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在黃海進行了一場具有重要影響的主力決戰，其結果是日本海軍奪取了黃海制海權，陸軍得以佔領朝鮮全境並開始侵入中國本土。110年後（2004年）的同一天，來自中國大陸和台港地區及日本、韓國、美國的近百名專家學者聚會山東威海，要討論的問題當然不僅是影響中日甲午戰爭進程的黃海海戰，而是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全方位地審視整個甲午戰爭，檢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由來、經過、後果及其影響。此次“甲午戰爭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由中國史學會、山東省歷史學會和威海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甲午戰爭研究中心、威海市劉公島管理委員會和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聯合承辦。在為期3天的會議上，共有近60篇論文參加交流，內容涉及甲午戰爭的背景、經過、影響及相關人物和史料等各個方面。下面撮要作一綜述。 

一 

在有關甲午戰爭的研究中，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大陸政策”、思想淵源、戰爭準備，以及中國方面對日本侵略企圖的認識和應對措施，歷來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問題。 

在此次會議前不久，《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發表了研究甲午戰爭的著名專家戚其章先生的論文《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對該刊2000年第1期發表的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亞洲主義》一文提出批評。戚先生認為，盛文提出日本人亞細亞主義產生於幕府末期的說法沒有根據，所謂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攘夷輪”、“合縱連橫論”等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更是站不住腳；19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出現的“興亞論”或“興亞策”也不像盛文說的“含有一定的客觀歷史進步因素”，因為在“興亞論”的表述上儘管因人而異，但萬變不離其宗，其實都是以“大陸經營”為根本出發點，故毫無可肯定之處。戚文的結論是：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對華侵略擴張思潮是以直接“佔領中國”為目標，而甲午戰後出現的“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乃是一種指導日本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與西方列強爭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論”。此次與會的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名譽教授伊原澤周就盛文和戚文發表了看法。在其文章《甲午戰爭與大亞細亞主義的關係——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一文讀後》中，他在比較了兩人的主要觀點後，明確表示完全贊同戚先生所論，並就戚論尚未涉及的問題作了補充。他首先概括了“亞洲主義”的內涵，並據此認為，把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攘夷論”、“興亞論”、“亞洲同盟論”、“中日連攜論”等都歸結為“亞洲主義”的說法不妥。伊原先生指出，“亞洲主義”或“大亞細亞主義”是一個將各種主義、各種思想混同在一起的東西，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是其形成期，至歐戰時期開始“定型化”和“明確化”。由於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主流是玄洋社、黑龍會的極端國粹主義，而玄洋社、黑龍會又是與日本軍部聯在一塊的，因而是有侵略性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就是在“大亞細亞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發展的結果。 

日本方面不論是官方還是學術界，一直有人在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辯解，甚至否認這是一場侵略戰爭。2003年4月3日，日本外務省根據《情報公開法》的規定公開了1951年1月編寫的題為《日本外交的過失》的調查記錄，並于同年5月6日公開了外務省有關人員對此調查記錄的評論、感想及相關資料。其中反映出的基本觀點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與日清、日俄戰爭無關，不是明治時代所留下的“遺產”，而是“違背”明治時代的結果。《日本外交的過失》對歷史的認識，尤其是“明治榮光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迄今日在日本已廣泛存在，並非外務官僚所獨有。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名譽教授中塚明為此特作《〈日本外交的過失〉與日清、日俄戰爭——圍繞近代日本的歷史認識》一文，指出上述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的特徵是：第一不觸及日清、日俄戰爭中日本侵略朝鮮、中國的實際情況，第二是對朝鮮、中國的抗日民族運動的實際情況及其歷史意義毫不過問。在日清、日俄戰爭中，日本一直“密切關注列強的動向，小心謹慎地推進其內外政策，但對朝鮮、中國採取的卻是粗暴踐踏其民族主權的政策。他們甚至還做出了事實上否定日本政府對內外宣佈的戰爭目的的行為，佔領朝鮮王宮等就是典型事例；並且他們還將這些事實隱藏起來，任人們將其忘卻”。根據目前已發現的史料，可以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日本公開發行的戰史存在歪曲事實真相的部分，近代日本的歷史是被系統偽造過的歷史。中塚先生認為：“挖掘歷史的真相，始終堅持忠於史實的態度比什麼都重要，但近代日本在這一點上做的遠遠不夠。”其實，日本人偽造歷史早在發動甲午戰爭時就已經開始了，如當時由日本隨軍記者編寫的戰況報導《日清戰爭實記》，就多有不實之處，甚至有不少情節是按照日本大本營和軍部的意志偽造的，大力宣傳日本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正義之戰”。齊齊哈爾大學歷史系劉恩格教授和王曉梅合撰的《評〈日清戰爭實記〉》對此作了詳盡的分析。 

