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陳季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他幾乎被人們遺忘了。

但被遺忘的不一定就是該遺忘的。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陳氏本應佔有一席之地。就近代中國人而論，唯有他同辜鴻銘、林語堂三人用西文所寫的介紹中國及其文化的著作，可以說在西方真正暢銷過。三人同屬閩籍，人稱“福建三傑”。其中，辜氏著作走紅西方是在20世紀頭20餘年，尤以在德國影響為大；林語堂的著作最為暢銷的時期是本世紀30—50年代，美英讀者對之最表歡迎；而陳季同有關中國的書在歐洲流行時，比辜鴻銘還早近20年，時間是19世紀80—90年代，他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中國人中最先以西方文字寫作並出版了其介紹中國文化之著作的第一位暢銷書作家。其書初以法文寫成，故影響主要在法國。

在向西方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辜、林二人其實都不過是步陳季同的後塵而已。無論是在寫作上還是思想上，均曾受到過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今林、辜二人已是人盡皆知，著作廣為流傳，獨陳季同仍湮沒無聞，這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小小的疏忽。圖時，同時也以“三代”社會為其摹本，老子的“小國寡民”和莊子的“至德之世”的理想模式，充滿了對“三代”社會的美好回憶，描繪了一個類似“三代”社會無私有、無紛爭和社會文明發展極其低下的社會。因此，與其說是歷史倒退，毋寧說是以古鑒今和以古鑒未來；與其說是對古代社會的追求與懷念，不如說是以遠古社會為參照對比現實社會，並有針對性地對現實的弊病進行揭露和抨擊。因此，道家的社會理想並不是真正地把歷史拉向後退。

一

陳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Tcheng ki—tong， 福建侯官（今屬福州）人，近代中國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肄業于福建船政學堂，1875年初，朝廷擬向西方各國派駐使節，選拔他先行進行考察，他隨洋員日意格遊歷英、法、德、奧四國，完成任務後於次年歸國，著有《西行日記》四卷。1877年，清廷派李鳳苞、日意格率留歐學生劉步蟾等人出洋，他隨同為文案。不久，李鳳苞改任駐德、法公使，他仍為文案。旋授副將加總兵銜。後又升任駐德、法參贊，代理駐法公使兼比利時、奧地利、丹麥和荷蘭四國參贊。在法國使館供職期間，他“因為在法國人中有許多熟人，得以巧妙地輔佐中國公使曾紀澤在法國掀起一場反對舒埃·盧·富爾利的通卡政策的輿論”（巴斯蒂（M.　　Bastid　Brugureie ）：《清末留歐學生——福州船政局對近代技術的輸入》，田正平節譯自日本《東亞》1985年3月號。見陳學恂， 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頁。）。並參與有關中法越南問題的交涉， 多次為清廷購買船艦炮械，折驗運回，一度很得李鴻章的信任。1891年，他因涉嫌騙取法國某銀行鉅款案，被招回國，前後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15年之久。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陳季同曾赴臺灣任布政使，積極投身反割台鬥爭，參與組建臺灣民主國。“他向那些堅決抵抗日本佔領的臺灣愛國者們宣傳‘五·二五民主國宣言’的思想，並馬上被任命為臺灣民主國外務大臣”，因此有人認為他“是東亞土地上出現的第一個共和國的締造者”。當時他還“竭力勸說人們，確立共和制度一定會得到法國的同情，使法國積極加入抵抗日本的防禦陣線”。但不久他的期望落空，不得不逃回上海（巴斯蒂（M. Bastid Brugureie ）：《清末留歐學生——福州船政局對近代技術的輸入》，田正平節譯自日本《東亞》1985年3月號。見陳學恂， 田正平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頁。）。

