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論清初理學名臣，自當以熊賜履為其巨擘。時人謂其“以王佐之才，為聖天子輔，啟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1]若細論賜履之所謂“鴻業”，主要有二：一是在清初滿漢文化衝突異常激烈、清朝政治社會面臨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旗幟鮮明地舉起理學的大旗，引導、支持康熙帝學習儒學，進而協助清廷確立儒家學說在社會中的指導地位，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問題；二是“以衛道為己任，崇正黜邪”。在明末清初儒家正統地位受到嚴重衝擊，“蕩佚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雎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的嚴峻形勢下[2]，熊賜履不畏時艱，孜孜不倦，致力於重振程朱理學之餘緒。康熙六十年，時賜履去世已十餘年，聖祖追懷故人，稱：對熊賜履，“每念舊勞，不忘於心”[3]。又過十餘年，乾隆帝即位，遵從乃祖遺願，將賜履之子 “以京職用”，尋授翰林院孔目[4]。祖孫二人，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熊賜履對清朝的貢獻。然後世學者對熊賜履知之不多。唐鑒之《學案小識》，將熊賜履與于成龍、陳廷敬、陳鵬年等人相提並論，列入《守道學案》，認為其貢獻在陸隴其、湯斌、魏象樞等人之下。至若梁啟超，更將熊賜履和張玉書、張伯行等人一道斥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的“鄉願”[5]。然則，史家之于熊賜履，究竟當如何論定？本文將對熊賜履之生平事蹟略作探討。
一、家世與生平
熊賜履，字青嶽，又字敬修，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明洪武中，有熊邦顯者，以熊為楚姓，江漢鄖鄂間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為熊氏遷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學者亦有稱賜履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戶。賜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員，後主連奇書院講席。及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組織團練以資守禦。清乾隆年間孔繼涵所作“熊賜履年譜”稱：“初，祈公避亂於白雲山，以裏中數被焚掠，乃團練鄉勇保障裏閭。楚，自崇禎之初年，盜賊蜂起，所在麻沸。而數年稍得寧謐者，祈公守禦之力也。”[6]崇禎十六年，農民軍勢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載於《湖廣通志》和《大清一統志》。《湖廣通志》雲：“熊祚延，字祁公，孝感諸生，力學敦行，居家以孝友著聞，性慷慨好施予，裏中貧不能婚葬者鬻產以助，明季流寇蔓延，為讎所刼，不屈而死。”[7]
《大清一統志》對其被俘情形有更詳細的記載：“賊大舉來攻，率眾禦之。會風霾晝晦，士卒相失，以十餘騎從間道，蹈泥濘中被執，罵賊不屈死。”[8]乾隆《欽定勝朝死節諸臣錄》對此也有記載，稱：“生員熊祚延，孝感人，崇禎十六年集鄉勇障白雲山。流冦大至，馬蹶，被執于水田，罵賊不屈死。”[9]
雖然不同版本的文獻記載略有差異，但熊賜履之父為明末死於“流寇”之忠臣，則當無異議。故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將其入祀忠義祠。
熊賜履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難，賜履剛滿8歲，其母李如柏博通經史，堅貞不屈，使熊氏遺孤得以保全。《湖廣通志》載：“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嫻書史，即知以禮律身。及筓歸熊，以孝敬聞。值流寇起，土豪藉讎生亂，熊闔門遇害。氏抱幼子，匿荊棘中，母族擁以去。豪亦素聞其賢，不復追。長子適詣蒙師，均免於難，即大學士賜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長藿，手自經營，嘗並日以食。而課子最嚴，日就外傅，夜共一燈，懈即撻而數之。母織子讀，聲常達旦。”[10]
熊賜履對康熙帝也嘗說起自己母親的事蹟，稱：“臣父祚延早年見背，臣兄弟方在繈褓，賴臣母李如柏和丸以有成立，數十年堅貞苦節，可泣鬼神。”[11]
熊賜履于順治十五年（1658年）中進士，授庶起士。順治十六年，散館授翰林院檢討。康熙四年，補弘文院侍讀。六年，熊賜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學著作《閑道錄》。是年，熊賜履進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萬言疏》。該疏對清朝時政、特別是四大輔臣推行的種種政策提出尖銳批評，明確提出：治亂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強儒學修養，以程朱理學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 [12]。正是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對熊賜履刮目相看。七年，授秘書院侍讀學士。八年，康熙帝清除鼇拜集團，此後，熊賜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九年，擢國史院學士。旋複內閣，另設翰林院，熊賜履為掌院學士。康熙十二年，清廷決定撤藩，熊賜履對此不以為然，告誡康熙帝：“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為福，道在休養綏定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促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眾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13]。
事實證明，熊賜履關於撤藩必反的估計是正確的。“三藩之亂”爆發後，熊賜履積極協助清廷平定叛亂，曾代擬《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該敕宣佈削除吳三桂爵位，要求雲貴居民“各按職業，並不株連”，“其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朕不食言。”[14]該敕頒佈後，對孤立吳三桂叛亂勢力，籠絡人心，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賜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學士[15]。然而，次年熊賜履即以嚼簽案罷歸。
爆發於康熙十五年七月的嚼簽案，是關係熊賜履政治命運的一件大事，也是影響時人和後人對其人品和學問評價的重要事件。據《清聖祖實錄》載：“甲午，吏部議複大學士巴泰等疏參大學士熊賜履，將陝西總督哈占題報獲盜犯開複踈防等官之疏，誤票“三法司核議具奏”。奉旨查問。熊賜履欲掩飾己過，私取草簽嚼毀，以大學士杜立德所票另疏草簽，扯去紙邊，改寫小字，希委咎于杜立德，殊玷大臣之職。應將熊賜履革職。得旨：熊賜履著革職。”[16]
關於嚼簽案的細節，官方文獻記載不詳，惟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有生動而具體的描述。辭雲：“孝感偶然擬批錯了一件，被皇上檢出來問。孝感頗心動，次日五更，便先到閣，叫中書拿本來，又命中書退，看是自己錯的。見寶坻（即杜立德）平素糊塗些，因將自己籤子嚼了，裁去寶坻別本一條批簽，易書此錯批於上，將寶坻不錯本入自己數內，而自己書其批。寶坻來，孝感迎，謂之曰：‘老先生昨又錯批了。’寶坻這日卻又精明，即取本看，自己搖頭作色曰：‘學生不曾見這個本。’孝感曰：‘老先生忘記了，非公而誰？’寶坻又審視曰：‘昨日不曾見此，是何緣故？’厲聲呼中書林麟焻至前，罵曰：‘吾不曾見此本，都是汝等作弊，予將啟奏，先夾起你來審。’林大懼，跪白曰：‘與中書不幹，中書為何作弊？’杜問曰：‘為何這一條簽獨短些？’林曰：‘不知。’又問曰：‘這一條是你的字麼？’曰：‘不是。’曰：‘別簽是你字麼？’曰：‘是。’曰：‘這必定有弊了’。索在旁知覺，曰：‘這容易。有昨日幾本、幾原簽，即可知是誰錯。’查少一原簽字，問熊，熊忿然曰：‘這樣難道原是我作弊不成？’喧爭太甚，一學士覺羅沙麻出曰：‘熊阿裏哈達何苦如此？某今夜在親戚家喪事守夜，過來的更早，在南炕上倒著，看見阿裏哈達檢本，口內嚼了一籤子，如何賴得？’熊語塞，索遂必欲啟奏。眾勸不止，索拉寶坻竟啟奏，下吏部。那時北門為塚宰，問口供，中堂都到，熊不出一語，曰：‘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無可說。’索曰：‘這本無大事，就是審賊犯，也畢竟要他自己親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語，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吳三桂、耿精忠自己說出真情來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備至，因說：‘罷了，就是如此罷了。’遂落職回。”[17]