日本之發動甲午戰爭，有其深遠的侵略思想淵源。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渠長根的《幕末、明治時代日本侵華思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甲午戰爭的因與果》一文梳理了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侵華思想，指出從豐臣秀吉開始向中國擴張的舉動並產生了並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飛論”和佐藤信淵等人的“宇內混同”思想；在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逐步醞釀、形成了以大陸政策為主體的日本侵華思想，並最終導致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就其思想淵源而言，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即傳統的封建擴張意識、極端民族主義的擴張意識和近代殖民主義的擴張思想。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臧運祜則從近代日本的亞太政策這一角度，結合其演變過程，對甲午戰爭進行了考察和定位。他在《甲午戰爭與近代日本的亞太政策》一文中指出，近代日本對於亞太地區的政策，幾乎就是其對外政策的全部；它在時間上延續了近百年，表現形式就是其“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由於歷史、現實和地緣上的原因，中國始終是日本亞太政策的核心部分。幕末時期，以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為代表人物，在攘夷思想中產生的“海外雄飛輪”初步勾畫了近代日本向亞太地區擴張的戰略；明治初期，日本統治集團內部興起的“征韓論”、“征台論”，以及在此基礎上伴隨著對於朝鮮、琉球、中國臺灣的擴張行動而初步形成的“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標誌著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萌芽。而掃除在亞太地區繼續實施這一政策的障礙、打破“華夷秩序”的束縛，並經由滿洲、臺灣，最終指向中國，則是日本在既定的亞太政策的背景下發動甲午戰爭的必然選擇。 

為發動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日本在甲午戰前進行了長期充分的戰爭準備。齊齊哈爾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彥的《論甲午戰前日本的總體戰準備》一文指出：甲午戰前，日本為打敗中國進行了充分的總體戰準備。所謂總體戰，就是國民總動員，具體內容一是軍事準備，如以中國為目標擴充軍備和制定周密的作戰計畫；二是國民動員，即向日本國民進行戰爭的思想動員、物力動員和兵力動員。從一定意義上講，日本在戰前所進行的較充分的總體戰準備是戰勝中國的重要因素。 

實際上，中國方面對日本的侵華野心早有警覺，清政府籌辦海防主要就是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馬列所教授孫占元的論文《論清政府籌辦海防》，考察了清政府為防御日本侵略而籌辦海防的具體過程、內容和結果，認為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後，清政府在對台佈防和與日本交涉退兵的過程中，逐步意識到了加強海防的重要性，於是出現了以防日為主題、以購置鐵甲艦為實質性內容的海防議，1885年又作出“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的決策，終於建成實力一度超過日本海軍的北洋艦隊。但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後，清朝統治者陶醉于一時，竟然止步不前了，結果實力很快被日本海軍所超過，敗於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南京海軍指揮學院教授史滇生的《北洋海軍和甲午戰爭前的中國軍事變革》則認為，北洋海軍的興衰成敗是甲午戰前中國軍事變革的縮影：一方面，北洋海軍的成軍集中展現了甲午戰爭前中國軍事變革在實現“船堅炮利”、教育訓練、軍制變革、作戰方式革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北洋海軍的覆沒也暴露了甲午戰前中國軍事變革的缺陷，即沒有緊緊把握機遇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跟上世界軍事變革的步伐，沒有先進的軍事理論作指導，沒有實行相應的政治、經濟變革與之配合。甲午戰爭是對洋務運動以來中國軍事變革的一次檢驗。 