戊戌時期，陳季同屬於維新運動的積極贊助者，很是活躍。1897年，他與其弟陳壽彭在上海合辦了《求是報》，為“翻譯主筆”。該報積極譯介西學新知，宣傳維新思想，是當時較有影響的傾向維新的報刊之一。次年秋，他還熱心支援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學堂——上海中國女學堂。其妻法國人賴媽懿出任女學堂的洋提調。該學堂最初的日課章程，就是由其妻賴氏起草。（當陳季同主動提出已囑其法國夫人草擬日課章程時，學堂總辦經元善表示出不放心，及時提醒道：“嫂夫人所擬，大約全是西國學派。今中國創設女學，不得不中西合參者，此勢然也。”（《滬南桂墅裏池上草塘會議第二集》），見夏曉虹《戊戌前後新興的婦女教育——以上海中國女學堂為中心》，《文史知識》1998年第6 期。）上海中國女學堂以效法西方新式教育為趨向，以“中西合璧”為宗旨，反映了男女平權思想對教育的影響。它的出現在舊教育體制中打開了一個缺口，成為女子教育社會化在中國興起的標誌，對以後各種女學校的興辦起到垂範作用。這一時期，陳氏還參與發起成立了當時較有影響的新興社會組織“戒煙公會”，旨在移風易俗，曾吸引許多維新派人士和開明官員參加。《求是報》上就刊登過該會的發起旨趣和有關評論，還多次登載入會會員名單及捐款額數等。

庚子事變期間，陳季同也有所表現。他可能是學界至今還沒有注意到的“東南互保”的最早創意人。目前有關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在談到“東南互保”的動議時，一般只是提及盛宣懷、沈瑜慶和趙鳳昌等人。但沈瑜慶在為陳季同所作的傳記中，卻專門述及後者的“首功”：“庚子拳匪起京、津，各國紛電調兵。季同曰：‘事急矣！為今計，南方數省建議中立，先免兵禍；隱以餘力助北方，庶幾有濟。’著為條陳，由道員沈瑜慶上諸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鄂、粵兩督合議，東南互保之約遂成。”（《福建通志·列傳》卷39《陳季同傳》。）可見陳氏與東南互保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關係。庚子事變後，陳季同在政治上無大作為，曾主持過官報局和翻譯局。1905年去世于南京（一說上海）（沈瑜慶《陳季同傳》說其卒于金陵，即南京；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歐學生》，說其卒於上海。），年僅54歲。

有趣的是，陳季同還是晚清中國敢於衝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壓力、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為妻的朝廷命官之一，堪稱中西通婚史上的開風氣之先者。戊戌時期，著名維新派人物唐才常曾發表駭人聽聞的《通種說》，主張中外相通，實行華洋通婚以改良中國人種，其文中所舉的第10條論據，就是專門以他和另一個人的跨國婚姻為例，說明實行此制不僅應該而且可能。其言曰：“吾聞華洋種族之通，不獨各埠頭各租界然也，即鳳儀、陳季同之妻，皆西婦也。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國之弱，而摒之不齒婚姻之列，則吾又何為聞通種之說，而狺狺爭，＠①＠①讒也？”（《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2頁。）曾樸的名著《孽海花》中，也曾對其法國妻子和英國情婦為爭奪他而進行決鬥的故事大加描繪。在晚清士大夫多昧于外情、視洋人為異類之時，他竟敢於“膽大妄為”娶洋妻；且于華人倍受歐美歧視、而自身又“豕尾”未除之際，尤能有西洋知識女性毅然置種族偏見於不顧，如此這般地愛慕追隨，其人之非同尋常、極為風流倜儻可以想見（曾樸《孽海花》中有關陳季同的情節（書中名“陳冀東”），並非全是無稽之談。陳季同除娶妻法國賴氏外，確有一英國女博士芍爽“慕季同才，隨至中國”，並同他生有一子。見沈瑜慶《陳季同傳》。該傳還記述他“投射槍炮尤精穩，兼能馳騁。距馬丈許，一躍即登其背；以槍擊空中飛鳥，無不中”。）。

