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編《時務報》，推動中國近代第一次辦報高潮 

梁啟超參與創辦的第一份維新刊物是《中外紀聞》。該刊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打壓下，於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辦，梁啟超本人的“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于蕭寺中者數月”（注：梁啟超：《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255頁。），十分狼狽，維新派以變法圖強為目的的結黨辦報活動遭到了第一次嚴重挫折。然而梁啟超卻從《中外紀聞》的變法言論使“朝士乃日聞所不聞，識議一變”（注：《康南海自編年譜》，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第132頁。）的事實中受到了鼓勵，看到了報刊的巨大作用，“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注：梁啟超：《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255頁。）。他決心繼續創辦報刊，利用報刊這種反應敏捷，傳遞快速，覆蓋面廣泛而穩定的大眾傳媒形式，大力宣傳維新思想，創通變法風氣，為維新運動的深入發展作必不可少的輿論上的準備。從一開始就抓住報刊這一重要工具為政治鬥爭服務，這正是梁啟超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之處。 

1896年春，維新派人士黃遵憲、汪康年倡議在上海創辦一份以“時務”命名的刊物，作為維新派的輿論陣地。1896年4月，梁啟超應邀趕赴上海參與籌備工作。8月，《時務報》正式創刊。《時務報》雖名為“報”，實則是一份每期三十頁左右的書本式的旬刊，以宣傳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為宗旨，以“論說”和翻譯外報為主要內容。公推梁啟超任主筆，汪康年任經理，先後參加編撰工作的有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章炳麟、王國維，在他們周圍還有馬良、馬建忠、嚴複、譚嗣同、容閎等人。於是，在經過北京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查禁，海內“漸諱新政”的短暫沉寂後，以《時務報》為中心，一批維新志士開始在上海重新聚集。《時務報》即成為維新運動的一面旗幟，而舉旗者就是23歲的青年梁啟超。 

從《時務報》創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長沙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啟超主持《時務報》筆政有一年零三個月時間。此時的梁啟超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無所畏懼，為這份雖無維新派機關報之名，卻有機關報之實的刊物傾注了極多的心血。兩年後，他回憶當時情形時說：“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還；東西文各牌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注：梁啟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第524頁。）可見，梁啟超不僅是這份刊物的主編，還親自擔負了編輯、編務、撰稿、校對等工作，集編、撰、校於一身。 

由於梁啟超的出色工作，《時務報》出版後即受到廣泛歡迎，“一時風靡海內”（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成了對全國發生巨大影響的維新派刊物。它的發行點很快從十幾處增至一百多處，發行地區從沿海大城市延伸到邊遠小城鎮。超初每期只銷四千份左右，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最多時達一萬七千多份。尤其是梁啟超本人的論說文，新穎活潑，有聲有色，“士大夫愛其語言筆劄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第47頁。）。梁啟超等人通過《時務報》把他們的思想訴諸社會，左右輿論，“以筆舌傾動人主”，“借報章鼓簧天下”，在各界人士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錄》中說：“自時務報出，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欲所雲，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時務報》因梁啟超風行天下，梁啟超亦因《時務報》名揚四海，從此，他開始走出乃師康有為的影子，成為清末政壇的風雲人物、維新思想的傑出代言人。 

在此期間，除主編《時務報》外，梁啟超還參與策劃和積極支援澳門《知新報》，湖南《湘報》，或為其撰寫敘例，當時全國五十多家報刊，至少有十多種與他有過關係。對作為維新派在華南的輿論重鎮的《知新報》，梁啟超更是“全力助成”。他不僅為該報擬定報名，還幫助草擬章程，籌措經費，並兼任該報撰稿人，先後在該報發表了《〈知新報〉敘例》、《說群》、《新學偽經考敘》、《保國會演說》等18篇文章。由於《知新報》遠在澳門出版，清政府鞭長莫及，因此，有些言論之激烈甚至超過了《時務報》。《知新報》與《時務報》南北呼應，緊密配合，對維新思想的傳播，對士大夫知識份子的思想解放，都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 

