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世驃，康熙年間著名的軍事將領。他出身將門，成長於戰鬥之中，戎馬一生，歷任守備、參將、副將、總兵、提督，久在東南海疆，著有勞績，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獎。尤為突出的是，他兩次橫渡海峽，為清廷收復臺灣和鞏固對臺灣的統治立下功勳。這是一個在清初政治史、軍事史上有著一定地位的人物。然而，迄今為止，有關他的研究還十分薄弱，尚無專題論文。有感於此，本人不揣淺陋，對他的生平事蹟試作分析。 

一、將門虎子 

施世驃，字文秉，號怡園，福建晉江人，隸漢軍鑲黃旗，靖海侯施琅的第六子，康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1667年11月12日）生。當時，他的父親施琅是福建水師提督，正極力主張平定臺灣，“四海歸一”[1]。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順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以此作為抗清的基地。翌年，鄭成功病逝，鄭經繼位。臺灣鄭氏政權逐漸發生了變化。 

鄭成功曾多次聲明，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鄭經卻背叛其父，提出所謂“臺灣非中國版圖”的謬論，意在分裂割據。他宣稱自己已“橫絕大海，啟國東甯”，自成“一國”，要求清廷待以外國之禮，“比同朝鮮”。遭到康熙帝的斷然拒絕。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諭道：“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至於比朝鮮，不剃發，願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2] 清政府與臺灣鄭氏的矛盾，由抗清轉變成了統一與分裂的鬥爭。 

施琅（1621—1696），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原為鄭成功的部下，後投降清朝，被任命為同安副將，升至福建水師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就提出：“鄭經遁臺灣，若不早為撲滅，使其生聚教訓，而兩島必複為竊據。當乘其民心未固、軍情尚虛，進攻澎湖、直搗臺灣。庶四海歸一，邊民無患。”[3] 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就此與施琅商議，合疏提請進剿。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施琅奉命率兵進發臺灣，“舟師行至洋面，驟起颶風，難於逆進而還。”[4] 清廷命有關將弁酌情妥為商議，伺機進取，再攻臺灣。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第二次率軍進征臺灣。二十九日，舟師已駛入外洋，又遇颶風，不得不返回蓼羅。隨後，連日狂風大作，施琅等只得駛回金門。 

四月十六日，施琅又一次率軍進發臺灣。十七日，軍至澎湖口，“驟遇狂風大作，暴雨傾注，波濤洶湧，白霧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師不及撤回，皆被巨浪淩空拍擊，人仰船傾，悲號之聲，猶如水中發出，情勢十分危急。”[5] 施琅所乘戰船也飄流至南方，十八日方駛至潮州府屬表衛。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廈門。 

施琅在兩年之內三次率軍進發臺灣，均因颶風所阻，勞師而返。但他仍然表示：“竭誠效命，矢志滅賊”，“挑選精兵，約期複征。”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施琅上了《邊患宜靖疏》，明確提出：鄭氏在臺灣“恃險負固，雖戢翼斂跡，未敢突犯，而蜂蠆有毒，沿邊將為不寧。”“為今之計，順則撫之，逆則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訓，恐養癰為患。”“以臣愚見，不如乘便進取，以杜後患。”“且數年以來，沿邊江、浙、閩、粵多設水陸官兵，佈置錢糧，動費倍增，皆為殘孽未靖之故。如臺灣一平，防兵亦可裁減，地方益廣，歲賦可增，民生得寧，邊疆永安，誠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6] 

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視。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進剿臺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提督施琅作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7]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盡陳所見疏》，明確指出：“伏思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拆五省邊海地方，畫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複割棄？”倘若不平定臺灣，而嚴遷海之令，不僅“賦稅缺減，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錢糧浩繁，“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鄭氏在台，“懼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窮民以為逋逃之窟，遺害叵測。”更有甚者，倘若鄭氏“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土番耕民”[8]，窺伺邊場，則更將後患無窮。 

因此，他力主平定臺灣，提出：“若臺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並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應圖賊，以盡厥職。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密陳。蒙旨宣召微臣進京面奏，謹將臺灣剿撫可平機宜，為我皇上陳之。”[9] 