以往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多是以中、日兩國的活動為主要研究物件，而對朝鮮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朝鮮東學黨農民起義是甲午戰爭爆發的導火線，在甲午戰爭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韓國圓光大學助教授朴孟洙的《第一次東學農民戰爭和農民軍的動向——以東學的南、北接問題為中心》，對東學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教祖伸冤運動和東學農民戰爭的核心目標——“斥倭洋”思想的內容及形成過程，第一次東學農民戰爭期間農民軍的動向進行了全面考察。朴先生根據新發現的史料，經過深入研究後發現，以往認為東學党第二代教主、北接領導者崔時亨反對南接接主全琫准領導的第一次東學農民起義的“南北接對立說”，是由於史料不足和史料誤讀所致。新的史料證明，第一次東學農民起義時，南北接在慶尚道、忠清道、全羅道各地是同時烽起的，領導者不僅有全琫准，崔時亨也發揮了重要的督導和指導作用。到第二次東學農民起義之前的1894年8月為止，南北接之間一直相互協作，緊密地維持一定的“聯絡體系”。朴文還特別提到，日本佔領朝鮮後，對東學農民軍乃至一般的東學信徒進行了血腥鎮壓，從1894年11月到1895年3月，被日軍殺戮的東學農民軍至少有5萬名。 

此外，甲午戰爭前列強的在華活動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王家儉的《甲午戰前英國之“中國艦隊”在華活動》一文，即對英國之“中國艦隊”(China Station)自1844年成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撤退為止的編制與兵力作了詳盡的考察，並指出“中國艦隊”的活動“匪僅關係於遠東的國際大局，而且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商務等密切相關”。具體而言，“中國艦隊”對中國海軍及海防即有重要影響，如清政府初創海軍時參與策劃“李——阿艦隊”並出任艦隊司令的阿思本(Sherard Osborn)和兩度被李鴻章聘為北洋海軍總查的琅威理(W.M.Lang)均曾在“中國艦隊”任職。甲午戰爭前夕的1894年5月，李鴻章還曾三次會晤“中國艦隊”司令斐利曼特而(E.Fremantle)，希望借助英國對抗或威懾日本，“可是事實證明，此事絕無可能，因為國際間都以自身的利益為其優先，而非單方的一廂情願”。遺憾的是，王先生限於資料及時間，未能論及“中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的活動及影響。 

二 

甲午戰爭期間的和戰之爭，直接關係到清政府的對日戰略決策的確定，與甲午戰爭的最後勝敗關係甚大。然過去的研究皆著眼於帝后黨爭，並視和戰之爭與帝后黨爭為一回事，甚至以籠統的帝党主戰、後黨主和來論是非。戚其章先生在《甲午和戰之爭再探討》一文中，以大量翔實的史料重新梳理了和戰之爭與帝后黨爭的區別與交集，全面修正了長期為學者所接受而他本人亦曾信之不疑的傳統觀點。他指出，早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一個多月，面對日本在朝鮮的挑釁，清政府就已經出現了主和與主戰兩種主張的爭論，而當時不僅光緒主戰，慈禧也作出了主戰的姿態；直到戰爭爆發後，帝后黨爭才開始以樞臣與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問題而展開，主要的鬥爭形式則是和戰之爭；到1894年底，帝后黨爭以帝黨抵制後黨議和方針的失敗告一段落，但和戰之爭還在繼續，並隨著清政府的乞和及《馬關條約》的簽訂達到高潮。戚先生的結論是，和戰之爭與帝后黨爭並不是同步的，主和與主戰也不完全以帝后兩黨為分野；主和不一定全錯，主戰也不一定全對，判斷其性質須考慮到時間與條件，並以實踐及其效果為標準。 

