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歷史由於其與現代的直接傳承關係，也由於可以找到大量的原始文獻資料，因而成為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漢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西方漢學家對清代歷史研究題材多樣，視角和解釋框架複雜，很難用若干簡單的範式對汗牛充棟的研究文獻進行高度概括的分類。美國漢學家柯文在他那本《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書中，嘗試區分了近年來美國研究晚清歷史的四種範式。這四種範式實際上可以歸納為兩種：現代化理論視野下的晚清歷史和站在中國內部來撰寫的晚清歷史。柯文的書寫於20世紀80年代初，他對18世紀以前的清代歷史研究基本未涉及。在以晚明到清中葉（18世紀）這段時期為研究時段的眾多的西方論著中，可以歸納出大約五種重要的分析和編纂歷史的框架。他們是對非精英階層的研究，對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結構主義史學，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影響的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研究。本文擬在下對這些歷史編撰和解釋的範式做一總的歸納分類和評述，以期提供一個把握近年來西方漢學清史研究的粗略框架。
一、現代化理論視野下的晚清歷史：發展趨勢
柯文所總結的三種範式，"衝擊--反應"，"傳統與近代"以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都可以歸納為是植根於現代化理論的視野，把晚清的歷史主線看作是西方現代性對中國社會傳統進行挑戰，迫使中國做出反應的過程。這種觀點在戰後美國漢學的泰斗費正清的著述中最早得到表述，並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
費正清認為中國長期處於隔離狀態，沒有機會同更優越的文明交流接觸，因而滋幕旁礁瀉?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文化至上論使中國無論從精神上或是從物質上都不足以在19世紀應付西方列強的挑戰。費正清的理論主導了戰後美國漢學對清史的解釋。[1][2][3]費正清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之回應》，與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合寫的《東亞文明史》，以及克萊德和比爾斯寫的《遠東：西方衝擊與東方回應之歷史》是衝擊--反應論的代表性著作，在20世紀50和60年代影響巨大。[4][5][6][7] 這些著作突出19世紀晚清那些災難性的事件：傳統的崩潰、經濟蕭條、政治腐朽、動亂和民生綢蔽，認為這是古老的中國與侵略擴張性的西方接觸所推動的。晚清另一些重要事件，農民起義、保守的改革、自強運動乃至革命的風起雲湧則體現了古老的帝國對西方衝擊做出的反應。
衝擊--反應框架在解讀晚清歷史時，突出這些事件並著重分析這方面的背景，具有某種合理性，然而它在再現晚清歷史時，忽視了廣袤的中國內地很少受到西方影響的那些緩慢的社會生活變化，它也看不到19世紀許多思想文化變遷可以追溯自數百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的內部演化。太平天國起義、同治中興、清議派和反洋教事件可以被視為是對西方入侵所做出的反應的不同表現形式，但19世紀此起彼伏的騷亂和起義應該說是18世紀以來經濟發展停滯，人口劇增，政府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的能力衰退，農村秩序漸次崩潰的長期積累的效應，西方的衝擊間接地對這些事件的爆發產生影響。晚清時，內部的挑戰與外部（西方）的挑戰相比，其意義也許更為重要,例如帝制的推翻不僅是在西方衝擊的影響下，而且也是由於中央政府統治體制僵化，不能適應地方經濟和軍事力量增強的結果。
與"衝擊--反應"編纂框架相聯繫的是對西方衝擊到來之前的清代中國社會的解讀。費正清認為19世紀的中國已表現出馬爾薩斯人口經濟陷阱的種種跡象。而伊懋可則用"高均衡陷阱"來形容晚清的經濟形勢。二戰後的現代化理論把工業化以前的社會稱之為"傳統社會"，這為西方漢學家解讀清代社會提供了概念框架。從費正清、徐中約到李文森都把西方衝擊之前的中國社會視為傳統社會，認為清代的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同此前2000年的情況大體一樣。未和西方接觸以前，中國只發生過傳統範圍內的變化，而未出現社會制度的質變。只是西方的到來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潮流.