這篇奏疏既分析了必須平臺的理由，又提出了如何平臺的方略，言之有據，籌畫周密。然而，由於施琅前幾次出兵征台都無功而返，八旗勁旅雖長於騎射，卻不習海戰，清軍將領亦然，因此人多畏難。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寢其奏。加之施琅本系叛鄭投清，其子侄尚在臺灣，清廷對施琅心存疑忌。因此，清廷沒有採納施琅的平臺之議，而是實行招撫之策。 

清廷撤福建水師提督，授施琅為內大臣，晉伯爵。從此，施琅留任京師，長達13年。在這期間，他始終不忘規取臺灣，密切關注東南沿海的局勢。深知“鯨穴未搗”，必為邊患，“慨然有澄清之志”。為此，他於“朝退休閒，翻閱二十一史，鑒古今成敗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諸胸中”。[10] 三藩之亂爆發後，鄭經捲入叛亂，一度佔領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時艱，歔欷扼腕，聲淚俱下”。他加緊研究“風潮信候，生崖斷港”等海戰諸技，力求“審進退，料彼己”，以備朝廷之用。他還常與福建籍在京官員李光地等人談論平海方略，“指畫明悉，凡征戰機宜，以及絕島巨浸、險阻阨塞之處，如列諸掌”，[11] 使李光地瞭解了他的能力，認定他是將帥之才。 

世驃生於福建，施琅留任京師之後，世驃即隨家人離閩赴京，與父親團聚。世驃自幼胸懷大志，沉著勇敢，深得父親的喜愛。史料記載：“公（世驃）幼而沈靖，有大志。”[12]  

“嫻將略，有父風”[13]。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臺灣的子侄施齊、施亥欲為清軍內應事泄，全家70餘人都被鄭經殺害。施琅得知，發誓報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對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1680年）八月，三藩之亂即將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轉向臺灣，開始與大臣商議“進剿海賊事”。[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總督姚啟聖的密報，獲悉鄭經病死，臺灣內亂，認定時機成熟，下令進剿。他諭道：“進取臺灣事情，關係重大，著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等同心速乘機會，滅此海寇。”[15] “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16] 

進軍臺灣，全靠水師。姚啟聖疏薦施琅，並願以其家百口擔保。內閣學士李光地也力薦施琅，說施琅“全家被海上殺，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無有過之者。又其人還有些謀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則其氣先奪矣”。[17] 

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八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瀛台召見施琅，諭道：“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18] 施琅得到了大展鴻圖的機會，以實現他多年的心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抵廈門任職，立即著手備戰。他向康熙帝奏報導：“十月初六日抵廈門視事，點驗船兵，全無頭緒，焉敢妄舉進剿？……故日以繼夜，廢忘寢食，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搠。”[19] “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為內應”。[20] 

年僅15歲的世驃投身軍營，“隨父操練舟師，督領哨船，瞭探沿海，著有勞績。”[21] 並從父親身上學到了許多軍事本領。史稱：“（世驃）年十五六時，襄壯公（施琅）征澎湖，練舟師，公（世驃）侍舟中，盡得其法傳授，耳聞目睹，備得款要。”[22] 因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世驃被委以守備之職。 

這年六月十四日，施琅親統大軍，由銅山啟航出征，進軍澎湖。鄭軍守將劉國軒認為，“六月風波不測，施琅是慣熟海務者，豈敢故犯突然興師乎？不過虛張聲勢。”[23] 十五日，清軍抵達澎湖，鄭軍大驚。十六日，施琅發起進攻，鄭軍迎戰，雙方各有傷亡。 

十七日，施琅將船隊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嶼，選擇時日，準備再攻。劉國軒期待颱風驟起，以逸待勞，不戰而勝。可是，他的期望落空。“稽古以來，六月時序，澎湖無五日和風，即驟起颶風，怒濤山高，變幻莫測，三軍命懸，悉聽之天。”而施琅抵澎旬餘日，竟天公作美，“海不揚波”。[24] 