以理學自居的熊賜履竟然通過不正當手法欲諉過同僚，一時間不少人很難相信，認為是索額圖陷害，甚至徐乾學也認為嚼簽案，“全是椒房害之，絕無影響” [18]。耐人尋味的是，熊賜履本人竟無辯解之辭。觀賜履之為人，若確系誣陷，必定想方設法予以澄清（如有人責其“施捨”僧人，他即聲明自己“生平不佞佛”，有人斥其“貪鄙”，他即表示“生平不敢愛錢” [19]），而獨於此事默默受之，其中緣由自可想見。
熊賜履之罷官，正值三藩之亂，時“楚氛未靖”。熊賜履乃遷居江寧城北之蓮花橋，後又移居溪西之清涼台[20]。此後十餘年，熊賜履“屙臥荒江，罕與世接”[21]，“十年來未嘗離清涼一步”[22]。寓居江寧期間，以其昔日為官清廉，家無積蓄，故熊賜履生活十分艱難，“和蕨羹，啖蝦菜”[23]，“寒素自持，與儒生等”[24]。嘗對徐乾學說：“僕近狀無可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無收，老弱數十口並枵腹僵臥，無以異於溝中瘠。目前青黃不接，數米而炊，雜以野菜，亦聊以免死。”[25]然在這種艱苦的生活中，熊賜履仍潛心于理學研究。自稱：“僕在江寧八年矣。六代煙雲，了無所得，惟收拾遺書數萬卷，日夕翻閱不暇。又此間士習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間，僕不能與之征逐，惟獨坐江樓而已”[26]《學統》、《下學堂劄記》、《樸園邇語》等著作均在江寧完成，可以說，熊賜履的基本學術體系形成于江寧隱居時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禮部尚書起熊賜履於家，旋因母喪，南歸。二十九年複授禮部尚書，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調吏部尚書，三十八年授東閣大學士[27]，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總裁官。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剛滿68歲不久的熊賜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師以備顧問。四十五年回到江寧。四十八年八月卒，諡“文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孔繼涵作《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載熊賜履卒於四十七年八月，《清史列傳》謂熊賜履卒於四十八年十月，二者均不準確[28]。《清聖祖實錄》明確記載熊賜履卒於康熙四十八年[29]。清廷有關檔案則有熊賜履去世的具體日期。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江甯織造曹寅專折奏報熊賜履病故，稱其“於八月二十八日未時病故”[30]。九月十二日，兩江總督噶禮在給皇帝的奏摺中，也明確報告：“奴才甫到任，熊賜履即於八月二十八日病卒。”[31]故熊賜履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當為定論。
二、熊賜履與康熙初政
觀熊賜履之一生，其在政治上最為活躍，對清朝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時期，是在康熙初年。
康熙初年，儘管清軍入關已達二十年，然其基本治國方針並未真正確立，清朝內部，圍繞著將中國社會引向何方，仍存在著滿洲“家法祖制”與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原傳統政治文化的尖銳對立，這種對立和滿漢官僚以及清朝君臣之間的權力爭奪交織一起，就使當時的政壇詭譎百出，風雲變幻，“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馳，倏馳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遊移，重傷國家之大體”[32]。特別是四大輔臣把持朝政，“於一切政務，思欲率循祖制，咸復舊章” [33] ，以致清廷內部滿漢衝突更趨激化。立身清廷的漢族官僚、特別是理學官僚們，面對辟雍之鐘鼓不聞，文華之幾案未設，“清銓敘而吏道益雜，肅官箴而媕窳滋甚，綱紀日以馳，風俗日以偷，人才日以壞，民生日以蹙”的嚴峻形勢[34]，不得不思有所作為，使清朝政治沿著儒家思想所規定的方向發展。
在康熙帝親政前的數年中，在朝漢族官僚主要通過兩個管道力圖影響朝政：一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四大輔臣的政策提出質疑甚至批評；二是努力爭取年輕皇帝學習和認同儒家社會與政治主張。在他們看來，皇帝的文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權的文化選擇，所謂“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35]。熊賜履說：“君心者萬機之樞要，而萬化之權輿也，故王道必以正心為本。”[36]國家“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蓋皇躬者，又萬機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37]。故在促使皇帝盡心儒學問題上，理學官僚們意見十分一致，將其視為當今“第一要務”[38]。在康熙初年激烈的滿漢文化衝突中，地位並不顯赫的熊賜履站在鬥爭的最前列。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帝令內外文武各官，就“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其各抒所見毋隱。”[39]六月，熊賜履即上《萬言疏》。這道奏疏在清朝政治史上是一份值得高度重視的歷史性文獻，是當時理學官僚的一份政治宣言。其中，下面兩點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熊賜履站在理學的立場，對由四大輔臣主導的清朝政治現狀提出了尖銳批判。熊賜履指責說：“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清廷存在著“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職業隳廢而士氣日靡”，“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風俗潛侈而禮制日廢”等重大弊端，並別具深意地提醒康熙皇帝：“急功喜事之輩，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40]
第二，明確提出要以儒學為治國安邦之具。熊賜履指出：若皇帝“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要以儒家思想治國，必須加強皇帝的儒學素養。為此，熊賜履建議康熙帝加強儒學修養，“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使之從容閑宴，講論道理，啟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陪侍法從，以備顧問，毋徒事講幄虛文。若夫《大學衍義》一書，敘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治統，伏願皇上朝夕講貫，證諸六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為敷政出治之本。”[41]
熊賜履這道“萬言疏”，顯然得到了康熙帝的認可。當時，鼇拜“惡其侵己”，欲治其罪，但為康熙帝所阻止，稱：“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42]。
在“萬言疏”獲得康熙帝認可後，熊賜履加緊了自己爭取皇帝支援的進程。康熙七年正月，清廷建“孝陵神功聖德碑”，熊賜履代擬碑文草稿。在草稿中，熊賜履針對順治帝遺詔的內容，特別是針對“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的說法，為其作了全面平反，將順治帝描寫成了一個實踐儒學的理學皇帝。稱：“我皇考以道統為治統，以心法為治法。稟天縱之資，加日新之學，宜其直接乎帝王之傳而允躋於三五之隆也。”[43]這種脫離實際的溢美之辭，與其說是歌頌順治帝的豐功偉績，毋寧說反映了理學官僚們對康熙帝的期望。據熊賜履自述：“稿成，滿漢看，定全用。及發譯，參用它作。”表明當時大多數在朝官員認可了熊賜履的政治主張。雖然清廷正式公佈的碑文比較平實，沒有簡單地將順治帝和“心法”、“道統”等聯繫起來，但有一條主線和熊文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為順治帝平反，充分肯定其“好學不倦”，“知性知天，洞悉至道”[44]。這一事實暴露出康熙帝對熊賜履等人基本政治和文化理念的認同，預示著清朝政治的重大轉變即將到來。
