂叫著北圻的慘敗。
在中法戰爭以前，中國統治階級中洋務派的圖富圖強的設施表面上已略具規模了。但在戰爭過程中，打敗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訓練具有新式裝備的淮軍——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的嫡系部隊；而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輪幾全數沉毀，南洋援閩兵船更是遇敵便逃。所以當時甚囂塵上的洋務運動，不必等到中日戰爭才告垮臺，在這次戰爭中已是原形畢露了。
總而言之，中法戰爭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中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中國人民又一次表現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時在戰爭過程中，打擊了國內的反動的腐朽統治勢力，揭露了洋務派官僚的媚外賣國和洋務運動的本相。
五、 關於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標誌著中國遭受更嚴重的侵略和奴役的開端，因為甲午戰後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在東方矛盾的焦點，中國迅速地進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臨著被敵人瓜分的危機。另一方面，從甲午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也跟隨著日益嚴重的局面加緊加強。在戰爭過程中，中國人民進行了正義的、英勇的反抗。在統治者向敵人屈辱投降之後，臺灣省人民堅持著反抗侵略者的英勇鬥爭，全國人民反對馬關條約的呼聲，促使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後幾年中國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戰爭為起點。
中日戰爭的性質是極其明顯的。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以來蓄意侵略朝鮮，並進一步侵略中國，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盡人皆知的所謂“田中奏摺”）以及戰爭的結果所早已證明的。美國資產階級支持日本的擴展，企圖乘機壟斷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市場，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在這次戰爭中，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所進行的抵抗，同樣是反侵略的、自衛的鬥爭。沒有疑問，在這一次戰爭中，正義是屬於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這次戰爭也深刻地顯示著英勇的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在共同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的緊密的相互關係。這在今天看來，是有極偉大的現實意義的。
六、 關於戊戌變法。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國已在中日戰爭中遭受嚴重的失敗，國際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侵略中國，使中國處於被瓜分的危機中。為了逃脫危機，並進而謀中國的獨立自強，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中國一部分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上層知識份子，繼承了他們前輩的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發動了變法維新的運動。他們曾運用學會、學堂、報紙等工具，向當時的知識份子群眾，進行了宣傳教育和組織的工作；他們企圖運用政權力量，自上而下地實行他們所想望的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並從而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當時的中國歷史條件下，戊戌變法運動是具有愛國主義性質和進步意義的。但這個運動主要的是代表了當時從地主官僚轉化過來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所以只能是一種軟弱的改良主義的運動。領導這個運動的人，看不見農民革命的力量，他們所企圖的都是用改良主義的辦法，來抵制農民的革命。他們和當權的封建勢力並不是根本對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統治勢力讓出一點位置來給新起的資產階級。這樣的脫離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軟弱的改良主義運動，註定了只能得到悲慘的失敗。
戊戌維新運動在當時社會中所起的思想啟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不久，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開始蓬勃地發展了起來，並戰勝了改良主義的思想。戊戌時期的維新派，到了後一時期，已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反對者，但是從歷史發展上看，應該承認，維新派在戊戌時期不僅向頑固的封建勢力作了猛烈的思想鬥爭，而且又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來證明了改良主義思想的破產，這就對於後一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發展，盡了前驅的作用。
七、 關於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這一個曾經震撼世界的［偉］大農民暴動，到今年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數不清的事實，證明了自義和團暴動失敗以來的半個世紀中，國際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人民的迫害，有加無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簡直達到了絕頂倡狂的時代。最近竟公然武裝侵略我們的臺灣並轟炸我們東北的領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樣，再來一次對中國人民的大屠殺與大洗劫。五十年前的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帶著狹隘與落後性的，這是在沒有無產階級領導時農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他之陷於失敗的悲劇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現在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已經是不可欺侮了，已經有能力來清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切血帳。