二十二日，施琅指揮全軍與鄭軍決戰。清軍“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流上風之勢壓攻擠擊，無不一當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風縱發，煙焰彌天”。[25] 鏖戰終日，大獲全勝。以楊德為首的5千余名鄭軍官兵倒戈歸清，餘者全部被殲，劉國軒和少數將領乘船逃回臺灣。 

澎湖海戰，鄭軍主力喪失殆盡。康熙帝高興地說道：“施琅大敗海賊，克取澎湖，此乃捷音。”[26] “澎湖乃臺灣咽喉之地，克取臺灣即在旦夕。”[27] 

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施琅智勇兼備，出奇制勝，功勞卓著。世驃隨同出征，英勇善戰，立下戰功。史料記載：“六月十六日，祖（施琅）令陳舟如長蛇，大書將弁姓名於風帆，以別進退，定賞罰。……南潮正發，前鋒壓流，迫近賊壘。賊艘翼跗。祖（施琅）望帆書，度我軍難出，身駛帥艦，沖圍赴援。偉父世驥、季父世驃、諸父韜……等親丁諸船隨入。”[28] 

“六月二十二日，（施）琅命令其六子世驃同隨征都督陳蟒、魏明，副將鄭元堂，同領趕繒、雙帆艍船共五十只為一股，從東畔峙內直入雞籠嶼、四角山，為奇兵夾攻；又令七子世驊同隨征總兵董義、康同玉，外委守備洪天錫等，領趕繒、雙帆艍船共五十只為一股，從西畔內塹直入牛心澳，作疑兵牽制。”[29] 世驃輕艦直前，沖冒煙火，血鬥不休，觀者感歎道：“真將種也。” [30]  

戰鬥結束後，施琅在《飛報大捷疏》中如實地寫道：“六月二十二日，隨征參將謝英、遊擊廖程、外委守備施世驃等官兵坐大趕繒鳥船一隻，……署銅山鎮臣陳昌等官兵配坐大鳥船一隻，帶領船八十余隻居為後援。其分遣東西二股官兵船隻繼進，夾擊互攻。自辰至申，我師奮不顧身，抵死戮力擊殺。”[31] 因此，世驃以“從征澎湖，平臺灣有功，授左都督階”。[32] 

二、建勳東南 

康熙三十年（1691），24歲的世驃被授以山東濟南城守營參將。此後，他歷任副將、總兵、提督，久在東南海疆，著有勞績，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獎。 

在濟南，世驃以家傳陣法治軍，部伍嚴肅。三十二年（1693），施琅進京朝覲，[33] 路過濟南。世驃率軍列於道旁。施琅檢閱之後，高興地說道：“果得吾法矣。”[34] 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親征噶爾丹。天津總兵岳昇龍奏薦世驃隨征。召試騎射，康熙帝頗為滿意，命世驃護送軍糧至奎素。任務完成之後，世驃又隨大將軍馬思喀追擊叛軍至巴顏烏蘭。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病逝。世驃得知後，乞歸福建葬父。得旨：“施琅久在海疆，功績懋著。其子施世驃頃隨軍進剿亦效力勤勞，准給假葬親，事畢即回任。”[35] 

三十七年（1698），世驃遷臨清副將，後任山東登州副將。四十年（1701），升浙江定海總兵官。[36] 世驃認為定海乃浙江北門，海防重地。駐守官兵必須居安思危，苦練軍事本領。他率兵至沈家門操練水戰之法，先用小舟親自教授進退攻擊之方，然後用大舟至外洋分行而進，鳴鼓吹螺，以旗色為號令，炮聲為威武，將士皆習熟勇敢。四十二年（1703）四月，康熙帝南巡，賜禦書“彰信敦禮”匾額，以資鼓勵。 

此時，海上多盜，世驃經常出洋巡緝。他先遣裨將假裝商船引誘海盜，然後突然出擊，擒獲甚眾。[37] 盜首江崙猖獗一時。世驃說道：“此積年巨盜，非我親往不可得。”遂揚帆而出，親自搜捕。斬江崙於舟中，擒其徒黨無遺。得知江南洋面有海盜出沒，世驃說道：“江浙，鄰也，不可以疆界為辭。”遣兵追擊，焚其舟而返。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南巡，召見世驃，詢問擒斬海盜之事，溫諭嘉獎，賜戴孔雀翎。 