康熙七年九月，熊賜履又上《請除積習銷隱憂疏》，該疏鮮明地表達出理學官僚們對鼇拜當朝用事的不滿，以及對清朝政治前途的擔心，稱：“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並使用了“我皇上聰明天亶，朝綱獨握”這種富於激勵性的語言。在奏疏中，熊賜履明確要求康熙帝重用儒臣：“伏願皇上臨蒞之暇，間禦便殿，接見儒臣，咨諏講論，如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關，國運盛衰之故，以及人才消長、民生休戚、天命去留、生靈向背，一一明晰而討究之。或引證經史，或指切時務，務期表裏精粗洞徹融貫。” [45]這道奏疏顯然觸動了鼇拜和康熙帝兩人的敏感神經。鼇拜怒而詰其“積習”、“隱憂”實事，並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而康熙帝卻寬免了對熊賜履的處分。數月後，康熙帝即清除鼇拜集團，並手書鼇拜責難熊賜履一事，令治其“期罔”之罪[46]。
康熙八年五月，鼇拜被清除，這為熊賜履在清朝政治中發揮作用創造了良好條件。大學士馮溥說：“今上惟清嶽之言是聽”。李光地也說：熊賜履“名甚盛，又得君”[47]。事實也是如此，在此後數年中，熊賜履逐漸成為影響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他從促使最高統治者系統學習儒家思想文化入手，著力解決清朝政治發展方向問題。
宋儒程頤嘗雲：“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48]。由於康熙帝年幼，可塑性強，熊賜履竭力鼓吹恢復經筵日講，力圖給理學官僚用儒家學說影響皇帝提供制度化的管道。
有清一代之經筵日講制度，肇始于順治。“順治九年定每歲于春秋仲月禦經筵後，舉行日講禮，嗣後率以為常。冬夏至前一日乃輟講。”[49]然而，直到順治十三年（丙申），才正式開始日講。王熙《自著年譜》雲：“（丙申）二月，奉諭開日講，命選擇翰林中品行端方、文學淹博滿漢官，具題欽點。”“四月，上禦講筵，直講《通鑒》一段，賜宴行宮，隨駕還京。”“秋，升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秘書院侍讀。上幸景山臻祿閣，召日講官三人，各講經書一篇。”[50]康熙初年，由於鱉拜等人當朝，加之孝莊皇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輩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經筵、日講均未舉行。及康熙帝親政後，很快採納熊賜履等人的建議，恢復了經筵日講制度。九年七月，康熙帝召熊賜履進講“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聽後，康熙帝“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51]。十月，降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令禮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奏聞”[52]。不久，清廷決定日講從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開講，經筵從次年二月十七日開講，春秋二次舉行[53]。熊賜履隨之成為康熙朝最早直講禁中的翰林官。王世禛雲：“今上親政後，選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弘德殿，後移于乾清宮。講官始則熊賜履，繼為史鶴齡、孫在豐、張英、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湯斌、歸允肅。”[54]
十年二月，清廷於保和殿舉行經筵大典，熊賜履進講《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康熙帝聽後十分感慨，說：“今日可為得行其言矣”。自此，經筵制度被正式確立。旋康熙帝又以“經筵體嚴時暫，工夫切實在日講”，令熊賜履為日講官，進講於弘德殿。[55]在經筵日講制度恢復的同時，起居注制度也被恢復，一批信奉儒學的官僚獲得了與皇帝接觸和交流的相對固定的合法機會。
在此後數年中，熊賜履著力向年輕皇帝灌輸儒家思想和統治方略。其核心內容是用內聖外王之道影響康熙皇帝，從確立最高統治者基本價值觀念的角度明確清朝用人行政之指導思想。
康熙帝和順治帝不同，自幼即對佛法不感興趣。親政後，在理學官僚的推動下，如饑似渴地學習儒學，而熊賜履也不失時機地向年輕的皇帝灌輸理學的基本主張和治國安邦之道，所謂“每詰旦進講，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申觸類，竭盡表裏”[56]。康熙帝也稱讚熊賜履：“早夜惟謹，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務得至理而後已”[57]。清初理學以崇尚主敬為其重要學術特徵，熊賜履為康熙帝講解儒學，也惟慎惟謹，不敢輕加發揮，自稱：“賜履每有奏對，必引經傳。唯恐片語支字有謬于先聖先賢之指。”“不敢忘行謬說，創為別解，以侮聖言，辜清問。”[58]主敬，是清初理學竭力推崇的基本學說主張。熊賜履結合人君之實際，予以發揮。他告訴康熙帝：人君必須清心寡欲，常存敬畏之心，“若心體一有所著，為外物所蔽，而本體失矣。本體一失，諸事尚可問乎？古之人臣，無時不以存敬畏、戒逸豫告誡其君者，良有以也。”[59]又說：“帝王之治本於心，帝王之心主於敬。”[60]康熙帝對熊賜履的主張完全贊同，強調“誠敬一理，敬又為誠之本”[61]。他在學術上專宗程朱，稱自己“性理宗濂洛”[62]，認為“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經，發揮聖道者，莫詳于有宋諸儒”[63]。又對熊賜履說：“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錯。便有差錯，也會省改。若任意率行，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一刻敢暇逸也。”[64]主敬思想，可以說貫穿了康熙帝的一生。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在回憶自己一生事業時說：“朕自幼讀書，略觀經史。持身務以城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雖德之涼薄，性之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守五十年，夙夜無間，即纖悉細務不敢少有怠忽。”[65]
熊賜履講學宮中，特別注意結合清朝政治的現實，鼓勵皇帝講求實際，躬行儒學。他對康熙帝說：“凡事須求實際，不貴具文”。又說：革除積習，“唯在皇上躬行宣導，加意剔厘，太平無疆之業，端在是矣。”[66]他還強調：“若君之導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其實，以為天下先。如欲民興孝，先自盡孝道，欲民興悌，先自悌道，如此民既有所觀感矣。”[67]康熙帝對理學躬行學說極為贊同，他認為知行相比，行比知更為重要。嘗論知行孰重時，說：“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68]。又說：“明理最是緊要。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談耳。”[69]正是崇尚躬行，使他一生講求實際，力圖按儒家思想做人，按古帝王之道治國，為中國歷代帝王中實踐儒家學說的典範。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親制《日講四書解義序》。在這篇綱領性文獻中，明確宣佈清廷要闡揚儒學，以德禮治國。表示：四書乃“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清廷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70]以此為標誌，理學從此在清朝社會，特別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獲得了正統的，而且是合法的主導地位。這一歷史事件，從政治的高度，促使十七世紀中國政治文化在經過明末清初的急劇震盪之後，重新確立了以儒家綱常倫理為核心的主導意識形態，程朱理學獲得了寶貴的復興之機。當時一些目光敏銳的理學家覺察到了這一重要政治動向。李光地歡呼說：“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複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複合乎？”[71]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時候，熊賜履正因嚼簽案，閒居江寧。