二

就陳季同一生的作為而言，他主要是一個文化人，其影響和價值也主要體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由於長期工作和生活在歐洲，他通曉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別是法文造詣極深，在晚清中國可謂獨步一時。英國大漢學家翟理思等人，就稱讚他法國語文知識極為廣博。（見翟理思1898年版“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封面自題中文名為《古今姓氏族譜》）。）對於法國文學，陳氏尤為稔熟，談起法國當時的各文學流派及其優劣得失能如數家珍。我國近代譯介法國文學的先驅、《孽海花》作者曾朴有關法國文學的最初知識，就是由他啟蒙的。曾朴在給胡適的信中曾坦承自己譯介外國文學的活動，乃至“發文學狂”的主因，“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他寫道：

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的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劇，白羅瓦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派中，他教我讀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囂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裏，他教我讀弗勞貝、左拉、莫泊三的小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史》，和杜丹、蒲爾善、佛朗士、陸悌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溝通了巴黎幾家書店，在三四年裏，讀了不少法國的文哲學書。我因此發了文學狂……曾樸還記述了戊戌時期陳季同向他沉痛介紹法國文學界對中國文學及其價值評價偏低的現狀、原因，以及應將我國名著向外譯出，同時須翻譯和瞭解西方文學，以改進舊式文學傳統、提高中國文學水準的敦敦告誡。他後來翻譯出了雨果的小說《九十三年》及劇本《呂伯蘭》、《歐那尼》、《銀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學堂》及左拉的《南丹與奈儂夫人》等著名作品，成為近代中國“譯介法國文學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驅者”（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16—317頁。）。但曾樸本人深知，他有這一切，均得益于陳季同當年的教誨和指點，因此他尊陳為其“法國文學的導師”，“我國研究法國文學的第一人”（見曾朴譯陳季同《讀物展覽館》引言，《真善美》雜誌1928年2卷2號。）。多年以後，在其自辦的《真善美》雜誌上，他還打算專門開闢一個“陳季同特輯”，以表達對這位文學前輩的深切懷念和敬仰之情，可惜後來因故未能如願。

教誨出像曾樸這樣出色的弟子，並非陳季同傳播法國文學僅有的業績。此外他自己還曾親自上陣，向國人直接譯介過法國文學作品。在《求是報》上，從第2冊開始，他曾以“三乘槎客”為筆名， 連續譯載過法國作家賈雨的《卓舒及馬格利小說》。這是以法國著名將軍布朗熱的事蹟和愛情故事為藍本創作的一部半紀實性的長篇小說。後因刊物中途停辦，沒有譯完，但它卻是中國人譯介西方小說特別是法國小說值得一提的早期作品，譯筆也流暢可讀。可惜除了這篇小說之外，我們目前尚未能得見他更多的文學譯作。以陳季同的才華、高超的法文水準和對法國文學的深入瞭解，竟沒能為國人翻譯更多的法國文學作品，當然是一件令人遺憾之事。

陳季同不僅通曉法國文學，還“精熟於法國政治並拿破崙律，雖其國之律師學士號稱老宿者莫能難”。甲午後他閒居上海，據說“西人有詞獄，領事不能決，鹹取質焉；為發一言或書數語與之，讞無不定，其精於西律之驗如此，西人梯航之來吾國者，莫不交口稱季同”。（見前引《福建通志·列傳·陳季同傳》。）陳季同研習西方法律多年，早在1877年作留法學生使團的文案時，除了做翻譯，“另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就是學習國際法。到法國之初，只有他和馬建忠被指定研習西國政法，因而兩人一同在巴黎私立政法學校註冊。（見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歐學生》，《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第 263—264頁。）這種正規訓練， 使得他日後得以成為中國極為少見的最具西方法律和法學知識的有用人才之一。