四十八年（1709）八月，世驃被擢升為廣東提督，從此開始了他軍旅生涯的又一個階段。廣東地方幅員遼闊，山海叢雜，誠為東南要區。世驃到任後，深感責任重大。他向康熙帝奏報導：“伏念奴才一家受國厚恩，而奴才以譾劣庸才更蒙封疆重寄，兢兢惕勵，惟恐耳目有所未周，思慮有所未及，以負聖明而深罪戾。故自到任以來，訓練弁兵，查汰虛冒，整造盔甲器械之外，即查訪地方情形。”[38] 當時，南澳守備藩成龍在追捕盜賊時被殺。世驃到任後，四處通緝，在潮水陽地方抓獲了兩名犯人。審訊中，這兩人對殺人之事供認不諱，並交待了同夥的姓名住址。世驃根據他們的供詞，將犯人一一捕獲。海豐縣也抓捕了兩名犯人，而所作供詞，捕風捉影，株連多人。世驃移文總督、巡撫，明確指出：“正盜已得，此誣也。”[39] 將無辜之人全部釋放。 

廣東海洋，東西連綿數千里，島澳繁多，巡察不易，沿邊近海常有剽竊小船出沒。世驃嚴命“在洋將弁用心堵截，複恐將弁巡邏不力，更令親信家人出洋嚴督抓捕，並檄飭汛防口岸加謹巡查，務期緝獲。”[40] 此外，他還經常召見屬下將領，“諄諄告誡，勉其克殫厥職，以毋負主子平日優渥武臣至意，故皆感激思奮，策勵趨公。”[41] 

為了提高廣東水師的戰鬥力，世驃還就水師將領的選拔問題上疏建言。在疏中，首先，他如實指出現行條例有不妥之處，因為“舟師要務，惟在將弁得人，必經歷船務，熟嫻水性之員，遊巡海道，方能操縱自如，進止有度。但要地得人，必須擇才保題。查保題之例，不准越銜，往往有極要緊水汛，而遇有極慣水務之員，因越銜一二等竟致與例不符，深為可惜。如遊擊一缺，為水師中關係之員，每遇缺出之時，既無習熟水性之都司可題，又乏經歷海汛之遊擊可調。若靜聽部選，未必人地相宜，可資實用。”[42] 接著，他明確提出：“ 奴才請嗣後沿海遊擊缺出，准照福建水師提督臣吳英四十七年所題之例，就守備之中棟選諳練水務之員，越銜一二等題補，庶幾駕輕就熟，不誤汛防，而該員鼓勵思奮，矢圖報稱，其有裨于海疆誠非淺鮮矣。奴才為海疆得人起見，不敢以所知自默，謹瀝情繕折入告。如奴才芻蕘之言可采，伏乞睿鑒施行。”[43] 這篇奏摺受到康熙帝的重視，朱批：“是具題。”[44] 

五十一年（1712）正月，世驃得知浙江洋面有海盜船隻出沒，為了防止這些船隻進入廣東洋面，他“嚴檄巡海將弁留心堵截，又選撥親丁齎帶令箭出洋巡察，務使窮抓根株，巡防周密”[45]。與此同時，他加強對廣東河路的巡察，“捐造槳船五隻，配足兵丁，每月輪撥千把總一員，沿河巡輯，並查各塘汛之疏懈，亦庶幾行旅可無戒心”。[46] 

廣東西北一帶，山巒疊嶂，礦藏甚多。起初朝廷允許開礦，許多貧民藉此傭工糊口。礦山封禁之後，有人暗地開礦，盜礦無所得時，常就近搶奪衣食。“此輩皆系窮民，倏聚倏散，非有成宗大夥盤踞處所，是以一遇官兵追捕，則仍散為民。此歷來所有之事也。”[47]  