除了基本思想主張外，熊賜履還向康熙皇帝灌輸了大量儒家的治國之術，為康熙帝統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主要有：
第一，致治以服人心為本。康熙帝嘗問熊賜履：“朝廷舉動如何方可服人？”熊賜履說：“人有貴賤，心理都同。惟事事准乎道理，人心自爾悅服。不然，雖蚩蚩之眾，不能強之使從也。”康熙帝對此深為贊同，說：“致治以服人心為本，人心服，更無餘事矣。”[72]
第二，民為邦本，休養生息。要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要改善百姓生活，使其能夠安居樂業。九年，康熙帝令熊賜履作大字，熊賜履即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73]。熊賜履對康熙帝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小民窮苦尚無起色，惟在修養撫息。務令家給人足，庶幾教化可興，此萬世治平之基也。”[74]針對當時邊疆動盪，“東南海孽，西北邊情”的情況，熊賜履建議康熙帝集中精力從事建設，“惟嚴以備之，慎以防之而已。而根本之計，在內地，不在邊疆；在朝廷，不在四方。內安斯外靖，本固則邦寧。”[75]這一建議在三藩之亂爆發以前，基本上為清廷所遵循。民為邦本、休養生息，則作為清廷的基本指導思想，被長期遵行。
第三，清心寡欲，臨下以簡。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帝在懋勤殿與熊賜履討論為政之道。康熙帝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熊賜履告誡道：“《書》雲：臨下以簡。又雲：鑒於先王成憲。皇上此言，誠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自強不息，方能無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誠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則大本已立，凡舉措設施可不勞而理矣。紛更繁擾，則叢挫罔功；怠窳廢弛，則痿痹不振。曆觀前代，俱有明驗也。”康熙帝對此頗為贊同，說：“居敬行簡，方為帝王中正之道，爾言朕知之矣。”[76]
第四，用人惟慎，好問好察。用人，實際上是政治權力的授予。用人得當與否，直接關係到傳統政治的治亂安危。對此，中國歷代統治者高度重視。熊賜履集中精力向康熙帝灌輸儒家用人之道。他對康熙帝說：“凡取人以品行為本，至於才器大小，各有不同，難以概律。自古迄今，才全德備者有幾！帝王隨才器使，但用其長，不求其備。譬之宇宙間種種色象，萬有不齊，一入洪鈞大造，都成有用。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其理一也。”康熙帝對此十分贊同[77]。康熙十二年三月，熊賜履和康熙帝比較深入地討論了用人問題。針對康熙帝指責一些官員好名，熊賜履說：“聖賢教人，重實行不尚浮誇，貴闇修不求聲譽，職此之故。但三代而後，非比往古，中材以下，難語上哲。苟能顧惜名節，猶勝於無所忌憚。好忠孝之名，是猶知有忠孝，好廉節之名，是猶知有廉節。始雖假託虛名，久之或即其實。皇上但當於假中求真，若並假而廢之，則其益不可得矣。無所為而為善，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此聖人事，豈易多觀哉！”康熙帝對此予以首肯，進而問道：“有治人無治法何謂也?”熊賜履對曰：“從來無無弊之法。得其人，變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雖典謨官禮，亦難盡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則政事理，不易之道也。”康熙帝說：“真能辦事的也難多得。”熊賜履答道：“知人則哲，古帝其難。有平淡木訥若無所長，而中饒幹濟可以理煩任劇者；有才情氣魄大似有為，而識養淺露反致僨事者。人之能否，俱未可以外貌定也。”康熙帝說：“朕觀人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好，便有才學何用。”熊賜履對道：“才有大小，學有淺深。朝廷因才器使，難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聖賢衡品，帝王掄才，必首嚴其辨。聖諭及此，誠知人之要道也。” [78]熊賜履還對康熙帝強調說：“為政端在得人。得其人矣，必委任以成其志，鼓舞以盡其才。若善善而不舉，惡惡而不去，賞不足勸，罰不足懲，雖二帝三王，亦難以為治。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之大權，最當審量者也。”[79]當時一些漢官主張“風聞言事”，康熙帝擔心“不肖之徒，藉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為害甚钜。”熊賜履告訴康熙帝：“言官瀆奏亂政，固足為害，但言路通塞，關天下治亂。古者諫無專官，士庶亦得建白。蓋人主深居九重，一日萬機，若非兼聽廣納，明目達聰，則政事得失，生靈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懸鞀設鐸，止輦旌檻，良以此也。蓋聞見不可以不廣，而採納不可以不慎。聞見不廣，則病在壅塞；採納不慎，則病在氾濫。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舜之所以為大知也。”[80]康熙帝和熊賜履的看法完全一樣，強調言官“系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濁揚清，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稱厥職。”[81]宣稱：“廣開言路，為圖治第一要務。”[82]
第五，為政務實，不尚空談。熊賜履告誡康熙帝，為政“以實不以文，修意必修事也。” [83]。“皇上勵精圖治，旰食宵衣，可謂無逸作所矣。但凡事須求實際，不貴具文。”[84]熊賜履所謂的講求實際，就是採取措施，與民休息，推行教化，建立儒家的理想社會。在具體政務中，熊賜履高度重視吏治問題。他對康熙帝說：“皇上銳意治理，臣下奉行不力，未能宣佈德意，俾膏澤下究於民。詔旨幾屬虛文，政紀總成故套，臣恐雖堯舜在上，難有升平之望。”[85]康熙帝曾問熊賜履：“從來治國在安民，安民在弭道。如今外面盜賊稍息否？”熊賜履對道：“聖諭及此，天下生靈之福也。臣閱報，見盜案煩多，實有其故。朝廷設兵以防盜，而兵即為盜；設官以弭盜，而官即諱盜。官之諱盜，由於處分之太嚴；兵之為盜，由於月餉之多尅。畿輔響騎多憑射虎，有司不敢問也。山海流亡嘯聚萑苻，將弁若罔聞也。欲求盜息安民，豈可得乎？今日弭盜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將。少寬緝盜之罰，重懸捕盜之賞，庶乎其可也。”[86]熊賜履宣導的這種務實的為政作風，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認同，在實踐中，有助於清廷集中精力解決百姓生計問題，為百姓安居樂業創造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總之，熊賜履登朝用事之際，正是康熙皇帝世界觀、人生觀形成之時，他抓住這一時機，及時向年輕皇帝傳播理學政治社會主張，基本上為康熙帝所接受，影響甚為深遠。《聖祖仁皇帝聖訓》曾記載了熊賜履和康熙帝關於學說的兩次對話：“（康熙十二年九月甲戌，康熙帝）諭講官熊賜履曰：朕觀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為切要。熊賜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皇上自得之也。上曰：講明道理乃為學切要功夫，修已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于何取則？又諭曰：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為本。熊賜履奏曰：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己卯，上諭講官熊賜履曰：《大學》“格物”二字，包括無餘，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騖於器數之末，為支離無本之學也。又諭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合當如是。”[87]