戊戌維新前夜，為了幫助國人瞭解西方法律，效法西方民主國家以法治國的實踐，陳季同不憚繁瑣，下決心把法國《拿破崙法典》（即《法國民法典》）譯成中文。在《求是報》上，他從創刊號起，一直連載其所翻譯的法典，先後刊登過《法蘭西民主國立國律》（又作《拿布侖立國律》）、《拿布侖齊家律》、《法蘭西報館律》等篇什共12篇）。其中“齊家律”所譯內容最多。這是繼同文館教習、法國人畢利幹1880譯《法國律例》之後，華人獨立地將這一法典較為清晰地譯成中文的嘗試。

陳季同所譯的“拿破崙法典”，是1872年（陳氏稱同治十一年）經法國30名議員重訂後的法典。在譯文刊登之前，他寫有一段“自識”文字，相當簡明地介紹了該法典的由來，其在西方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典本身的構成特點。由於這部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民法典自身的重要性，它的漢譯傳播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自然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我國的法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研討這些漢文譯本。（參見李貴連《〈法國民法典〉的三個中文譯本》，《比較法研究》1993 年第1期。）但是，他們對近代報刊上所發表的有關此一法典的譯介，卻似乎還未引起重視。其實像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變法時期趨新人士對該法典的譯介，以及這些譯介與維新運動的關係，同樣是西方法學在華傳播史上值得探討的課題。如在前面已提及的譯者“自識”中，陳季同對西方以法治國于富強關係的認識，在當時的維新思潮中就頗具代表性。他公開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所謂西方強在“輪船槍炮”、富在“通商開礦”的洋務派俗見，指出“輪船槍炮通商開礦若無律法以繩之”，必不能“億萬一心以致富強”，因而認定“拿布侖一律，洵泰西立國之始基，富強之根本也”。他明確表示，正是有鑒於此，他才“不憚繁難，先行尋繹拿布侖律例一書，以供參考。詞陋學疏，在所弗計”。也是懷著這種法制“經世”的思想，面對當時“風氣大開，報館林立，動曰新聞體例、報館章程，究竟若何，局外人多茫然不識”的現狀，在友人的慫恿下，他又通融緩急，將報館律部分先行譯出，連載於報（見《求是報》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五日，第1 冊“西律新譯卷之一”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求是報》第8冊，“西律新譯卷之十五”。）。 只是由於後來刊物停辦的緣故，該法典最終也同其所翻譯的小說一樣，未能完璧，留下同樣的遺憾。但儘管如此，陳季同所譯的法典在當時的士大夫中仍然產生了積極影響。1899年出版的《東西學書錄》，在介紹《求是報》時就寫道：“（該報）所采多法國書報，而尤以所譯拿布侖律為最佳。”

順便說及，陳季同的胞弟陳壽彭（字逸如）也曾留學歐洲，精通英法兩國文字，為晚清中國出色的翻譯家。在傳播西學方面，他較其兄的貢獻還要大些。譯有《火器考》、《蠶外紀》、《格土星》、《格影》等多種西學論著。《東西學書錄》就收錄不少他的譯著目錄。陳壽彭的妻子薛紹徽，更為晚清極為少見的知名女翻譯家之一，他們夫妻合譯的法國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八十日環遊記》（1900年刊行），乃國人所翻譯的首部科幻小說，也是法國科幻小說大師凡爾納作品的第一個中文譯本，彌足珍貴。

三

雖然，陳季同有著高度的西學修養，並為西學東漸作出過成績，但他的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尚不在此，而在於他敢於並能夠在西方世界彌漫著歧視華人及其文化的時代氛圍下，自覺地、主動而又富有成效地向歐洲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苦心孤詣地證明著中華民族的文明。