《時務報》的成功使全國各地維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種鼓吹變法的刊物，如《國聞報》、《湘報》等二三十家報刊先後面世，正如梁啟超所言：“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在維新報刊外，女報、白話報以及消閒性報刊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各地創辦起來，如1898年7月出版的由康有為的女兒康同薇和梁啟超的妻子李蕙仙等任主編的《女學報》是最早的婦女報，1898年5月創刊的《上海晚報》是最早的由中國人自辦的晚報，1897年10月創辦的《譯書公會報》是中國最早的譯報，1897年5月面世的《集成報》是中國最早的文摘報。《蒙學報》、《演義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等最早的白話報刊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問世。以上海為中心，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吳趼人等主編的小型文藝報刊，其中有《指南報》、《采風報》、《笑報》和《趣報》。 

中國人自辦近代報刊是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開始的。從伍廷芳1858年在香港創辦《中外新報》，到80年代末，在香港和廣州、上海等內地城市，先後出現了近二十家中國人自辦的報刊。只是這些報刊除在香港出版的幾份存在時間較長外，其餘存在的時間都很短，閱讀的人不多，影響十分有限。直到維新運動興起，《時務報》破土而出、應運而生，大眾傳媒製造鼓吹變法革新輿論，成為舉世矚目的熱點，中國近代報刊發展開始形成第一次高潮。 

二、提出“耳目喉舌”論，揭示報刊的多方面功能 

梁啟超畢生致力於報刊事業，對報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闢的見解。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論報館有益於國事》。在該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論，用耳目喉舌之喻說明了報刊“去塞求通”的作用。其後又在自己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上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論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敬告我同業諸君》等文，繼續闡發這一思想，論及創辦報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斷言“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注：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載《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10月3日。），是影響中國前途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梁啟超的新聞思想和報 

刊理論十分豐富，僅《時務報》所及，略有以下數端。 

第一，他認為報刊是國家和國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國家富強的重要工具。 

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梁啟超認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中國受侮數十年”就在於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現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內外不通”。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無宣德達情之效”，內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無知己知彼之能”。因此，這種壅塞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強盛。如何才能去塞求通呢？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多辦報。他對西方各國廣設報館，“有一學即有一報”，“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朝登一紙，夕布萬邦，是故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的情況推崇備至。他高度評價報刊的作用說：“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所以他說國之有報紙，猶人之有耳目喉舌。他痛感中國報業的不發達，致使“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這是“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靠之君”，這是“有喉舌而無喉舌”。無耳目、無喉舌，就像聾子瞎子啞子，“是曰廢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因此，他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各國，民間要大力創辦報刊，國家要大力保護報刊，充分發揮報刊“上下通”、“內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國家臻于富強。 

第二，他認為報刊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黨派性，是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是以辦學會和辦報刊，首先是辦報刊，來開始他們的政治活動的。在近代中國，梁啟超是以政治活動家的身份親自辦報的第一人。對他來說，政治家辦報可謂自始即然。維新派人士認為，報刊是喚起輿論、造成輿論，揭露社會現實問題，抨擊清廷秕政，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爭取實現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國手段，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概括，就是參與政治鬥爭的“利器”。梁啟超並不諱言自己所辦報紙的政治性、黨派性。他坦然承認，他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以及《知新報》就是“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的黨報（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在他寫的《〈清議報〉敘例》中，他公開申言該報的性質：“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注：梁啟超：《〈清議報〉敘例》，載《清議報》第1號，1898年12月23日。）。他毫不掩飾地說，他辦報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鹹知變法”，“知新法之實有利益”，“而阻撓者或希矣”（注：《戊戌政變記》，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他對報刊事業寄於極大的希望，在《時務報》創刊號上即滿懷信心地預言：“准此行之，待以歲月”，必能“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注：《論報館有益於國 

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大聲疾呼：“報館有益於國事”。一再強調報紙的社會政治作用，把報紙當作救國的手段，是梁啟超的遠見卓識，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梁啟超等人往往先辦報，用報刊造成輿論，打開局面，擴大影響，爭取群眾，尤其是爭取官員和士大夫知識份子的同情和支持，即所謂“欲開民智，先開官智”，在“報館之議論既浸漬于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的基礎上再建立政治團體，推動政治改革。這就是梁啟超主張為了建立議院，講求法律，創立新的國體，必須先辦報，“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注：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頁。）的原因。以梁啟超辦《時務報》為肇始，中國近代各政治團體、各黨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辦報，並把報刊作為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工具。 