康熙帝后來回憶說：“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88]彭紹升反觀康熙初年的歷史，也說： “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闊疏，遂命公（熊賜履）日進講弘德殿。每詰旦進講，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申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詔上疏，即力言聖學為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為言。會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于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政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 [89]其言生動地反映了熊賜履對康熙帝為政思想的深刻影響。
三、熊賜履與康熙朝黨爭
康熙朝以黨爭熾烈著稱。就其主要內容，則在初年為鼇拜集團與皇權及理學官僚之間的鬥爭；中期為明珠、徐乾學等滿漢官僚之間的權利紛爭。此外，康熙中後期皇室內部圍繞皇位繼承問題展開了激烈爭奪。三次鬥爭，熊賜履都置身其間。
在反對鼇拜集團的鬥爭中，熊賜履作為理學官僚的代表、作為皇權的堅定擁護者，站在了鬥爭的前列，慷慨直言，以致鼇拜責其“彈劾我等，理應懲治”[90]，進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對此，本文前已論及。這裏，主要對其在康熙中後期政治鬥爭中的表現，作簡要梳理。
從有關材料看，在鼇拜集團被清除後的一段時間，清朝內部雖然相對和諧，但黨爭的伏筆已經埋下。當時，因備受康熙帝信重而受眾人側目的熊賜履成為一些官僚攻擊的對象。嚼簽案事發，索額圖等人對其百般窘辱，及其去職後，朝中更有人必欲將其置之死地。康熙帝說：當時廷臣“皆言熊賜履不好”。康熙十六年《日講四書解義》成，該書本為熊賜履所作，但刊刻之時，儘管康熙帝主張熊賜履應列其名，但大學士索額圖、杜立德、馮溥等堅決反對，認為熊為“名教中罪人，不應刊名”。而湯斌更從學術的角度，否定該書的價值，以致康熙帝怒責：“漢人行徑殊為可恥！”康熙帝后來回憶說：“前熊賜履所作《日講四書解義》，刊刻之時，朕以為熊賜履所作，應列其名。原任大學士索額圖、杜立德、馮溥以熊賜履名教中罪人，不應列名。又因僧人事牽連議處，朕以為熊賜履斷不為此，故寬釋之。彼時若將熊賜履問罪，今如何可用？且熊賜履所作《日講四書解義》甚佳，湯斌又謂不然。以此觀之，漢人行徑殊為可恥。”[91]
需要說明的是：《日講四書解義》最終未列名熊賜履，列名總裁官的是庫勒納、葉方藹等人。《孝經衍義》一書也是如此。該書本系熊賜履主持完成。熊賜履稱：“僕于辛亥年（1671）被命總其事，即發凡起例，屬元少諸子脫稿，而僕實為手定之。乙卯（康熙十四年）待罪綸扉，已校訂成書矣。但以時方用兵，未及繕寫進呈耳。”後清廷頒佈該書，列名總裁者為葉方藹、張英等人。熊賜履說：“其所號稱總裁者，則皆從未展卷一寓目者也。”哀歎：“世事至此，豈不令人永歎！”[92]
在熊賜履寓居江寧期間，清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的黨爭。其中，主要是徐乾學和明珠等人的權力鬥爭，清廷兩位重要理學家熊賜履和李光地均捲入其中。政壇風雲詭譎，也深刻地影響到了熊賜履和李光地的關係。
據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載，熊賜履落職後，徐乾學曾鼓動李光地一同拜會大學士明珠，要求啟用熊賜履。徐乾學對李光地說：“熊老師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之事，全是椒房害之，絕無影響。今日吾輩，通是老師門生，非為私情，乃是公議。求明公一言起之，所關不小，年兄其助我乎？”然而，當徐乾學和李光地與明珠相見時，李光地一言不發，反倒宣稱：“予生平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皇上問，自當以實對”。而明珠不但拒絕在皇帝面前為熊賜履求情，反倒挑撥熊賜履和徐乾學的關係，稱熊賜履“待你未必好”。“（熊賜履）何嘗不說你學問好，但別處不好，奈何？”結果三人不歡而散[93]。
經此次會面後，熊賜履和明珠、余國柱、李光地等人的關係趨於緊張，轉而與索額圖交結，共同“與明珠為難”[94]。明珠、余國柱惟恐熊賜履重新起用，加緊在康熙帝面前進行活動。明珠等人曾將熊賜履所著《學統》進呈康熙帝，指責該書“有毛病”，而康熙帝以熊賜履“看的書多，畢竟有好處”，不置議論[95]。與此同時，熊賜履和徐乾學、陳廷敬等南書房諸臣的關係更加緊密，頗有串通結黨之嫌。徐乾學為熊賜履複出奔走的事，熊賜履顯然知道並十分感激。他曾致書乾學：“頗聞足下關注於僕，備極苦衷。在足下雅具古人肝腸，故雖以僕之不肖，而亦未忍漠視之，此厚道也。”同時，又不乏虛偽地表示：“從前種種，如煙霞變滅可爾。清涼一片地，塵坌絕少，籬落蕭疎，有柴桑之致。僕藝蔬飲水其中，甚樂也。”熊賜履將徐乾學視為知己，認為只要徐乾學得人，即“實可為吾党之慶。”[96]並向徐乾學推薦自己的中表弟，認為其中表弟既在“公（徐乾學）門”，當“亦班于蔡黃之列”，建議徐乾學在康熙帝面前，“特為薦達”，“則不特為館閣儲材地，即異日肩斯道者，亦必屬諸斯人之徒矣。”[97]觀其在乾學面前為親戚謀求，毫不避諱，足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在此期間，熊賜履又加緊和頗受康熙帝信重的陳廷敬聯繫，致書稱：“惟祝先生早登揆席，立取斯世而黃農之。履得以優遊松牖，日夕微醺，以娛圃稼，兼且擊壤之暇，討論邱索逸簡，補孔壁汲塚之或遺，斯則履之分願爾爾也。”[98]
康熙二十七年，熊賜履複起為禮部尚書，徐、熊交往更密。二十八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徐乾學事先派人告訴在家守制之熊賜履皇帝所喜者為誰，不喜者為誰，囑其“喜者當極力推薦，不喜者當極力排斥”。又稱：“上一到南京，必召見孝感，定有半日扳請，訪問朝臣殆遍”。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召見賜履，“日中而入，上摒退左右與語，至黃昏殆出。”[99]熊賜履乘機推薦時因索賄被免職的徐乾學“道德、文章、經濟兼之，古無其匹，此乃氣運極盛所生之才，不用可惜”[100]。康熙帝則禦題“經義齋”匾額以賜。皇帝的重視令熊賜履感激萬分，“跪捧之下，涕泗交頤”[101]。後來熊賜履到京任職，徐乾學回籍，熊賜履仍不忘為其通風報信，嘗致信乾學：“主上舊眷不忘，足下第靜俟之”[102]。而康熙帝對徐乾學也“曲予矜全”[103]，使其得以善終。
在與徐乾學交接、串通的過程中，熊賜履和李光地的關係日趨緊張，彼此互相詬斥，言辭及於下流。熊賜履說李光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亂說，總是一味欺詐”。李光地對熊賜履深受皇帝信重，十分嫉妒，責其“平生一味大言欺人，盛氣加人”，甚至認為他“罪又在徐乾學、高士奇上” [104]。因為痛恨熊賜履，李光地甚至對康熙帝用人方針頗有微詞。當康熙帝令其與賜履商議朱子書名目次等事，他雖對熊賜履表示：“凡此皆據地淺見，仰質聖人，不敢自謂有當也。今讀先生所批駁，則仍舊目次序，亦無甚礙於理，謹照舊目另編為五巻繕寫已完，奉呈尊覽，如尚有未當，亦祈一一簽示，以便改正”[105]，但私下卻感歎“真是氣悶事”。哀歎康熙帝對熊賜履雖然心中不服，“卻又不敢去他”[106]。
需要說明的是，康熙帝對熊賜履捲入黨爭雖然有所察覺，但仍十分信任，而對李光地的學問人品則有所懷疑。比較典型的如：二十八年，康熙帝針對起用熊賜履一事說：“熊賜履乃讀書之人，母喪未滿，今雖召用，亦必控辭”[107]。而三十三年，李光地之母病故，康熙帝卻令其“在任守制”，以致爆發轟動一時的“奪情案”，將光地“貪位而忘親”的品行暴露無遺。康熙帝曾說：“許三禮、湯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學，熊賜履惟宗朱熹，伊等學問不同”[108]。康熙帝篤守主敬，專宗程朱，既認為李光地講陽明之學，熊、李二人在他心中的分量自可想見。
康熙三十八年，熊賜履入侍皇太子。是時，雲礽已經失寵。熊賜履的入侍，對處境艱難的皇太子來說，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會。因此，雲礽刻意拉攏熊賜履，禮遇優渥。熊賜履稱：“自新春入侍東宮講席，恩禮優隆，錫予稠疊，實從來罕有也。”[109]入侍不久，即賜賜履宋刻《朱文公年譜》一函，並傳旨：“千歲爺以先生素講正學，今開導有益，特賜此書，乃大內藏本。”[110]又題“閑道堂”匾額，題賜對聯：“朝宗不惜回瀾力，對越常懷捧日心”，贊其“正學維世，純忠格天”[111]，至若賜硯、賜幾、賜扇等更難以悉記。熊賜履對東宮的賞識十分感動，稱為“知遇”[112]。對東宮之事頗為盡心，“凡東宮問三教九流之書，他都記其目錄、人姓名，大言不慚，揮斥指畫如爛熟者然”。東宮遂認為賜履之學問“自古無匹”。李光地不無嫉妒地說：東宮視熊賜履為“私人”，“獨親厚些” [113]。其言雖未必有據，但說東宮和熊賜履關係親密應該不無根據。事實上，熊賜履在內心已將兩宮並提，宣稱“東宮睿學已大成”，自己要“一點愚忱報兩宮”[114]。當然，熊賜履雖對東宮的賞識感恩戴德，然以其宦海沉浮之閱歷，決不會輕易成為皇太子之黨羽。觀賜履所記與東宮交往之詩文，其中並無刻意奉承、迎合之辭。不過，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熊賜履和雲礽舅氏索額圖的關係進一步改善。康熙帝“問可用人，索必以熊對，熊必以索對”。以致康熙帝對二人關係的進展頗感震驚，感歎“他兩個又不知何時相好”[115]。
