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則徐一樣，魏源是我國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人中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以鴉片戰爭為界，魏源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在鴉片戰爭之前，對於社會經濟，魏源有很切實的改革主張。在對內經濟措施上，魏源主張以“除弊”為主，致力於改善對漕運、鹽政、水利各項事業的管理，既要保證國家收入，又要有利民需。在鴉片戰爭之後，魏源轉向“興利”，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求可資借鑒的事物，更多地反映了時代的動向。在對外商貿方面，魏源繼承了林則徐的鼓勵私人開採礦產，商辦礦業，實行海運，武裝護航，鼓勵正當對外貿易，自鑄銀幣等開放主張，同時也將這些思想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具體來講，在經濟方面，魏源有兩個重要觀點。 

1．緩本急標論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是在以鴉片戰爭為契機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開始轉變之際逐漸產生、發展和形成起來的。生於這個時代，魏源的經濟思想正是這一時代大變革的開端在經濟思想這一意識形態領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傳統的經濟思想範疇為載體對之賦予新的解釋並加以修正，為他的經濟變革主張提供了理論依據。 

“本”和“末”的關係問題，其實質是對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態度問題。“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經濟形態的反映，也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觀點。到了近代初期，中國傳統社會的頑固派仍然敵視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條，而改革派雖然也同樣視農業為“本”並主張“重本”，但是，時代的變化卻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主張或並不強調“抑末”。 

在“本”和“末”問題上，魏源基本上也是按照傳統觀點，把農業所生產的自然形態財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貨幣形態財富（“貨”）稱為“末富”。直到1852年最後增訂《海國圖志》時，儘管魏源對西方國家工商業發達的情況已有了相當瞭解，但他竟然把美國和秘魯作為“重本”主張的佐證。他說：“美利堅產穀棉而以富稱，孛魯諸國產金銀而以貧聞。金玉非寶，稼穡為寶，古訓昭然，荒裔其能或異哉！”[1] “重本”思想在魏源的具體經濟改革主張中的表現是，他特別強調“阜食源”，即增加糧食生產，主要辦法就是興屯墾。他主張把東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儘量開放，“許民屯墾”，尤其主張把靠國家贍養過著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內蒙、東北去進行屯墾。 

但是，魏源作為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關係上具有新的觀點，乃至對“重本抑末”論進行了重要的修正。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重視“本富”，維護“末富”。在鴉片戰爭之前，魏源已把“富民”分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無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張對兩者都要加以保護。儘管他在堅持“重本”的一面時很重視“有田之富民”，認為他們是國家財力的主要基礎，國家政策必須保護而不能損害他們的利益，以使他們“敢顧家業”，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他極力論證富民對社會的重要性，認為上“足君”而下“養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說：“富民一方之元氣，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饑饉，皆仰給焉。”[2]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麼國家的政策，當然就應該以保護、培植富民的力量為主要出發點；損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會破壞國家本身的基礎。因此，他一再宣稱：“土無富戶則國貧，土無中戶則國危”[3]。 

賦稅是國家運轉的依託，當然也是大地主當權勢力進行掠奪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階級改革派代表人物都反對過重的賦稅。魏源為反對重賦，提出了一個徵稅原則：國家賦稅只能徵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應該侵害他們的財富根本。他說：“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葉，而培其本根；不善賦民者，譬則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盡不止。”[4]魏源指責當時統治者的賦稅，正是這種“剪韭”式的掠奪；結果破壞了納稅人的財富，也就破壞了國家自身的基礎。 

在“富民”之中，魏源更重視“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對“有田富民”所受的國家賦稅徭役的損害，特別感到痛心疾首。 

魏源對“有田富民”這種感情，清楚地表明瞭他的中小地主階級立場。當然，這絲毫不表明他對“無田富民”的嫉視，倒是他感到“無田富民”在積累和保持個人財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為有利，因而實際上流露出了一種“有田富民”兼營商業的朦朧的資本主義傾向。 

第二，在漕運問題上，魏源和包世臣等人提出了海運南漕的改革辦法，即雇用航行于上海至東北沿海的商船，把由江浙等省徵集來的糧米改由海道運往天津，以節省運費，減少損耗，保證京城糧食供應，並減輕江南地區的負擔。而且魏源比包世臣更敢於公開地維護商人的利益。在海運問題上，魏源一反傳統的“抑末”觀點，直言不諱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國計、民生聯繫起來。他說：“海運之事其所利者三：國計也，民生也，海商也。”[5]並且充分地肯定海運的優越性：“其優於河運者有四利：利國、利民、利官、利商。”[6]魏源認為依靠海商運送漕糧符合天時、地利、人事發展的自然趨勢，官運漕糧已勢不可行，因此宣稱：“官告竭，非商不為功也。”[7]這個觀點在當時還是非常大膽的。 

