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醫學發展的歷史，與王朝更替，封建征戰不無關係，各自帶著時代的特點。但是醫學本身是一門獨立性科學，它總是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和文化提高。向著自身的更高層次開拓和完善。
清代醫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它充分表現了承前啟後的作用。由於清代處於我國封建社會後期階段，隨著經濟進一步恢复和發展，社會生活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到雍正乾隆年間又因文禍、禁書的影響，考據學盛行，不少醫家和學者，遵經衛道，偏重對古典醫學文獻的整理和校訂，並結合醫療實踐，提出一些新方法，發現某種新規律，擴大醫學領域，充實其分科內容，形成新學派。所以，清代醫學的“承前”，決不是簡單地繼承前代成果，而是對過去文獻加以整理、校訂、研究和歸納。所謂“啟後”，並非機械地照搬以往的經驗，而是在治療實踐基礎上，發展祖國醫學，賦予它以生機和活力。清代醫學史乃清代專史一個組成部分。本文僅結合清代對醫學經典的整理和研討；藥物、方劑學的發展，溫病學派的形成；臨床各科的成就等方面，就清代醫學史作一簡要介紹和概述。
一、 醫學經典的整理和研討
清代醫家對《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醫學典籍的注釋和闡發方面，曾有突出貢獻。有的對原著內容加以適當整理，有的對原文涵義加以確切疏釋，這對我國醫學理論的深入探索和進一步豐富，以及對後人加強對原著的理解和應用均有直接幫助。
張志聰(字隱庵)於康熙八年(1669)著戍的《素問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著成的《靈樞集注》 (各九卷)，是他長期對《內經》進行研究的具體成果。張氏認為“經義深微，旨趣層析，一字一理，確有指歸”，所以他在著述時，態度十分認真，“殫心研慮，雞鳴風雨，未敢稍休”。這兩部著作，相輔相成，雖分二帙，實為一部。張氏把“惟以參解經義，不工詞藻”作為注解的基本原則，此書闡明了歷代醫家所忽略和回避的若干疑難問題，這是他對醫學理論的貢獻，同時也因其本於所謂“惟求經義通明，不尚訓話詳切”的宗旨，因而在他的注解中，也有以私意測度前人，望文生義，牽強附會之處，這是他的不足。乾隆二十一年(1756)，黃元禦(字坤載)著成《素問懸解》(十三卷)。黃氏三十歲左右，因目疾為庸醫誤藥致害，發憤學醫。他對靈、素之奧旨，多有研究，認為《素問》八十一篇，秦漢以後，始著於竹帛，因輾轉傳抄，不免發生錯亂。黃氏此書，揆諸古義，經過參互校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所注釋，每有發明。他于同年刊行的另一著作《靈樞懸解》 (九卷)，也以錯簡為說，對通行木《靈樞》八十一篇的主要內容重予編次，並在原文的個別段落之後加以簡要注釋，成為一家之言。
乾隆十九年(1754)，薛雪(宇生白)所著《醫經原旨》(六卷)刊行。薛氏因母病而潛心醫學，博覽群書，精於典籍。此書系選錄《內經》重要內容，參酌張景嶽《類經》注釋，並廣集諸家之說，重於撰注而成。簡明扼要，頗有特色，但略於針灸的記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大椿(字靈胎)所著《蘭台軌範》刊行。徐氏學有家傳，博通天文、水利，兼工詩文，前後業醫五十餘年，經驗豐富，療效卓著。《蘭台軌範》，本是一部綜合性醫書，對臨證各科，分門闡述，辨證皆本於《內經》等古典醫籍，去取極為嚴謹，對《靈樞》，《素問》精義，多有發揮。其特點是，“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論配合之旨與施用之宜，於疑似出入之間，辨別尤悉，較諸家方書但云主治某證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為精密”。只是徐氏頗信前人“服食”之說，在所列通方之中，往往裁有金石燥烈之藥物，這是此書的缺點。