陳季同一生用流暢的法文寫了大量著作，在當時的法國多很暢銷。我所見到的主要有巴黎Calmann Levy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自畫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1884年第5版）；《中國戲劇》（Le Theatre des Chinois，1886年第2版）；《中國故事》（LesContes Chinois，1889年第3版）；《中國人的快樂》（Les Plaisirsen Chine，1890年）等。另據曾樸介紹，他所見到的陳季同的法文著作還有《黃人的小說》（Le Roman de I'' Homme Jaune）；《黃衣人戲劇》（Le　Homme　de　La　Robe　 Jaun ）；　《中國人筆下的巴黎》（Les Parisienne Peints par Chinois）；《吾國》（Mon Pays）等。他還說陳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說、戲劇、小品等，極得法國文壇的贊許，阿拉托爾佛郎士，向來不容易稱讚人的，也說他文筆誠實而輕敏，他的價值可想而知了”。（見前引曾朴譯陳季同《讀物展覽館》“引言”。）此外，陳季同還用法文翻譯有《聊齋志異》等中國文學作品。但無論是著還是譯，他都始終圍繞著一個不變的宗旨：讓西方人更好地認識中國人，瞭解中國文化及其價值。

陳季同以中國為題材的法文著作，對於豐富法國的近代文學也是有其獨特貢獻的。法國當代學者巴斯蒂，就曾以陳季同的一個法文劇本為例談到這一點，他說：“1904年，他曾以中國問題為題材用法文寫成一部輕喜劇《英雄的愛》，毫無疑問，這是對法國文學的一個貢獻。”巴斯蒂還讚揚陳季同為“巴黎文藝沙龍受歡迎的人，他用法語把許多富有魅力的中國民間風俗和文學作品介紹給法國人。這些作品後來由新聞記者富科·德·戴蒙翁編輯出版”。“在他的身上，顯示出那些最早直接深入歐洲社會文化生活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成果中最奇妙的混合物。此後福州船政局派遣的留學生中再也沒有人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果，他們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技術方面。”（見前引巴斯蒂《清末留歐學生》，《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留學教育》第266頁。）

陳季同所譯的《聊齋志異》，題為《中國故事》，是這一古典名著最早的法文譯本之一，也是中國人獨立向西方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最初嘗試。它首版於1889年，採用節譯的方法，共譯出《聊齋志異》中的《王桂庵》、《白秋練》和《辛十四娘》等26篇作品。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生動有趣的故事，深受法國人民的喜愛，在一年內就再版三次。荷蘭著名漢學家、　　西方漢學最權威刊物《通報》的創始人之一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曾發表文章，給予專門介紹，向歐人大力推薦此書。（該文載1890年4月1日《通報》第1期， 王麗娜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學林出版社1988年版）一書中，最早述及此點。）

《中國戲劇》則是中國人直接以西方文字較系統地向歐美傳播中國戲劇的嚆矢。它從戲園的結構，中國戲的種類，角色的安排，表演的方法，開、閉幕，乃至虛與實等諸多方面，對中國戲劇進行了生動通俗的解說，　並在介紹過程中不時將其與歐洲戲劇加以比較，　是繼巴贊（Bazin）《中國戲曲：元代戲曲選譯》和儒蓮（Julien ）《灰闌記》等譯作之後有關中國戲劇在法國較有影響、且較為系統的介紹。出版一年內即予再版。　　後來法國研究中國戲劇的不少專著如卡米爾·普佩（Camille Poupeye）的《中國戲劇》（1933年巴黎版）等， 都參引過此書。民國時期，更多的華人自覺地投身到向西方介紹中國戲曲的行列中，如朱家健（Tchou Kia Kien）、蔣恩凱（Tsiang An—Kai）、陳綿（Tcheng Mien）、王光祈（Wang Kuang Chi）等， 他們都有過這方面的專著出版，但陳季同無疑屬於他們當之無愧的前驅。