四十六七年（1707—1708）間，翁源縣發生了礦工行劫和拒捕事件。四十七年（1708），世驃到廣東上任之後，得知這一情況，他認為：“此等不過無知鄉愚，為貧所驅，非成宗夥盜可比”，[48] 但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必須加以懲處。因此，他嚴檄官兵四處搜捕，將擒獲之人交送廣東巡撫，會疏題報。 

四十九年（1710），有行劫礦工出沒于長寧、英德等處。世驃立即遣撥官兵，四處抓捕。礦工奔散逃至長寧雪峒蕉壘塘鐵爐，勒索爐商，被爐丁殺死數人。官兵複四處追捕，陸續擒獲，發交有司，依法懲處。考慮到重山密箐之中，路徑叢雜，此追彼竄，難以杜絕，世驃又會同督撫委令文武官員踏勘于長寧、英德、從化要隘等處，撥守備弁兵添設汛防。並建造營房，以扼其咽喉，斷其門路。 

五十一年（1712）七月初，韶府曲江縣黃辰玉、黃壬生、賴上品等家，和英德縣何孟鳳等家被礦工劫掠。世驃接報，立即嚴檄附近協營遣撥官兵前去，尋蹤抓捕。又遣標下右營遊擊徐進才帶領官兵星赴韶郡交界山場堵截。想到韶府地方以韶鎮全軍佈防，而此等礦工仍敢行劫鄉村，必汛守官兵未善設法防備。世驃本人又駐紮惠州，離韶一千餘裏，不能盡悉根源。為了便於指揮，防止事態蔓延，七月十五日，世驃帶領親丁前往英德、曲江、翁源等處踏勘山場形勢，及官兵安設處所。十九日，行至三水地方，得知英德縣鐘上位家被焚劫擄掠。世驃立即遣員齎令趣遊擊徐進才分撥官兵，于各處堵截。當場殺死兇犯二名，抓獲50名。[49] 

隨後，世驃駐紮在曲江、英德交界地方，督率將弁，按山場仔細巡察。經過調查，世驃得知行劫礦工有兩類：“一在外郡流入者，曰飄馬；一在本地遊手者，曰土馬。飄馬非土馬，無以知地方之通塞，土馬因飄馬更以添黨羽而妄行，故每伺離汛鄉村輒行飄劫，及至官兵追捕，則飄馬潛逸外境，而土馬仍混良民間。有飄馬被追，不及遠竄者，或窩藏土馬之家，或逃匿林箐之內，非得熟曉賊線難以物色盜蹤。”[50] 因此，他飭令各將弁多方購線，密訪擒捕，陸續抓獲了30名，押交按察司審訊。 

在世驃的努力之下，廣東各地的治安狀況有所好轉。世驃如實地向康熙帝奏報導：“總之，山海賊盜不致鴟張，宵小鼠竊未能盡去。奴才除遣撥將弁，安設佈防外，仍密差親信家人，不時偵巡。雖地方廣闊，耳目難周，而智慮所及，竭蹶罔遺，蒙主子諄諭留心，奴才自當益加兢惕，彌勉駑鈍，斷不敢令其養癰滋蔓，貽害地方，以廑聖懷也。”[51] 

康熙帝對世驃的政績感到滿意，不吝賞賜。在一道謝恩折中，世驃感激地寫道：“奴才家人自京齎到主子欽賜鹿肉條三十二把，奴才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奴才犬馬庸愚，濫膺重寄，竊祿邊疆，時懷悚慄。年來幸賴主子洪福，粵地山海俱獲敉寧，且以時和年豐，兵民共遊化日，俾奴才得以稍藏蹇劣。然自顧寸長未效，方慮屍素多衍，乃蒙主子異數隆恩，天廚佳品疊錫遠臣，感寵眷之頻，加思報稱之彌難，惟有竭盡駑駘，益勉厥職勤慎，率屬綢繆疆土，以仰答主子天恩于萬一而已。”[52] 