第三，在鹽政問題上，魏源提出以票鹽代替綱鹽。道光十年(1830)，剛剛升任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的陶澍看到兩淮鹽務敗壞，決心對“疲敝之極”的淮鹽進行改革。他上書朝廷，奏請改變兩淮鹽法。道光帝批准了這一請求。於是，陶澍立即把魏源召入幕府，共同策劃兩淮鹽務改革。鹽務問題，從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私鹽問題，即販運私鹽的人越來越多，妨礙了官鹽的銷路。所以有許多人都強調要大力“緝私”，即捉拿販運私鹽的人，以杜絕私鹽的產生。魏源和他們的意見相反，他認為，鹽務中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就要改革。只有改革舊的鹽法，才能裁減不必要的開支，只有裁減開支，才能降低食鹽成本，使鹽價低廉；官鹽價格低廉，私鹽自然不能暢銷，私鹽商販不必緝拿自會絕跡，鹽務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陶澍完全贊同魏源的觀點，於是，由魏源執筆，擬定改革鹽法15條。 

經過清政府批准，兩淮鹽務改革正式開始。淮南的鹽價因裁減浮費而有所降低，同時又增加了鹽斤的數量，使淮南鹽業大有改進。不過，魏源更想拿海州做試驗，徹底改革現有鹽法，即用票鹽制代替引鹽制。與引鹽比較，票鹽有許多優點。首先，引商購引鹽，有專賣區域，別人不得侵犯，引證可以繼承，稱為引窩。沒有納稅的鹽如果侵入引商專賣區域，叫做私鹽。甲地引商侵入乙地專賣地區的叫做占銷，私鹽與占銷都要治罪。而票鹽則任何人都可以購買票證，運鹽完畢，票證作廢，改變了引商壟斷鹽利的弊病。其次，票鹽販運手續簡便，清除了鹽務中的許多陋規。正如魏源所說：“票鹽，即劉晏收稅之法。其要在於以民販之易簡，變綱商(引商)之繁重。”“(票鹽)只問鹽課之有無，不問商賈之南北。” 因此，魏源直截了當地指出其“革弊”的優點是：“盡革中飽蠹弊之利以歸於納課請運之商。”[8]這就是說，不管什麼地方的人，只要購買票證，繳納鹽課，就可以販鹽。辦法簡易，鹽課較輕，官吏貪污也減少了。魏源由此論證了藉民營商業活動改革鹽政優於封建官僚機構和封建壟斷商業經營。 

總的來說，魏源修正了“重本抑末”論，提出“緩本急標”論。他認為：“語金生粟死，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9]這為魏源重視工商業和商品貨幣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魏源能夠踏著時代的節拍前進，“緩本急標”論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龔自珍“食固第一，貨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關於“本”、“末”關係的理論，從而使他成為鴉片戰爭前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為爾後資產階級改良派“以工商為國本”以至“定為工國”的理論先驅，成為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儘管魏源在這裏還沒有衝破傳統經濟觀念關於“本”、“末”區分的藩籬，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緩本急標”論是從地主階級改革派經濟思想過渡到資產階級改良派經濟思想的津梁。 

2．師夷制夷論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具體內容，從仿造火器、戰艦到在民間設廠造船甚至於仰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師夷”思想的性質是什麼，對它應做如何評價?在這一問題上，近年來，學術界普遍認為《海國圖志》50卷本對於如何師夷是相當模糊的，60卷本大大增加了對西方技術的介紹篇幅，從思想上宣導師夷進展到實際介紹傳播西方先進技術，資產階級思想傾向明顯起來，到100卷本，魏源不僅重工商業，還由經濟擴展到政治，更多地羡慕西方民主政體，表現了其資產階級思想傾向。在100卷本的《海國圖志》裏面，魏源已經開始注意到西方國家的工商業，他所主張向西方學習，不止於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而且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因此，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科學技術和興辦新式工業，使中國實現富國強兵以立于世界先進國家之林，是魏源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地說，魏源是將學習西方的“長技”擴展到經濟方面的第一個人。為解決鴉片輸入導致的清政府財政銀貴錢賤的恐慌局面，林則徐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鑄銀幣，建立本國銀本位貨幣制度的主張，並擬訂了具體的實行辦法。為敷衍頑固勢力，林則徐聲稱是“推廣製錢之式……並非仿洋錢而為之”。[10]而魏源在提出採金更幣的革新主張時，卻明確聲明要“仿鑄西洋之銀錢”[11]，“仿番制而抑番餅”[12]，其貨幣改革思想鮮明地凸現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價值取向。 