張志聰的學友兼弟子高士栻(字士宗)，曾繼張氏纂集《本草》、 《傷寒》諸書。因感到《親問》一書，各家注釋，不是苟簡隙漏，就是膚淺不經。對張志聰的《素問集注》，他也認為義意艱深，失於晦澀。不得已更作注解，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著《素問直解》(九卷)。此書注釋簡明，可與正文配合研讀：
汪昂(字訒庵)，早年業儒，為邑諸生，三十餘歲棄舉子業而篤志於醫，前後曆四十餘年，著述頗多。汪氏認為《素問》，《靈樞》本是醫家必讀的要籍，但全書浩衍，隨問隨答，不便觀覽。於是參考各家之說，將兩經合編為一帙，名為《素問靈樞類纂約注》 (九卷)，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此書刪繁辨誤，附以己意，堪稱《內經》節注中的善本。此外，陸懋修(字九芝)的《內經運氣病釋》(九卷)，《內經遺篇病釋》(一卷)、《內經運氣表》(一卷)、 《內經難字音義》(一卷)，胡澍(字荄甫)的《素問校義》 (一卷)，陳念祖(字修園)的《靈素節要淺注》 (十二卷)，都是各有特色的醫著。諸家在某些問題上，雖觀點不盡一致，但這些著作，均對研習《內經》，提供了參考。
在《難經》的研究方面，雍正五年(1727)刊行徐大椿著《難經經釋》(二卷)，它是用《內經》的經義來解釋《難經》的一部著作，共特點是：“訓詁詮釋，則依本文，辯證考證，則本《內經》”。此書對《內》、《難》二經的有關內容，闡發義理及其學術淵源，頗能“逐難發揮，考證詳明”，“深思體認，通貫全經”。在經絡，臟腑學說方面，每有獨到的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但因徐氏主張“言必本於聖經，治必尊乎古法”，故其學術思想，總的說來，是尊經守舊的，這不能不使其對典籍的詮釋，具有某些复古主義色彩。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行的黃元禦所著《難經懸解》 (二卷)一書，是根據他個人的研究心得，對“八十一難”逐段予以注釋的一部著作。黃氏認為《難經》的舊本，多有訛誤，所以有必要進行更定，但真正發揮原旨奧義的學術見解並不多。
在《傷寒論》與《金匱要略》的研究方面，則首推順治五年(1648)喻昌(字嘉言)著的《尚論篇》(此書本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其文過繁，世稱現名以從簡)。此書先論《傷寒論》大意，次辨王叔和編次，林億，成無己校注之失，繼則以六經各自為篇。綱目分明，條理井然，這部書實本本有失《傷寒論條辨》的看法，而較方氏更有創新。正如評者所說，能“發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疑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但有人認為亦有“顛倒仲景原論中撰次”，“殊悖於理”的地方，喻昌的弟子徐彬(字忠可)，於康熙六年(1667)著《傷寒一百十三法發明》。他的學術觀點皆源于喻氏，但忠可認為《尚論篇》詳於論證而略于方論，頗覺美中不足，於是將方論專輯一帙而成此書。其中選錄嘉言的論證大意，分注於《傷寒論》一百十三方之下，對仲景立方深義，作者則在方解部分進行闡發。它是一部配合喻著探究《傷寒論》立方本旨的參考書籍。張璐(字路玉)鑒於《傷寒論》的各家注本多歧而不一，從而感到“仲景書不可以不釋，不釋則世久而失傳，尤不可多釋，多釋則詞繁而易亂”，決心綜合衷中，進行闡述。及得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和喻昌《尚論篇》等書，並廣搜秘本，反复詳玩，遂使早日所謂多歧的問題，逐漸澄清，歸於一貫，康熙六年(1667)著成《傷寒纘論》(二卷)、《傷寒緒論》(二卷)。他在《自序》中說：“纘者，祖仲景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異仲景之法，匯明其源流”。 《纘論》、《緒論》相輔而行，其所詮釋，大都能博採眾長，參以己見，條理明晰，讀之使人豁然。不足的是此書“纂集昔賢後人方論，大半不標名姓，然亦每多偏僻處”，在閱讀時如不著意揣摩，則不易辨識，有些不便。張氏的長子名登(字誕光)，著有《傷寒舌鑒》，二子名倬 (字飛疇)，著有《傷寒兼證析義》，都繼承了其父的醫學事業，這兩部著作，可視為張氏二書的附篇。