受現代化理論影響的西方漢學家於是把重構清代中國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思想文化歷程視為己任。英年早逝的美國漢學家李文森寫下了他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試圖探討是否有跡象表明"貌似穩定的帶傳統性的中國社會，無需西方工業主義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夠獨立發展為具有科學氣質的社會。"[8]（54）孔斐力的力作《帝制晚清中國的叛亂及其敵人》提出一個有趣的假設：處在衰亡狀態中的清代文化"很可能就要從自身內部生成某種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新形式。"按照現代化理論，文化價值觀的轉變，是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關鍵。
李文森的研究使他發現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精神的若干影響深遠的內在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與價值"的衝突。19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無論是精英還是社會大多數人都仍相信中國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天經地義，十分優越。西方現代性的挑戰，使他們開始懷疑兩千年來確立的文化的有效性，並意識到必須完成一個新的歷史使命，向近代社會轉變，達到與西方同等的發展水準。而這意味著拋棄重要的中國文化傳統，接受西方的文明價值觀。長期形成的中國文化中心主義使許多儒教知識份子總想重建與西方對等的心理態勢，既使在承認西方物質文明的優越性時，也要在想像中找到在心理上同西方對等的精神依託。中國的近代思想史就表現為兩種思潮相互激蕩，虛無主義者和激進思想家日益背棄傳統，而保守主義者則使傳統日益僵化。每一個不能使中國馬上達到與西方對等的現代化方策都會受到激進主義者的批判，然後在中國開始新一輪的尋找解決"歷史與價值"衝突的方案，直到歷史與價值協調，並恢復心靈寧靜。
李文森的解讀已超出了晚清歷史，而能應用于民國初年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包括1919年的東西文化論戰，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興起的"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李文森認為清末許多著名的革新派官僚如曾國藩等人的文化認同發生變化並出現折中主義傾向。[9]（pp.54-57）在李文森看來，儒教到19世紀末葉，已喪失客觀意義，因為它已和現實脫節，並不再是能對社會起規範作用的意識形態，而退縮為一種倫理理想。儘管當時許多具有傳統意識的思想家仍然活著，但曾兩千年來作為一種活生生的社會實踐思想的儒教已經死亡。
像芮瑪麗和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這樣的美國漢學家也認為儒家價值和社會制度阻礙中國適應近代世界。[10]而另一些漢學家如史華慈、魯道夫夫婦，宣道華和珀金斯等則相信傳統文化與近代文化並不是水火不相容。史華慈強調中國文化的延續性，而魯道夫夫婦則批評那些低估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著潛在近代因素的觀點。珀金斯（Dwight Perkins）認為19世紀西方衝擊之前，中國社會內部已孕育某些和近代經濟發展相符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11] 在張灝眼中晚清中國知識份子沿襲了儒家傳統所關切的一套問題來對西方衝擊作出回應。狄百瑞相信理學能夠成為對現存秩序的一股批判力量。墨子刻斷言理學家內心充滿一種強烈的、痛苦的困境感，他們的根本目的在於改造自己和社會，西方的方法使他們看到了實現屢遭挫折的變革社會的理想的手段。[12][13][14]這些觀點反映了美國漢學界對晚清歷史和儒家思想體系的現代意義的不同認知。
二、世界歷史視野下的清代歷史：社會轉型的失敗
現代化理論視野下對清代歷史的解讀必然要涉及到一個為什麼清代中國不能象西方那樣步入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對中西歷史的有意或無意的比較也推動許多學者對此問題進行探討。早在啟蒙時代，亞當·斯密和孟德斯鳩就注意到中國的停滯。19世紀末葉，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同發展理性資本主義的關係的問題給與極具理論性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傳統的兩個方面阻礙了理性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首先是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某些形式和原則，諸如繁雜的稅收制度，城市缺少自主獨立性，行會制度的長期延續，司法缺乏獨立性，宗法主義和帝國官僚的僵化等；其次是涉及到中國儒生士大夫階層的世界觀，例如缺乏人與自然的緊張感，傾向於有理性的適應而不是征服世界，以及從倫理上輕視賺錢的活動等等。