探討“和戰之爭”的文章還有齊齊哈爾大學歷史系邢麗雅教授和劉淑梅女士合作的《論甲午之戰的“戰和之爭”》，其論述重點是官僚士大夫階層對和戰的態度。該文認為，在甲午戰爭的和戰之爭中，多數官僚士大夫是主戰的，而他們對主和、妥協論調的批判，一般說來也是有理有據、具有說服力的，但由於當權者一味主和，致使他們的正確主張不能實現，從而導致戰爭的失敗。煙臺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俞祖華和他的研究生劉虹對主戰的學者、文官王懿榮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在《王懿榮與甲午戰爭》一文中，對王懿榮在甲午戰爭中的主張、行為、政治傾向及他對戰爭失敗原因的看法等問題進行了論述。他們指出，戰爭爆發後，王懿榮積極主戰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並主張停止糜費、集中力量、任用賢人、抗戰到底。而且他的主戰主張並不僅僅限於空談，還積極謀求付諸行動，曾上疏力求回籍興辦團練以御倭寇。王懿榮作為甲午戰爭的主戰者，其主張與當時的主戰派相當接近，而且在行動上也不自覺地融入了主戰派的活動之中。至於身處戰區的地方大員，文登師範學院教授于敬民的《甲午戰爭時期的李秉衡》認為山東巡撫李秉衡是主戰而堅決反對議和的，並對他在甲午戰爭中的言行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清政府邁出與日本議和第一步是從派遣德籍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赴日開始的，目的是直接向日本政府探詢媾和條件，結果卻無功而返。關於德璀琳赴日求和的背景、經過及後果，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博物館周愛民館員的《從德璀琳赴日看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避戰求和》一文作了深入考察，認為德催琳赴日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避戰求和的序曲，它雖然是低調的，卻將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軟弱可欺及迫切求和的心態暴露無遺。此次求和失敗後，清政府又派戶部侍郎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代表赴日議和，但再次遭到日方拒絕。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吉奎先生的《甲午戰爭時期的張蔭桓》重點探討了張蔭桓在甲午戰爭中的活動和作用。李文認為，張蔭桓是總理衙門中惟一有外交歷練、熟悉洋情的大臣，而且勇於任事，不懼煩勞。但格於內外形勢，他先是奉命赴日議和被拒，《馬關條約》簽訂後雖參與了為對日賠款而進行的借款交涉，以及談判中日通商新約等，卻始終無法展示其外交才能和政治抱負，因此沒有更多作為。為推動對張蔭桓的進一步研究，《歷史研究》編輯部任青、馬忠文副編審特撰《張蔭桓甲午日記稿本及其價值》一文，詳細介紹了分藏於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和常熟博物館三處的四冊張蔭桓甲午日記稿本的基本情況。該文認為，這些手稿雖有殘損，內容卻極為重要，其中多有涉及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朝局內幕的動態，特別是對甲午後期對日議和活動的記載，系當事人最原始的記錄，揭示了當時局外人難以知曉的內幕秘密，史料價值珍貴，是研究甲午戰爭史的重要資料。 

在張蔭桓、邵友濂赴日乞和的隨員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作為頭等參贊的伍廷芳。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禮恒教授的《甲午戰爭前的交鋒——伍廷芳與中日長崎事件》一文，考察了甲午戰前伍廷芳在處理中日長崎事件中的表現，並給予了相當正面的評價。他認為伍廷芳作為李鴻章的外交顧問，在處理長崎事件的過程中制定了靈活機動的外交原則，指導了中日兩國的外交談判，為中國贏得了甲午戰前惟一的一次對日外交勝利。長崎事件雖然僅是中國近代外交活動的冰山一角，但由此卻能體現伍廷芳靈活機動的外交風格，展現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和日本學者村田雄二郎依據伍廷芳在對日議和中的表現，為其勾畫出的又是另外一種形象。他們提交的論文《甲午戰爭研究中一個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機密檔案中的伍廷芳》，根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的機密檔案，對伍廷芳在對日議和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與日本外交官的密切接觸的細節問題進行了深入地考證和分析。他們指出，伍廷芳在隨張、邵赴日議和期間曾與伊藤博文有過兩次私下會談，伊藤“給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內心深處產生了對日本的許多好感”；此後又隨李鴻章赴日議和，參與簽訂《馬關條約》，對侵略者日本非但沒有憎恨與嫌棄，反而通過談判增加了好感，企圖依賴日本之勢力與光緒皇帝為首的清政府討價還價；回國後，伍氏又向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及駐京公使林董多次提供情報，揭示清廷上層帝后兩党及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的矛盾與分歧，還試圖借日本戰後之威力來恢復李鴻章在戰爭中失去的權力和地位。文章分析了伍廷芳向日本提供情報的原因，認為主要是受到了李鴻章等人政策之影響，以及伍氏本人對封建制度非常厭惡和對日本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所致。 