張志聰對《傷寒論》致力尤深，曾詳加注釋，稿未成而病逝。後山高士栻重予編纂，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補成書，名《傷寒論集注》 (六卷)。書中選集前人注疏，並有不少張、高二氏的見解，以使讀論者學有所本，務期致用。但也有一些附會臆測之說。
柯琴(字韻伯)根據“仲景之六經為百病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的基本思想，對《傷寒論》原文逐句加以校正，康熙八年（1669)著成《傷寒論注》。其特點是“以證為主”，各按相關條目歸納類聚，進行疏釋。全書眉目清楚，並有個人見解。確實做到了他在此書《自序》中所說的：“分篇匯論，挈其大綱，詳其細目。證因類聚，方隨附之。倒句訛字，悉為改正。異端邪說，一切辨明。歧伯、仲景之隱旨，發揮本論各條之下。”柯氏為進一步闡述其“傷寒，雜病治無二理，鹹歸六經節制。六經各有傷寒，外傷寒中獨有六經”的觀點，康熙十三年(1674)著成《傷寒論翼》 (二卷)。上卷列論傷寒大法，六經正義，合病並病及風寒，溫暑、痙濕等證，後附平脈法；下卷綱領性地敍述六經分證。書末附有制方大法，是一部《傷寒論》的輔助讀物。柯氏還著有《傷寒附翼》 (二卷)，專論《傷寒》諸方，結合病因、病理和脈證來闡論方義及其應用。是一部研究《傷寒論》方劑的書籍．後來將上述三部著作合編成為一帙，名《傷寒來蘇集》。識者評論此書書： “皆根柢六經治病，推究愈為細密。前人稱為方(有執)、喻(昌)後之集成，良不誣云”。全書使《傷寒》辨姙論治之法更切實用和易於遵循，是繼元代王好古之後以六經分類歸納某些雜證，並能曲暢典籍奧義的一部著作．故對後世具有相當影響。
尤怡(字在溼)，所著《傷寒貫珠集》(八卷)嘉慶十五年(1810)刊行，也以六經為綱編撰而成，每經均先列正治法，隨後分別列有權變、斡旋、救逆、類病、明辨、雜治、髒病、經病等法，凡對病機的進退，各有法以為辨，使讀者先得其法，後可運用其方，分證甚晰，一目了然。所以此書與韻伯《來蘇集》，為世所並重。
徐大椿經過三十年的研究，認為《傷寒論》本不是“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遂不以六經分證，而將《傷寒論》中的一百十三方分為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揚，柴胡湯等十二類，分別加以注解，乾隆二十四年(1759)著成《傷寒類方》 (一卷)。每類先列主方條文，並以同類方條文附述於後，末載六經脈法及別證變法。條分縷析，具有原委。“使讀者于病情藥性，一目顯然。不論從何經來，從何經去，而見症施治，與仲景之意無不吻合，誠至便之法”。這是對《傷寒論》的又一種編纂，注釋方法。
吳謙(字六吉)，乾隆時官太醫院判，奉敕主編綜合性醫學叢書《醫宗金鑒》，包括醫學各科共十五種。其中《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注》與《訂正仲景全書金匱要略注》為吳氏自編。他認為古之醫書有法無方，自《傷寒》、《金匱》後才開始有法有方，因其義理淵深，方法微奧，領會不易，每多訛錯，所以舊注大多隨文附會，難以傳信，於是重為刪訂，逐條注釋，“糾訛補漏，以標證治之正軌”。《傷寒論注》在編次方面，將平脈法篇殿於後。末卷有正誤、存疑，《名醫別錄》合藥分劑法則、三陰三陽經脈圖注及傷寒刺灸穴圖等，頗較詳備實用。《金匱要略注》卷末為正誤存疑篇，就所列二十八條原文，一一加以辨析，這有助於對原文的研討和理解。