帕森斯受到韋伯的影響，也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阻礙理性資本主義在中國興起。實際上，現代化理論家都認為非西方社會的傳統文化價值阻擾現代化的開展。在帕森斯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某些方面傾向於理性精神，但這種理性主要表現為實踐理性，而缺少形式上的理性化。他認為每一個社會制度要延續，必得發展出各種功能以應付該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生存問題。現代工業社會是一種高度發展的社會系統，因為她分化出各種複雜的功能，而這些功能在低度發展的社會中則處於未分化的狀態。[15]帕森斯把帝制中國放在他的社會演化模式的中間，稱之為"歷史中間帝國"（the historical intermediate empires），緊隨其後的是像古代希臘和羅馬這樣的"種床"國家（seed-bed），最後是現代西方。
晚近的西方漢學家是在對中國歷史的新認知：即中國社會經濟和政府組織相當發達的基礎上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圍繞這個中心問題進行研究的西方論著中，最有名的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著作《中國歷史的模式》。伊懋可認為到宋代，中國的經濟與技術進步已演進到掀起一場工業革命的門檻，中國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機械化工業體系，水排推動的聯動機具從事機械化穀物加工，鼓風煉鐵等。發展的勢頭到元後期消失了。明清兩代經濟沒有質的變化，只有量即規模的擴充。清代中國不能自主發展步入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恰恰是因為"前現代"的中國過度發達，其技術、市場和運輸網路都達到了相當完善的程度，由此使發明節省勞力的機器和其他生產技術的改進都不能導致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下降，這使得以採用節省勞力的機器為特徵的工業革命在晚清沒有經濟意義。[16]
在伊懋可看來，18世紀後的中國已陷入他所稱的"高均衡陷阱"（high equilibrium trap），只有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投入才能打破這種陷阱，而中國當時不可能發展出自己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伊懋可的"高均衡陷阱"是在高度發達的傳統社會中出現的馬爾斯人口經濟怪圈的變異形式。費正清在更早的一本書中已描述到19世紀初的中國處在馬爾薩斯人口經濟怪圈的第二階段，伊懋可以更具理論複雜性和精確性的方式對晚清社會經濟的這種現象進行瞭解讀。他的書在1971年發表後，立即在大西洋兩岸受到高度關注。伊懋可的《中國歷史的模式》是馬克斯·韋伯以後對中國歷史所作的最具理論性的解讀。
另一位英國歷史學家鐘斯與伊懋可持相同觀點，鐘斯也認為宋代中國曾短暫出現現代型的集約性經濟增長，當時的人均國民收入是整個中國帝制時代最高的。滿清政府的重農輕商政策和人口壓力使這樣的現代集約性增長未能再出現。[17]
斯堅雅把中國未能獨立演化出工業資本主義歸因於中國的經濟地理特徵和狹隘的行會制度。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但市場還不是那種理性資本主義性質的自由市場。圍繞區域性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小鎮是星星點點的規模不等的市場和複雜的物流體系。商人們組建起各種僵硬的行會組織，以壟斷手法控制市場，阻礙著商品的自由流通和生產的交換關係的形成。中國傳統經濟中的鄉鎮和城市市場迷漫著狹隘的地方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18]
李約瑟在他的一篇從科技角度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解讀文章中，看到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對科學技術的促進作用，同時又發現在農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官僚同發展商品經濟之間的內在矛盾。帝制晚期的中國社會也缺少許多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經濟制度和手段。[19]
墨子刻和馬若孟對清代經濟社會史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力圖客觀地研究前近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連續性與斷裂，發現制約清代歷史發展的社會制度和結構上的變化的原因。在他們看來，1500年到1800年間經濟組織發生重要變革，從而能支撐同期的巨大人口增長。馬若孟認為這一時期私營工商業十分活躍，並受到政府更加合理的金融政策的鼓勵，還伴隨著財產關係和階級結構的變化，社會等級制度也削弱了。[20][21][22]這些生產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使中國經濟在18世紀支撐3億多人口。明後半葉以後，區域間的商品交換充分發展起來，東南沿海的鹽、糖、水果、茶葉、長江三角洲的絲綢、東北的煙草、綿花、西湖和江西的穀物、景德鎮的瓷器、雲南的銅、西北和四川的銅、鉛、鐵、煤、木柴和紙張等等在全國市場上交換。
馬若孟和墨子刻等人的探討突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清代的國家政權和官僚體制是阻礙還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晚近的研究更多注意到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有限性。國家除管理相當部分的運輸、郵道，少數奢侈品的生產，馬匹的徵用和鹽業壟斷性經營外，僅局限於收集穀物價格指數，通過興修水利和調運糧食來應對災變，平抑糧價。儘管皇室也經商並擁有相當地產，帝制政府主要致力於營造一個更有利的經濟氛圍。中央政府對水患的治理也是有限的，許多水利工程是由地方社區所組織的。