關於李鴻章在和戰之爭與帝后黨爭中的角色和作用，近年來的評價已在逐漸發生變化，但總體上仍是褒貶互見。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員翁飛的《也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責任》一文，對李鴻章的戰爭責任問題進行了更深一層次的探討。他通過近年來整理李鴻章的奏稿，從相關折、片及其後面所附的朱批或寄諭中，比較全面地把握了李鴻章當時對朝廷在內政外交方針上所正式提出的政策或對策性建議，以及最高當局的決斷。他指出，從甲午戰爭爆發到馬關和談，李鴻章收到的彈劾可謂不計其數，但慈禧、尤其是光緒並不是一意回護李鴻章，而恰恰是李鴻章在戰前、戰時和戰後都忠實地執行了朝廷的旨意，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在具體執行時沒有自己的傾向。在中日議和過程中，“李鴻章以過去久主交涉，情形熟悉，關係亦廣，向為外國所重，故亦不能置身事外”。而日本方面對李鴻章一味避戰求和、妥協退讓的性格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堅持要李鴻章作為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以使他們的陰謀和貪婪野心得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李鴻章不僅做了清王朝最高當局的替罪羊，同時也是日本方面推卸戰爭責任的一具玩偶。大連市近代史研究所的王珍仁副研究員則重點探討了李鴻章的外交思想。他在題為《論李鴻章的外交思想——以對日對俄為重點》的論文中指出，李鴻章作為中國洋務運動的主將，主持朝政外交30餘年，然其結局總是讓國家飽受列強之辱。究其原因，李鴻章對外奉行的是儒家“忠、信、篤、敬”原則，又時時處處不忘“以夷制夷”，主張息事寧人。在李鴻章把持清朝對外交往的過程中，其對日、俄的態度不論是“聯日”還是抑日或“聯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為主旨的。但綜觀晚清時局，李鴻章外交思想的失敗，又是社會歷史的必然。 

三 

戰爭是在戰場上決出的勝負，因此有關甲午戰爭中的陸戰與海戰歷來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或許正因為如此，提交此次會議的這方面論文反而不多。 

有關甲午陸戰的論文，僅有大連民族學院關捷教授的《甲午析木城之戰探微》和《甲午大平山爭奪戰述略》兩篇，探討的是甲午戰爭中清軍為保衛遼南戰略要地海城和後來為規複海城而進行的關鍵兩戰。文章在詳細敍述、分析了這兩次戰鬥的過程後認為，析木城之失，主要是清軍互不統屬，未能協同作戰，而日軍除指揮統一、各部配合、士氣較高、武器精良外，還克服了長途行軍、官兵疲憊、嚴寒季節作戰等不利因素；大平山爭奪戰則對中日雙方都很重要，中國通過此戰拖延了日軍實施遼河下游作戰的計畫，而日軍則為發動遼河下游作戰掃除了障礙。 

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連遭敗績，直至全軍覆沒，並最終鑄成了中國的敗局。百餘年來，人們從各個方面、各種角度探討北洋海軍失敗的原因，而用力最多的研究方向無疑就在海軍海戰本身，其內容包括戰略戰術、武器裝備、官兵素質、戰場指揮等，且已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遺憾的是，對於北洋海軍作戰具有重要影響的後路保障問題，卻長期缺乏系統的專門研究。海軍航空工程學院蘇小東教授和陳美慧講師合撰的《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後路保障》一文對此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指出北洋海軍作為一支近代化的海上武裝，其“前路”艦隊的一切行動均離不開“後路”保障，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後者還對前者作戰勝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該文重點考察了甲午戰爭期間對北洋海軍機動力、續航力、戰鬥力及其恢復影響較大的煤炭補給、彈藥供應、裝備維修等三個方面的保障需求與能力，並兼及其它相關內容，通過厘清具體保障過程和基本史實，對後路各項保障與綜合保障的效能及其對北洋海軍作戰的實際影響進行了評估。事實證明，北洋海軍的後路保障內容雖然應有盡有，惟因管理體制並未實現近代化，以致戰時無法形成對前路的強有力的支持。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後路保障某些方面存在的問題或許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嚴重，但總體上確實不能適應近代海戰的需要。 

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以橫陣迎擊日本艦隊的單縱隊，學者對此一直褒貶不一。美國學者紀榮松先生的《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探析》一文，從當時使用的操典和相關號令入手，並引用歐、日有關史料對北洋艦隊陣形的描述，首先確定“經遠”、“來遠”兩艦的準確位置分別在“定遠”左側和“鎮遠”右側，進而分析北洋艦隊10艦在接敵時是由雙魚貫陣變化為一字雁行陣，即“定遠”、“鎮遠”兩艦之後的每小隊兩艘同型艦分別向左右兩翼展開。從理論上來講，採用橫陣可以使“定遠”和“鎮遠”兩艦的主炮與沖角並用，但因兩艦船速太慢，兩艦沖角實際上並沒有發揮作用，相反卻使處於左右翼端的弱艦極易受敵攻擊而他艦無力相救。而且採用橫陣是丁汝昌、劉步蟾臨時起意，各艦默契不足，致使清軍在海戰中處於劣勢。紀文在考證中推陳出新，但尚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如丁汝昌在海戰報告中明確說接敵陣形為夾縫雁形陣而非一字雁形陣，變陣時各小隊兩艘同型艦分別向兩翼展開的說法與各艦的實際排列順序並不完全相符，也與丁汝昌戰前下達的各小隊兩艦須在一起協同作戰的指令不符。這些都沒有合理的解釋。 