徐彬(字忠可)撰於康熙十年(1671)的《金匱要略論注》(二十四卷)，是清代較早的《金匱》注本。《金匱》乃漢代遺書，文簡義奧，學者很不易讀，徐彬的注釋，尚為顯明，注後或補以論述，故名“論注”。此書“固足以表章前人，啟牖末學”，醫家視為善本。周揚俊(字禹載)撰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金匱玉函經二注》 (二十二卷)，較徐注晚出十餘年。周氏子《金匱要略》注家中，推崇元代趙良(字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遂以此書為蘭本而予之補注，所以稱為“二注”。補注部分，多取喻嘉言說，加以作者己見有所發揮。但有一定尊古崇聖之傾向。沈明宗(字目南)撰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金贓要略編注》(二十四卷)，初名《張仲景金匱要略》，後重刊時改題此名。沈氏認為世傳的《金匱要略》刊本“頭緒參差不貫，使觀者如入霧徑”，與仲景原著有不符之處，主張“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遂對《金匱要略》重新編次，以序例冠於篇首，並將以下的方論部分相貫於後，使之條理不紊，體例井然。其所銓釋，亦頗有可取者。魏荔彤(字庚虞)撰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金匱要略本義》三卷，對各種病證的病機和治法，分析較為詳細，但書中間有附會、不經之論，“文詞龐雜”是其缺點。
清代醫家注釋《金匱》較好的著作，要數尤怡于雍正七年(1729)著的《金匱要略心典》(三卷)。尤氏研讀仲景書多年，領會較深。此書《自序》說，他在纂注時“覃精研思，物求當于古人之心而後已”。正因為“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所以才把這部書稱為“心典”。他在注釋時所遵循的原則是：對原著的深文奧義，難以疏釋的部分，寧可缺略，不強衍注，對傳寫致誤的文句，一經發現，立予改正，對後人續入的條目，確有據者，即行刪汰。《心典》一書，文筆簡練，條理通達，確是研讀《金匱》的重要參考書籍。尤氏的《金匱翼》(八卷)刊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是為了補充前書之不足而撰輯的。其特點是對內科雜病分類較細，選方切於實用。論者在評價這部書時說，“評其證候，析其治法，表裏虛實之辯，補寫溫涼之用，開卷了然，如指掌焉。盡補《金匱》之所未備，實能羽翼《金匱》”者。此外，還有黃元禦的《金匱懸解》）（二十二卷)和陳念祖的《金匱要略淺注》 (十卷)。前書較詳細地闡述了“扶陽氣以為運化之本”及“陽自陰生，陰由陽降”的理論，很有見地，後書通俗易懂，多為學者所誦讀。
清代醫家，對古代醫學典籍的編纂整理及對經文的注釋等方面，意見不同，爭論甚烈，這主要表現在尊經守舊與求實革新的鬥爭，以及傷寒與溫病、經方與時方的爭論。其他方面，諸如關於命門和相火、三焦等基本理論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這種辯難的結果卻有助於對我國醫學寶庫的發掘，並促進了中醫學的發展。清代醫學的這種新趨勢，不僅在大量的臨證實踐中不斷得到豐富和充實，而且在理論的運用上，具體地發揮著指導臨床實踐的作用。
二、藥物、方劑學的發展