明末推行一條鞭賦稅制後，（財政部）仍然是一個類似統計局之類的機構，而不是一個對帝國的財政收支負責的部門。清政府推行丁賦，並以交銀代替所有的徭役賦稅，也未能改變這種情形。18世紀前後，人口劇增後，清庭似乎並未從劇增的人口獲取更多稅收，而是宣稱"永不加稅賦"。劉翠容等人的研究表明，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人均稅收可能實際上是下降了，而不是增加了。[23]
這些"新漢學"的研究認為，清政府通過這些舉措對人口經濟的變遷在體制上做出靈活應對，輕徭薄賦，對貨幣的生產和流通進行管理，使經濟保持穩步發展，臣民的福利得到基本保障。這期間，非農業部門獲得發展，財富的分配似乎較前趨平，各種專門社會機構開始分化萌生。所有這一切都是在較少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取得的，例如明清兩代都未根據產量和價格來調節紙幣的供應量。這幅圖畫與我們認為專制政府無所不管，因而對社會的發展有支配性影響的傳統觀點相異。
與清季現代資本主義難產問題相連的是把清代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框架下來研究的嘗試。新漢學的這個研究領域則重於觀察中國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與互相影響，它參照中國以外的事件來評價中國內部發生的事件。它不同于結構主義史學，結構主義史學偏重那些跨文化的共同模式，例如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社會學模式。在世界歷史的大框架下研究清代歷史變化探討在中國的耶穌會士與外界的聯絡途徑，中國如何參與世界貿易，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24][25]中國與歐洲的海上貿易，[26]外國如何影響中國軍事和紡織技術的提高，疾病如何從新大陸和歐洲傳入中國，[27]新種類的糧食作物如何從美洲傳入，[28]以及外國銀幣的輸入等等。[29]
17世紀外國銀幣大量流入中國是許多學者感興趣的題目。阿德希和安特維爾研究了影響歐洲和中國的世界範圍內的危機。[30] 17世紀初的這場金融危機的發生是由於從16世紀起不斷從日本，歐洲經中亞，西屬美洲殖民地經菲律賓輸入中國的銀幣急劇減少。魏菲德估計新大陸生產的半數黃金白銀最後流入中國。[31]如此大量貴金屬的流入給中國經濟產生極大影響，它造成通貨膨脹，影響穀物價格，使許多原來的產糧區變為生產出口絲織品的地區。它推進了中國經濟的商業化，也使許多區域互相依賴。[32]
1620年以後，白銀的輸入急劇減少，在那些主要生產絲綢和其他供出口的商品的地區出現經濟蕭條。與此同時出現一系列的天災加劇了經濟危機，旱災和洪澇在全國許多地區發生，繼之而起的蝗蟲和天花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明朝庭因派軍入朝鮮抵抗日本侵略大量支出，再加上修建王宮和維繫人數眾多的皇親國戚的奢侈生活花費巨大，根本無錢賑災，導致農民起義，城市暴動，政府無法撲滅烽煙四起的騷亂與暴動，最後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徹底崩潰。
把明朝的崩潰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認為世界歷史運動影響中國是一個新穎的解釋。更有趣的是在歐洲同期也發生由經濟變化引起社會騷亂而導致政治秩序的危機。儘管難以把晚明的變遷同17世紀歐洲的政治革命相比擬，然而兩個地區似乎都受到白銀流入的影響。而且這種白銀的流向是從墨西哥和南美經歐洲再到中國，在這種世界性的金融運動格局下，中國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
十七世紀以後，中國再次繁榮，一些學者探討中國從危機中迅速復蘇的原因，認為17世紀80年代起白銀再次流入中國，穀物價格趨於穩定，是中國社會再現繁榮的原因。魏菲德斷言正是由於清朝成功地開疆掠土，並能維持臣民小康生活水準，清朝的統治者因而對18世紀期間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視而不見。政治秩序的迅速重建也使他們不再具有遠見和採取主動的經濟或國防措施。蒙代爾認為中國那時融入世界經濟為中國在19世紀的災難性遭遇拉開序幕。
蒙代爾從他的導師華倫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框架出發來解釋滿清中國與世界的碰撞和融合，中國16世紀以後被整合進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這個體系的邊陲國家，西方中心的霸權和不平等的經濟交換被強加在中國頭上，由此導致中國現代化的困境。[33] 對麥克唐納德來說，在中國歷史上，邊陲地帶則成了孕育新的朝代政權的區域，例如滿清崛起于東北邊陲滿州，明朝興起於元朝的邊陲區域江南。[34]
三、站在中國內部來解讀清史
費正清曾經談到西方漢學有一種由外向內的研究視角轉移的趨勢。柯文認為這種趨勢在20世紀70年代前後形成 "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編纂模式。其核心觀點是認為西方對中國歷史發展並不是那麼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為中國歷史發展有它的內在結構和趨向，許多影響或者支配中國社會發展的力量和趨勢在18世紀以前，甚至更早就已形成，並一直發揮作用制約著晚清歷史的變遷。