第三，他認為報刊是“開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梁啟超極其重視報刊在教育讀者，提供新知，開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在維新運動期間，康、梁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而政治改革能否實現，國家能否興民權、行民主，能否變法維新轉弱為強，最關鍵的就是要喚起國民的議論，振刷國民的精神，提高國民的教育程度。所以梁啟超一再強調：“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注：《變法通議》，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那麼，在晦盲否塞達於極點的中國又如何開民智呢？他提出了三條途徑：一是辦學校，二是興學會，三是開報館。事實上，三途之中，梁啟超又更加看重報紙的作用，用力也最多。因為在他和其他維新人士看來，辦學校是開通青少年之智，興學會是開通成年人之智（主要是官智），惟有報紙是兼而有之，一紙之出，“不得觀者觀，不得聽者聽”（注：《〈湘報〉後敘》，見《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資訊傳佈的空間大幅度擴展，城市和鄉鎮的廣大民眾都進入受眾群體，在啟迪民智，開通風氣，社會啟蒙上，較之學校、學會，報刊的影響更加深遠、廣泛。他認為：“去塞求通，闕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甚至說：“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道理即在於此。為了充分發揮報紙開民智、育人才的功能，梁啟超一方面在《時務報》上撰文指斥清廷秕政，微論民權思想，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以時事和政論為主，大造變法維新輿論，進行政治啟蒙；另一方面在報紙上又辟有專欄，“旁載政治學藝要書”，使“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跡”（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于其同胞”，“摧陷廓清，以變其腦質”（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造成新國民。 

在近代中國，梁啟超是最早對報刊的重要功能有深刻認識的少數政治活動家之一。在維新運動期間，他自覺地把報刊作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積極地利用《時務報》為維新運動鼓噪呐喊，製造輿論。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滿懷激情地說：“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他自己則身體力行，從22歲主編《中外紀聞》，開始其報館生涯，到1920年旅歐回國參與主編《改造》半月刊，前後達25年之久，主編的刊物有《中外紀聞》、《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政論》、《國風報》、《庸言》、《大中華》和《改造》，可以說，他將其半生精力都傾注於辦報以廣開民智的事業上了。 

三、創造“時務文體”，開啟一代文風 

梁啟超主編的“報”既有報紙，也有雜誌，實際上他更重視兼有政治和時事性材料、介於報紙和雜誌之間的時事政治性期刊。對政治期刊來說，政論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家刊物是優是劣的主要標準。因此，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維新派重要報刊，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每期都必不可少的報刊政論的寫作上。為了使政論文章更易於為廣大受眾接受，更好地向社會宣傳變法維新的新思想，迫切需要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新的表現形式，於是一種通俗自由新穎的報刊政論文體即“時務文體”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梁啟超等維新派報刊政論家在創作實踐中，繼承了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鄭觀應等人的政論傳統，創造出一種新穎的政論文體，當時人稱為“時務文體”、“新文體”或“報章文體”。時務文體是從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洋洋灑灑數萬言的《變法通議》開始的，並以梁啟超為時務文體的代表人物。這種文體形式自由，富於表達力，為宣傳維新派的政治主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梁啟超的文章，“介乎僅為少數學者所懂的古文，及勞動者所能瞭解的俗語之間”（注：［英］李提摩太：《中國的維新運動》，載《戊戌變法》叢刊（三），第560頁。），使《時務報》以極其清新的風格，吸引廣大讀者，受到社會的廣泛歡迎。誠如梁啟超所言：“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梁啟超的文章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呢？這是因為他的文章除具有當時政論文章的一般特點之外，還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其政論風格從《時務報》上的文章開始形成，在1898年出版《清議報》上的文章成熟，至1902年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一系列文章達到頂峰。 