自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問世之後，清代醫家對藥物亦日益重視。特別是藥物中的新品種不斷出現，以及臨床經驗的不斷豐富，都大大促進了對古典本草著作的研究和藥物學的迅速發展。在清代醫家中，鑽研《神農本草經》，並已取得具體成果，首先需要提及的是張志聰和他的《本草崇原》(三卷)。在編著此書的過程中，張氏病卒，後由高士栻補輯完成，刊行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全書收錄《本經》藥物二百四十七種，其他藥物五十二種，共二百九十九種。仍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每藥先列《本經》或其他古籍的原文，後附張氏的注釋，其中間有士栻的補注。這部著作是以《本經》為宗推衍注疏的，所以稱為“崇原”。其注釋的主要根據是五運六氣學說。張氏認為：“天地萬物，不外五行，其初產也，有東南西北中之五方；其生育也，有春夏秋冬長夏之五時；其形有青黃赤白黑之五色；其氣有臊焦香腥腐之五臭，其質有酸苦甘辛鹹之五味”。依此五行五色，五氣五味之理，對天生萬物之一的藥物進行深入研究，便可由源及流，執簡馭繁地理解並掌握其性味和功用。張氏以這種觀點來注釋《本經》，自成一家之言，卓有成就。所以後人評論張氏此書說：“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可謂良工心苦”。這種說法，雖非虛譽，但張氏專以運氣闡明藥性，立論往往失於空浮，則不能不是本書的缺點。
另一部以研究《本經》為主的藥物學著作，是張璐的《本經逢原》 (四卷)，刊行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此書在體例、取材上部分依據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分為三十二部，收藥約七百餘種。每品先列其性味、產地，及炮製方法；次載《本經》的原文，不屬《本經》的藥物則不引；再次則詳記各書之注解及附方。《四庫全書總目》說：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多主考證”，繆希雍《本草經疏》“頗喜博辨”，而張氏此書“則惟取發明性味，辨別功過”，可使處方者易於明瞭，靈活運用。其特點是本於守約，論述中頗多個人見解與經驗心得，故“自學醫者觀之，左右逢原，不逾本經繩墨，足以為上工”。
在各家所注本草中，比較便於學習的，則是徐大椿的《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刊于乾隆元年(1736)。徐氏認為，《本經》的舊注，“但言其當然，不言其所以然”，學者不易瞭解。於是選取其中“耳目所習見不疑，而理有可測者”，共得一百種藥物，為之探溯本原，辨明藥性，各闡論其主治之由，以使古人立方治病的用心，灼然可見。所以徐氏的這部書“在諸家本草中”“為最簡便易知者”。但對《本經》原注里加雜的一些不足盡信的方士之說，大椿亦一一作注，探究所以。這種附會之舉，則是他尊經太過的表現。
在《本經》注解中，較為別開生面的，是鄒澍(字潤安)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本經疏證》 (十二卷)和《本經續疏》(六卷)。此書以《本經》為主，《別錄》為輔，博取《傷寒》、《金匱》、《千金》、《外台》諸書，兼采六經五雅，諸史《說文》，旁通道經佛書。名人著作，凡是有關藥物的論述，盡行選錄，為之疏解辨證。 《疏證》載藥一百七十三種，《續疏》裁藥一百四十二種，共三百十五種。此書“所采博而辨析精細，於醫學深為有功”，但“筆舌糾繚，多病詞費”，是其不足。與上兩書一同刊行的，還有《本經序疏要》(八卷)，它是將《本經》等書中的《序例》文字，參照古醫方的具體應用，加以注解、說明，編輯而成。也是研讀《本經》的參考書籍。
在各家的注釋裏，還應該提到的是陳念祖的《神農本草經讀》 (四卷)，刊于嘉慶八年(1803)。它是從《本草綱目》中輯錄《本經》藥物百餘種，分成上、中、下三品，並附錄《本經》以外的藥物四十六種，分別進行銓釋、編輯而成。其中還摘選有《本草崇原》及《本草經解》等書的有關內容，是一部很有恃色的著作。