日本艦隊雖然取得了黃海海戰的勝利，但自己也遭到了重創，如旗艦“松島”被擊成重傷，幾乎完全喪失了指揮能力和戰鬥能力。那麼，“松島”究竟是被北洋艦隊那艘軍艦擊傷的？大連圖書館日本文獻資料館冷繡錦館員的《黃海海戰“松島”艦受擊初探——從木村浩吉的回憶分析“松島”艦被擊真相》對此進行了考證。冷文根據“松島”艦水雷長木村浩吉大尉的回憶錄，確定“松島”是被北洋艦隊“平遠”艦兩次擊中的情況下，又被“鎮遠”艦擊中關鍵的一炮，最終失去了戰鬥力。 

北洋海軍中的洋員也大多參加了黃海海戰，其中職務最高的是北洋海軍總查德國人漢娜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但以往對他的研究不多，評價也不高。山東社科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戚海瑩的《甲午戰爭中的德籍洋員漢娜根》一文對漢娜根其人及其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作了全面評述，首先肯定其在長期受聘參與北洋海防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然後著重敍述了他在甲午戰爭期間的突出表現。例如，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漢娜根主動要求搭乘“高升”號運兵船去朝鮮察看形勢，並在“高升”號事件後積極作證揭露日軍的殘暴罪行；豐島海戰後受聘為北洋海軍總查，莊黃海海戰中協助丁汝昌、劉步蟾指揮作戰，因功賞加提督銜；海戰後又向李鴻章和清政府提出“趕練新軍以備大戰，添購船炮以固海軍”等一系列建議和計畫，可惜沒能付諸實施。因此，戚文認為，漢娜根對中國近代的海防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甲午戰爭中的優異表現尤其值得肯定。 

在北洋海軍將領中，右翼總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是職銜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的人物之一，其作用不容低估。對其功過是非的評價，固可見仁見智，然前提必是言之有據。甲午戰爭100周年的1994年，唐德剛先生在臺北的《傳記文學》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北洋海軍和甲午海戰的文章，後收入其所著《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流傳甚廣。其中唐先生多次提到劉步蟾與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曾是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同學，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幼垣就此特撰《劉步蟾和東鄉平八郎是否留英同學》一文提交本次會議，以扎實的考證加以辯駁。結論是：劉步蟾並沒有參加過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入學考試，所以並沒有進入該學院學習，而東鄉平八郎留英時就讀的是泰晤士航海訓練學院，因此倆人不是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同學；從時間上來說，東鄉平八郎是在1871年4月赴英留學的，當劉步蟾在1877年3月前往英國時，東鄉在英留學早已經結束了，兩人也不可能成為同學。此外，馬文還指出，唐氏所言“劉步蟾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只一次”、“1891年北洋海軍訪日時，東鄉是東京灣防衛司令官”以及“黃海海戰時，東鄉平八郎是日方的副帥”等也都有違史實。事實上，劉步蟾赴歐接艦隻有接“定遠”、“鎮遠”、“濟遠”一次，1891年北洋海軍訪日時東鄉平八郎的職務是吳鎮守府參謀長，在黃海海戰時他也只是一名艦長而非“副帥”。 

甲午戰爭最後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中國為什麼會失敗，且敗得如此之慘？百餘年來，研究者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各個層次不斷進行探討和反思，試圖從中找到答案。