新漢學流派因而強調站在中國社會內部，關注那些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事件的主角，他們所生存的環境，願望和參與歷史事件的動機，以此對歷史事件做出說明。芮瑪麗的《革命中的中國：1900至1913年的第一階段》[35]即是一例。該書研究了20世紀初中國士紳階層的財產收入，得出結論認為那時士紳階層已越來越依靠商業或行政管理來維持生計。中央政府推行擴大自己的行政與經濟活動的範圍的改革時，侵犯到地方士紳的經濟權益, 因此導致辛亥革命爆發. 與革命相聯繫的一些事件與其說是受西方影響的激進分子對保守的滿清政府發動的反抗，還不如說是進行改革的清廷和在維護自己的特權上相當保守的地方上層社會衝突的結果.中央政府收回修建川漢鐵路的行動觸犯了四川地方士紳的經濟和行政管理特權。
在現代化理論指導下的歷史編纂多用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來解釋晚清歷史，從費正清、李文森到費維愷都是如此。而中國中心論的歷史編纂則用事件的歷史背景和演變來解釋，由此導致出現柯文所說的美國漢學20世紀70年代前後從訴諸文化轉向訴諸歷史的解釋路數的變遷。清代歷史中那些長期的趨勢受到了關注，魏菲德在他的《帝制晚期中國的衝突與控制》書中，就認為從16世紀中葉到20世紀30年代構成連貫的整體，出現若干橫跨四個世紀的歷史過程，如長江下游的城市化，區域性貿易網的發展，力役折銀，識字率的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商業化等。馬若孟則更把明清兩代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單獨的時代。[36][37]
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甚至認為18世紀清疆域擴大一倍和人口的翻番是推動中國仍在進行的近（現）代化轉變的根本原因之一。史景遷在他的研究中看到了從明到清士大夫思想氣質中存在一種"內在的連貫性"，表現在從東林黨人到清初的偉大學者如王夫子等都有一種強烈的個性色彩濃厚的對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在處理周邊國家和地區上，滿清繼承了前朝把外交政策放在內陸的做法，由於滿州人在處理亞洲內陸的政治與軍事手腕的熟練，他們也把中國控制內陸邊陲的能力提高到新的水準，並引起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變化。[38]
中國中心論歷史編纂模式的另一特徵是把中國從空間上劃分為較小的單位，以區域或省來研究中國的歷史變化。這種研究範式不太注意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腹地的影響，而是從中國長期延續的歷史、文化、生態和經濟環境來觀察和解釋清代社會歷史。史堅雅的兩篇《19世紀中國區域城市化》和《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對這股史學潮流的興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39][40]英國漢學家伊懋可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書中認為十世紀前後,大運河的修建，再加上在一系列的領域, 如交通運輸、金融、農業等領域內的革命，區域經濟已被整合, 全國性的市場出現. 史堅雅的研究則勾勒了不同的圖景，他認為帝制晚期，沒有形成單一完整的全國性商業系統，而是以大城市為中心形成了若干區域性系統；東北、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與雲貴。這些區域同大河流域和盆地的地貌學的單位相吻合. 在各個區域,人口與資源集中在以大城市為中心的核心地帶。地理狀況（利於運輸的河流或妨礙交通的山嶺）以及技術特別是運輸技術的好壞決定著各個區域的面積大小。中國歷史上天災人禍的發生總是區域性的，區域經濟也都經歷發展與停滯的迴圈，同朝代的興衰更迭相一致。[40]留美中國學者冀朝鼎20世紀30年代的一篇博士論文,提出中國存在六大農業經濟區域，而臺灣著名學者全漢升先生則研究了中國若干大經濟區域間的貿易。
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范式多利用藏於中國的文獻資料，研究所涉及的這些資料往往是以行政區域，省或縣來保管的，且多圍繞辛亥革命及隨後的軍閥時期，例如，愛德華·羅茲和瑪麗·朗肯研究辛亥革命前後廣東、上海和浙江等省市的激進知識份子的活動。[41][42] 美國的許多博士研究生也選擇研究各省辛亥革命時期的題材。此外,清代地方上層社會以及政府官吏的地域構成也是以縣為單位的研究的重要題材。
這股史學編撰潮流也關注中國內部那些較少受到外國影響的宗教文化思想發展。例如伊芙琳·羅斯基對清朝民眾識字率的研究。羅斯基認為清代的啟蒙教育成本並不高，晚清的識字率與17世紀的英國相當。[43]韓書瑞和歐大牟通過對白蓮教起義的研究揭示了晚清民間宗教與社會動亂之間的關係。兩人利用來自當事人的原始資料，教派經典和被俘的起義者的供詞構築了從教派運動內部體驗起義的畫面。這種方法與英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所宣導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很像似.他們的研究認為起初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只是白蓮教徒解決生活困惑的意識形態工具。晚清的動亂和災變印證了關於來世的教義，他們於是在追隨神靈去迎接一個新世界的幻想下參與起義。韓書瑞的書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白蓮教徒的日常生活和起義經過，白蓮教徒多以習武和行醫為生，教派組織的紐帶多是在師徒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44][45]