三、威震台海 

五十一年（1712）九月，世驃調任福建水師提督。重返廈門，繼承父職，世驃雄心勃勃。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向康熙帝奏報導：“福建水師地方廣闊，兼之澎湖臺灣，乃閩海扼要之區，非他處可比。凡營中兵丁船隻，關係匪輕，必詳加綜核，實力整頓，難容苟且從事。奴才到廈一日，即屆封印，現在檄查各營將備有無虛冒名糧，如有空缺事故兵丁，著令即時補足解驗。到於戰船、炮火、盔甲、器械及海疆一概事宜，俱在細加查檢籌畫，容奴才次第舉行，斷不敢一日因循，以負主子浩蕩深恩也。”[53]  

康熙帝在他的奏摺上批示：“知道了。近日海賊已靖，不可以無賊少有疏忽。又向來風聞水師船缺少者多，必竟補完才好。”[54] 收到朱批之後，世驃再上奏摺。在折中，首先他彙報了水師船隻情況。沿海哨船大小三百一十二隻，內有海壇左營於五十年十二月間被賊焚燒三隻，澎湖左營遭風飄失一隻，右營被風打破一隻，餘皆足額。惟遞年各營俱有屆修屆造之船，駕赴福、泉、漳三府廠所待修，所以不能船船在汛。“奴才到任後，即嚴檄催趲，業已陸續完竣。間有一二遭風打壞者，現在檄催賠修，不日亦可告竣。至於奴才標下五營額船共七十只，內有破損者亦已修葺完固。奴才于二月初十日親領五營兵船駕出廈門港外，教演水操，細閱各船，趕繒四十只，船身穩重，堪以駕涉汪洋。其哨船三十只，打造頗小，且船底尖狹，不便沖風破浪。緣系修成之船，若重新改造，工力浩大，非一時所能猝辦，容奴才與督撫商酌，或於修造之期設法改造穩便，庶可無費于國帑，而有裨于海疆也。” 

接著，他彙報了軍中器械情況。“營中衣甲炮械，積年以來不無損壞。擇其尚可修整者即令修起，其不堪修者，奴才現行製造鐵綿盔甲二千七百九十三副。奴才自己捐造一半，五營將備共樂輸捐造一半。又奴才自捐鳥槍一百枝，皆無分毫派累兵丁。”[55] 

世驃不僅捐造槍支盔甲，而且捐俸修造炮臺、安設大炮。他向康熙帝奏報導：“廈門一島，商旅雲集，煙火萬家，從前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但人物愈庶，則防範當益愈周。查東南有大擔小擔浯嶼，各山對峙，內屬內海，外則汪洋，乃南北商船出入之咽喉。原各有兵船扼守。奴才仍相度形勢，與各官捐俸，就於各山上砌築炮臺共五所，安大炮二十一位。又于廈門對向大擔之黃厝社築炮臺一所，安設大炮五位。”[56] 

他還奏請“標下船隻另刻字號”[57] ，得到批准。於是，廈門、澎湖、臺灣戰船各編字型大小，隊伍不雜，號令嚴明。廈門海濱要地增築炮臺，建造營房，防守周密。在世驃的經營之下，福建水師的戰鬥力大大增強，為以後的渡海出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清廷統一臺灣之後，已往清鄭戰爭期間發佈的禁止內地人民赴台的命令隨之廢除。閩粵沿海貧民渡台謀生的日益增多。經過他們幾十年艱苦奮鬥，臺灣的社會經濟日益發展。清廷害怕人民反抗他們的統治，也害怕鄭氏政權復辟，對台民採取了種種限制。由於清初治台政策的主要出發點是防範人民，同時也由於清廷對臺灣官員疏于考察，以及康熙晚年吏治廢弛、官場腐敗，臺灣官員貪贓枉法、苛虐百姓之事屢屢發生，層出不窮。“文武官員平日但知貪婪肥己，剝削小民”，[58] 胥役勒索誅求“比內地更熾”[59]。台民深受其害。 

六十年（1721）四月，因臺灣知府王珍橫徵暴斂，激起“眾民怨恨”[60]，朱一貴舉起義旗，率眾抗清。旗上書寫“激變良民大明重興大元帥朱”字樣。[61] 起義軍的隊伍迅速壯大，勢如破竹，很快就攻克臺灣府治，佔領全島大部分地區。五月三日，起義軍擁戴朱一貴為王，建元“永和”，佈告天下。 