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研究員張煒的《北洋海軍的運用與中國戰略文化傳統》一文，從戰略的高度檢討了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戰略文化傳統由特定的中國地理環境和民族性所派生，呈現了一種不可抗拒的理論規定性，從而決定了甲午戰爭前後北洋海軍建設和運用的基本思路和模式，如謀統一、講義戰，求和平、重防守，建威銷萌、伐謀伐交等。清廷以中國傳統的“德治”價值觀和“義戰”戰爭觀念看待近代海上戰爭，對新的戰爭根源、戰爭形勢判斷失誤；以中國傳統的“守戰”理論指導戰爭，採取了消極的“專守防御”，處處被動，屢失戰機；對中國傳統的“謀戰”理論運用有失偏頗，重外交而輕軍事，重威懾而輕實戰，最終導致了北洋海軍的敗歿。然而，既是歷史的局限性，就有客觀歷史造就的不可抗力因素的緣故。中國戰略文化傳統“曾使中華民族受過諸如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結局，但中華民族善良平和的民族特性並不會因此而埋沒其光輝，中國戰略文化傳統的優秀一面也同樣不應當被埋沒”。國防大學科研部副部長武桂馥教授與陳昱澍合作的《牢記甲午海戰教訓，加強我國國防建設》一文也從三個方面總結了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其中海洋觀念落後是海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沒有始終如一地加強海軍建設是海戰失敗的直接原因，領導與指揮體制不順而導致軍隊無法協同作戰是海戰失敗的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王記華、蓬萊市蓬萊閣管理處副研究員袁曉春合撰的《晚清北洋海軍威海衛基地要塞設防略考》一文，通過研究北洋海軍最後退守的威海衛基地的設防情況，總結了威海衛基地陷落與北洋海軍覆亡的教訓。作者得近水樓臺之便，搜集了現存威海衛基地要塞遺址的若干第一手實物資料，以實物補充史料之不足，以史料佐證實物所不備，較為全面地考察了威海衛基地的設防規模與水準。他們認為，威海衛要塞耗資不可謂不巨，佈防不可謂不密，軍械設施不可謂不新，最終竟重蹈旅順失守的覆轍，徹底暴露了清軍訓練不精、備戰不實、指揮不一、觀望不前的弊端。由此可見，沒有一支訓練有素、英勇善戰的軍隊，任何固若金湯的要塞和先進的武器裝備，都只能是曇花一現，最終難免敗亡的結局。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謝俊美的《甲午戰爭百年反思錄》對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作了全面的反思。他指出，甲午戰前中國社會從上到下普遍對日本存有輕視心理，這是甲午戰敗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高層腐敗、主和避戰，則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此外，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從高層決策到統帥的指揮、軍隊的素質，都與日本有很大的差距，這種軍事水準的反差，也決定了甲午戰爭必以中國失敗而告終。反思甲午，目的是為了居安思危，只有不斷地反思自己，反思別人，才能不斷進步，從而使中華民族躋身于世界先進民族之列。山東社科院郭墨蘭先生的《勿忘甲午恥，面對新挑戰》一文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他特別強調，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清政府的腐敗是直接原因；從思想意識的深層來說，就是缺乏憂患意識的結果；此外，由於中國開放意識的淡薄，也造成了甲午戰前中日兩國的差距不斷拉大，並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 

由於臺灣在《馬關條約》中曾被割讓給日本，加之近幾年來臺灣島上臺獨勢力猖獗，因此臺灣問題也成為此次會議的熱點之一。美國聖達戈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朱葆瑨先生的《〈馬關條約〉與臺灣》一文，全面回顧了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淵源、《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的經過以及臺灣軍民的反割台抗日鬥爭，並指出，二戰後依《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國終於光復臺灣，而日本臺灣總督投降交接的地方，也正是當年日本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始政典禮的今臺北中山堂。臺灣“中華戰略協會”研究員謝台喜、王桂嵒也就臺灣問題發表了看法。謝文題為《中日甲午之戰臺灣軍民抗日研究》，主要探討割台之後臺灣抗日作戰時雙方的兵力、軍備、部署、戰略構想及作戰經過。最後指出：“本次戰役，清廷棄台於先，各政府大員、富商士紳內渡於後，臺灣已陷入孤立作戰之絕境。而大陸來台義士結合臺灣愛國同胞，風起云湧，毀家紓難，前仆後繼，其慘烈悲壯，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然因缺乏有效組織與正確作戰指導，終於功敗垂成，但先賢先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民族大義卻精神永在。”王文《從“馬關”到“臺灣”——試論“甲午戰爭”後臺灣地緣戰略價值的演化》，則側重闡述了臺灣的戰略價值。臺灣地處西太平洋島鏈的中央位置，具有先天的地緣戰略價值，因此甲午戰後馬關和議時，臺灣雖遠離北方戰場，又與戰事沒有任何關聯，卻成為日本強行索取的重要對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只是一個藉口，之所以佔領臺灣，目的就是為其脫亞入歐掃除障礙。由於日本殖民統治台、澎半個世紀，至今從未“忘情”臺灣，特別是極右派軍國主義者，更是千方百計地想影響台民以達到重新佔領的目的，“台獨”運動的根源就在日本。但從地緣關係上來看，“台獨”沒有出路，也不可能成為現實。 