清算帝國主義的血帳，是紀念義和團最好的方法，也是我們編輯這部書的動機。為了清算這一筆血帳，我們把義和團的史料重新公佈出來。我們希望這些血淋淋的史料，會提起讀者對義和團的回憶，會幫助讀者從歷史上去認識帝國主義。會提高讀者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警惕，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八、 關於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一次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
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定了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的臨時約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奠定了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為此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開闢道路，功績是輝煌的，意義是重大的。
由於當時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資產階級有它的軟弱性，領導革命不能徹底，以致辛亥革命勝利之後，革命的果實反被北洋軍閥篡竊，既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也並未完成。這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這一套資料叢刊計10種64冊，共約2300余萬字[13]。它們的出版，為中國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海內外的研究者們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價值。但這套資料叢刊的編選，依然有著那個時代的局限。比如說，《鴉片戰爭》資料中，編者們對選自清人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認為是必要的刪節——將林則徐根據自己謫戍新疆時的親身經歷而對後進們所作的提防俄羅斯侵略的幾句諄諄告誡給刪略了[14]。
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從而引發了一場持續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關分期問題的大討論，三聯書店還為此出版了討論專輯[15]。據作者自己說，所謂分期問題，“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約八十年間的歷史應如何細分為若干階段，若干時期的問題。”究其本意，是想解決對相關歷史的敍述體系和內容結構的問題，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內容占了極大的比重，而關於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的敍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適當的地位”的缺點。而據作者的分析，這種缺點的產生，雖然有種種其他原因，但與既有的中國近代史論著中在逐一敍述若干重大事件時類似於“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很有關係，“因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選取突出的大事件來做敍述的主題，就會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見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從討論的結果看，作者的這一初衷似乎並沒有真正達到。因為作者在批評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極大比重的同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標誌來劃分時期，並提出在中國近代史中曾出現過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即太平天國為第一次，甲午戰爭以後到義和團失敗為第二次，辛亥革命為第三次。學者們的討論儘管在具體的分期問題上見仁見智，甚至各不相讓，但卻基本贊同了以階級鬥爭作標誌的“三次革命高潮”論。由此也可看出，這場分期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重要，本不在於具體時段的劃分，而在於提出了一種新的結構性詮釋體系，提出了一個統系全局的綱。至此，中國近代史的新的結構體系已趨於完備和成熟，不僅依舊是以晚清政治史為基本框架，而且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濃郁了。“八大事件”並沒有也不可能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從此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具體從事近代史教學的人士往往將“兩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並論，並以此作為對這一體系的簡略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按照新體系編寫的教科書陸續問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於1962年出版的《中國史稿》第四冊。《中國史稿》是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主編的一部歷史著作。其中的第四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由劉大年負責組織近代史研究所的有關人員編寫。《中國史稿》第四冊力圖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擁有眾多讀者的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敍事類似於紀事本末體，且內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點，決定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僅講政治事件，也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文化發展；不僅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講國內各民族在鬥爭中與全國的聯繫和相互關係。郭沫若曾盛讚這本不足20萬字的書，“寫得扼要、明確、流暢，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條紅線，像一條脊椎一樣貫穿著，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6]這部書當時是指定的高等學校教材，印數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響的近代史著作。
在專史研究中，則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和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最為深入（由於相關研究都已有專題論述，這裏不作細述）：