康熙四十年後，允礽和康熙帝的矛盾日益尖銳，朝中政治環境趨於險惡。熊賜履深陷其中，屢次請求解任，稱自己“年來隨班趨直，盡屬支吾”。又表示自己“生而迂拙，與物多忤。蒙聖明加意矜惜，獲保殘軀，憂患餘生，皆出再造。”[116]。四十二年四月，剛滿68歲的熊賜履以“年迫古稀，桑榆景迫”，再次上疏康熙帝，請求解職離任[117]。康熙帝許其以原官解任，但仍令食俸，留京師以備顧問[118]。一個月後，康熙帝即將索額圖之罪公之於眾，宣稱：“伊之黨類，朕皆訪之”。並別有深意地指出：“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朕若盡指出，俱至滅族。”警告說：“朕不嗜殺人。嗣後爾等若與索額圖絕交，將所行之事舉出尚可，不然，被索額圖株連，必如噶褚哈、阿思哈被滅族之禍。”[119]不久，索額圖被康熙帝處死[120]。
觀熊賜履在這個時期反復請求解任，顯然有其深刻的政治動機。他隨侍康熙帝數十年，不能不察覺到時局的艱險，故其乞休，實有避禍自全之意，而康熙帝許其解任，但又令其留京，其中雖有保全之意，但也不乏防範之心。時人稱：“（熊賜履解任後，康熙帝）旦晚召顧問，而從來出綸扉而不離禁闥者，又惟夫子一人。”[121]在一般人看來，可謂“寵眷之隆，有加無已”[122]，但其中真正的政治含義，也許只有賜履和康熙帝深知。四十七年康熙帝廢除太子後，曾將“負責皇子們教育的少傅少保召進宮中，嚴責其容忍皇子們醉心巫術，沉湎迷信，以致鬧得帝王之家四分五裂，不得安寧”[123]。又再次指責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124]。其時熊賜履雖然已經退休，但康熙帝追論前事，不能不對其當年的作為有所懷疑。五十一年，康熙帝論及熊賜履居官為人，說：“當熊賜履居官時，政事言論有不當者，朕未嘗不加訓飭”[125]。其中所指，頗令人深思。
四、熊賜履之理學思想
順康時期，在朝官僚中，頗有一批以講求理學著稱者。然若以用力之勤，影響之大而論，則當首推熊賜履。康熙二十四年，時熊賜履尚賦閑江甯，兩江總督王新命即為《學統》一書作序，公開表示自己于熊賜履“時時以泰山仰之”，稱《學統》“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126]。
熊賜履之于理學，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首重主敬；二是推崇躬行；三是“崇正黜邪”，捍衛理學的獨尊地位。
主敬，本是理學的基本主旨，為程朱涵養工夫。即“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127]。其核心內容是“主一無適”，即精神專注於一，不要有所遊移。姜宸英曾概括說：“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學教學者。其旨以嚴恭儼恪為要，其功始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間，而推之至於盡性達天知命，蓋作聖之基，學者無時而可離者也。”[128]張履祥說：“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始勤而終怠，及參以二三，是為居敬。”[129]清初理學，特別是信奉程朱的學者高揚“主敬”大旗，以吸引信徒，批駁“邪說”。熊賜履則是清初主敬之說最重要的倡揚者。賜履之言主敬，是將其作為理學之基本主旨，作為“心法”之基本內容。他說：“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130]又稱：“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復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敬得力。”[131]在《學統·冉子》中，熊賜履集中闡述了主敬在理學學說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他說：“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而南面臨民，其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天下平。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闊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132] 賜履為學頗重善，嘗雲：“千聖千賢，講道理只是一善字；講功夫只是一敬字。善非他，吾心之全體大用是也。”
[133]然而，熊賜履的“善”，需要通過主敬才得以實現，稱：“經書傳注，千言萬語，論本體不過一善字，論工夫不過一敬字。明善者誠身之功，主敬者明善之要，顯微一原，初終無間，大而天地古今，小而一塵一息，皆是物也。”[134]又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善之所以體全而用備也。然非主敬不為功。”“學問思辨行，都只少這敬不得。”[135]故時人稱，賜履之學，“以明善為本，以主敬為明善之要”[136]。所著《主敬箴》對主敬的基本意義作了概括。辭雲：“厥敬維何？曰惟主一，永矢靡他，庶幾弗失。戰戰兢兢，莊莊栗栗。微顯一原，始終一律。曰欽曰恭，功存宥密。聖聖相傳，惟茲的實。周孔之書，程朱之筆。一言終身，敬哉無逸。”[137]
觀賜履之“主敬”，在哲學層面上講，主要是作為“存理遏欲”的一種手段，即：“求仁，只是還複天理，主敬者，還複天理之道也。”[138]。在實踐層面則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恪守儒家經典，嚴守先儒教條，“聖安於敬，賢勉於敬”[139]。所謂“尋章守句，不敢少繆于聖人”[140]。熊賜履自稱：“賜履每有奏對，必引經傳，唯恐片語支字有謬于先聖先賢之指。”又稱：“太極圖已經宋明以來諸大儒發揮殆盡，賜履不敢忘行謬說，創為別解，以侮聖言，辜清問。”[141]正是這一謹慎、保守的學風，使熊賜履的學術呈現出固守先儒陳說，很少發明的特點。其實，經過晚明王學末流恣意發揮儒家學說後，清初理學逐漸回歸到先儒陳說，也是學術演變的正常現象，熊賜履則是這一傾向的重要推動者；二是嚴格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為重建社會倫理秩序提供理論支持。熊賜履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萬世教條。”[142]鼓吹“敬親即是畏天，愛親即是樂天。”[143]“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個個人心有仲尼。”[144]提出：“萬善只是個誠敬，萬惡只是個不誠敬。”[145]即可見主敬和建立儒家綱常倫理秩序之間的密切關係。至若李光地對士子、百姓特別強調：“敬之一言，于事君尤重” [146]，則較賜履更加清晰地講明瞭主敬功夫與君臣之道的密切關係。
清初理學，有感於晚明空談誤國，大力提倡躬行實踐，強調“聖門以力行為主”[147]，熊賜履則是其重要宣導者。
賜履之談躬行，從學理上看，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認為“聖賢之道，本至平實，略無神奇”[148]，強調：“天下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149]這就和虛玄、空談劃清了界限。故熊賜履說：“吾儒之學，只是人倫日用、布帛椒粟之常，而窮神達化之妙，即在其中。思之，而無不可知之理；為之，而無不可見之事，何等明白昭著，何等顯易平實”[150]；二是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是真實底道理”[151]。正是由於儒學是平實的、講的是日用常行的道理；正是由於經過努力，人人皆可以成為“聖人”，所以熊賜履才反復強調躬行實踐的重要性，主張“說得好不如做得好”。 “知行二者，斷不可以偏廢也。”[152]進而提出：“知而不行，便是侮聖人之言。”[153]
躬行實踐，在熊賜履學說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熙十一年，康熙帝曾問翰林院學士傅達禮：“爾與熊賜履共事，他與爾講理學否？爾記得試說一二語來”。傅達禮對曰：“臣曾向他問及，他雲：‘理學不過正心誠意、日用倫常之事，原無奇特。我平日雖有理學虛名，不曾立講學名色。我輩惟務躬行，不在口講。’臣觀其意甚謙，不常論及。然聽其平日論及，皆切於理”。康熙帝對此表示贊同[154]。在《重修東林書院記》一文中，熊賜履明確提出：“願吾黨有志之士，以嘿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眾，嘉善矜愚，偕游于大道為公之世，而絕無所為怙已淩人之弊，開當世以雌黃”[155]。