在清代的藥物學著述中，成就最為突出，而又最能反映其發展成果的，是刊於乾隆三十年(1765)，趙學敏(字恕軒)的《本草綱目拾遺》(十卷)。趙氏認為：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雖然收錄很是廣博，但人們對藥物的認識是不斷前進的。各種藥物生長既久、種類繁多，各地所產又不盡相同，如果不及時加以研究並有所記載，後人便不好識別，更無法繼續進行研究。所以他在《拾遺》的《凡例》中說：“是書專為拾李氏之遺而作，凡綱目已登者，或治療有未備，根實有未詳，仍為補之。”全書收藥共九百二十種，其中七百十六種為《綱目》所未載的新藥。另一百六十種屬於對《綱目》已收藥物的補充內容。《拾遺》新增藥物中，不少是民間藥品，如太子參、冬蟲夏草、萬年青等。此外，還包括一些外來藥物，如檀香油、金雞勒(即金雞納)等。它較為概括而準確地反映了自明代《綱目》問世後我國本草發展所能達到的新階段，如鴉膽子治療冷痢，白毛夏枯草治療高血壓等方藥，不僅為前代本草書籍中所無，且為後來臨床證明確有良效的藥物。《拾遺》在分類方面，也較《綱目》更為合理，增加了“藤”和“花”兩部，刪去“人”部，並將“金石”一分為二，共為十八部，更為符合實際，此書還對《綱目》的某些錯誤，作了訂正。趙氏的治學態度至為嚴謹，選錄非常審慎，有的得之于書史方志，有的輯之于世醫先達，但都必須經過認真考查，證明確有效驗，方行載入，同時還要標明出處，以為傳信。如稍涉疑義．即棄而不收。有些藥物，雖“不乏傳方”，但“俱難責效，有似此者，概從刪削，寧蹈缺略之譏，不為輕信所誤”。為進行實地觀察，他還開闢了一個藥圃，親自栽培試驗，他說：“草藥為類最廣，諸家所傳，亦不一其說，於終未敢深信。”“茲集間登一二者，以曾種園圃中試驗，故載之。否則寧從其略，不敢欺世也”。在趙氏給《拾遺》各藥寫的按語中，這種崇尚實踐的科學精神隨處可見。
清代藥物學中，影響較大的另一著作是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吳其浚(字瀹齋)的《植物名實圖考》。它是一部藥用植物學專著。全書共三十八卷，收錄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種，分為穀、蔬、果、木等十二類。每種植物都詳細記載著形色、性味、產地及功用，並附有插圖，重點說明藥用價值。對同物異名或異物同名作了考訂，還對歷代本草書籍中的某些謬誤有所匡正，頗具創見。此外，吳氏尚著有《植物名實圖考長篇》，記載植物七百八十八種，此書本是《植物名實圖考》的初稿，同樣是一部研究我國藥用植物的較有價值的著作。
清代醫家為了更好地切合臨床實用，還編著了一些由博返釣的本草書籍。汪昂認為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歷代名家本草中，可以算做精練而詳備的一部，不足的是卷帙浩繁，卒難究殫，所以雖稱完備，但非簡要，至於其他一些藥性歌訣等書籍，只是便於初學者誦習，雖屬簡要，但不完備。汪氏遂將常用藥物四百六十餘種，“詳道地，明制法，辨真贗”，編纂注解，彙集成書，名為《本草備要》(八卷)，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此書對各藥的性味及功用等作了概括性的綜述，“既著其功，亦明其過，使人開卷了然”。還有附圖四百餘幅，以使讀者更易辨識。後來，吳儀洛(字遵程)認為，汪氏的《備要》一書，雖卷帙不繁，采輯甚廣，但是因其缺乏臨證經驗“而專信前人，雜揉諸說，無所折衷，未免有承誤之失”，遂又在該書的基礎上，“因仍者半，增改者半，旁掇舊文，參以涉曆”，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編成《本草從新》(十八卷)，載藥七百二十種，以進一步發揮汪著的未盡之旨。黃宮繡(字錦芳)鑒於某些本草書籍，對藥物只單純強調療效，而對它的形質氣味、證治功能等道理卻講不清楚，致使“淺學醫士”，很難掌握，於是本著“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廢古，惟求理與病符，藥與病對”的主導思想，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成《本草求真》(十卷)。