50年代初出版的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還是一種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體編寫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系根據當時所能找到的材料，對晚清時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壓迫中國，反對中國獨立，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比較全面和系統地加以綜合敍述”[17]。但此書所側重的還是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
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鬥爭，是晚清政治史中最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國才具備了深入研究的條件。由於農民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為舊式農民戰爭最高峰的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表2是筆者據《歷史研究》創刊後40年間發表的有關晚清政治史論文所作的分類統計。從中不難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發表的論文中，有關太平天國的竟占到58%，遠超過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著不解之緣。政治史是歷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內容，而政治史的一個顯著的重要特點，就是離不開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動。如果說晚清歷史是一個大舞臺，凸顯的前臺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躍於前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物件。由於文革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日益加重的革命史色彩，對晚清人物的研究有著過於偏重革命營壘的傾向，而對統治階級也即所謂反動營壘中人物的研究則是很不夠的。筆者據《中國近代史論文資料索引1949-1979》[18]所搜集的材料進行了如下的一番統計：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在國內各主要報刊（含高等院校學報）發表的有關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國時期）的論文、資料中，篇目最多的是關於孫中山的，計453篇，其中文革前發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為集中，也即其誕辰90周年的前後。其次是有關李秀成的，計306篇，主要集中於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發難，攻擊其為“叛徒”以後。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計137篇，各時期都有，而主要集中於1974-1975年間，也就是“評法批儒”高潮時期，這是因為他在此期間被“四人幫”封為“法家”的緣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為序，括弧中為論文或資料的篇目數）：洪秀全（93）、秋瑾（70）、龔自珍（62）、林則徐（58）、石達開（56）、梁啟超（52）、嚴複（50）、康有為（45）、魏源（41）、譚嗣同（40）、詹天佑（38）、楊秀清（36）、陳玉成（29）、曾國藩（22）、袁世凱（22）、張謇（22）、李鴻章（20）、洪仁玕（20）。
這其中，詹天佑並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於他對鐵路事業的貢獻；龔自珍主要是因其詩文；張謇則是由於他的辦實業。若除去這三人，則太平天國人物占了壓倒多數。在晚清權傾一時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的排名都很靠後。另外，晚清大吏中，以興辦洋務著名的張之洞有19篇；而與曾國藩、李鴻章齊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發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發表於1978與1979年）。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1966年以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左”的路線越演越烈，正常的歷史研究幾乎已無法開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時期中俄關係史的研究（詳見有關專史研究的介紹）。至於在1967年為配合批判《清宮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讚頌義和團、紅燈照的文章，為配合“批林批孔”而陸續發表於1974-1976年間的有關太平天國反孔鬥爭的文章，都已不屬於嚴肅的歷史研究的範疇了。
（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結束以後，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和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開始“撥亂反正”並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首先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身歷史的形成（到目前為止的50年已遠遠超過民國史的38年），越來越多的人贊成1840-1949年的歷史為統一的中國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雖然仍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作為清代史之組分的固有屬性已愈益顯露，與清代前、中期史的聯繫也有所加強，而與民國史的區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討論近代史分期時，參與討論的學者們或是盡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時間作為分期的節點，或是雖用作節點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敗和袁世凱的上臺而絕口不提清帝的遜位，現在卻成了心照不宣、不證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據。90年代初陸續出齊的十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編），已正式將晚清史納入其體系之中，其中的第七、第九兩卷為晚清政治史的專卷。範文瀾編寫、蔡美彪等續編的《中國通史》（十卷本），本已撰寫到清代嘉慶朝為止，現也決定續撰晚清史部分，並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國第一部大型綜合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歷史》卷中，根本就沒有《中國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將有關內容分別納入《清史（下）》和《中華民國史》的門下。