“辟邪衛正”、捍衛程朱學說的正統地位，是熊賜履為學的重要特點[156]。
明朝中後期，王學盛行，熊賜履謂：“陽明一出，談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 [157]然而，降至明朝末葉，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知識界開始對明代學術進行反思。東林學說的重要特點就是通過對宋明以來學術歷史進行反思，進而對王學提出質疑、甚至是批評。像高攀龍強調：“由孔孟而來，宗傳在周程張朱，昭代憲章即在周程張朱,滿天下都是此道。道徳性命，即賢者識其大；傳注文義，即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程朱之道，即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貫不能一貫耳。”[158]指責說：“姚江之學興而濓洛之脈絕。”[159]
及明清鼎革，反觀歷史，窮究盛衰隆替之因，人事代謝之源，盛極一時的王學就非常自然地成為不少士人批判的對象，成為明朝衰敗、“中原陸沉”的“替罪羊”，而程朱學說則成為濟世安民的良方。像呂留良就提出：“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今日辟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160]又說：“弟之痛恨陽明，正為其自以為良知已致，不復求義理之歸，非其所當是，是其所當非，顛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於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謂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為天下後世爭之者也。”[161]陸世儀稱：“吾儒之有心宗，猶釋氏之有禪宗。心宗之名蓋仿禪宗而立者也。禪宗起于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心宗起於象山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其言若出於一。”[162]感歎：“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此即真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雜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表示：“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163]將批判的矛頭直接王學。而作為清廷顯宦的熊賜履對王學的批判中，則尤為徹底、尖銳。
熊賜履以“衛道”自居，所謂“以衛道為己任，崇正黜邪”[164]。其批判陸王學學說，主要攻擊其“引釋亂儒”。熊賜履說：“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偽滅真，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辯。……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而張惶之，以之取盛名，惑大眾，且儼然俎豆千秋矣。”[165]又稱：“（王學信徒議論良知）議之者曰禪也，談之者曰聖也，紛紛呶呶無虛日矣。……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直為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為渾同、為調停，實則串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為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為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為之寒心乎哉？” [166]熊賜履痛斥說：“嗚呼！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難滅熄。百餘年來，瞿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為西竺之典，名為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呼！誰實為之，誠不能不太息，憾於斯人也。”[167]又說：“後儒因莊生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于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倡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擎拳，曰：我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略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即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而外，若金溪、姚江之徒，為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竄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呼！是惡可不慎思而辨之也！”[168]在《與杜於皇》中，熊賜履感歎道：“斯道自姚江提唱以來，聖賢經傳悉變而為西竺教典，詖淫邪遁，克塞宇宙，奚講章之足雲。
如今思所救正，須是徹底整頓，拔本塞源，方有頭緒，不此之計，而區區講章之是問，抑末矣。”[169]
站在純潔儒學的立場，熊賜履對當時學術界吸收佛學的現象痛心疾首。感歎說：“昔之佛老，猶是門庭之寇，今之狂禪，則為堂奧之賊矣。昔之佛老，猶是膚骨之疾，今之狂禪，遂成心髓之毒矣。”又說：“昔之儒在儒之中，今之儒在儒之外；昔之禪在禪之中，今之禪在禪之外；昔之儒以儒為儒；今之儒以禪為儒；昔之禪，以禪為禪；今之禪，以儒為禪；昔之儒，儒其名而儒其實；今之儒，儒其名而禪其實；昔之禪，禪其實而禪其名；今之禪，禪其實而儒其名；昔之儒，內儒而外儒；今之儒，內禪而外儒；昔之禪，外禪而內禪，今之禪，外儒而內禪。曠視今日，皆儒也，而皆禪也。名皆儒也，而實皆禪也。非禪之過，而儒之過也。非真禪之過，而假儒之過也。是烏得不辨，烏得不深為辨哉！”[170]
在批判陸王引釋亂儒的同時，熊賜履對王學基本學術主張予以否定。認為“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已。”[171]“象山之所謂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陽明之所為性，分明是告子之性。雖有善辨者，不能代為之解免也。”[172]與此同時，熊賜履大肆鼓吹程朱學說的正統地位，強調：“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173]
熊賜履在批判王學引釋亂儒的同時，嚴辨儒釋之界，對佛學予以全面否定。自稱：“僕雖至愚，自幼志學，輒不自揣度，毅然以崇正距邪為己任。生平持論，於儒佛之界，辨之甚嚴，即毫髮未有假借。同人商榷，必以此為學問中第一義。”[174]強調：“吾儒只是個實，釋氏只是個空；吾儒只是個有，釋氏只是個無。儒釋之辨，數言可盡。”[175] 又說：“吾儒只不要有惡念頭，禪家並不要有善念頭。不要有惡念頭，這便是善念頭，不要有善念頭，這便是惡念頭。”[176]熊賜履主張用朝廷用高壓的手段，禁抑佛老。他說：“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177]又說：“吾儒之於二氏，歸則受之，叛則距之，倡狂則治之。大聖人作用都如此，則洪水猛獸之禍立見矣。而今縱不能毀淫祠，焚老釋書，悉令海內僧道歸農，只且給度牒，禁止簪剃，有違者罪之，仍勒令還俗，不五六十年，緇黃之徒，自消滅殆盡，宛然一唐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時君臣皆不能行其實。此事甚順易，不知何憚而不為也。”[178]不過，熊賜履的這一主張並未被清廷採納。康熙帝雲：對佛老，辟之無益，惟益增其瀾，“自古帝王如梁武不足道，即有禁人為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其教則複，複則益以披猖。朕惟置之焉能有無之間，斯其氣焰必然銷歇矣。”[179]