梁啟超開創的“時務文體”，其特點，用他自己的話概括，略有下列幾條： 

其一，“縱筆所至不檢束”。即要求解除寫作上的清規戒律、條條框框，擺脫各種古文義法的束縛，打破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實行文體上的“自解放”、大解放。這是因為梁啟超等人的政論文章，宣傳的是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主張和各種新穎思想，其目的是“取萬國之新思想”改變國民的“腦質”，為實行政治改革搖旗呐喊，鳴鑼開道。而且報紙這種大眾傳媒改變了文化傳播形式，擴大了受眾的空間分佈和社會層面，接受對象並不限於官員和士大夫知識份子，還擴及到一些文化程度並不太高的一般民眾。因此，舊的表現形式不僅無法容納全新的內容，而且也不能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這就要求徹底擺脫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體的束縛，拋棄“代聖立言”、“文以載道”、“托古證今”的教條，應於時勢，暢所欲言，用自己的筆寫自己要說的話，用通俗的文字發揮新穎的思想。 

其二，“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即要求文章的語言淺顯流暢，明白通曉，摒棄矯揉造作、艱澀古僻的文字，同時又允許根據內容的需要，使用俗語、韻語及外來的辭彙、句式和語法來論證問題、說明道理。這是因為梁啟超等報刊政論家，為了開通民智和鼓吹變法的需要，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讀者介紹了大量的有關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引用了大量的對於中國人來說十分陌生的名詞術語。對於這些外來的新鮮東西，不能削足適履，只能相容並包，允許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級打破陳規，採用能夠和它的極其豐富、廣泛的內容相適應的表現手法了。 

其三，“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即要求文章層次清楚，邏輯性強，汪洋恣肆，酣暢淋漓，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使讀者為之傾倒，受到鼓動，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覺中被說服，進而接受他們的主張。文章是寫給人看的，要想自己的文章能說服人、感動人，要想別人動感情，寫文章的人自己先得有感情、動感情、以情感人。梁啟超是在甲午戰後“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之時走上政治舞臺的。對民族的危亡，他憂心如焚，對朝廷的腐敗、不思振作，他痛心疾首。他希望用自己情感激越的文字，把亡國的危險高山兀立般地展現在國人面前，震起警覺，啟迪蒙昧！他旺盛的精力，橫溢的才華，激蕩的愛國熱情，變法圖強的堅強信念和對新中國美妙未來的憧憬，都要通過自己“灼然如熾火，熱情如沸水，猛烈如飛瀑，奔騰如馳馬”的文字表達出來。因此，他寫出來的文章感情充沛，氣勢磅礴，“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濕紙”（注：吳其昌：《梁啟超》，第28頁。），“對於讀者別有種魔力”。 

以梁啟超的政論為代表的時務文體，自由放縱，不拘一格。它不僅風靡一時，對辛亥革命時期乃至五四運動以後的文風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報紙文體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梁啟超。但除梁氏之外，撰寫時務文章的還有康有為、嚴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只是他們的文章並非具有“時務文體”的全部特點。所以後人評論說：“就文體的改革的功績論，經梁氏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掃蕩，新文體（或名報章體）的體制、風格，乃完全確立。”（注：吳其昌：《梁啟超》，第29頁。）開啟一代文風，是梁啟超對中國新聞事業的重大貢獻之一。 

四、發表《變法通議》，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第一篇全面闡述他的變法主張的論文，也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代表作。正是這篇文章使梁啟超聲名遠揚，成為維新思想的傑出代言人。這篇六萬餘言的長文由“變法通議自序”、“論不變法之害”、“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注：《變法通議》，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等十餘篇論文組成，在該刊連載21期。在文中，梁啟超以慷慨激昂的語調論述了變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強調了能否認真實行變法是關係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向清廷發出了“變則全，不變則亡”的嚴重警告。 