但中國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據，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道理很簡單：人們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對所見所聞和所傳聞之事依然有著足夠的興趣，而晚清離我們畢竟還不夠“遠”；更重要的是：自18世紀末葉西方工業革命以來，曾經是落後的西方（西歐、北美再加上後起的實際上位處東方的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地區，而這一基本態勢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迄今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
同是晚清史，從近代史的角度與從斷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區別的。從斷代的角度看，晚清對於大清王朝來說，已是巔峰過後的下坡，是“盛世”之後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沒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卻是相對於“今”而言，從近代史的角度審視晚清史，研究者著眼于現實，更看重的是與現實密切相關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與發展。正如劉大年所指出的：我們的近代史研究，應該反映時代發展中人們需要知道的與現實相關的過去。如果不這樣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說過的，“他們是在回答誰也沒有問過他們問題的聾子”[19]。
1978年以後，也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為活躍的時期。隨著一批研究單位乃至高校相關學科專業的恢復和創建，隨著有關學術刊物的增多，隨著各種大中小型的學術會議的召開，學者間的學術交流空前活躍，大量的論文和著作得以發表和出版。這些論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寫就而由於種種原因積壓下來的，新撰寫的論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積累的成果。
在這些論著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冊1978年，第二、三冊1984年），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質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國史稿》第四冊，在寫作中大體採用了原有的框架，對這一段歷史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看法，但通過大量史實的補充，強化了《中國史稿》第四冊的那些基本觀點，克服了原書“有骨頭無肉”的缺憾。而且每一個時期各有總評，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本書只出了前三冊，敍述的內容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01年《辛丑合約》的訂立，比原計劃寫到1919年五四運動少了近20年。但它對晚清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的60年歷史的敍述已較為完備了。
胡繩於1981年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則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論編寫的。在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說的“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的機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論點：
太平天國時期是“強盜結義”，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維新和義和團時期，還是“強盜結義”，而“秀才”已開始跡近“造反”，不過“秀才”是不願把自己捲入“強盜結義”中的。到了同盟會時期，已是“秀才造反”為主，而且“秀才”還想運用“強盜”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時期形勢的不同，就發動力量來說，基本上就是這樣。當然，所謂“強盜”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階級含義的。[20]
出於對其既有體系的維護，胡繩還在《序言》中強調：“本書不認為有理由按照‘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線索來論述這個時期的進步潮流。”胡著確系大手筆，“條分縷析，議論恢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對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及對廣大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產生重大影響。”[21]然而這部著作也繼承了作者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過分強調“中外”反動派相互勾結共同鎮壓革命的原有觀點，不加辨析地繼續將“中外同心以滅賊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協力鎮壓太平天國）錯誤地理解為與外國侵略者“同心滅賊”，同時也繼續將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對外宣戰，“幾乎描寫為極其機智地借刀殺人的惡毒策略” [22]，這就多少削弱了這部著作應有的力度。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加之與港臺及海外的學術交流，近代史既有的體系也受到了衝擊與挑戰。人們已不再滿足於中國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狀況，對現有的框架模式與相關的結論，也試圖予以突破。
首先是在理論方面的探討，集中表現在對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線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來表述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由於文中主要論述了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等三段“重要歷程”，所以這一觀點又被稱為“三個階梯”說，並得到相當一部分學者的贊同。這一觀點發展到後來，則是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本身，也即所謂“兩半”論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從資本主義發展，從近代化、工業化的角度看，“三個階梯”說有其合理之處，或可補“三大高潮”論的不足。但“兩半”論本身還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顯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的一面，但同時也隱含了半獨立半資本主義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樣也為發展資本主義，為實現近代化、工業化的另一目標提供了根據。