世驃聞訊，一面上報，一面決定立即率部進扼澎湖要地，準備征討。他對家人說道：“今日無以家為也。”盡出其家財以賞士，招募人才，配備器械。得知閩浙總督滿保即將抵達廈門，他說道：“重地有托，吾可以行矣。”出發前，他來到施琅廟，向父親英靈說道：“臺灣，公所定。天子命兒繼世為帥，今不速平，生負國恩，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虧忠與孝，隕其家聲。惟公英靈尚默相之。”[62] 禡牙祭海，遂載旌東指，於五月中抵達澎湖。 

與此同時，閩浙總督滿保自福州來到廈門，督理軍務。他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至廈門，面商平臺機宜。命藍廷珍“統領戰船四百，將弁一百二十，官兵一萬二千，使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克期進剿”。[63] “聽候提臣（施世驃）調遣。”[64] 

康熙帝一面調兵遣將，一面頒諭招撫。六月三日，他發朱筆諭旨，命兵部發往福建交與總督滿保，傳諭臺灣百姓。諭曰：“朕思爾等，俱系內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為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眾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抗，其實與眾何涉？今若遽行征剿，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65] 

六月十日，南澳總兵藍廷珍率大軍抵達澎湖，與世驃會師。諸將建議由南北中三路進攻。世驃認為南路打狗港在臺灣正南，南風正盛，不可泊船。北路之清風隙離府百餘裏，餉運頗艱。應集中力量直搗鹿耳門。當時臺灣文武官員已相率退至澎湖，只有淡水（今新竹）守備陳策堅守汛地。世驃遣兵前去增援，自率所部向中路進發，並選拔精銳兵丁，分乘兩小舟，裝載旗幟，埋伏於南北港。 

六月十六日，清朝舟師大軍駛抵鹿耳門外。起義軍在鹿耳門炮臺頻發大炮，據險拒守。世驃登樓船督戰，擊鼓發炮。起義軍的火藥堆被擊中，爆炸起火，烈焰熊熊，隊伍大亂，開始潰退。清軍各部乘勢猛攻，兩港伏兵悉樹清軍之旗。起義軍不知虛實，不敢貿然出擊。清軍抓住時機，揚帆而進，直渡鯤身。鯤身乃海沙，水位本淺，大船不能過。而這一天，海水驟漲8尺餘，清軍戰船乘風疾駛，遂複安平鎮。 

為了奪回安平，六月十七日，朱一貴派遣援兵與清軍激戰於鯤身，遭到失敗。六月十九日，起義軍增加兵力，再次反攻，又被擊潰，傷亡慘重。起義軍只得退守府城。 

六月二十二日，世驃遣守備林亮等由西港進，遊擊朱文、謝希賢、林秀等越七鯤身由鹽埕、大井頭諸路登岸，並趨臺灣府城。世驃身先士卒，指揮佈陣，奮勇前進。起義軍抵擋不住，於二十三日撤離府城，向北轉移。清軍遂複臺灣府城。 

為了追捕起義軍，世驃遣參將林政等帶兵進征南路，遊擊林秀等帶兵進征北路，再遣遊擊朱文等直趨北路諸羅山后。[66] 六月二十八日，起義軍在大穆將地方被官兵截殺，死傷甚多。這時，康熙帝的招撫諭旨也下達軍前。康熙帝號召台民：“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邪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此旨一到，諒必就撫，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67] 剿撫兼施的策略，加速了起義軍的瓦解，朱一貴的處境更加困難。 