在《變法通議》中，梁啟超以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闡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斷變化，進而推論人類社會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他以中國的賦稅制度由貢助之法一變而為租庸調，由租庸調一變而為兩稅法，由兩稅法一變而為一條鞭為例，說明人類社會的各種制度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古今中外，“無時不變，無事不變”，“法”是“天下之公器”，而“變”是“古今之公理”，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絕非人力所能抗拒和阻撓。他斷言：“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文章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對清廷君臣上下“墨守祖宗成法”以致“百事廢弛，率至疲敝，不可收拾”的行徑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警告清朝統治者說：在強鄰四逼的險惡情勢下，中國是“變亦變，不變亦變”，不是自己主動變，就要被人強迫變。主動變法，“變之權操諸己”；被迫變法，“變之權操諸人”。只有因勢利導主動實行變法，才可能“保國、保種、保教”，挽狂瀾於既倒；而被強鄰逼著變，其後果則“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維新，自變而強，否則就要像土耳其、印度、波蘭那樣被人“代變”，遭致瓜分亡國之禍。 

梁啟超對1860年以來清朝洋務派的“變法”即以練兵置械為主要內容的所謂“自強”新政提出了尖銳批評。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指斥洋務派空言變法而專事“練兵”、“購械”是“不知本原”，是“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于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所以他認為，洋務派的變法只能叫做“彌補”、“變事”，而彌補、變事並不是真正的變法。非但頑固派的守舊不變，非致亡國不可，洋務派的“小變”、“變事”也達不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反而是弊病百出，奸宄叢生，貽害社會。 

梁啟超是主張從“根本”上進行變法的，那麼究竟什麼是“根本”呢？怎樣變法才是他說的“全變”、 

大變”、從根本上變呢？他回答說：“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可見，在梁啟超看來，變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變“官制”，要學習西方的“法度政令”，進行社會政治的改革，而著眼點則在於開民智。 

梁啟超一貫關注國民的教育問題。他認為，由於封建統治者長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封建科舉制度對知識份子思想的束縛，導致中國社會人才的缺乏已達極點。而中國欲求自強，變法欲求成功，關鍵在於人才。只有當國民的教育程度有了普遍提高，國民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改善，國民對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瞭解，維新變法、民權政治才有了堅實的基礎。反之，如果廣大國民缺乏愛國心、獨立性、公益心、自治力，愚昧無知，放蕩無紀，公德缺乏，智慧不開，連起碼的民主意識都沒有，就根本談不上興民權，行民主，推行政治改革。後來在著名的《新民說》中，他進一步闡發了開民智的重要性，“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注：《新民說》，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那麼如何開民智、育人才、造就新國民呢？梁啟超指出，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毒害中國知識份子一千幾百年的科舉制度，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普遍設立包括女學、幼學、師範大內的各級各類學校，提倡西學、學習西學，對廣大國民進行民主與科學的啟蒙教育。他變科舉、開學校的主張，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理論，對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無疑是有力的衝擊。 

但是，中國的問題又不僅僅是人才的缺乏已達極點，更為嚴重的是，吏治的敗壞也達極點。在《變法通議》中，他對清朝官場的空前的腐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認為絕對不能指望那些老耄守舊的“肉食官吏”進行維新變法。要變法先得變人，即破格擢用新進人才，逐漸淘汰守舊官吏。所以梁啟超說，“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即改變造就那些“肉食官吏”的官僚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度政令”，實行君主立憲制。他的這種認識與康有為“宜變法律，官制為先”（注：《康南海自編年譜》，載《戊戌變法》叢刊（四），第140頁。），“故制度局之設，尤為變法之源”（注：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折》，載《戊戌變法》叢刊（二），第200頁。）的主張完全一致，都表明了維新派對改革官制的高度關注。 

總之，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論及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諸方面的問題，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將維新派的變法改革主張訴諸社會，實為維新運動的一份綱領性檔。尤其是那“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呼喊，危言聳聽，振聾發聵，說出了人人想說又不敢說的話，大有登高一呼，萬山環應之勢，朝野上下無不為之震動。 

除《變法通議》外，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還刊載了《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波蘭滅亡記》、《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古議院考》、《說群自述》、《論中國之將強》、《論軍政民政相嬗之理》、《知恥學會敘》、《西學書目表後序》等重要論著，極力宣傳“伸民權”、“抑君權”、“設議院”等帶有資產階級民主色彩的觀點。他以進化論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為武器，對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發起了極其猛烈的衝擊，動搖了歷來當作封建政治憲法的儒家經典，使資產階級民權思想開始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在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 

[3]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董方奎：《梁啟超與立憲政治》，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