四 

19世紀中後期是中國近代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因此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也是異常深刻的。 

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阮青、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馬洪林對甲午戰後中國思想界發生的變化進行了探討。阮文《沖決重重羅網，令人人自立而平等——甲午戰爭後維新派思想家對人的問題的研究》指出，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派“以夷制夷”政治策略的破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文化政策的失效，以“堅船利炮”為“夷之長技”的西方觀的錯誤。事實證明，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要解救中華民族的危機必須探索一條全新的思路，這就導致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研究主題上由“自強”轉變為“救亡圖存”，在關注視角上由“堅船利炮”轉變為“人人自立”，在思維方式上由非理性的情感宜泄轉變為理性的批判重構，由此形成了維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嚴複、康有為、譚嗣同等。他們以救亡與啟蒙為核心理念，以“整合”為思想方法，以進化論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個較完整較系統的人學思想體系。馬文《甲午戰爭與康有為世界觀的重組》認為，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內容兩個層面上都帶有近代意義的反侵略戰爭。這場戰爭促進了中國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改變，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首當其衝，而甲午戰後康有為世界觀的激變與重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華民族思想發展的總趨勢。它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萌發了時代變革意識，二是產生了世界競爭意識，三是樹立了向強敵學習的意識。

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振江則對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徹底破產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他在《甲午戰後洋務運動的新動向》一文中指出，要辨明洋務運動是不是“徹底破產”了，首先要明確甲午戰爭前洋務運動作了什麼，戰爭中被毀了什麼，尤其是戰後洋務運動是否仍有發展。陳文認為：“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三十多年間，洋務派舉辦的洋務事業已相當可觀，其中尤以軍工企業、軍民兩用企業和三洋海軍的創建成效最為顯著。”甲午戰爭中，除了北洋艦隊遭到毀滅之外，其他洋務企業不但未遭破壞，還有了較快的發展。即使是光緒皇帝推行的新政，也不外“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同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的宗旨及其內容和路徑是一致的。甲午戰後洋務運動不但沒有破產，而且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向縱深發展，重點已明顯轉向了編練新軍、舉辦鐵路、興辦學堂等方面。尤其是庚子事變後，洋務大員擔當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把戊戌政變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飾而重新推行，並在明裏暗裏和日益活躍的立憲派拉近關係，遂使洋務運動、新政改革與立憲運動融為一體，形成洋務運動的昇華，即走向縱深發展的新階段。

陳熾是中國近代早期維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畢生致力於經國要術的探求，留下了《庸書》和《續富國策》等反映時代脈搏跳動的傳世之作，其中涵蓋著豐富的維新思想，海防思想則是其整個維新思想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登德的《淺論陳熾的海防思想》一文，對陳熾的海防思想進行了探討。甲午戰前的1893年，陳熾就在其《庸書》中指出臺灣對中國海防的重要性，並提出南洋海軍提督駐台、建立臺灣造船廠、廣封其域相為犄角的“治台三策”。甲午戰敗後，日本割占臺灣，陳熾的海防思想亦隨之發生變化。他提出的以設官司、護商旅、建學校、舉賢才的方式經營南洋作為海上屏障的建議，以及考察海圖、重視港島、組建漁團、建立海軍學校、多制兵船、製造槍炮等有關海防問題的見解，不僅對當時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我國近代海防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文海先生在“甲午戰爭110周年學術討論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上先後兩次致辭，有鼓勵也有期待，期待甲午戰爭研究能夠不斷深入下去。就此次會議而言，甲午戰爭研究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對某些問題的研究仍然比較薄弱，有些方面甚至還是空白。正如戚其章先生在為《勿忘甲午》叢書所作的序中所言：“百年來的研究實踐表明，儘管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對於研究者來說，仍然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

（資料來源：《學術界》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