中國中心論的清史編纂模式表現出借鑒多種社會科學概念方法的趨勢。歷史學家們不僅考察歷史事件，也研究經濟發展過程和社會結構。某些西方學者已經把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漢學稱為"新漢學",它的特徵是運用跨學科的理論方法，並揚棄過去藉以解釋清代歷史的那些概括性標籤，例如"官僚專制社會"，"封建生產方式"和"傳統範圍內的變革"等。帝制中國不再被看作是一個停滯的社會，甚至帝國中央政府也被認為是一個不斷適應地方權力結構變化的機構。研究的題材也由過去的精英階層和"大傳統"轉向普通民眾和更基本的社會制度。
四、清代政治體制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的西方漢學著作圍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問題來研究清代歷史。過去，許多西方漢學家借用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這樣的概念來分析帝制中國社會中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中國的貧弱地位。
早在20世紀60年代，沃夫拉·姆·伊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和弗朗茲·麥克（Framz Michael）等就開始拋棄國家與社會的對峙這樣簡單的概念，儘管國家政權的作用仍是他們歷史解釋的中心，他們已注意到士紳和地方精英與帝國政治結構的複雜關係。構成社會基層統治階級的士紳通過其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獲得政治影響。他們經由科舉考試在官僚機構中獲得官職，致仕後以儒家意識形態的名義對皇權的運用進行評議和制衡，而且隨著帝國陷入王朝迴圈的衰退期，士紳的權力特別是對地方稅收的控制力增強了。中央集權同地方主義兩個對立趨向的此消彼長與王朝衰微和換代息息相關。
70年代以來，一些漢學家開始深入從地方或民間層次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進行研究。貝特（Beattle）和鄧納爾林（Dennerline）等人的著作探討地方精英的構成及其社會作用，而布魯克（Brook）和康恩布魯斯（Kornbluth）等則研究了國家權力如何在地方行使。他們發現宗族，地方學正，商人和佛道僧侶同鄉紳有聯繫，並在一些情況下取代國家政權機構或鄉紳的權力。[46][47]
"新漢學"是以批評以儒家哲學為編纂理論的舊漢學的面貌而出現的。因此它摒棄"儒教史學"過分關注京城的權勢人物和宮廷政治的作法，而力圖探討過去未受到注意的，中央權力影響不那麼明顯的層面，例如外省的經濟，邊疆的治理和軍事防禦，社會控制等等。新漢學也受到社會學的影響，它研究的另一重要領域是中央國家機器治理權的合法化，即統治借助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傳統而合理化的過程。
國家政權對社會的壟斷控制最明顯地體現在邊防和軍事領域，然而晚近的西方漢學同樣注意到中央政權在這個領域內的支配性領導的有限性。中國的軍事威力似乎取決於他在後勤補給、武器和邊防戰略諸方面達到的水準。即使像清庭這樣的"外族政權"，其國防和軍事技術也是在向漢族學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儘管中國在戰爭的戰略策劃和軍事技術諸方面非常卓越，似乎總是比周邊的"蠻族"技高一籌，然而大多數朝代都把武力征服放在和平共處和懷柔政策之後，明朝在相當時間內，似乎對外敵入侵並無準備。中國一般來講更關注國內的穩定和安康，而不追求武力擴張，只有清庭，特別是乾隆皇帝才熱衷於開疆掠土。在他的統治下，清朝的疆域擴展至外蒙和塔里木盆地，尼泊爾、緬甸和越南成為藩屬。[48]清以前的各朝（元代除外）的邊疆政策是建立在中國漢族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框架中。以中國為中心的這個世界是等級制的，周邊的缺少高級文化的夷狄或保護國以朝貢的形式表示臣服，天朝也通過懷柔之策，或貨物易換的慷慨條件與周邊國家友好相處。當夷狄索取過高而得不到滿足並進犯邊垂時，天朝懲罰性的軍事活動便成為必要。中國的邊防和外交政策總的來說並不是黷武的。
現今留傳下來的大量清代文獻是有關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及相關事件。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西方漢學家們更多地瞭解到這些文獻，從而把這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度。令許多漢學者感興趣的是地方精英在鄉村社會控制中的作用。魏菲德等人認為從16世紀中葉起，科舉考試中的競爭變得激烈了。那些通過科舉考試致仕的和未能通過科舉考試的在地方上形成上層鄉紳和下層鄉紳兩個集團。
鄉紳致仕做官時，行事多以朝庭的利益為準繩，而退休回到故鄉，則往往利用自己在官場的影響和地位獲取財產，為自己的宗族和地方謀利益，興辦水利、教育和慈善事業。中國鄉村的政治生活就是在這兩種互相衝突的力量和原則間達到某種平衡的情況下演進的。
農村的動亂是在多種原因下發生的，並不一定是由災荒，反抗朝廷，或抗租所引起。在許多情況下是由大姓之間為爭水，爭地，控制重要交通運輸線和市場而發生械鬥擴大化造成的。約翰·威爾斯認為從明末開始，中國農村出現某種武裝化過程，明朝的崩潰和清軍的入侵帶來的危機感使鄉村行政組織和社團發生變化。在江南，過去存在的各種准軍事組織，例如防盜匪和守護莊稼自保組織，團練等同鄉紳和普通民眾一起合為一支地方自保武裝。[49]
