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康熙帝以知人善任、保全功臣為時人和後人所稱道。但是，康熙帝在用人方面也曾有過重大失誤，致使有些名臣宿將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這是我們在研究康熙帝時應當注意的一個方面。本文試以魏裔介與姚啟聖的事例加以說明。 

順治十八年七月，清政府決定加派練餉五百余萬。事實表明，加派練餉是明末的一大弊政。是時，康熙帝已即位，魏裔介補職未久，任左都御史，對此事頗為關注。同年十二月，疏言：近聞各地百姓，“雖然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剜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死亡，豈能文乎”？建議合計天下兵糧，如其足用。加派“即應全部停止”。此所謂“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 （《兼濟堂文集》卷11）清政府從其言，命戶部“作速刊示”。自康熙元年起，“通行停止”。 

康熙三年十一月，魏裔介任內秘書院大學士。其時，鼇拜勢焰日熾，輔臣之間“論事輒爭執”，他“調和異同，時有所匡正” （《清史稿》卷262)，並繼續留心於國計民生。對於康熙二、三年間的民間舊欠，他要求豁免，認為“追之無益于國，徒苦民耳”。清廷遂下蠲免之詔。 

上述史實說明，魏裔介在康熙帝即位之初的貢獻是突出的。但是，當康熙帝清除了鼇拜之後。他卻遭到了彈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舉劾的主要內容之一是他與鼇拜的親信班布林善相互勾結，專權亂政。吏部都察院會勘後證明此奏不實。魏裔介遂於次年正月以病乞假，康熙帝毫無挽留之意，隨即允之。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叛，清廷內意見不一，氣氛非常緊張。其實，早在康熙元年二月，當魏裔介得知吳三桂俘殺了明永曆帝后，他就認識到雲南雖平，但地處邊陲，當選一大將領兵數千而常駐荊襄，“無事則控扼形勢”“有事則提兵應援”，這是“百年久選之計而非徒今日之謀也” (《兼濟堂文集，卷11)。清廷未從其請。事隔十二年後，康熙帝平叛的第一個行動正是命一大將，兼程荊州。事實證明了魏裔介的預言。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則始終沒再起用他。他認為魏裔介“為人強悍”，“生平實好生事”(《康熙起居注》第1493頁、第1473頁）。據目前所見到的史料分析，這些評論不但有失公允，並使之失去一名卓有建樹之臣。 

三藩之亂期間，據守在臺灣的鄭經一再參與其事。康熙十七年，鄭軍連克玉洲等十餘處沿海城堡。複以重兵圍海澄，福建告急。在此之前，福建布政使姚啟聖治軍有方，屢敗鄭軍。是年五月，升任福建總督。 

為了挽救危局，姚啟聖親自克復了平和、漳平，複分兵救援泉州等地，清軍在戰場上始有轉機。與此同時，姚啟聖提出，福建百姓一苦於戰亂，二苦於“清兵”，三苦於“貪官污吏”。其中，以兵丁盡占民房，徭役繁重難當等事“為害最烈”(《憂畏軒奏疏，卷2)。為此，他從安定地方、招撫鄭軍、嚴行賞罰、整肅吏治等十疏內明確其具體措施。在清廷財政拮据的情況下，姚啟聖為了兌現獎賞條例，不惜家財，自捐銀八萬餘兩。這些措施深得民心，成效卓著。康熙帝也認為“閩督今得人”(《鮚琦亭集，卷15)，戰事“平矣”。 

康熙十九年，在姚啟聖等人的正確指揮下，鄭經敗歸臺灣，福建全省實現了統一。次年，鄭經病逝。康熙帝命令姚啟聖等毋誤時機，進取臺灣。但是，水師提督萬正色頗懼之，上《三難六不可疏》。在這樣的情勢下，由誰來擔此重任就成為急待解決的事了。 

早在康熙十八年，姚啟聖就認為唯內大臣施琅能勝任此任。他薦賢心切，多次上疏舉薦，甚至提出以全家百口為擔保。當時，施琅之子施齊因守海澄，城陷被執，尚在鄭營中。康熙帝心存疑慮，否定了他的請求。姚啟聖認識到施齊之事關係重大，遂詳細而認真調查之。次年二月，他全面奏明施齊是為配合清軍進取臺灣而被殺，題請“從優恤獎，以闡忠魂” (《憂畏軒奏疏，卷4)。是疏對施琅的作用是重要的。康熙二十年，施琅出任水師提督。 

施琅此後就想獨自領兵，並屢請專征之旨。姚啟聖原本希望施琅與其“相輔相成”，因此，他聞聽施琅所為，深感失望。施琅為了實現其目的，對姚啟聖頗多微辭。大學士明珠等人支持施琅，康熙帝也明確表示“施琅相機自行進剿，極為合宜”（《康熙起居注》第905頁）。 

儘管如此，姚啟聖仍以大局為重。他竭力籌措糧餉，“晝夜捐修”戰船。澎湖之戰前夕，複將其家中的銀盤杯碗並其妻妾簪鐲等物，“悉數抵算”，以供軍需（同前，卷5）。官兵見此情景，“相視感歎，莫不涕零，各矢用命”！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軍攻克澎湖。施琅隨即派侍衛吳奇爵進京奏捷，蓄意“得姚（啟聖）一點陰利事”（《榕村語錄續集》卷12）。康熙帝則指責姚啟聖“頗多虛妄”，“並無勞績”，“妄言保舉施琅，飾為無益虛詞”（《康熙起居注》第1067頁）。顯然，這些說法已違背了事實。同時，明珠等人在康熙帝面前有意中傷姚啟聖。康熙帝在從未見姚啟聖的情況下，竟然信之不疑。是年，臺灣平，姚啟聖于同年八月第一個提出臺灣宜守不宜棄。這比施琅的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早出四個月。此外，他還疏請複五省遷界，開六省海禁。這些切中時政的主張證明了姚啟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但是，康熙帝卻斥責姚啟聖“明系沽名市恩，殊為不合，這各本皆不准行”（同前，第1078頁）。然而，康熙帝於是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卻下達了與姚啟聖上述主張相同的指示。這種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同年，康熙帝高度評價施琅之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而姚啟聖則由於康熙帝偏聽偏信和朝臣間的明爭暗鬥，以至屢遭譴責，複被停其“議敘之旨”，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心情悲憤，疽病復發，遂於是年十一月飲恨而終。 

終康熙一朝，如魏裔介、姚啟聖之情況者，發人深思。關於這方面的史實及其產生的原因，有待於我們深入研究。在這方面，我們理應把康熙帝同前代的傑出的封建帝王作些比較，同時還應看到當時的各種局限對他的制約，從而全面認識康熙帝在知人善任等方面的政績，給予適當的評價。當然，這並不影響他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1981年9月30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