在陳季同所有的著作中，《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快樂》影響最大，兩書都有過英文轉譯本。尤其前一本，更為他的成名作。該書首次面對歐洲讀者，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對本民族的社會生活和中西文化發表看法，從而開啟了中國人獨立從事此種文化交流活動的先河。該書1884年（即中法戰爭爆發那一年）出版後，在巴黎一度產生某種程度的轟動效應，一年內至少再版5次以上。次年， 該書由詹姆斯·米靈頓（James　Millington ）英譯為“The　Chinese　Painted　 byThemselves”，Leadenhell出版社在倫敦等地出版，也“受到英語世界公眾熱烈而友好的歡迎”（見陳季同後來為《中國人的快樂》一書英譯本所寫序言。）。英譯本書後附有一專門廣告介紹說：“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所寫的關於中國社會生活的書”，“作者盡可能地揭示中國的真相，並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瞭解，起碼不會比那些曾經到過中國的誠實程度不同的旅行者們所談到的要少。全書內容生動有趣。人們認定，陳季同總兵的書擺脫了那種屢見不鮮的、因自尊而導致的習慣性偏見。”

《中國人自畫像》在美國也產生了一定影響。1900年，美國芝加哥Mcnally 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一本題為《中華帝國：它的過去與現在》（The Chinese Empire: Past and Present）的書，署名陳季同、約翰·格雷（John Henry Gray）等著，陳季同為第一作者。 它共收錄了《中國人自畫像》中的“婦女”、“結婚”、“離婚”和“宗教與哲學”四部分內容，構成此書的第8、9兩章，譯文直接採用米靈頓的英譯本。出版者還特意為此書寫有如下一段前言：

本書的每一章都由有關這一問題易於接受的最高權威所提供。我們相信，讀者們會對陳季同將軍所寫的那些章節感到特別的興趣，因為它們顯示了作者異常廣博的見識和敏銳的洞察力，表明中國人是有能力的。這些文章最初都是用法文寫的，不過已經有了非常學術化的英文翻譯。儘管這位中國官員更熟悉巴黎和法國，他在那裏生活了很多年，但人們將發現他的觀察在許多方面卻驚人地適合於美國人的風俗習慣。

《中國人的快樂》一書也有英文譯本出版。譯名為“Chin Chin， or The Chinaman at Home”，譯者為謝拉德（R. H. Sherard）。書上未標明具體出版時間。陳季同為此譯本另寫了一個簡短序言。該書實際上是《中國人自畫像》中“娛樂”一章的擴大，就像後來林語堂寫了《吾國吾民》後，再將其中“生活的藝術”一節擴充成《生活的藝術》一書一樣。他們都很懂得西方文明“化”下的人民從東方世界需要些什麼。另外，陳季同之所以寫此書，也是為了從這一獨特角度讓西方民族更好地認識中國人，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再也沒有什麼比娛樂更能顯示一個民族的性格了。……告訴我你怎樣娛樂，我便可以告訴：你是什麼樣的人。”此書的法文本直到1975年，還曾在巴黎重印過一次。

四

研讀陳季同的書，需要明確一個背景，那就是當時的中國人及其文明正遭受來自西方世界的極端歧視，恰如陳氏書中所言：“把中國描繪成一個野蠻的堡壘，正是一種時尚。”因此，欲消除他們對中國的那些片面的認識、深藏的誤解和可笑的偏見，便成為他上述兩書的基本出發點。在有關中國婦女、飲食、溺嬰、勞動以及中國文明的起源、特點和價值等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陳季同的“良苦用心”。在談及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總是站在人生或人性的高度，很機智地擺出西方有關習俗的弊端，並從中國人的角度給予幽默輕鬆的批評。這些來自中國的批評在當時西方人的眼裏是很新鮮的，有不少批評西人就表示欣然接納。它們實在有助於淡化當時西方人歧視中國、認為中華民族極其野蠻的觀念和心理。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陳季同當時對中國的某些社會習俗和制度（如父母包辦婚姻、納妾制、科舉制等）的辯護，許多議論已不免顯得過於隔膜，它所反映的是19世紀後期一個對西方世界有相當瞭解的中國士大夫的文化理想、思想觀念和生活情趣。當他宣稱“對現代文明瞭解得越多，我就越愛我們中國古老的制度，因為只有它真正實現了其所允諾的東西——和平與平等”時，就如同辜鴻銘發出“我不知西人之學，亦無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極矣”的議論一樣，使我們感到困惑和不解。或許，這是近代中國通曉西學而又熱愛傳統的又一典型。這裏用“或許”二字，是鑒於陳季同主要文化觀點基本上都是在其外文著作中表達的，而這些著作的物件又為西方讀者，其中顯然存在著寫作策略的考慮。如果不正視這種策略因素，我們對其為納妾制等所作辯護的評價，對他向西人推介中國人達觀的生活藝術和哲學的認識，就可能會不得要領，至少將是很不全面和妥當的。