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一至七卷，將藥物分為補劑、收澀、散劑、瀉劑、血劑、雜劑和食物七類。每類又按藥性之不同分為若干子目。下篇為八、九卷，分別論述臟腑病與六淫病的用藥。十卷系藥性總論及藥物自然分類法目錄，以便檢索。共收載藥物五百二十種，卷首還附有藥圖。本書特點，據作者說，是對本草藥性“就實講明”，而無“一毫牽引”，故名“求真”，以求其真。書中提出了一些個人見解，可供學習參考。另有王子接(字晉三)的《得宜本草》(一卷)，嚴浩、施雯、洪煒合撰的《得配本草》(十卷)，黃元禦的《長沙藥解》(四卷)等書，也都在藥物的應用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
藥物學的進步，必然導致方劑學的發展。因而清代醫學家在方劑學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成就。汪昂鑒於古今方書，雖然很多，但確能嘉惠後人的，卻為數寥寥。有的只在所列方劑之前，寫出治某病，用某藥，而對受病之由，用藥之意，性味歸經等有關問題，闡發很少，甚至形成了“方書徒設，庸醫淺術，視之懵如”的情況，象這樣的拘執死方以治活病的醫生，怎能不誤世殃人!汪氏于諸家醫著中選錄常用方劑約六、七百首(分正方及附方)，加以分類注解，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編成《醫方集解》(二十一卷)。其特點是，收采較博，注釋頗詳，很切實用，故流傳較廣。人們評論說：“本集雖名方解，而病源脈候，臟腑經絡，藥性治法，罔不畢備”。後來，吳儀洛對汪氏書，尚感不足，認為《醫方集解》雖碩論名言，採收甚富，然“不能無承訛襲愆之說。且于新方，總未採錄”，所以還不可稱之為“全書”。遂在明代吳崐(別號鶴皋) 《醫方考》及汪氏《醫方集解》的基礎上，選錄古今成方一千一百八十余首，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編著了《成方切用》(二十六卷)。此書選方大多切合實用，其所注釋，“條理該括，詞旨明爽”，故可超乎吳、汪兩家之上。為重點介紹內科雜病等常用方劑及其臨證加減的用法，陳念祖還于嘉慶八年(1803)編著了《時方妙用》。(四卷)，在闡發方劑理法及其臨床應用等方面頗具特色。此外，汪昂的《湯頭歌訣》，陳念祖的《時方歌括》，則是便於初學者誦習的方劑著作，都在方劑的普及方面發揮了作用。
清代醫家。考慮到《本草綱目》內所附的一萬一千多新舊單方，散載於藥品之下，無法連貫，於是將這些附方，按病分類，進行編排，著成一些便於臨證查檢的書籍。主要有：蔡先烈(字承候)的《本草萬方針線》(八卷)，年希堯(字允恭)的《本草綱目類方》 (十卷)，曹繩彥(字鞠庵)的《本草綱目萬方類編》 (三十二卷)。自從上述著作問世後，則“《綱目》所載”之方，皆以適用，而更不必別具方書矣”。
在整理並保存民間醫療經驗方面做出了可貴貢獻的是趙學敏的《串雅》(內、外編)。此書系由趙氏芟訂“走方醫”趙柏云的醫方，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編輯而成。載列處方九百多首，提及有姓名可考者不下二百餘人，其中還有一些不知姓名的勞動群眾。它搜集了大量的民間秘方、驗方，包括內治、外治等法。這些處方大多具有賤(藥價賤)、驗(奏效快)、便(得來易)三個特點。因其簡便易行，療效顯著，所以很能適合人民群眾的需要，在民間流傳較廣，影響較大。
清代醫家在藥物、方劑學方面所做出的成績，既是前代中醫學發展的繼續，同時也為清以後的藥物和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三、溫病學派的形成
明、清兩代疫癘曾在南、北方多次較大規模地流行，許多醫家在與其鬥爭中，對溫病的認識和防治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從明代開始便有一些醫家在病因、發病、傳變過程以及治療原則等方面，對溫病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全新的主張，到了清代乾隆年以後，江南一帶則出現了一批力主溫病不同於傷寒，專以溫病名家的學者。他們各自著書立說，闡說其觀點與主張，於是逐漸有了較為完整的溫病辯證論治理論體系，形成了溫病學派。