注重歷史考察，是清初學術的重要特點。熊賜履力圖通過對學術歷史的研究，排斥他所謂的“異端”，捍衛程朱學說的正統地位。其代表作是《學統》。賜履自述該書著作之動機雲：“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曆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學脈絕續之故，眾議紛挐，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占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為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別，甯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了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180]
《學統》一書最顯著的特點，是站在程朱學術的立場，審視二千年來的中國的學說歷史，認為：“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為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孔子道全德備，為斯道正統之主。若顏魯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絕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閔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聖門群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考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為人，結得與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于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181]在表彰程朱正統的同時，熊賜履將荀子、揚子、陸九淵、陳白沙、王陽明等人列為雜統，將老莊、墨子、告子、釋氏列為異統，竭盡排斥、攻擊之能事，顯示出十足的文化專制心態。
五、餘 論
熊賜履於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解任，但仍留在京師。是年冬，曾請假旋裏，歸家祭祖。然次年春，即還京師。直到康熙四十五年十月，熊賜履才被允准返回金陵，時康熙帝令照前任大學士杜立德等例，“遣官給驛護送”[182]。這個時候，康熙帝對熊賜履的不滿也日漸明顯地暴露出來，嘗對大學士張玉書等人說：“近日，修致大學士熊賜履以朱子書呈覽，其中數語稍有可疑，問之熊賜履，以為非朱子之言，殆朱子門人所記。此不過托諸空言，猶可矢口而談。如招供之事，將何以解之乎？垂後之事，不可忽也。”[183]五十四年，康熙帝在指張伯行、湯斌等人有誇誕欺罔之行時，又辭及熊賜履：“居翰林時，曾上《萬言書》，人皆稱其切當。及洊曆政府，其書中所陳，能見諸施行者有幾？朕自幼好學，聽政年久，從未敢以誇誕之詞出諸口，正為此也。” [184]
然而，熊賜履歸家後，康熙帝仍以禮相待。四十六年，康熙帝進行第六次南巡。據孔繼涵所著《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上南巡，幸江寧，首召見先生于行在，恩禮為本朝冠。”[185]此後，康熙帝多次提及熊賜履當年的貢獻，自稱對熊賜履等致仕老臣：“朕亦未嘗少忘，常使人存問，始終如此。”[186]有關史籍也稱：“及公（熊賜履）去位後，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187]。根據有關檔案，康熙帝對致仕後的熊賜履確實關心，嘗責成兩江總督噶禮關照，時諭噶禮：“熊賜履學識淵博，著爾不時送去衣食之物，不要告訴他朕之旨意，只說爾之意思，欽此欽遵。”[188]
熊賜履於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病故。先是“因脾胃不調，用藥雜亂，後來遂不肯服藥。”“老病衰殘，飲食不進，以致不起。”[189]關於熊賜履的遺疏，當時曾發生不小風波。《聖祖實錄》雲：“先是，致仕大學士熊賜履奏遺本內有薦舉伊侄翰林院編修熊本清廉謹飭可用之語。上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疏內薦舉熊本等語，必系虛偽。著行文地方官確查。至是查取熊賜履疏稿進呈。上諭大學士等曰：熊賜履遺疏稿內並無薦舉熊本之言，觀此，明系被人將遺疏更改，增入熊本一段。著該部嚴審具奏。尋部覆：臣等審訊熊本，串同熊賜履家人，將遺疏私行添改是實，應將熊本革職擬斬，秋後處決。從之。”[190]
康熙帝對此事的處理，充分證明他對熊賜履相知甚深。當康熙帝得知熊賜履病故後，曾向江甯織造曹寅打聽熊賜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並吩咐：“爾還送些禮去才是”[191]。曹寅報告：“（熊賜履）臨終時感激聖恩，遺本系其病中所自作。”[192]康熙帝拿到熊賜履自作的遺疏稿，即有力地證明了熊賜履人品的清白。熊賜履去世後，諡文端，以其遺言，“葬江寧淳化鎮之地，不回湖廣。”[193]
熊賜履家甚貧窮，史稱其“致仕後，卜居清涼山側，寒素自持，與儒生等”[194]。及其卒後，兩江總督噶禮前往弔唁，“見其家窮，故以奴才盤川銀與之，以資喪事”[195]。有子三人，長子熊志伊系監生，“娶原任大學士余國柱女，另宅居住，不出交遊，不知深淺”，風痰之疾時發[196]。次子熊志契年九歲，幼子熊志夔年八歲，“現在攻書，俱閉門不交外事”。康熙帝令曹頫負責照看熊賜履之子[197]，後“每諭織造李煦、曹頫周恤其家”[198]。五十一年，康熙帝以熊賜履“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歿以後朕屢加賜恤，至今猶軫於懷”，令將其子“調取來京酌量錄用，以示朕不忘耆舊至意。”[199]後志伊入京以京職用。康熙六十年，又召志契、志夔入京，諭大學士：“今熊賜履二子，家甚清寒，爾等亦應共相扶助，令其讀書，俾有成就。” [200]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從清廷對其諸子的態度上，亦可見熊賜履之貢獻，受到了清廷的承認和尊重。
參考文獻
[1] 熊賜履：《學統》卷首，康熙乙丑李振裕序。康熙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2] 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二，《學術辨上》。
[3] 《清史列傳》卷七，熊賜履。
[4] 《清史列傳》卷七，熊賜履。
[5]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28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6] 《碑傳集》卷十一，孔繼涵作《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
[7] 《湖廣通志》（雍正）卷四十七，《熊祚延》。
[8] 《大清一統志》（乾隆）卷二百六十三，《熊祚延》。
[9] 乾隆《欽定勝朝死節諸臣錄》卷十一，《熊祚延》。
[10] 《湖廣通志》卷六十七，《熊祚延妻李氏》。
[11]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一, 《謝恩疏》，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12] 《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二，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13] 《碑傳集》卷十一，孔繼涵作《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文端公賜履年譜》。
[14] 《經義齋集》卷二，《擬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敕》。另見：《清聖祖實錄》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壬戌。
[15] 參見：《聖祖仁皇帝禦制文集》卷五，康熙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諭吏部。《聖祖任皇帝實錄》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三月戊子：“以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為武英殿大學士。”
[16] 《清聖祖實錄》卷六十二，康熙十五年七月甲午。
[17]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四，《本朝時事》。
[18] 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四，《本朝時事》。
[19] 參見熊賜履：《澡修堂集》第十卷，《寄汪匪莪》。康熙四十二年澡修堂刻本。
[20] 參見：《碑傳集》卷十一，孔繼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