從陳季同著作的字裏行間，人們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那顆跳動的灼熱的中國心。事實上他本人在書裏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熱愛之情。在《中國人自畫像》的序言中，他曾公開表示：“如果有時受論題的影響，我竟至於表現了對自己祖國的偏愛，在此先請求大家原諒，請求所有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們的原諒。”這一點，與他的同鄉辜鴻銘也極為相似。

陳季同還不愧為一個富有才華的智者。在《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快樂》兩書中，我們就能不時地觸及到他那閃爍的智慧的火花。如談到儒教和基督教的特點時，他說，與基督教強調博愛不同，儒教的宗旨是強調自尊自重自愛自我修養，他譯作“respect”， 也就是“敬”，既敬己又敬人敬事敬物，但“敬己”即自尊自重自愛，乃其起點或基點。這一見解從儒家教人“修己以敬”的觀念而來，乃深研朱子所得，相當深刻。又如，在談到東西方文明的關係時，他一開篇就寫道：“許多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重大發明，都不是產生在那些從中受益的國家”，此言雖短而意綿長，令人疑惑又促人思索，最後你不得不微笑地予以頷首。另外，“宗教與哲學”，“諺語與格言”，“新聞與輿論”，“東方與西方”等篇什，也都機智而風趣，讀起來既感有味，也啟人深思。即使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它們也仍不失為一些很好的散文。

然而，陳季同卻並不是一個狹隘地固守中國文化之人。從他的法文著作來看，他在內心深處雖多不欣賞近代西方文明，但對其卻保持了寬容態度。他承認，西方文明樹上所結的果實不少的確色味俱佳。對他來說，之所以亟亟于向西方介紹和傳播中國文化，並非像李元度那種頑固的舊式士大夫那樣，基於“吾道而西，大變其陋俗”的盲目信仰，而完全是出於一種清醒的世界意識和遠大的文化眼光。從他對西方以法治國的民主政治的嚮往中，從他戊戌那年對曾朴的文學告誡中，我們都能明確地感受到這一點。此種世界意識和文化眼光，對我們認識和評價陳季同的文化傳播行為、特別是其輸出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陳季同還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出色詩人。著有《三乘槎客詩文集》、《盧溝吟》和《黔遊集》等詩集。1895年，清廷降日割台時，他曾英勇地投身於反割台鬥爭。事敗後，又滿懷悲憤寫下《吊臺灣四律》，傳誦一時。詩雲：