我們注意到劉大年先生近年來在多種場合對“兩個基本問題”說的表述：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們得出了一個概括，一個明確的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問題，一是民族不獨立，要求在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二是封建統治使中國社會生產落後，要求實現工業化、近代化。這個概括來自種種具體問題的研究，它合乎歷史事實，而又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觀察今天的現實。[23]
“兩個基本問題”說——這是在新的認識基礎上的整合和重新統一。
其次是相關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寬。具體表現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領域的研究得到加強：經濟史、軍事史、社會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漸次展開並各有成就。
與晚清政治史密切相關的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視。曾因“左”的思潮衝擊被迫中斷的《帝國主義侵華史》課題，也於20年後的1978年重新上馬，並於1986年出版了第二卷（從甲午戰後到五四運動）。沙俄侵華史、日本侵華史等專題研究也相繼取得成果。
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統治階級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強。對於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不僅都有研究專著和大量研究論文，而且還出版了他們的文集。此外，對清廷樞紐人物如恭親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對湘淮軍的集團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對被簡稱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專題研究也在繼續深入。
太平天囯的研究曾是成果最豐的領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災”最烈的“重災區”。早在文革前，就已有著過分拔高農民起義，且以太平天國比附共產黨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問題發難，又傷害了一批持不同見解的學者。文革中，“四人幫”更是利用太平天國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國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楊秀清、石達開，也和李秀成一樣，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義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詩，也在唐山大地震後被“四人幫”作為鼓舞人心之用。對此，近代史學界的學者們早就蹩足了一股氣，所以太平天國研究的最早“復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太平天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召開。一時間，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現了一派鬧熱的景象，曾有人為此戲言：“研究太平天國的人簡直比太平軍還要多”。但隨著近代史其他領域研究的陸續開發，眾多人一轟而上擠在太平天國領域的現象很快得到了克服，研究的熱點也漸次後移。因此，當太平天國史專家王慶成後來在英國發現《天父聖旨》《天兄聖旨》等寶貴太平天國文獻時，雖也曾引起近代史學界的震動，但有關文獻卻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關的研究也沒有得到什麼反響——熱點已過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孫中山的研究繼太平天國後成為新的熱點，這與海外及臺灣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的加強也有一些關係。除報刊論文外，還出版了一些極有分量的學術專著，如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沖及、胡繩武編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等。
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深入，洋務運動的研究也開始“熱”起來，對研究物件——洋務運動本身的評價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務運動是進步運動，有著愛國的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質上，洋務運動與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一樣，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運動，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線說，也即“三個階梯”說，與“洋務運動熱”是密切相關的。
對於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專題研究，因頭緒較多，不再一一細述，茲據《歷史研究》所載論文的情況，列表分析如下：
表2 《歷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專題研究狀況（1954-1993）
相關專題 1966年前 所占% 1974-
1983 所占% 1984-
1993 所占%
兩次鴉片戰爭 5 4.42 4 3.31 10 7.41
太平天國 65 57.52 37 30.58 17 12.60
洋務運動 2 1.77 16 13.22 34 25.18
戊戌變法 13 11.50 6 4.96 15 11.11
義和團運動（及其他） 4 3.54 6 4.96 7 5.19
辛亥革命 22 19.47 42 34.71 51 37.78
帝國主義侵華 2 1.77 10 8.26 1 0.74
總計 113 99.99 121 100.00 135 100.01
據《〈歷史研究〉目錄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專題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則系按時期排列。現已盡可能地作了歸併，以利對比。
《歷史研究》自1954年創刊，1967年停刊，1974年復刊直至今天，雖有月刊、雙月刊的反復變化，但其對於研究論文的容量還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可用來進行一些比較。
首先，有關晚清政治史論文的總量：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約12年，發表有關論文113篇；1974年復刊至1983年的十年，計發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的十年，計135篇，略呈上升趨勢（需要說明的是，《〈歷史研究〉目錄索引》中，無論是按專題或是按時期劃分，都有一些論文不屬於或不純屬於晚清政治史的範圍。本表的統計中只剔除了那些明顯不屬於政治史的論文）。
兩次鴉片戰爭：在三個時期均非熱門，但在1984年後略多。呈上升趨勢。
太平天國革命：由文革前的第一熱門（幾占總數的三分之二）逐漸轉冷，1984年後退居第三（已不足七分之一）。
洋務運動：由冷轉熱，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後已躍居第二（四分之一強）。