城市裏的騷亂也是多種原因，例如抗稅，抗議官員腐敗和濫用職權，反對某項官方法令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漢學試圖探討把鄉紳和普通民眾維繫在一起的那些結構性力量。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正是在這種制度結構框架內建立起對民眾的統治。
帝制時代國家對社會的統治程度是一個引起很大關注並爭議頗大的問題。威特法格爾的名著《東方專制主義》認為帝制中國君權是不受節制的，皇帝及權臣親信牢牢控制著行政官僚機構，嚴密防範任何集團對皇權的挑戰。魏特法格爾的觀點受到廣泛的批評，日本漢學家Nalto Konan 與魏特法格爾相同的觀點卻被美國和法國的漢學泰斗，例如費正清和吉奎斯·格爾裏特（Jacqnes Gernet）等人所接受。Nalto認為唐下半葉貴族勢力的削弱，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關係發生變化。宋以降，皇權加強，行政官僚系統，特別是首輔的權力衰退，到明清，官僚士大夫們變成皇帝的奴僕，喪失了合法的權力來質疑君命的合理性。[50]
20世紀80年代黃仁宇的著作修正了這種過於簡單的看法。黃根據《明實錄》，特別是其中有關萬歷朝時期皇帝與官僚的糾紛，勾勒了官僚是真正的統治者，而皇帝只不過是官僚集團手中的工具這樣一幅圖景。晚近的研究更多把國家看作是一個管理調節機構，一個使中國傳統社會和政治秩序合法化的工具。[51]
國家通過教育和科舉考試在意識形態上控制社會是許多漢學著作研究的重要題材。教育在傳播儒家意識形態方面有著特殊作用。歷朝幾乎都把教會學生正確理解儒家經典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查費在1985年出版的書中認為宋代所主要關心的是通過標準的科舉考試找到道德品質合格的儒生擔任公職。南宋時官方學校同民間書院已出現教學目的的分叉，前者為科舉考試作準備，後者在追求真知。強調達到個人道德的完善的理學的興起預示官辦學校的衰落。[52]受教育和赴京應試的昂貴費用使之成為少部分人的特權，宋以後，教育機會增多了，私立書院成為保存和傳播儒教精髓的中心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會所。至元代, 進書院讀書是儒生在異族統治下的一種很實際的應對舉措。明代,書院的重要性增強，而科舉考試的品質則下降了，考試的範圍已不再是五經必考。在清代，滿清統治者為了把漢族儒生整合進官方政治主流，並為官僚行政機構鱗選人材，發展了教育。[53][54]
明末清初改朝換代時，士大夫忠誠問題也是一個重要題材。海格爾（John Haeger）認為在中國，忠誠是一個社會交往方面的德行，它守護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到後來對國家的忠誠同無條件的忠君連在一起。斯特魯菲在她的兩本書中，研究了明遺臣和士大夫對滿清招降入仕的反應。明末儒生的妥協程度與儒生的年齡相關。黃宗羲和顧炎武拒絕為官清庭，卻鼓勵兒子到清政府任職。魏菲德的著作考察了不同地區明臣和儒生對清朝的反應，提示了儒生相當複雜的選擇：投降、合作、自殺、抵抗和退隱山林等等。[55][56]
皇帝如何通過操控帶有宗教意義的儀式和典禮來表現自己的正統合法性也是不少學者的研究題材。紐奇姆和熱托對國家宗教儀式的界定以及它在朝庭內外的意義進行了探討。[57][58]每一個朝代都借助一套國家宗教儀式和典禮來強化社會政治秩序。威爾士研究了從漢代至清代的國家儀式的內容，他認為這些儀式表達了國家在土地和農業生產、家庭、上下級政治關係以及宇宙和諧等方面的觀念和意願。[59]
清初的統治者如何使自己成為儒教國家的開國之君的合法化過程也成為不少漢學家的研究題材。亞當·雷研究了多爾袞攝政時期，如何在漢族監察禦史（cencor）的建議下鞏固新政權，鉗制腐敗。克斯勒和斯賓塞等人則探討了康熙皇帝14歲親政，逮捕攝政鼇拜，鎮壓三藩，收復臺灣，抗擊俄國和外蒙古，把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的過程。費希爾和費維愷描述了雍正皇帝推行密折，讓官員直接向皇帝密報官場是非，改革八旗制度，斥責歧視漢族官員的言行，他們認為雍正的這些舉措有助於消除官僚的政爭。[60][61][62]
五後現代視野下的清代社會歷史
後現代主義是一個複雜的思想潮流，20世紀90年代起對西方漢學產生影響。何偉亞的《懷柔遠人：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嘎爾尼使華》是最為著名的一本。該書被稱為是"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性產物"，把"後現代式的解釋與新的檔案材料"結合起來，使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事件呈現一種全新的詮釋。[63] 後現代主義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它以關心受到壓迫的，卑微的社會階層和非主流文化現象而著稱。後現代主義新漢學偏離過分關注精英和上層政治生活的舊漢學，試圖把過去受到忽視的下層普通人物納入新歷史編纂的視野。不僅是從事農耕的農民、商人、市民、工匠、店員、婦女、佃農、奴僕和少數民族都成為新漢學的歷史編纂題材。他們的生活在漢學家研究特殊的歷史事件，影響深遠的政治經濟和生態變遷中被加以認真的對待。
精英階層的內涵也被擴大，從舊曆史編纂所屬意的儒生士大夫和政府官員到包括所有能夠參與政治運作的人，握有重兵的將領、富商和宗教界上層人物等。許多情況下，精英和下層的區分存在界定的困難。"中國下層的歷史"有兩種編纂的趨向：一是研究下層人員政治經濟上遭壓迫的狀況；二是研究他們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的作用。前者特別關注中國社會中的所謂賤民，包括陝西和山西省的從事音樂的家庭，廣東省的船民等等。這些受到歧視的人戶籍注入另冊，不能參與科舉考試，與一般臣民相比，權利受到更多限制。