在商業貿易方面，魏源在林則徐的基礎上，認為對外貿易是可資以“師夷”的重要途徑之一，主張進行“自修自強”的對外貿易。[13]在魏源眼裏，開放對外貿易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它不但有利於國計民生，還能增強國防力量，改善中外關係。因此，他堅決地提出了“激變絕不由繳煙，而由於停貿易”的觀點。[14]在深入分析為何不能停止正當外貿的原因的基礎上，魏源發展了林則徐的“通夷”思想，基於西方列強“兵賈相資”的理念，提出了開關通商、“以貨易貨”等更為具體豐富的外貿思想。如“西洋貿易，不但航海,即其在本國水陸運載亦力求易簡輕便之術。一曰運渠,一曰鐵路”。“但求一勞永逸,不為惜費苟安”等等，“皆中國所無,亦中國所當法。”[15]這樣，首次把學習西方國家先進貿易經驗的問題提到了國人的面前。魏源向國人介紹英國“不止貿易一國一地，乃與天下萬國通商”的特點，及“其廣推貿易之法”，有輪船、火車等，還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貨運中的保險問題，及銀行方面的知識，並指出：“列國中惟英國銀局最信,各國之商俱寄資取焉。”[16]涉及到了銀行商譽及跨國銀行的問題。再如商業保險問題，魏源也有相當全面的認識，他說：“惟擔保會，則中國無之，其會有三，一曰船擔保……二曰宅擔保……三曰命擔保。”[17]銀行和保險業都是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林則徐曾提到合夥經營的方式，魏源則介紹了作為商業活動實體的公司的來龍去脈及一般公司的運作特徵。如“公司者，數十商輳資營運,出則通力合作，歸則計本均分，其局大而聯”，“惟英吉利公司商船最盛”，“其用兵餉費出於公司各港所徵稅，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滿始歸國王”[18]。公司制是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魏源首次把資本主義公司組織介紹過來，顯示了他思想中近代化的因素。 

魏源也非常注重貿易差額的分析研究，並將之引進到科學的領域，開始用差額理論來分析國際貿易。在《海國圖志》中，他一再談到“補貨價”的問題，在以貨易貨中，如出現差額，就要以銀補貨價等。另外，魏源還將林則徐朦朧的鼓勵華商出洋經商的思想發揚光大，魏源曾說：“東不足者西有餘。以其所有易所無，氣運貿遷，烏見失諸此者，不可償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則能通自古未通之絕域，致自古未致之貨幣。”[19] 鼓吹走出國門，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以求發展。 

在具體經濟貿易上，魏源呼籲從外國進口有利於國防與經濟發展的物資，如大米、武器之類，主張對進口的洋米免稅百分之五十，對利用運米船裝運中國土貨出口的，也應適當降低其出口稅。魏源還將以貨易貨，換取武器裝備作為“師夷長技”的一條重要管道，提出“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藥，願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准以船械火藥抵茶葉、湖絲之稅”。[20]他還進一步指出不但要允許外國商人“以船炮售官抵稅”，且要允許中國商人從外國“購船炮，繳官受值”[21]。魏源設想如能真正停止鴉片貿易，則不但可“許其多運洋米入口”，還允許其國“於進口之茶、絲，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稅，以補鴉片舊額。此外鉛、鐵、硝、布等有益中國之物，亦可多運多銷”[22]。可見，魏源在繼林則徐提出引進先進技術之後，又首倡引進國外的生產資料和工業資料，這是極為難得的思想。不過，魏源主張對外貿易是有原則的，他要求的是一種平等貿易，如他說：“英夷國律例，凡他國商攜違禁貨物入境者，罰其貨價三倍。是即科以彼國之法,亦無可辭。”[23] 

在建立新式機器工業方面，魏源接納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把工業生產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考慮。如他在論述船廠、火器局的推廣時，便充分考慮到了戰艦商用、火器局製造民用工業品的可能性，呼籲打破自我封閉的人為的行業壁壘，以搞活經濟，促進發展。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要旨，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工業設備和技術，在中國以自設造船廠和火器局為開端，建立和發展我國獨立自主的新式工業，以求實現富國強兵。他建議在廣東虎門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聘請法國和美國工程技術人員，“司造船械”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建立的新式工業不能僅限於軍火的生產，也要製造民用的工業品；而且不能只限於官辦，應該允許商民自行設廠以發展新式工業。他說：“蓋船廠非徒造戰艦也”，“凡有益於民用者，皆可於此造之”。又說：“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24]魏源這種主張不僅大大超越了反映封建社會一般商業資本利益要求的“用商”、“利商”觀點，它已經進一步從商業流通領域擴展到了工業生產領域；而且他所建議的由商民製造現代工業製品而自行設置的工廠，實際上已經是有利於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和發展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這反映了魏源越來越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可以說，魏源不僅是主張主要由商民私人投資辦新式工業的首倡者，而且實際上起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先驅者的作用。 

總之，從緩本急標論和師夷制夷論這兩個觀點出發，魏源闡明了自己主要的經濟思想。這些思想不但充分代表了中華民族趕超先進的西方世界的偉大抱負和志氣，也充分反映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也正因為此，魏源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值得稱讚的首倡改革開放的、愛國主義的先進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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