戊戌變法：熱——冷——熱，除文革期間一度受冷遇外，穩定在11%左右（九分之一）。
義和團運動：始終未能成為熱門。
辛亥革命：穩定上升，由文革前的居於第二（但只占五分之一），上升為第一位（近五分之二）。
帝國主義侵華：居於末位。由於有些論文已歸併到各相關時期，這裏主要是屬於總論或按邊疆地區分類的部分。但其在文革期間顯然曾“熱”了一下，這與當時反對社會帝國主義霸權的政治背景有關。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我們可以大略地將其歸結為“三少三多”或“三弱三強”，即：在整個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對減少變弱，其他專史研究相對增多增強；在近代政治史領域的研究中，熱點也在逐漸後移，即移向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對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對革命運動、革命者的研究減少，而對統治階級、統治集團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權力的演變等的研究得到增強。
應該說，這些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是研究深入發展的應有之舉。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現過一些不和諧音。主要是在一些研究者的價值取向上，逐步趨向文化保守主義實即政治的保守主義，從而反對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範圍來說，不但太平天囯、義和團，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錯了，弄糟了。對統治集團中人物，也有的研究者並不是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評價，而是做起“翻燒餅”式的翻案文章。如對曾國藩，說是要推翻範文瀾加給曾國藩的污蔑不實之詞，“所謂曾氏是鎮壓革命力量的劊子手的罪名難以成立”，“曾國藩不但沒有‘賣國投降’，而且顯示了不顧個人屈辱而為國宣勞的愛國情懷”，等等；又如對李鴻章，不贊成將其一概罵倒，因為不論是其他什麼“鴻章”上臺都無法避免他的命運，這當然是對的，實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說，看完了李鴻章的全部材料，幾乎找不到他的一條缺點，這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了。
但不管怎麼說，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現出的多樣性甚至某種不確定性本身還是一件極為可喜的事情。從論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無比正確和必然性，轉而“翻燒餅”，進而再平實地研究和敍述歷史，這是認識上的飛躍。歷史學本是一門求實的學問，即使不用某種分期或敍述體系，只要採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照樣可以把歷史解說清楚的。
一位智者說過：“某些事件只走一條路，並非因為它們不能走另一條路，而是因為它們絕對不可能倒退回去。”[24]循著這一思路，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某些歷史事件有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結局，並非說這就是“必然”的不可變更的，而恰恰在於我們已不能倒退回去。人們在創造著自己的歷史，但人類今天的活動將把我們自己引向何處，現代的人們也未必能確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將因這種不確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將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這並不是說，晚清政治史如什麼“大餅”或“大錢”之類可任意翻轉或隨意排列，而是說它可以不時地凸現出它先前不為人知或不為研究者所重視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注釋：
[1]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回顧》（見其所著《追求集》第109-134頁）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狀況報告》（未刊稿），特此致謝。
[2] 張元濟：《戊戌政變的回憶》，原載《新建設》創刊號（1949年9月8日），《新華月報》創刊號（1949年10月）轉載。
[3] 參見範文瀾：《女革命家秋瑾》，《中國婦女》1956年第8期。
[4]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橫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0頁。
[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毛澤東選集》（橫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頁。
[6] 毛澤東：《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頁。
[7]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頁。
[8] 範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一）》（1955年），《範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頁。
[9]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橫排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頁。
[10] 按：新華社於1950年7月1日發出的《中國科學院半年工作概況》的新聞稿中提到，中國科學院在成立之後的半年中，“先後合併了華北大學研究部，接管了前北京［北平］研究院各所、前中央研究院各所、前中國地理研究所、前靜生生物調查所、前西北科學考察團等二十四個單位。”“……在中國科學院之下暫分設：近代史、考古、語言、社會、近代物理、應用物理、物理化學、有機化學、生理生化、實驗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類、地球物理等十三個研究所，一個紫金山天文臺，一個工學實驗館，各所、台、館負責人員，業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三十三次會議通過任命。”參見《新華月報》1950年8月號，第923-924頁。
[11] 參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九種：義和團》翦伯贊序言，神州國光社1951年3月初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編者序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初版。
[12] 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各種資料的《序言》、《敘例》或《題記》，不再一一注明。
[13] 按：這套叢刊中的另一種《第二次鴉片戰爭》（計6冊約250萬字）遲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 按：被刪略的有關記載是：“時方以西洋為憂，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