漢學家們試圖在各地找到這些賤民，對他們的生活加以描述。柯爾關注在紹興的賤民，安維爾利探討長江上游等地的棚民。[64][65] 農奴成為不少漢學家的研究物件，溫思研究了唐至清代農奴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以及與其他農民如佃農和短工的區別。[66]伊懋可受到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日本東京漢學派的影響，認為從宋至明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經濟地位同農奴不相上下。東京學派否認自唐朝貴族衰落以才取士的科舉制實行以後，中國社會的等級劃分已不太嚴格的觀點。
許多西方漢學家認為在農民的地位和農村的土地關係上16世紀是個轉捩點。大量種植經濟作物引起的農業的商業化，新型的農業管理和土地所有制，鄉村手工業的蓬勃使明末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轉變。[67] 農業的變化伴隨工廠手工業的產業專門化,市場和商業活動的擴張，以及新的契約關係的出現。[68]
婦女史的研究也是後現代主義新漢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漢學家所探討的對像不僅限於下層婦女的生活，也包括官庭仕女、上層階層的女性，她們如何操持家務，她們的情感世界和文化程度。[69]伊懋可和曼認為隨著婦女的品德越來越成為道學家們關心的問題，婦女的地位趨於惡化。瓦蒂納的研究顯示一段時間內，要求寡婦守寡甚至殉葬的社會壓力增大了。[70][71][72]在研究婦女史和其他下層人民的歷史時，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所依據的文獻史料大多是精英階層的撰寫出來，其中充滿了對婦女和下層人民的偏見。
後現代主義也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清代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的某個特殊的層面和某一特定地區。新漢學的結構主義流派並未提出或運用特定的哲學和歷史解釋理論。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計量史學的影響，研究的範圍從俗文化到人口模式，非常寬廣，他們不太注意歷史事件的細節，而專注於分析在中國某一歷史現象的結構和內部的機制。他們所關注的不是歷史事件的具體性及原因。結構主義新漢學把中國歷史看作是一個多層次的立體主義繪畫，關注每一個主體的內部關係，而不是它們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樣的觀點使他們能夠跨越朝代，較為全面地研究某一現象，例如氣候、疾病的傳播、營養、食物供給、識字率、兒童的福利等等。[73][74]
這些研究不僅在中國各個地區之間進行比較，而且都運用數量化的研究手段。歷史人口學問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力。學者們對18世紀人口劇增的原因爭論不休，認為人口的增長到19世紀超過了中國耕地能夠支撐的限度。一些學者研究特定地區和時期的人口問題、節育措施和遷涉等等。[75][76]詹姆斯·李等學者探討了食物供給狀況與人口增加的長期模式，並通過賑災款項來估算人口數位。劉翠蓉把全國範圍內人口的增長與人均消費水準聯繫起來。[77]
結構主義史學不僅看到中國社會的地域性的空間結構，同時把清代中國社會視為由若干社會層次組合的等級結構。它研究中央政府的權勢人物和省級統治人物、總督和巡撫，他們的政治行動及其影響，震動全國的歷史事件，聲望超出地方的思想文化界人物等等。它也研究在政治體制基層提供實際領導的人物，如士紳，土豪，宗教專職人員等。
結語
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發生了至少兩個方面的重要變化。首先，漢學研究的重陣從早期的荷蘭、法國、英國轉移到現在的美國。這是同西方世界中政治、經濟和學術中心的向美漂移相一致。美國高等教育的發達，科研人員的眾多使她在漢學領域具有理所當然的規模優勢。二戰後在中國周邊進行的兩次戰爭也促使中國研究在美國受到重視。第二，近半個世紀以來，以美國領銜的西方漢學研究經歷了研究範式的若干重要變遷，從二戰後以西方現代化理論為解釋框架的中國歷史研究，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編纂，再到70年代以來的"新漢學"和近兩年來的後現代主義詮釋。這些變化固然反映了西方學術重視推陳出新的傳統，也是由於研究者們在漢語的能力上受到更好的訓練，近年來西方思想學術的時代潮流對漢學研究這一特殊領域的影響也是重要原因。
近十多年來，我國的清史研究工作取得的巨大進步，在一定意義上是我國學者注重對史料文獻的實證解讀的學術傳統同運用（國外）現代社會科學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相結合的產物。這種進步也折射出近十多年來我國高等學校歷史教學的發展，以及中國史學同西方史學對話所帶來的益處。本文所提到的這些理論、範式、概念和方法的運用在我國清史研究中並不是罕見的，然而，系統瞭解西方漢學清史研究的具體成果仍然是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為我國歷史學家對西方漢學清史研究已十分廣泛的瞭解再提供一個有關其發展的總的框架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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