清軍窮追朱一貴。世驃說道：“兵革之後，人情未定，大軍所至，村落驚惶，計其釜底遊魂，重賞購募，必有縛而至者。使民安衽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68] 閏六月初七日，諸羅縣溝尾莊鄉民誘擒朱一貴等起義軍首領，把他們押送到世驃軍前。繼續抵抗的起義軍先後被鎮壓，余眾向清軍投降。臺灣南北兩路盡為清軍所有。此時，臺灣原有駐防官兵多有傷亡，營戌空缺。世驃派遣征台諸將署理各營事務，分兵佈置汛守，宣播朝廷德意，“安撫居民，令各安生業”，“海宇清寧”[69]。捷報至京，康熙帝大悅，命從優議敘，賜世驃黃帶、東珠帽、四團龍補服。 

自出征以來，世驃日夜籌畫，操勞過度。八月十六日夜，臺灣遭強颱風襲擊，海上之舟全都飄上岸。世驃徹夜立於風雨中，以鎮軍心，因此得疾，頭痛難忍。九月十五日，卒於臺灣軍營。遺疏言：“臣父琅昔日蒙恩葬閩，今臣骸骨願得與父相依，並留臣幼子隨臣妻守塋。近因剿賊借藩庫銀一萬兩，容臣長子雲南知府士岡、次子廣東遊擊廷甫變產交完。” 

疏入，得旨：“施世驃效力年久，勞績懋著，沿海水師營務極為諳練，簡任提督，實心盡職，當臺灣匪類竊發，即調遣官兵，親渡海洋，屢次大敗賊眾，七日內克復臺灣擒獲賊首朱一貴等，俾地方寧謐，深為可嘉。海疆要地正資料理，忽聞將星隕落，朕心深為悼念。著贈太子太保，察例賜恤。所借藩庫銀一萬兩，免其償還，其安葬福建及妻子留住之處，並照所請行。賜祭葬如典禮，諡勇果。”[70]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宣佈：施世驃克取臺灣，“厥功甚大”，“著給與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71] 

世驃去世之後，為平息民憤和整頓臺灣吏治，康熙六十年（1721）十二月中旬，清廷斬原台廈道員梁文煊、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棫、諸羅知縣朱夔，將已故知府王珍發柩戮屍，家產入官，其他同案犯官均分別判刑。這是康熙後期對貪官污吏的一次嚴厲懲罰。它在一定時期內對臺灣吏治產生了震懾作用。為加強對臺灣官吏的監督和及時瞭解海疆邊情，清廷還建立了每年自京派出滿、漢禦史各一員前往臺灣巡查的制度。雍正元年（1723）清廷調整了臺灣行政區劃，將諸羅縣虎尾溪以北半線地方劃為彰化縣，增設彰化縣治及淡防廳。同時，在各地行保甲法、興辦團練，聯絡村社，訓練鄉勇，以補兵防之不足。這些除有強化對人民的統治一面外，更兼有警惕“寇自外來”、預防“日本、荷蘭之患”的用意。[72] 這在清代國防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 

綜上所述，施世驃，字文秉，號怡園，福建晉江人，隸漢軍鑲黃旗，靖海侯施琅的第六子，出生於康熙六年（1667）九月。他自幼胸懷大志，沉著勇敢，嫻將略，有父風。15歲就投身軍營，隨父操練舟師，督領哨船，著有勞績。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任外委守備，隨父出征澎湖，收復臺灣，英勇善戰，為清廷的統一大業立下功勳，被授以左都督銜。此後，他歷任參將、副將、總兵、提督，出鎮山東、浙江、廣東、福建，戎馬一生，久在東南海疆，勞績懋著，水師營務極為諳練，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獎。康熙六十年（1721），因臺灣知府橫徵暴斂，激起眾民怨恨，朱一貴率眾抗清，全台震動。世驃調遣官兵，親渡海洋，剿撫兼施，迅速克取臺灣。同年九月，世驃病逝於臺灣軍營，終年54歲。世驃的一生，是為清朝統治者戰鬥的一生。他既鎮壓過抗清起義，也為統一臺灣、鞏固海防作出過貢獻。朱一貴抗清雖然失敗，但卻以血的事實教訓了清朝統治者，使他們對某些社會弊端不得不予正視，對臺灣的治理不得不作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出於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而採取的，但客觀上對緩和社會矛盾，防禦外力入侵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資料來源：《清史論叢》2007年號）