　　　　　　　　　（一）

　　憶從海上訪仙蹤，今隔蓬山幾萬重。

　　蜃市樓臺隨水逝，桃源天地付雲封。

　　憐他鼇戴偏無力，待到狼吞又取容。

　　兩字亢卑渾不解，邊氛後此正洶洶！

　　　　　　　　　（二）

　　金錢卅兆買遼回，一島如何付劫灰？

　　強謂彈丸等甌脫，卻教鎖綸委塵埃。

　　傷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門因揖盜開。

　　聚鐵可憐真鑄錯，天時人事兩難猜！

　　　　　　　　　（三）

　　鯨鯢吞噬到鯤身，漁父蹣跚許問津。

　　莫保屏藩空守舊，頓忘唇齒藉維新。

　　河山觸目囚同泣，桑梓傷心鬼與鄰。

　　寄語赤嵌諸故老，桑田滄海亦前因。

　　　　　　　　　（四）

　　台陽非復舊衣冠，從此威儀失漢官。

　　壺嶠居然成弱水，海天何計挽狂瀾？

　　誰雲名下無虛士，不信軍中有一韓。

　　絕好湖山今已矣，故鄉遙望淚闌幹。

詩中“傷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門因揖盜開”兩句，早已成為人們譴責清廷和李鴻章賣國投降的常用語。而“絕好湖山今已矣，故鄉遙望淚闌幹”的詩句，愛國深情更是摧人淚下，至今讀之，依然為之震撼。

也許因為自己是個詩人的緣故，陳季同一生用法文翻譯了大量的中國詩，包含在他的各種法文著作中，並被轉譯成英文。他那詩人的才情、感覺和喜好，使他自覺而有效地充當了中詩西漸的早期使者。僅《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快樂》兩書中，他所翻譯的中國詩歌，就大大小小不下60首，包括《詩經》中的《出其東門》、《柏舟》等名篇，李白的《靜夜思》、《戲贈杜甫》、《春思》、《下終南山過斛山人宿置酒》等篇，杜甫的《成都府》、《玉華宮》、《旅夜抒懷》、《贈衛八處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等篇，以及孟浩然、常建、王翰、白居易等人的詩作（不計他引錄別人的翻譯）。特別是對白居易的千古名作《長恨歌》和《琵琶行》那兩首長詩的翻譯，更是匠心獨運，前者用於說明中國詩歌中詩人的興趣愛好是如何“與華麗的文體、生動的文采渾然一體”；後者則旨在表彰中國詩人在進行長篇敍事的時候，為避免雷同和令人生厭，在結構處理上是何等的精妙和無可挑剔。他堅信，在這一點上，《琵琶行》的藝術水準是“西方詩歌作品所望塵莫及的”。

在《中國人自畫像》一書中，陳季同專列了《詩經》和《古典詩歌》兩章，對中國詩歌進行較為集中的、精心選擇的譯介。他揭示了《詩經》之詩對豐富想像的巧妙運用和微妙細膩、令人著迷的情感浸透特點；強調那些古老的詩歌具有本民族獨特的精神特質和歷史認識價值，其中凝聚著“和平之愛、勞動和家庭之愛”，“給我們展示的並不僅僅是思想和情感，還有當時的風俗與制度”。在陳氏看來，《詩經》為中國詩歌之根，建安時期，中國詩歌之樹得到茁壯成長，到了唐朝，這顆樹已是枝華葉茂、碩果累累了。因此，《古典詩歌》一章專門譯介唐詩。在選譯時，他既注意到唐詩各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名家名篇，又兼顧到了詩歌的各種不同風格，很能引人入勝。無疑地，他屬於華人中最早獨立地用西方文字向外翻譯介紹中國詩歌、譯作較多且吸引過許多西方讀者的先行者之一。在近代中國文學外播、特別是詩歌外播史上，應該有其特殊地位。

遺憾的是，我們現今不僅在中國翻譯史專著和翻譯家詞典裏，找不著陳季同的名字，甚至在通行的《中國近代史詞典》中，也查不到他。除了《福建通志·列傳》中有他的一個小傳外，幾乎再未見有對他專門研究的文字，這顯然是不公正的。究其原因，恐怕與他去世過早，著作主要為法文，國人不易得見有直接關係。希望有條件者，能夠關注此人，對其文化活動進行深入細緻的探討，相信一定會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法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字形檔未存字注釋：①原字為目右加娟的右半部分）

(資料來源：《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