溫病是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等多種熱性病的總稱。溫病學派認為外感熱病的發病與氣候和季節有關，是由“六淫”、“戾氣”、 “雜氣”而致病。在溫病學派的形成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葉桂、吳瑭和王世雄。其中最為著名，而又一向被認為是清代溫病學派的奠基人的，則是葉桂。
葉桂(字天士，號香岩)，世醫出身。自劫繼承家學，篤志於醫，博通經史文賦。每聞有長於醫術者，即奔往求教。先後拜師十七人。因其醫理精通，臨證經驗豐富，三十歲時已名噪大江南北。葉氏處方不執成見，療疾常獲奇效，“於疑難證，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醫之方，略與變通服法；或竟不與藥，而使居處飲食消息之，或于無病時予知其病；或予斷數十年後。皆驗”。葉氏一生忙於診務，而少於著述；他對溫病學說的主要貢獻，是進一步總結了前人的經驗，著成《溫熱論》。此書記載了葉氏對溫熱病論述的精華部分。其基本內容是：一，明確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胞”的論點，闡明了溫病的傳變規律和施治大法；二，創立了衛、氣、營、血的辯證體系及其證治綱領；三，在診斷上，發展了前人的察舌、驗齒和觀察斑疹、白□（原字“疒”裏“倍”的又半邊）等方法，豐富瞭望診的內容。葉氏這些創造性的論述，為清代溫病學派的形成及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辯證原則。
在清代溫病學派形成過程中，做出較大貢獻的另一醫家吳瑭(字鞠通)，其學本子葉氏，但他認為葉氏的著作對溫病的立論過簡，而且一些可供借鑒的醫案又散編於雜證之中，往往被人們忽視，遂決心“采輯歷代名賢著述，去其駁雜，取其精微，間附己意以及考驗”，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著成《溫病條辨》（六卷)。此書首先引述《內經》有關溫病的條文並附加注釋，
用以明確典籍中之根據；其次分列上、中、下焦三篇，詳論風溫、溫熱等九種溫病的治法，最後附有雜說、救逆、病後調治及產後、小兒等篇，用以駁戒俗醫的失誤。層次分明，內容充實。吳瑭還依據葉氏的經驗，提出清絡、清營、育陰等治則，並化裁出一些有效的方劑。人們評價此書說：“其為方也約而精，其為論也閎以肆”，確非過譽之詞。葉氏的溫病學說，經過吳氏的必要補充，得到了提高，使之更臻於系統和完備，這是《溫病條辨》一書，受到後來醫家普遍重視的主要原因，也是此書所具有的創造性成就所在。
王世雄(字孟英)對溫病學說的貢獻，主要反映在他于咸豐二年(1852)編著的《溫熱經緯》(五卷)一書。該集首列《內經》、《傷寒論》有關溫熱病的原文為“經”，並引錄前人的注文以闡明一些溫熱病病原、證侯及治法；次載葉天士、薛生白、陳平伯、余師愚四家治療溫病經驗為“緯”，並將溫熱病的辯證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用以具體說明其發展規律；末附治療溫病常用方劑一百十三個及注釋。王孟英在《白序》中說：“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間附管見，說‘雄按’二字以別之。”後人對此書的評價是：“采選各家論著，附以己意為之銓釋，是為治溫病之能手。故其所輯，均精而且詳，當可遵而行之焉”。王氏之《經緯》，使溫病諸家分散的專著，匯為一編，採集精當，方便學者，是溫病學說與臨證實踐相結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